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学ps:观念的进化:由人民到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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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进化:由人民到公民作者:熊易寒来源:书屋 2004年第5期本站发布时间:2004-7-11阅读量:714次如果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向我们展示了人民的伟大力量,而“文化大革命”让我们见识了人民的愚昧与狂热,那幺孙志刚的死则让我们看到了人民主权下个人的虚弱无力——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最不可轻视小人物的命运。这就是我之所以把这个“小人物”与上述大事件相提并论的原因。现在也许是该要终结“人民的神话”的时候了。让我们做一个平凡但有尊严的公民吧!

    在我国的法律文本、官方文件和政治理论课教材中,“人民”无疑是使用最为频繁的词汇之一。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人民”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字眼,而且还有着神圣的内涵,代表着正义与力量,至高无上,无私无畏,全知全能。然而,正因为其神圣,这一概念也就日益远离了寻常百姓的生活,毕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世俗的,与神圣不搭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公民”也许是比“人民”更具意义和更为有效的概念。

    首先,虽然二者都是抽象概念,但“人民”是一个集体名词,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都无法称为人民,而只是人民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于是极有可能出现“人民缺位”的局面;相反,“公民”则可以具体化,其资格、权利和义务都是明确规定好的,有宪法和法律的切实保障——只要符合宪法的规定,每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个公民!”简言之,“人民”对应的是一个整体,而“公民”可以具体落实到个体层面。进一步说,尽管两个概念都抽空了个人,但在“公民”的概念里,个人只是被转化为一种法权身份,这种身份尽管是单一的、千人一面的,但却有助于个性的保留和发展,因为个性受到来自法律的普遍化的保护——在清一色的“制服”里依然是鲜活的血肉之躯;而在“人民”这一概念中,个人被彻底地淹没在茫茫人海中,人与人的差别就像是两滴水之间的差别,而差异的消失也就使共性不再成为可能,人们在丧失“小我”的同时却又找不到“大我”,“我”与“人民”之间不是一种归属感而是深深的隔阂。

    其次,人民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感情和道义色彩,而公民的概念则是道德中性的,更为客观。依笔者愚见,国家无权对其治下的任何人做出负面的道德判断,国家对道德的干涉充其量只能是对道德高尚者进行表彰,而不能对其所认定的道德低下者进行惩罚或者予以歧视,即便是对触犯法律的人,也要保障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在法定的惩处之外不得有任何歧视;否则就很可能导致国家及其工作人员以“人民”或其它堂而皇之的名义压制、剥夺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此外,在资格的确认上,二者也存在主客观性上的分野:是不是人民往往是由国家(政府)根据其政治表现来认定,难免带有主观随意性,这样便极有可能把对政府或政策持有异议的人从人民的范畴中剔除出去;而公民的确认则非常简单,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就行,是自动认定的,因而具有客观性。显而易见,后者与前者相比具有程序上的正当性。前者由特殊性法则决定,后者由普遍性法则决定,更符合平等之精义。

    最后,“人民”是革命逻辑的产物,“公民”是宪政逻辑的结果。因为要革命就要首先划分敌友,所以必须在人民与反动派、阶级敌人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界限,你死我活、势不两立;革命要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就必须赋予人民以正义和至善的内涵。而在宪政国家,国家必须对一切社会成员一视同仁,只有当其违反法律时,才可以加以制裁;换句话说,国家必须是中立的,不偏不倚的,摆出一副凌驾于个人、阶级和利益集团之上的超越者姿态。在革命时期,提出“人民”的口号是必要的,而“公民”恰恰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公民”是以承认现有政权合法性为前提的,此时“人民”是作为“公民”的替代品、以颠覆者的面目出现的。而在革命结束之后,“人民”概念就不再那幺适用了,因为它潜在地蕴含了这样一个前提:有一部分社会成员是坏的,处于人民的对立面。借用一个法律术语,这是有罪推定。由此得出的合理推论就是:必须对这些人(敌人)实行专政。那幺这项工作由谁来做呢?当然是国家,因为只有国家才有权力和能力这幺做。因此只要国家认定某些人属于专政对象,国家就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其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这样一来,有谁能够保证国家不会凭借这种专横权力来侵害民众呢?又有谁能够阻止国家这幺做呢?

    可见,“人民”与“公民”两个概念之间不仅存在着差异,而且还暗含着紧张:人民很容易向公民的对立面——臣民——转化。人民与臣民看似天壤之别,其实仅有一步之遥,如果没有公民文化的支撑,人民在精神状态上也就与臣民无异;如果没有法律和公民社会自组织力量的保护,国家就可以轻易地将人民置于臣民的地位。造成这种紧张关系的根源在于:“人民”与“公民”虽只一字之别,但各自所体现的观念却截然相反。一个是集体至上论,一个是个人权利观。当个体走向虚无,集体也就成为再空洞不过的话语,甚至可能沦为少数人用以宰控他人命运和实现个人私利的尚方宝剑——毕竟不是任何人都有权运用集体(人民)的名义。只要我们的“人民”依然习惯于把自己看成一个自然人,而不是从公民的角度来考量自己的社会角色,只要我们的法律依然只是在捍卫抽象的“人民”,而不把公民的权利精确化并提供有效的保护,那幺我们的“人民”就无法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

    补充一句:公民、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这三者是共生的,公民文化是公民社会的内在精神,公民社会是公民文化的外在形态,而只有在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中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遗憾的是,在我国还没有形成这种理想的社会生态,而要实现这种生态,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公民,要有勇气把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变成现实,同时恪守相应的义务,也就是说,在成为真正的公民之前,我们先要有成为公民的欲望和意志。你只有自己把自己当作公民,别人(包括国家)才会把你当作公民!不能想象一个国家会把具有臣民心态的民众视为公民!

    当前我国正大力提倡“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如何从深具臣民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的土壤中培育出符合宪政和法治要求的公民文化,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公民文化的确立绝不只是换个说法这幺简单,但我们不妨先从“人民”这个称谓上入手,强化人们的公民角色认同,同时也强化政府对公民负责、为公民服务的理念,这样也就为公民文化提供了生长的空间。当“公民”从日常用语转变为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当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成为大众常识的时候,我们的公民文化也就水到渠成了。由“人民”到“公民”的观念进化,或许就是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一个先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