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要塞:全面废除农业税：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

在中国实行了整整2600年的农业税，终于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消除横亘在城乡之间的种种不平等，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头等难题。
根据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自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将全面废除农业税。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各种形式的农业税已在中国存在了整整2600年。
2004年3月中旬，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当月底，中国政府就决定：免征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农业税，降低其余11个粮食主产省的农业税税率。到2005年初，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已有28个相继宣告“免征”农业税。从这方面来看，中国原本计划用5年时间全面废除农业税，事实上只用了2年。
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坦言，农业、农村和农民（统称“三农”）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但是，“取消农业税，绝不仅仅是为了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而是关系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农业在中国长期占主体经济地位，农业税也是国家金库的最主要来源。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农轻商”是官方大力倡导的主流社会观念。期间，国家财政来源基本全是农业税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保证国家政权稳定和推进工业化建设，农业税在相当长时期内，也一直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据统计，建国初期，农业税的收入占国家税收的39%。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
可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城乡发展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在工业发展的初期，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了节省工业成本，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资源配置长期向工业倾斜。例如，中国从1953年开始对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低于自由市场的价格购进，然后作为原材料提供给工业。可是，农民在承受价格损失的同时，还要以高价购进化肥等农用工业品。
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保受战乱之苦与列强入侵的中国，迫切希望找到一条工业强国的道路。因此，作为一种制度成本，农业无条件向工业提供支持、农村为城市作出贡献，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有资料显示，从1953年到1985年统购统销政策取消，这期间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6000亿到8000亿元。
长期实行这种不平等制度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据一些专家估算，算上各种福利待遇，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超过了5∶1。在社会地位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日益沦为“弱势群体”。于是，中国当前出现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在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农村却基本上还是一个未待开发的大市场。
“工业反哺农业”时代的到来？
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社会安定的需求来看，中国都必须及时纠正城乡长期割裂的发展思路和政策。而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好为这种改革提供了条件。
当前，中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关系大约是13：46：41。这意味着农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已由主体地位转变为次要地位，农业税收已不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据资料显示，2004年，农业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只占到0.92%；2005年，占总人口70%的农民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占中国全年GDP的比例只有13.2%。
农业税是很多地方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主要财政来源。按照目前的制度安排，取消农业税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原则上由自己负担，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补助。例如，2005年，中央政府为此向各地方政府转移支付资金大约是664亿元。2006年全面废除农业税之后，在这个基础上，中央政府最多只要再支出15个亿左右。对于2005年财政收入预计达到3万亿元的中央政府而言，这完全是能够承受的。
事实上，近几年，在财政方面，中国连续大幅度增加对“三农”投入，预计2005年仅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就比2002年增长50%以上。在2005年12月底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明确提出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逐年提高。
与此同时，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9年义务教育阶段（小学6年，初中三年）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自2006年起5年间，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累计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9亿元。
从平均值来计算，此次全面取消农业税，并没有让农民得到很大的实惠。据一些专家估算，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每年将为农民减负超过1000亿元，按8亿农民来计算，人均减负才120多元。可是，放在2004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只有2936元的社会大背景下来考察，这个数字还是会让很多农民高兴一番的。
其实，更深远的意义并不在此。
“农业税废止的意义，不只在于农民负担的绝对数量下降了多少，而在于它破除了农民长期承受的不平等待遇。”国家信息中心学者徐宏源说。
曾任农业部副部长的中国农业问题专家万宝瑞认为，农业税的废止标志着中国这个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大国在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工业反哺农业”时代的到来。
在中国数千年的农业社会里，“重农”传统自古有之，只不过历史上的“重农”，重的大多是农民的生产力，其最终目的是“重税”，而不完全是农民的利益。“取消农业税，关心农民利益，是新时期‘重农’思想的一个转变。”中共中央党校（党内培训高层官员的机构--编者注）农业问题专家曾业松认为。
官方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谢扬也认为，全面废除农业税，标志着中国农民的命运开启了一个“不同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崭新阶段”。
关键在于消除城乡壁垒
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业内专家认为，全面废除农业税，只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这个“系统工程”的一个步骤而已，现实中还需面对很多不确定因素。
如前面所说，农业税是落后地区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因此，全面废除农业税，很可能会对一些农村基层政权造成严峻挑战。据专家估计，中国当前的乡村两级负债高达6000亿元。如何化解这些负债，遏制财政风险，目前仍没找到有效的办法。
全面废除农业税之后，中央财政虽然不断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可在中西部一些贫困地区，大多县乡还是属于“吃饭”财政，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多用于“人头费”（工资），行政办公经费仍然捉襟见肘。因此，如果不辅之于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以精简政府机构人员为核心内容），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仍然存在。其实，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农民负担的最主要构成，其实并不是农业税，而是借农业税的名义征收的各种其他费用。
事实上，这种情况已在现实中出现。例如，在北方地区河南省一些县市，虽然已经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可农民到政府部门办理结婚证，或农民进城务工，也被要求在家乡办理各种证件，而这些证件办下来，均需交纳一笔不小的费用。这些费用一般都成为当地政府的预算外收入，用于弥补行政办公经费的不足。
此外，即使中央政府想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可在具体编制预算的过程中，很可能也会遭遇各方面的压力，从而导致预算计划“流产”或“打折扣”。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目前在财政预算的立法审议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中，农村和农民的代表并不占多数，预算的编制和审议难以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因此，一些专家认为，应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增加农民代表的比例，只有让农民自主决定地方财政预算，中央关于支持农业发展的各项措施才能真正到位。
不过，很多业内人士却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仍以农业人口占主体的大国而言，指望国家对农业或者农民进行补贴并不现实。因此，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减少农民的数量，即把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农业领域转移到非农业领域，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因此，当前中国急需的是消除城乡壁垒，保障进城农民在城市生活中的各项权利，帮助他们像城市居民那样工作、居住、消费。
文：冯建华
供稿：《北京周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