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服装设计师手稿:花落的声音:女性的身体与年龄【引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2:51:27

据说男人在一起聊天时,最后话题总落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二是女人。女人是男人永远的话题。女人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说不尽的秘密。关于女人的很多小说,不是出自女人自己,而是出自男人笔下。《因为女人》就是出自男性教授作家阎真之手。我和你不同,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不同”。[1]这是尼采哲学一个通俗而形象的说法。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也就是身体的不同。我们要说的,身体,从尼采开始,成为个人的决定性基础。在众多的女性问题中,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女性的身体问题。长期以来女性身体一直处于被操控、被使用、被观看的地位,在今天的消费文化背景下,这一状况更为加剧,女性的生存境况似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女性的独立与平等还有待比较多的改善。女性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有其特有的生命体验即对于生命体验的完整的过程,但在一些男性作家的笔下,却完全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女人》以柳依依的情爱经历和婚恋悲剧为主线,以女性的身体与年龄来揭示男权社会中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在审美层面上为现代女性提供了直面自己生存状况的镜子,似乎让我们听到了一声花落之声,它警示女性更多地思考女性解放的出路。

一、女性的身体,男性的欲望叙事。

男人对女人永远充满窥伺的欲望。男人对女人的欲望和想象,有的时候,会让女人变成天使,更多的时候,男人宁愿让女人完全沦为弱者和牺牲品。因为在这种想象当中,男人那无所不在的征服欲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而女人的身体,就成了男性的欲望叙事。[2]

西蒙·波伏娃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渐形成的。……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2]但《因为女人》的作者针锋相对地指出:“女性的气质和心理先是一个生理性事实,然后才是一个文明的所在。……生理事实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化和心理状态,而不是相反。”[4]女性身体预设了女性的结局。在阎真笔下,因为是女人,因为生理上的劣势,就导致了女性在男女冲突、个人幸福和社会生活中永陷困境,万劫不复。男人对女人永远充满窥伺的欲望。男人对女人的欲望和想象,有的时候,会让女人变成天使,更多的时候,男人宁愿让女人完全沦为弱者和牺牲品。因为在这种想象当中,男人那无所不在的征服欲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而女人的身体,就成了男性的欲望叙事。[3]

在小说中,一个个美好而柔弱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柳依依本是一块璞玉,一经高人指点,立即焕发出夺目的光彩,牢牢吸附了雄性捕猎者贪婪的目光;苗小慧的美则显现为一种“狐媚气”,会打扮,爱社交,浑身散发出女性特有的魅力和诱惑。闻雅、伊帆、阿雨以及众多身处幕后的女性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也都各有千秋,在阎真疏笔勾勒之下纷纷吐露芬芳、绽放妖娆。作者在潜意识中建构了自己与传统甚为合拍的女性审美标准——柔弱。这是传统观念中女性美的内核和先决条件,但笔者认为这种女性的身体美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欲望叙事。

小说中,男主角秦一星就是以以欲望的心态对柳依依的打量:“腰一扭一扭在倾诉似的,腰下面的身段真的有表情似的,在打招呼似的。”[5]他不仅以欲望的眼光来欣赏她,而且还有大胆的幻想“如果能跟她在床上活动活动,那该有多好啊。也不知道她有怎样表现。”(5,26页)夏伟凯第一次对柳依依的打量,是在一个周末的黄昏,他看到背着书包去自习的依依,引发了好奇心,进而可怜,而后是恍然大悟与动心。在夏伟凯对柳依依的打量中,从身体到长相进行了细致的心理思考,显示了一个男人对于女人的看,充满了欲望化的“审美”。

女性的身体或者脸经常被男性不怀“好意”的窥探,女性作为男性欲望的对象,似乎是一种地老天荒的历史------当男权中心秩序被确定以后,女性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男人追逐富贵和享乐的一部分。自近代以来,随着都市化进程的推进,女性形象的欲望对象化开始逐步“浮出历史表面”,并被不断强化。女性虽然在这个两性关系相对开放的社会中,凸显了女性欲望的合理性及女性的性别意识。但是她们征服男人的前提是必须迎合男性的欲望眼光,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时髦、更性感而这种因青春才有的特征是短暂的,这就给女性带来了一种危机感。

二、年龄,女性的危机认同

    《 因为女人》也描述了女性对于自己年龄的危机感,柳依依在生活当中几乎无处不感受到她不愿面对的提示与暗示。当她听到夏伟凯的小情人评价他三十多岁的老婆:“‘该下岗了......差不多就是个黄脸婆了,还想把持着政权?’”柳依依超越了与夏伟凯的往事而针刺般的感同身受,“好像就是说给她自己听的,虽没人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但生活中种种迹象都在确证这个事实。她不恨那个女孩,甚至有些同情她,她也会有那一天的,不会太久。”(5,95页)人的身体只能在某一个时间段中而存在,时间是身体无法摆脱的宿命,用时间来衡量身体就显示为年龄。年龄又不只是一个完全中性化的词,它能描述人的不同阶段,赋予不同阶段以不同特征与价值评价。柳依依对年龄很敏感,是因为它一进入某个阶段就意味着衰老与不再年轻。所以当同事们叫她“大姐”并夸她年轻时候的漂亮时,竟让她伤感了半天。“也不怪她,谁叫自己不再年轻?在这个年代,你不年轻不漂亮,那不但有错,简直就是有罪啊。”(5,103页)本来,没有女人不爱美的,本应让人高兴的夸奖却叫伤感,因为她意识到青春比漂亮更重要。青春是漂亮的重要内容。这是欲望时代的一个特征,也是书中的女性恐惧年龄的一个重要原因。[6]

同样的年龄对于男性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柳依依们被冠以黄脸婆称呼时,夏伟凯们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自称为“极品”,还真有人承认他们就是极品。男女在身体上的不同待遇暗含了女性无言的悲哀,“这太平盛世的景象让柳依依感到悲哀,岁月如此平静地滑过去,而自己在这滑动中感到沧桑,像一朵曾经盛开的花。在这个年代,一个女人所能做的,就是做一个女人,这是她的事业所在,寄托所在,可这几乎是一个预设的败局。而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无可挽回地,也入了这个局了。”(5,93页)年龄对于一个女性的意义几乎与长相一样重要。作为柳依依们的“先行者”苗晓慧早有预见:“他们看我们,不管他自己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终生只有一种眼光,那就是年轻漂亮,我们谁又能永葆青春呢?这不是哥迟早要上演的人生悲剧吗?”(5,251页)这种眼光寻求的是年轻与漂亮的结合。可是,没人能够青春永驻,就像人无法战胜死亡一样。女性即使想反抗男性的欲望化,但却无能为力、无力可逃。这样,一种生理上的事实就与文化的现象纠缠不清了,却实在地带来了女性的危机感。

  三、男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期待

女性的地位是具有历史性的。在中国第一部诗歌典籍《诗经》里就有生动的描述:“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 诗经·小雅·斯干》)意思是说,生男孩就放在床上,给璋玉的玩具;生了女孩就放地上,给瓦泥的玩具。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经过一代一代的传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在家庭文化、国家文化上的男权解释,并逐步发展为男性的话语霸权,女性的从属地位就更显得卑微而渺小,被沦为性工具、生育工具、政治工具、经济工具。这种男权文化对女性束缚表现在家庭文化上最为明显。传统文化将妇女的活动场地仅限在家庭,妇女被称为“幽人”。在家庭中,传统文化不给妇女任何支配权,“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四德”的话语霸权表明女性永远处于顺从和支配的地位,男子居于社会活动的中心地位,掌握着社会事务的主动权;女性只是配角和附庸。这既是传统文化对两性角色的规范和引导,也是传统文化对两性角色的期待与要求。

      文化具有传承性。诺斯直接用传承性来定义文化,文化“可定义为‘一代一代的遗承,或者通过对知识、价值和其他要素的教诲和模仿来影响行为”[6]这种男性霸权到现在也余毒未消,文中的柳依依之所以放弃读博的机会,只因为宋旭升的话“从你收到读博通知书那天起,我就不敢跟你见面了。我没想过找个女硕士,更没想过找女博士,我只是个本科呢,你真的要我怕你啊!”(5,158页)可见,女性文化程度越高,就意味着更大程度上违背了“男强女弱”的传统文化秩序,爱情就会离你越远。这使成功的知识女性面临着不能两全的的选择。要做“女”还是做“人”,做了“女”便没有了做“人” 的尊严与价值;做了“人”便失去了做“女”的幸福与权利。最终柳依依选择了做“女”,这也就注定了她在做“女"上所要面对的危机与困境。

    阎真在小说中隐含着欲望化的社会现实造成了女性生存困境的寓意,并认为作品对女性最大的积极意义在于使其意识到:“女性解放的最大敌人跟以前有了很大不同,已经不是家庭,不是道德,而是欲望化的社会氛围。”(5,159页)由于这种性别的文化性和社会性,女性就成为了欲望的客体和悲剧承受的主体。中国妇女/性别研究专家李小江教授在《女性在历史文化中的审美地位》一文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她认为女性在历史文化中一直都是作为审美的对象性存在,成为男性欲望、审美、理想的载体。

小说中柳依依年轻时美貌那是不言而喻的,当秦一星看到染了头发后的变得更靓的柳依依后,就直接与之对上了话,厌倦了后就将她推给了宋旭升,最终的后果还得是女性来承担,而他依然有个完整的家以及如日中天的事业。而柳依依呢,她一入局就陷入了男性欲望的陷阱。在秦一星那里找不到归宿后,最终她选择嫁给了一穷二白的宋旭升。但宋旭升并不是傻瓜,当他知道柳依依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纯洁后,为了避免自己“戴某种颜色的帽子”,他就开始对妻子进行突击,其行为固然可笑,但确实收到了某种效果,从中也体现出宋作为男性的那种保守思想。他既希望妻子有美丽的外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又要求她忠贞守节,洁身自好,以维护自己在道德伦理上的自尊与虚荣。虽然柳依依放下眼光,但在婚姻中,她并未满足宋旭升的欲望,因为她放不下自己注重的感觉,这就导致宋在发迹后产生婚外情,游走于家庭生活之外。宋甚至将自己的责任推回给她,并提出了令柳依依心惊的质疑:“这么多年了,你的心在哪儿?你自己说!心在哪里?心在那里?我不知道在哪里,也许在记忆里,反正不再我这里,我那么迟钝吗?”(4,251页)男性的出轨,虽然也有女性的参与,但最终的受难者却依然是女性,作为女朋友的柳依依们,最终被抛弃,作为情人的柳依依们最终还得回归到柳依依另嫁他人的局面。作为妻子的柳依依们最终都沦为了“怨妇”。

《因为女人》描写的是女人的困境和男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告诉了我们,女性的悲剧是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平衡博弈的结果。

四、女性自我救赎的重阻

女性被囿限在男性的世界里,仍然不具备自我界定的能力,这是小说再现的又一内容。在这个消费时代里,经济大权依然掌握在大多数男性手里,而女性面对这个五光十色的社会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对物质的强烈愿望。因此,她们往往更容易在物质与精神当中迷失自我,造成了女性自我救赎的重阻。

作为男性作家的阎真,他笔下的女性,主体性是匮乏的。作者描绘得最为详尽的一段恋情是柳依依与夏伟凯的两性交战,也可以说是女性的爱情理想与男性的“力比多”之间的冲突:夏伟凯打着“人性自由”的旗号,有理,有力有节地一步步进攻,柳依依在夏伟凯的强劲攻势下节节败退,虽有父母三令五申的家训保驾护航,但最终招架不住,没能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在这场性别战争中,柳依依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走到了“自己承受不了的地方”。——失了身,流了产,又被无情抛弃。虽然柳依依受过高等教育,口口声声说谈恋爱如同与男人博弈。但在与夏伟凯交锋的过程中,柳依依总是让自己置身于夏伟凯的下风,自始至终不过是他手下的一枚棋子,承担着被选择,被诱惑,最终被抛弃的命运,这样恰恰把自己推向了附属的陷阱,从而使我们的世界被动地虚无。与宋旭升的婚姻更是暴露了柳依依主体性匮乏的一面。她当然不愿意选择宋旭升,却在情人秦一星的怂恿下与宋旭升结婚,并在婚礼当天心安理得的接受了秦一星送她的礼金。婚后,对宋旭升缺乏起码的真诚,暗地与秦一星勾搭。宋旭升事业有起色之后,她又变得极不自信,一天到晚无理取闹,并企图用女儿来控制宋旭升,失去宋旭升的起码关注后,她就像无头苍蝇,从酒吧窜到舞厅又窜到网上,到处寻找情人想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作为一位现代知识女性,柳依依身上并不存在立足于自我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与追求。她始终将自己的生活寄托在以男人为中心的情感世界里,并将男人看作是自己人生保障的根本力量和生命支柱。因此,尽管柳依依获得了硕士学位,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她仅仅是在经济上独立了,精神上是匮乏的,并没有清除无主体性的文化心理积淀,也就不会有更好的命运。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本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8]可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存在,其本身就是一种抗拒与质询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境况。她们集体地处于社会的边缘,承担着比男性知识分子更为沉重的人生负担。即使到了当代社会,在中国社会的秩序和意识形态中,男性知识分子虽然已经不再是整个社会的立法者,但女性仍要面对坚固而庞大的男性文化霸权,依然要在男性早已巩固好的一套话语中寻找到自身。作为柳依依们的"先行者"苗小慧,虽然争脱了这个世界关于女人的禁忌,大胆给予了自己欢乐,放飞了自己的欲望,享受了由此带来的幸福,但最后都得承担自己的恐慌,因为她清楚的知道,女性的价值只有在男性那里才能得以实现。

尽管现代文明、女性解放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为女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话语权,但女人的天空依然是低矮的。她们最终摆脱不了女性最终的命运——嫁为人妇。柳依依,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却在婚后不到半年的时间,于恍惚失措间失却了一个知识女性应有的优雅与从容,将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的焦灼,恐慌甚至是歇斯底里展露无疑。她始终无法摆脱深藏在女性内心的历史惰性。沿袭千年的“阳刚阴柔”和“男主女从”的情感需求依然作为双重价值判断标准的基础沉淀在人格中,不自觉的成为传统性别角色与秩序的自觉恪守着。

在婚姻中,她虽一直在心里排斥宋旭升,一直游移于宋旭升和秦一星之间,主要还是她在婚姻中找不到情感的寄托。在她心中,秦一星就是她的精神归宿和情感寄托。但当她意识到一个生命在自己体内孕育后。“她感到生活在前面召唤,不再沉溺于过去难以自拔。”(5,253页)在婚姻中,她经营不了爱情,但亲情却扭转了局势。她的“母性”情节萌芽,这让她今后的几年里,都将精力花费在这个家上。当她发现宋旭升有婚外情后,她虽有吵闹,甚至胡搅蛮缠,大打出手,以女儿相逼。但最终她妥协了,遵循了传统爱情的真谛“爱是永恒的忍耐”“几千年来,女人都是这么忍过来的”。即使她也曾想以婚外情来报复,但最终还是难以维持现状。因此,可以说困境缘于爱情与婚姻的失衡。但与其说阎真的小说是深刻地洞察了生活,不如说是恶毒地描述了生活。(3,肖严)

如果说男女性别是一种社会符号,则它们必然要与社会语境相互作用。而二者互动的作用力是不均衡的,常常偏向于男性这一边。这种失衡的结果是,有些女性出现个性的扭曲,人格的异化。有些女性因此过着“另类”人生。柳依依是在物欲的诱惑下一步步走向深渊的,她将自己作为成功男性的消费品,用身体与之进行交换。因此女性的生存困境是缘于男女性别符号与社会语境的不平衡互动,也是女性自我救赎的重重阻力所在。

五、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存状态描述的偏颇

 在中国,女性的性别角色的界定是以社会伦理中的性别角色为基础的,并不像西方那样以心理分析层面上的自我身份的认同为基础.因此,在父权制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性别身份角色就相应的被划分为"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这三种角色.这种身份划分方式隐含着这样一个标准:以男性身份为坐标,以男权文化和男性意识为准绳.具体到文本的创作过程中就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对女性的生存状态进行书写。因此,在阎真笔下,也无不体现出一种男权意识在隐隐作祟。他对柳依依个人命运最终失败的评价似乎认为是当代社会女性无法逃避的历史宿命,这是很偏颇的。当代女性,尤其是那些知识女性大多是很懂得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绝不像"柳依依"们那样贪图享乐,迷恋金钱,消耗青春,她们绝不甘于充当男人的附庸和工具,而是顽强拼搏,不懈努力,自立与社会,保持女性的人格.尊严和独立,这是不争的事实。

男女两性基于分工而分别掌握了不同层面的话语权,但对于社会文化的塑造而言,男性掌握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优先于女性,男性在其把握的话语权上的个性化表达,在舆论上影响了受其作用的“男性和女性”,从而导致女性的思维在一开始就受到局限。男性通过自己想象的女性形象,给女性制定了一个个标准,而女性也就逐步陷入受文化制约的符合“男权视野”的行为规范之中。阎真在笔下就充分体现了男权文化的霸道和肮脏,小说中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身体条件好的、有魅力的,用身体勾引女人。比如夏伟凯,女人就像他的一件衣裳,脏了就脱,不想穿了就换。而薛经理、秦台长,包括后来升职的宋旭升,都在用钱和权“钓”女人,在男权的强大压迫下,柳依依终于知道女人——— “你改变不了男人,只好改变自己,不然你怎么活得下去?是男人的世界啊!”(4,P219)她也深深体味到女人若不扮演好性别所界定赋予的从属、弱小尤其不可出错的角色,她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僭越者,男权社会自然会给性别僭越者以痛击,她们无一例外地会成为怨妇。

阎真在其作品中赋予了女主人公一个最具中国传统女性意象的名字——依依,小鸟依人状,就形象的表现出作者对于当代女性的界定与对传统女性的渴望.虽然男女双方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接受同样的教育,但是男性无法像尊重自己的成长和欲望那样去接受女性自身的觉醒和自我体验,女性的体验如果通过男性并由男性发展的语言媒介来记录和描写,其结果也必然会是扭曲的。《因为女人》与其说是一部女人的书,不如说是一部男人的书。《因为女人》写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心目中的女人。(3,肖严)

结语

从作品中,我们看到女性之所以处于边缘位置,从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因素索决定的,由于传统的劳动方式,男性在生理上的优越性使其获得了劳动的主动权,从而在经济上占住主导地位。男性利用这种经济上的强势又不断通过相应的强有力的社会机制和经济压制来对女性进行充分的支配。利用文化的渗透来巩固这种以维护男权为目标的社会结构,将女性推到了社会的边缘。

阎真在文中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描述,在现实当中也自然存在。从根本上说,女性身体是虚弱的,至于女性权利更是无从谈起,因为女性的一切界定都是在男性社会中进行的。在体系庞杂的传统体制面前,母亲、妻子、女儿,所有的这些社会身份实际上都是宗法父权为女性设定的最佳容器,紧密的包裹了她们的一生。特别是母亲和妻子,更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去指称她们的身份和意义。她们都只是空洞的容器,其自身的意义都必须等待男人去填补女性的存在以满足男性存在的根本。女性的这种边缘状态最后扩及到了社会,阶段,经济,种族,法律,语言,文化,性别等各个领域。

尽管她们一再努力,一再反驳,仍然没有获得真正得和谐的两性关系。其实,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每个人自身。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个社会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构成的。女性知识分子不必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男性而独立生存。任何一个标榜现代的女性都不可能完全放下传统的家庭身份,再独立,再反叛的知识女性也都渴望着男性的体贴和理解,渴求在疲惫的时候有一个坚实的肩膀可以依靠,这也是作为女性这个性别角色的本质所在。女性必须清醒地认识并勇敢面对自身的处境,包括精神处境。

如何获得理想的两性关系是当代女性现实存在的不可避免的事实。而且,要看到:人们健康前行,两性和谐相处既不能取决与男性霸权,也不取决与女性主义,而只能取决与男女想两性彼此认识对方的程度,因为“一个性别压迫另一个性别的历史已经太久太久,我们期待的目标绝不是历史的另一种翻版。双性和谐共存已成为真正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的共识”。[9]只有切实地解决这一问题,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才能真正实现自己为之奋斗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