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小美女洗澡:让儒家思想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5 12:58:00
    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九十年了,“打倒孔家店”也已经成了九十年前的事了。但是,对这个数千年老店的“儒家思想”的科学意义上的批判并没有真正开始。一个有着五千余年的历史、曾经有过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为什么会在科学上落后于西方?一个培养过无数“先生”的孔老夫子的儒家思想,为什么独独培养不出一个“赛先生”来?原因何在?是“儒家思想”压根就没有“科学基因”,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如果真是这个原因,“打倒孔家店”也就没有什么可惜的了。因为,没有了“科学基因”,即便再给“孔孟之道”五百年,它也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况下,完全靠它自己的力量将中国引上科学发展大道,发展成为像美国那样领军世界科学潮流的国家。
  应该说儒家思想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立国兴邦的“大手笔”。面对那个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动荡不定的社会,政治家、思想家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孔子也不例外。他依照人的社会的、血缘的关系将人分为三五六等,再依据“上尊下卑”的原则,确定各种关系上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进而编织起一个偌大的,以贵贱、尊卑、长幼为秩序,各有其行为规范、各有其礼的“礼治之网”。
  这个网如此之大,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一“疏而不漏”的“天网”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上可以伸展到洪荒之初,下可以推及万世,只要是有人存在的地方,这个“礼治大网”都能起到规范、制约的作用,并最终实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会,实现没有“子弑父”、“臣弑君”、“贼盗抢”的“大同世界”。然而,这个看似十分完备的“儒家思想”,本身却并不完备,它存在着自身永远无法克服的缺陷。这就是贯穿于“周礼”始终的基本原则“上尊下卑”与儒家最高理想“仁”之间的内在矛盾。
  “上尊下卑”规定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礼治关系”。处于下方、从属方位置上的“人”要绝对地服从“上方”、“主人”领导、处置,决不可以有任何叛逆的思想与举动。“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即大家都顺从了这一不平等的“礼治关系”,“儒家”所推崇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便实现了。然而人们却普遍没有注意到,“儒家思想”的设计者在设计这个理想的“不平等”的“礼治关系”同时,却牺牲掉了“下卑”与“上尊”在“仁”上的对等关系,牺牲了“下卑”对于“仁”的独立理解,去服从“贵者”、“尊者”、“长者”的“仁”;甚至还要“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所谓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就在事实上成了天下归贵者、尊者、长者所有的“仁”,即部分人的“仁”。
  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矣”,上喜欢做官,下当随之,上喜欢莳花弄草,下也当随之;上历来不喜欢唱戏、做买卖,及称之为“奇技淫巧”的手艺,下自然也就拒之。因为老祖宗没有留下“科学”这个“行当”,因此,也就没有哪位下卑者敢在贵者、尊者、长者面前率先提出“科学研究”来,于是,在“儒家思想”里人们便永远见不到人们对于“科学”的爱了。即便有一些“四大发明”之类的“科学技术”,那也是“手艺人”“不误正业”的结果,与上尊的倡导无关。这也就是中国难以发展出自己的“赛先生”“德先生”的根本原因。
  这是将儒家思想称为“国粹”的人们永远不会想到的一个结果。一个充满着“爱人”之心的“仁”,竟然在进入实践之前便打了折扣,成了不是“爱”“所有人”的“仁”,尤其不“爱”用自己的“手艺”服务于别人的“人”,不“爱”用自己的买卖沟通有无的“人”,不“爱”用“科学”服务社会、促进社会前进的“人”,如此,又如何建立起属于全社会人的“大同世界”呢?而这个属于部分人的“不平等”的“礼治”,一旦成了破坏儒家理想社会的“不对等”的“礼治”,不就与儒家理想所倡导的“仁”相脱离,与黑社会帮会组织里的“帮规”没有区别了?这种意义上的“礼治”与法西斯的“礼治”又会有多少区别呢?
  这也就是说,所谓的儒家思想可以因为“不平等”的“礼治”,为“仁者”服务,造福于大众,也可为“不仁者”服务,造福于少数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理论。也许正是因为儒家思想内在的这一“不确定性”,才最终把推动历史前进的重任交到了“乱臣贼子”的肩上,将“乱臣贼子”推到了“阶级斗争”的风头浪尖上。他们或是以“替天行道”之名起事,或是以“清君侧”之名起事,担当起了“优胜劣汰”、推进历史前进的责任。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形,人们都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第一次,“乱臣贼子”是以“上尊下卑”上的“叛逆者”踏入的,第二次他一定是以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上尊下卑”的礼治的捍卫者踏入的。于是,人们再次见到了“儒家思想”的延续与发展。
  农民运动总是不能突破的“周期率”,也就是“儒家思想”总是能够死而复生、福寿绵延的“周期率”,同一个东西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平台上表现出了“相同的”的“周期率”。能够把农民运动的这个“周期率”仅仅看成是“农民”自身的局限,而把儒家思想的这个“周期率”解释成儒家思想正确、伟大的表现吗?显然不行。这个“周期率”所表现的正是儒家思想自身的内在矛盾,而农民运动只是这一内在矛盾所迸发出来的火星,它周期性地出现,又周期性地熄灭,犹如飞蛾投火那样“壮烈”。
  显然,要破除这个“周期率”,单靠行“乱臣贼子”之事是不行的——这就类似要求飞蛾在没有克服自身的基因缺陷的情况下,完全靠自身的努力去纠正属于整个种族的致命性的错误。只有彻底地改造了儒家思想,结束儒家思想对于国人的主宰,这个“周期率”才能得到真正的遏制。经过二千多年来千百次的“飞蛾投火”,人们最终把怀疑的目光对准了禁锢人们二千多年的“吃人的礼教”,开始向西方寻求破解这一“周期率”的新的治国理念与治国方略。
  (摘自新浪“中国思想者”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