蒙面歌王中的狼牙是谁:机会平等高于分配公正

  苏安

  改革开放以来这段时期，可以概括成中国经济全面追求效率的时代。到2010年末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膨胀到世界第二，但一直以来积累和掩盖的矛盾也在不断的警醒，不要忘记当年改革的总设计师在推动改革时留给国民的承诺：有条件的先富，但最终是实现共同富裕。

  当年追求效率的压力不仅来自对国家存亡的紧迫感，也有国内经济几近崩溃的现实威胁。追求效率的目的在政府来看最直接的就是国富民强，这些年经济的高度发展无疑证明了当年决断是正确的，但无论是近年广为诟病的房价问题，还是眼下的通胀风险都说明追求效率的同时我们有些方面的改革滞后了。这两个最为直接和切实的问题在本质上都与分配层面的矛盾有关。

  在实际GDP增长高达10%的情况下，2010年不少企业的名义工资上涨幅度为15%，沿海甚至有第一年就涨25%的企业。照理从宏观和微观上我们都不需要为4%-5%的CPI上升率忧心忡忡，但对通胀预期失去控制的担心最近一段时间甚嚣尘上。如果说存量货币的巨大规模是通胀的元凶的话，那么中国早在银行信贷飞速扩张的2009年和2010年就应该经历传说中的Hyperinflation了，没有道理到今年才惊觉4%-5%的CPI上涨。

  最近央行提出的社会融资总量概念更是让不少没有金融概念的人士对所谓过剩流动性大加批判。货币量的增长的确和物价上涨有紧密的关系，但是无论怎么“总的量”，经济全体的新增货币只有银行信贷扩张才能实现。其他任何非贷款融资在宏观上都是钱从左手转到右手，无法引起货币总量变化。唯一的例外就是外汇流入导致央行被动的提供人民币平抑本币升值压力，但奇怪的是国内即便是号称最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对人民币改革都敬而远之，反而整天给百姓念叨央行印了多少钞票，有严重的通胀压力。

  在笔者看来，央行提出的“社会融资总量”概念给我们的提示就一个：中国有很大空间去改善存量货币的效率，可以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换言之，央行有足够理由去控制银行贷款增速。具体说就是可以通过各种金融创新，提高所谓“直接金融”的比例，减少经济整体对银行体系的依赖，从而分散部分系统性风险，提高经济个体对经济风险的抵抗能力。美国在这方面是全球做得最好的大型经济体，可以说越是金融效率高的经济体系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对纸币的需求就更低了。

  按美国财政部的说法，美元最大面额的100美元纸币的75%都是“被持有在美国国外”（注意：宏观上这绝不是美元纸币在海外“流通”，而是作为金融资产持有，而那些有经验的贸易人士会发现货币是不出国界的）。尽管QE2到今年6月就要结束，但美元纸币的发行量出现异常情况仅仅是今年2月。从往年的经验看每年2月美元纸币发行量都比较少，过去10年平均而言，从1月底到2月第4周发行量大约在67亿美元。但今年达到了207亿美元，这是QE2引发的通胀压力吗？但这之前的几个月都没有跟过去均值出现过大的偏差。正确答案恐怕应该是北非和中东的局势。既得利益阶层的富人们出于对动荡局面恐惧，对银行账户被冻结的不安心理都是美元钞票需求增加的要素。

  从管理通胀预期的角度而言，舆论也应该抛弃“印钞票”这一极端落后的“恐龙式经济术语”，不要制造错误的通胀心理。如果我们必须要对温和的CPI上涨担心的话，那么就只有一个原因：低收入社会阶层无法承受。相对于经济总量的飞速发展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也只有一个解释才够合理：分配上出了问题。如果说通胀是对国民生活的flow层面影响巨大，那么房价问题毫无疑问是资产stock层面的难题。前者通过财政支出可以较为迅速的拿出一定的缓解措施，但后者的改革涉及的层面更广，触及的各种利益更为复杂，改革也就越发的艰难。目前对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开始进入政治议事层面，这说明上层终于开始以更具体的行动来维系社会稳定，这对中长期的社会公平有其积极意义。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单纯简单的分配政策如果是在不健全的体制下推行，不见得能起到预期的良好效果。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实行了很多财政刺激措施，但效果不佳。分配改革也是要讲效率的，那必然要伴随一系列的具有持续性的配套措施，而且它的前提必然是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附加价值的产生，分配必然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根本上，效率不仅是发展政策单方面的课题，收入分配问题直接关系到发展层面的效率和结果。分配改革当然不是分家产均贫富，好的政策不是短视的大众迎合主义，而是以促进并维持民间勇于进取的积极性为目标的诱引措施。真正的社会平等不是结果上的平均主义，而是努力实现广泛的机会平等。前者的恶果是以南欧诸国为代表的财政破局，后者的先进国在金融危机后依然是全球霸主，其经济的韧性无疑来自于民间的创新能力和独立精神，这才是长远的竞争力最终源泉。就政府而言，一系列的分配改革不妨在理念和手段上多立足于建立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这个宏观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