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文端陈绍基:中国封建时代的开始

中国封建时代的开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最重要的是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著名的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晋国的六卿争斗到最后，最大的一家智伯经过晋阳之战，被灭，剩下韩、魏、赵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认韩景子虔、赵烈子籍、魏文子斯为侯。周安王十一年（前391年），田民废除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齐国从此不再姓吕），也得到周王的承认。三晋和田氏的胜利，宣布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酪政治法则。同时也表明贵族阶级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打压开始没落。郭沫若以及现代许多政策历史学家都将“三家分晋”事件视为“新兴地主阶级走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同时意味着中国封建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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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伯，名瑶，又称智囊子，春秋末晋国四卿之一。卒子晋哀公四年(前453年)。父智宣子有三子，喜爱智伯（智瑶），而不喜智宵，决定传位给智瑶。当时有族人智果反对，认为传位于智宵为宜。他说，智瑶有很多长处，比如“美鬓长大”，仪表堂堂；“射御足力”，身体健壮，武功很好，“伎艺毕给”，多才多艺；“巧文辩惠”，善于言辞；“强毅果敢”，很有决断，这些方面都比智宵有优势，但是，他“心恨”而“不仁”，道德品质不如智宵，有才干而无道德，恐怕对智氏不利。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意见，坚持让智瑶继位，在德与才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 智瑶果然不负其父所望，继位之后，很有作为。　
       历史进入了春秋晚期。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是诸侯国中卿大夫强宗的崛起和国君公室的衰微。当时各大国的诸侯，均被连绵不断的兼并、争霸战争拖得筋疲力竭，这样就给各国内部的卿大夫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得以榨取民众的剩余劳动积累财富和损公室利民众的方式收买人心。这种情况的长期发展，使得一部分卿大夫逐渐强大起来，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在春秋前中期一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时乃再变为“自大夫出”了。
　　强大起来的卿大夫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互相兼并，进行激烈的斗争。这在晋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在那里，首先是十多个卿大夫的宗族的财富和势力一天天扩展，而其互相兼并的结果，则只剩下韩、魏、赵、智、中行、范六大宗族，是为“六卿”。这时，晋君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国内政治全由“六卿”所主宰。尔后，“六卿”之间又因瓜分权益产生矛盾而进行火并，火并导致范、中行两氏的覆灭。晋国于是只剩赵、韩、魏、智四大贵族集团。
        他登上政治舞台时，正值范、中行二氏被逐，晋国四卿并峙，赵、魏、韩、智四家角立，赵简子在世时，他积极建功立业，创造条件；简子辞世，赵氏气焰暂熄，他很快便驾凌韩、赵、魏三宗之上，摆开蚕食鲸吞的阵势。
     掘《史记·赵世家》载，赵简子于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卒。早在晋出公三年，智伯即率师伐齐，显露才干，建树威望。在这次战事中，他确实表现出果敢勇毅的风采。他于合战前，亲自出马察看齐国军队的军容军情，观察齐军的营垒，不巧马匹受惊，胡奔乱跑。他在此时，临变不惊，说：“齐人知余旗，其谓余畏而反(返)也。”乘势驱马到齐军营垒跟前，逼近观察一番，才返回本营。临战前，大夫长武子请示先占卜一下吉凶，智伯说，“以辞伐罪足矣，何必卜!”坚信可以战而胜之。果然在开战后大败齐师，智伯还亲自擒获齐大夫颜庚。晋出公七年和晋出公十一年，智伯还两次率师伐郑。数次征讨，他为自己树立起勇武善战的形象，壮大了智氏的势力。
       赵简子死后，智伯便占据主动，抢先扮演主盟者的角色。他首先同赵、韩、魏三家瓜分了范、中行二氏的故地，此事《战国策·赵策一》载为“知(智)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灭之”，可见智伯是此事的倡导者和带头人。晋出公对四卿的这种行为大为恼怒，向齐、鲁两国求援，欲倚仗两国的力量讨伐目无国君的四卿。结果四卿先发制人，合兵攻打出公。出公兵败逃住齐国，死于途中。
     晋出公出逃而死，又给智伯带来一个操纵晋国政局的机会。他果断地抓住这个时机，主持立晋昭公的曾孙骄为国君，是为晋懿公。此后，晋国政事皆由智伯决断。智伯利用有利时机，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晋国的政局为之改观。原来四家对峙，变为智氏独强，赵、韩、魏三家相形见绌，智伯开始逐步实现他吞并三家的抱负。然而在他取得了如此成就之后，自身的弱点也比以前暴露得更加充分。智伯的性格缺陷，以《左传》作者概括得最为精当中肯，谓“知(智) 怕贪而愎”。贪包括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佚；愎包括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正是这两个致命缺点，断送了智氏的基业，并使他自己身败名裂。
      早在晋出公十一年伐郑时，智伯已表现出骄横的本性。那次赵毋恤（赵襄子）与他一同率兵出征，他酒醉之后，强灌赵毋恤喝酒，还动手打了毋恤。尽管如此，他不但没有赔礼修好，反而在回国之后，向赵简子建议，让简子废掉毋恤的世子身份。如此专横的行径，致使赵毋恤与智氏结怨其深。
      智伯独擅晋国大权之后，更加不可一世。他在蓝台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竟在酒宴上戏弄种康子，并且侮辱魏桓子的家臣段规。有人进谏，说这样做恐怕招夹祸患。智伯大言炎炎，说：“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似乎韩、魏诸宗的命脉操纵在他的手里，别人对他是无可奈何，过高地估计自己，而低估了赵、韩、魏三家的力量。
      同时，智伯的贪相充分暴露。一方面为自己广建宫室，还向别人吹嘘说：“室美夫!”一方面公然向韩、魏、赵三家索要土地。韩、魏两家顾虑智氏的强盛，不愿公开与他作对，又寄希望于智伯多行不义，广树敌人，故各将一个万户之邑献给智伯。及至向赵氏索要蔡、皋狼之地，却碰了钉子，并由此而引出一场大战，结束了智伯兼并三家的美梦。向三家索要土地，这种做法显示出智伯的贪婪，但究其实质，却是智伯要逐步吞并三家的开端。少量的索取，为蚕食的方法。一旦蚕食受阻，变而为鲸吞。赵氏竟敢不献土地，智伯便大兴问罪之师，并率领韩、魏二氏，攻伐赵氏，意欲剪灭之而占有其地。赵襄子(毋恤)看到形势不利，退保晋阳(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智伯率三家兵围攻晋阳。
       重兵围孤城，智伯首先占有兵力上的优势和战局上的主动权。另外，他还占有地利，围城一年有余未能攻克，又引晋水为助，水灌晋阳，城中变为汪洋泽国，“沉灶产蛙”，灶瞠成了青蛙的天地，城内人们只好“悬釜而炊”，吊起锅做饭；又没有粮食，竟至“易子而食”。晋阳城虽然坚固，几度经营，经得住攻打，但此时已是岌岌可危，很难坚守下去了。只是智伯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刚愎自用的性情变本加厉，反而功亏一篑，自得其咎。
      眼见晋阳被水所困，“城不浸者三版(二尺为一版)”，赵氏指日可灭，智伯踌躇满志，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桓子和韩康子听了这话，心下顿时起疑，魏氏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运城市附近，属魏)，韩氏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今临汾市，属韩)。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韩康子，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二人心领神会，已包藏着反戈一击的杀机。
      智伯对魏、韩两家的动静毫不在意，满以为大功告成，魏、韩二氏根本不足为虑。倒是有个叫郄疵的人注意到一些端倪，向智伯进言：“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不解，郄疵解释道，原来已经和两家约好，攻灭赵氏，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马上就要攻破，两家之君面无喜色，反而有忧虑之态。大概是害怕赵氏灭亡之后，两家步其后尘。如果出于这样的考虑，那是—定要反的。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并且将他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可能也包含着试探之意。魏、韩二君当然矢口否认，智伯也就心安理得，自以为成功在即，只等进城抓赵襄子了。
       岂料变起仓猝，赵襄子派张孟谈出城，与魏、韩二君联络，相约里应外合，共灭智氏。智伯尚沉浸在胜券在握的幻觉中，魏、韩两家已动手杀掉智氏守护河堤的军兵，大水反灌智伯军，军土救水乱作一团。赵襄子率军出城正面攻击，魏、韩两军侧翼夹击，智伯的军队大败。智氏全族被诛灭；智伯被杀，还被愤恨不已的赵襄子将头颅漆为饮器。
       智伯在很短时间内使智氏盛极一时，超过根基深厚的韩、赵、魏三家，确乎表现山非同一般的才干，所以司马光评论他为“才有余而德不足”；由于他“贪而愎”，盲目自信，急于求功，不能审时度势，先期预防韩、魏，故倾刻之间土崩瓦解，身死族灭，从成功的巅峰跌到为千古讪笑的谷底。然而智氏覆灭，也预示了晋国诸卿由一强吞并众弱的可能性极其微小，因而说，晋阳之战揭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
     
相关链接：执着德报仇人
      豫让是春秋晋国人，公元前453年，当时晋国有六大家族争夺政权，豫让曾经在范氏、中行氏手下工作，并没有受到重视；后来投靠智伯，智伯非常看重他。
       赵襄子与智伯之间有极深的仇怨，赵襄子联合韩、魏二家，消灭智伯，并将他的头骨拿来当酒杯。豫让认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应该为赏识自己的人，不惜牺牲性命，就好像一个女子，应该为喜欢她的人，做最美丽的装扮」，下定决心为智伯复仇。
       他先是改变姓名，冒充罪犯，混进宫廷，企图藉整修厕所的方式，以匕首刺杀赵襄子。可是赵襄子在上厕所时，突然有所警觉，命令手下将豫让搜捕出来。赵襄子的左右随从原想杀他，赵襄子却认为豫让肯为故主报仇，是个有义之人，便将他释放。
       豫让仍不死心，为了改变相貌、声音，不惜在全身涂抹上油漆、口里吞下煤炭，乔装成乞丐，找机会报仇。他的朋友劝他：「以你的才能，假如肯假装投靠赵襄子，赵襄子一定会重用、亲近你，那你岂不就有机会报仇了吗？何必要这样虐待自己呢？」豫让却说：「如果我向赵襄子投诚，我就应该对他忠诚，绝不能够虚情假意，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豫让还是要依照自己的方式完成复仇的使命。
       有一次，机会来了，豫让事先埋伏在一座桥下，准备在赵襄子过桥的时候刺杀他。赵襄子的马却突然惊跳起来，使得豫让的计划又再次失败。捉了豫让后，赵襄子责备他说：「你以前曾经在范氏和中行氏手下工作，智伯消灭了他们，你不但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那么，现在你也可以投靠我呀，为什么一定要为智伯报仇呢？」豫让说：「我在范氏、中行氏手下的时候，他们根本都不重视我，把我当成一般人；而智伯却非常看重我，把我当成最优秀的人才，是我的知己，我非替他报仇不可！」
       赵襄子听了非常感慨，便说：「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也放过你好几次。这次，我不能再释放你了，你好自为之吧！」
       豫让知道这一次是非死不可，于是就恳求赵襄子：「希望你能完成我最后一个心愿，将你的衣服脱下来，让我刺穿；这样，我即使是死了，也不会有遗憾。」
       赵襄子答应这样的要求，豫让拔剑，连刺了衣服三次，然后就自杀了。
       豫让身死的那一天，整个赵家的侠士，都为他痛哭流涕。   
典故：智伯赠大钟
      春秋时代,智伯想要攻打仇由,可是往仇由的道路艰险难行,於是铸了一个很大的钟说要赠与仇由。 仇由的国君知道之后喜出望外,动用了大批人力整建道路,将大钟迎回国。 结果是顺利给智伯铺平了进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