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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
何 方
2010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6502
地表现在邓小平同志1984年11月1日在军委座谈会上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他说，“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第二年3月，在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问题。不久，在军委扩大会上，他就正式宣布了我们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就为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市场化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进而把两千年停滞的中国经济一下推上一个高速发展轨道，使我们竟能在20多年的时间里来了个大翻身，创造出一个独步世纪之交、得到公认的世界经济大国的“奇迹”。也许再过一两年，我们国家就可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位。
但是，我们也有对时代认识不够彻底的一面，例如一开始没有把和平与发展同时代相联系，还把和平只限于东西问题、发展只限于南北问题，并且认为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解决。那么，战争与革命，哪个算解决了？如果和平只是东西问题，那苏联解体后可否算解决了？这些认识，当然会影响到包括政改等全面改革的实践。但这并没有降低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伟大历史意义。而且有关时代本身阐述的不足，也已得到历次党代会的完善和发展。如中共十三大就把和平与发展定为世界两大主题，十四大和十五大又进一步提为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现在，作为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不但早已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还被定为国策，成为国家前进的路线和方向。其实，就是世界各国，不管是否承认时代学说，也已经没有一个公然反对和平与发展的了。因此，应该认为，时代问题实际上已经基本解决，也没有什么可以再争论的了。
 
在时代特征判断上的反复值得重视
既然已经基本解决，为什么又要旧话重提，还谈什么现实意义呢？这是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对于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基础的时代问题，至今还有不少模糊认识。如前面引证的，似乎是由领导意志决定时代特征和客观形势的发展，就是证明。更为重要的还是，这类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汲取。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某些舆论上的回潮和倒退，其根子就在于不承认新中国前30年在时代判断上所犯的错误。因而就要设法掩盖、淡化以至否认那个时期所犯的其他严重错误。这些都明显地反映在纪念国庆60周年的言论上。
纪念国庆60周年期间，看到一些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的文章，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60年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30年。正像有的文章所说，对后30年争议不大，焦点是如何看待前30年。对两个30年及其相互关系，按我看到的材料，大体上有两类说法。一类说法认为，前30年固然取得很大成绩，如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恢复了世界政治大国地位，在苏联援助下建成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发射了两弹一星等等；但是整个说来，我们的“纲”抓错了。毛主席经常讲“纲举目张”，抓错“纲”就必然导致一系列严重错误，使前30年得到的反而主要是沉痛的教训。所以，谈到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时，有人就说，“辉煌的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的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欢庆共和国60周年伟大胜利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冤魂，还有更多的遭受残酷整肃的优秀人才和普通公民。”
可是，像这种要人们汲取沉痛教训、提倡“勿忘历史教训，方能继往开来”的文章，在报刊上看到的很少。看得比较多的则是劝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忘记历史教训和对过去错误设法掩盖、淡化以至否认的文章。他们批评那种要人们记住沉痛教训的言论为历史虚无主义，只务虚不务实，夸大头30年的错误，看不到那个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例如就有人说，后30年是站在前30年的基础上的。不过他所谓的“基础”并不是指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更不是工业化，而是共和国的成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这不是等于说，为了充实建国后头30年的成就，也可以把建国前属于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时期应该和已基本上完成的任务借来顶替吗？既然后30年是从前30年的基础上“一级一级地”走过来的，两个30年衔接的又是那么稳妥，哪为什么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叫做“伟大的历史转折”，还要搞长时间的拨乱反正呢？我们前30年不是在为后30年的发展打“基础”吗，邓小平怎么能说成是我们犯了20年“左”的错误呢？平反冤假错案，转变对战争的看法和转变国内外战略，不都成了多余？还有人甚至要为大跃进“平反”，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不同，大跃进是由量变到质变，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说明不能由一个人负责，应当是人人有责。但却有点忽视1959年庐山会议从反“左”一夜之间变成反右，随之在全国掀起一年多近两年的继续跃进和反右倾的大风暴，导致在和平时期静悄悄地饿死了三四千万人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悲剧。逝者已矣，至今他们竟然仍旧是被有意忘记的冤魂！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我总会涌起一阵难言的悲痛。这倒不是由于自己当时下放安徽，几乎饿死，主要还是有一年时间亲自经历和目睹了那种饿殍遍野又沉寂如水的农村景象，印象太深刻了，一直忘记不了。
回避头30年的沉痛教训和教人们忘记，如果只是一些学者个人的想法和意见，那当然无关大体，他们完全可以坚持下去，发表出来，进行争鸣，互相评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得出，这类意见处于主流地位，可能属于舆论导向。而且对于我们这种极其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舆论导向是和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动向完全保持一致的。所以上面提到的舆论上的回潮，就表现在社会各个层面上了。以人们所能看到的一些现象而论，就可以随手举出不少例子。比如，过去党中央曾一再提出的禁止搞个人崇拜，现在不但已经有些恢复，而且还以不断创新的形式大搞起来了；“五四”后长期批判的儒学，现在得到大力提倡，孔夫子也已“公费旅游”去了全世界（要知道，他生前只“周游”过山东河南。而且我们过去一直批判列强在中国办学，现在的孔子学院却已在国外办了四五百所）；经济上的“国进民退”、加强国家垄断（通过国企和行政手段），都严重影响到市场的健康成长和完善，已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警告和呼吁。其他更明显的例证就无须再列举了。
现在，党中央正号召全国人民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把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而回避历史教训、着意弄虚作假，却是科学的大敌。用来教育青年，著书立说，还会贻误后代。所以舆论上的这种回潮，实在值得人们重视！
2009年10月29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　吴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