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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别称及起源

父亲的别称及起源


一、 以“阿”、“家”、“老”和“先”等字为前缀的称呼方式
（一）以“阿”为前缀的叫法，有以下几种
1、阿父` 《南史·谢诲传》：“女为彭城王义康妃，……（诲诛，）诲女被发徒跣与诲诀曰：‘阿父！大丈夫当横尸战场，奈何狼藉都市？’”
2、阿公 对父亲的方言俗称。《南史·颜延之传》：“（颜延之）尝与何偃同从上南郊，偃于路中遥呼延之曰：‘颜公！’延之以其轻脱，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见呼为公？’偃羞而退。”
3、阿伯 对父亲的一种口语称呼。清人梁章钜《称谓录·一·方言·称父》：“吴俗称父为阿伯”。
4、阿耶 《乐府诗集·二五·木兰诗》：“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清代著名小学家钱大昕《恒言录·三·称父曰爷》条云：“古人只用耶字。……《木兰诗》‘阿爷无长男’、‘卷卷有爷名’，本当作‘耶’字。杜子美《兵车行》：‘耶娘妻子走相送’，自注云：‘《古乐府》不闻耶娘哭子声，但闻黄河之水流溅溅。’即是引《木兰诗》，初不作爷可证。木兰诗‘爷’字，乃后人所改。又杜《北征诗》：‘见耶背面啼’，亦不作‘爷’。”今耶则作爷。
5、阿翁 明代著名小学家方以智《通雅·十九·称谓》中有这样的话：“方言：秦晋陇谓父为翁；今人作书于子，自称阿翁；称人之父曰乃翁。”按，方氏此说有失允当，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示儿》诗中有“家祭无忘告乃翁”之句，“乃翁”乃是陆游自指，而非称呼他人之父。
6、阿爹 《续古文苑·二十·汉·戴良·失父零丁》：“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伤。”唐朝著名文学家韩愈《昌黎集·二三·祭女孥文》：“阿爹阿八，使汝奶以清酒时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孥子之灵。”《水浒传》第一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那后生那里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听这厮胡说！……”
7、阿妈 这是女真人对父亲的口语称呼，在看清代特别是满洲人的小说或者电视剧里，我们经常看到或听到这样的叫法。《元曲选·缺名·货郎旦·三》：“阿妈有甚话，对你孩儿说呵，怕做甚么！”
（二）以“家”为前缀的称呼方式。这类称呼主要用于和别人说话时称呼自己的父亲，有自谦的意味。有以下几种
1、家父 对别人称呼自己的父亲。《太平御览·三四六·三国魏曹植·宝刀赋》：“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宝刀五枚，三年乃就。”这里的“家父”，是曹植对其父亲曹操的称呼。
2、 家君 既用做对自己父亲的称呼，也用做对别人父亲的称呼。《世说新语·德行》：“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有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唐朝王勃《滕王阁序》：“家君做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3、 家大人 清代著名的小学家王引之在他的著名著作《经义述闻》里每一篇的开首 都要冠上一句话：“家大人曰”，“ 家大人”，即王引之称呼自己的父亲王念孙。
4、 家严 金庸《天龙八部》：“甘宝宝问道：‘令尊可好？’段誉道：‘家严身体康健，托赖诸事平安。’”“家严”，是段誉对甘宝宝讲话时称呼自己的父亲段正淳。
5、 家翁 《隋书·长孙平传》：“鄙谚曰：不痴不聋，未堪作大家翁。”
6、 家尊 称呼别人的父亲。《世说新语·品藻》：“谢公（就是谢安）问王子敬（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家尊”，在这里是谢安对王献之父亲王羲之的称呼。
7、 家公 对自己父亲的称呼。《后汉书·二七·王丹传》：“（侯霸）遣子昱候于道，昱迎拜车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与君结交，何为见拜？’”也用做对别人父亲的称呼，《孔丛子·执节》：“申叔问子顺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论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
（三）以“先”为前缀的称呼。这类称呼一般用于称呼自己死去的父亲，有下面的几种
1、 先父 对自己死去的父亲的称呼，《左传·成九年》：“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这是自己称呼自己死去的父亲；也可以用来称呼别人死去的父亲，《晋书·鸠摩罗什传》：“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这里的“先父”，指的是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罗炎。《水浒传》第一回：“王进笑道：‘……为因新任一个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
2、 先君 《三国志·吴志·孙策传》：“以坚部曲还策。”裴松之注引《吴历》曰：“先君（即指孙坚）与袁氏共破董卓。”也用做对别人死去父亲的称呼，如《魏书·穆绍传》：“老身二十年侍中，与卿先君亟连职事。”
3、 先府君 对自己死去的父亲的称呼，苏洵《嘉佑集·十四·送石昌言使北引》：“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儿子给父亲写行状，一般也用这样的称呼，如近代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写有《先府君行状》。
4、 先考 这种说法不用于口语，一般在祭文、灵位或者碑文中出现，《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死曰考……”唐朝张九龄《曲江集·十七·追赠祭文》：“谨以醢脯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考先妣之灵。”这是称呼自己死去的父亲；也用于称呼别人死去的父亲，北魏《元诱妻薛伯徽墓志》：“先考授以礼经。”
5、 先人 对别人死去父亲的称呼。《左传·宣十五年》：“尔用先人之治命。”这里的“先人”，指的是魏颗已经死去的父亲魏武子。
6、 先子 女子对丈夫死去父亲的称呼。《国语·鲁语下》：“文伯之母闻之，怒曰：吾闻之先子。”韦昭注：“先子，先舅季悼子也。”“舅”字解释如下。
7、 先舅 女子对丈夫死去父亲的称呼。《尔雅·释亲》：“姑舅，则曰……没则曰先舅、先姑。”
8、 先君子 对自己死去的父亲的称呼。宋邵伯温《闻见前录》自序云：“伯温早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
9、 先夫子 对自己死去父亲的称呼。清朝钱谦益《重修素心堂记》：“吴江张益之先生，余之先友也。余儿时闻诸先夫子：益之世居越来溪水。”
10、先公 对自己死去父亲的称呼。晋朝陆云《答兄平原书》：“先公克构，乃崇斯堂。”清朝黄宗羲《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先公被逮，太夫人每夜向北辰而拜，祈声酸苦。”
11、先帝 现在皇帝对死去的上一代皇帝的称呼。诸葛亮《出师表》：“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12、先卿 古代君主对臣子已经死去父亲的敬称。《宋史·理宗纪》：“工部侍郎朱在进对，奏人主学问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同时。’”顾炎武《日知录·先卿》：“称其臣为卿，亦可称其臣之父为先卿。”
13、先严 对死去父亲的敬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四回：“兄弟襁褓时，先严、慈便相继弃养，亏得祖父抚养成人，以有今日。”
（四）以“老”为前缀的称呼,这类称呼一般用于子女称呼父亲,表示一种亲昵。有下面几种
1、 老爷子 对父亲的方言称呼。老舍《骆驼祥子》：“‘也不是我说，老爷子，’她撇着点嘴说，‘要是有儿子，不象我就得象祥子！可惜我错投了胎。’”
2、 老公 此说见于《南北史续世说》。原文为：“高昂兄弟并劫略。其父次同语人曰：‘吾四子皆凶狠，我死后有人与我一楸土耶？’及次同死，昂起大冢。对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楸土，今被压，竟知为人否？’”老公即是高昂对他父亲高次同的称呼，相当于现在的“老头”。
3、 老太爷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尊称别人的父亲（也对人称自己的父亲或公公、岳父）。”
4、 老爷子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对人称自己的或对方的年老的父亲。”
5、 老子 对父亲的方言称呼。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一》：“予在南郑，见西陲俚俗，谓父曰老子，虽年十八岁，有子，亦称老子。乃悟西人所谓大范老子、小范老子，盖尊之以为父也。”《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宝玉笑道：‘我老子再不为这个捶我。’”
6、 老爷 封建社会大家族里对自己父亲的称呼。《红楼梦》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宝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爷和他坐着就罢了，回回定要见我！’”
7、 老爹 儿媳妇对公公的方言称呼。
8、 老大人 对别人父亲的敬称。《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各位司、道大人听扫这里，因为署院说的是他老大人，一齐肃然起敬。”
9、 老太公 对别人父亲的敬称。元朝人谷子敬《城南柳》第二折：“当日死了你那老太公，怎么生下你这个小业种。”
10、 老太爷 对别人或者自己父亲的敬称。《红楼梦》第一百零九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这块玉还是祖爷爷给我们老太爷，老太爷疼我，临出嫁的时候叫了我去，亲手递给我的。”
11、 老父 对人称呼自己的父亲。《水浒传》第三十五回《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不孝逆子，做下非为，老父身亡，不能尽人子之道，畜生何异！”
12、 老公公 女子对丈夫父亲的方言称呼。
13、 老儿 父亲的俗语称呼。宋朝人赵彦卫《云麓漫钞》第二卷：“今人呼父曰爹，语人则曰老儿。”
14、 老爷 子女对父亲的一种称呼。元朝无名氏《连环计》第二折：“老爷休道一桩事，就是十桩事，你孩儿也依的。”
15、 老尊 父亲的别称。《醒世恒言》第 卷《张淑儿巧智脱杨生》：“原来父母虽亡，他的老尊原是务实生理的人，却也有写田房遗下。”
16、 老汉 对别人父亲的称呼，含有轻蔑的意味。现代著名作家巴金《猪与鸡》：“等你老汉儿回来，老子再跟你算帐。”
17、 老头儿 对自己父亲的称呼，有亲昵的意味。元朝李寿卿《伍员吹箫》第一折：“我正在教场耍子，老头儿呼唤，须紧走一遭。”
18、 老头子 对父亲的一种称呼。王跃文《国画》：“皮杰越是喝酒，话就越多，嗓门也越高：‘兄弟们，我在外面自己闯天下，沾不了老头子的光，靠的就是些难兄难弟。搭帮兄弟们啊，老弟我才万难混了碗饭吃。老头子，他不端掉我的饭碗就算开恩了。……’”
（五）以“令”为前缀的称呼。该种称呼用于和别人说话时称呼别人的父亲。
令尊 和别人交谈时，对对方父亲的尊称。以“令”字为前缀称呼，也是一种固定的结构，如“令堂”、“令爱”、“令弟”……
（六）以“尊”为前缀的称呼，此类称呼大多用于称呼别人的父亲。
1、 尊大君 《晋书·谢鲲传》：“温峤尝谓鲲子尚曰：‘尊大君岂惟识量淹远，至于神鉴沈深，虽诸葛瑾之喻孙权，不过也。’”
2、 尊大人 也是对父亲的一种称呼方式。《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父子天性，岂能终绝……郎君先回，求亲友于尊大人面前劝解和顺，然后携妾于归，彼此安妥。”
3、 尊公 《三国志·魏志·袁尚传》“十月至黎阳”句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刘表遗谭书：‘天笃降害，祸难殷流，尊公殂殒，四海悼心。’”
4、 尊府 韩愈《送湖南李正字序》：“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盐铁。”
5、 尊侯 干宝《搜神记》第十八卷：“后有一法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尊侯有大邪气。’儿以白父，父大怒。”
6、 尊翁 《荡寇志》第九十五回：“尊翁归天，我还不曾来吊唁。”
7、 尊君 《世说新语》中卷上《方正》第五：“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
8、 尊人 古代指称父母，近代多用做对方父亲的专用敬称。叶圣陶《北上日记·三月二十七日》：“其尊人方患气管炎，年已八十有二岁，颇为可虑。”
二、单字称呼 即以一字成词来称呼父亲的词汇，有如下几种
1、大 对父亲的方言称呼。山东省聊城市的一些县市有这种方言叫法，如茌平县的赵官屯乡。
2、爹 对父亲的方言称呼。《广雅·释亲》：“爹，父也。”《梁书·始兴王儋传》：“民为之歌曰：‘始兴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哺乳我？’”《红楼梦》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刘姥姥）说着，又推板儿道：‘你爹在家怎么教你的？……’”这是很多北方人对父亲的称呼方式。现在由于普通话的普及，小孩子一般都用“爸爸”来称呼父亲了；在农村，“爹”这个词还用做儿媳妇对自己丈夫父亲的称呼。
3、爷 《木兰诗》：“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之水鸣溅溅”。现在在西南地区还有这样称呼父亲的。“爷”也作“耶”。
4、伯 （读bê） 对父亲的一种方言称呼。山东省宁津县中东部一些乡镇有这样的叫法。一般是称呼对方的父亲，在大曹等西部三个乡镇里，只保留了一句骂訾语。按《说文·人部》：“伯，长也。”段注：“凡为长者皆曰伯。”在宗法社会里，父亲是整个家庭的首脑人物，称父曰伯，或源于此。
5、哥 这种称呼方式只在古代的某一时期、某些人物曾经如此叫过，并不普遍。 一般用做自己和别人说话时称呼自己父亲。《旧唐书·王琚传》：“玄宗曰：‘四哥仁孝’。”这里的四哥指的是唐玄宗的父亲唐睿宗 。也有父亲和儿子交谈时自己称呼自己的。清代梁章钜《称谓录》云：“淳化帖有唐太宗与高宗书，称哥哥敕。父对子自称哥哥，盖唐代家法如是。”
6、父 对父亲的书面称呼。《诗经·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易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7、爸 这是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而产生的对父亲的单音节叫法。在现在的父亲称呼利用率上和它的双音节结构“爸爸”相差无几。
8、叔 这种称呼范围不大，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及茌平县的一些乡镇里存在着这样的叫法，如菜屯、丁块乡等地方，自己的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小的，则对父亲如此称呼，一般是直接面对相称；这是指的对生身父亲而言；称呼继父或者养父为叔的则为普遍一些。
9、舅 古代妇女对丈夫父亲的称呼，《尔雅·释亲》：“姑舅在则曰君舅……”唐朝诗人朱庆余诗《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问舅姑。妆罢低头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该诗第二句中的“舅”就是诗中的这位新婚少妇对她丈夫父亲的称呼。此外，在一些保留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形态的少数民族社会里，“舅”，是子女对自己生身父亲的称呼。
10、 《中华小字典》该字条下云：“吴人呼父也，见《广韵》，今苏人呼父为爹，当为 之转。”
三 双音节称呼方式
除带前缀的双音节称呼之外，还有两种对父亲的双音节称呼方式，如下
（一）非叠音方式

1、父亲 这种方式也可看做后缀称呼。如还有母亲、娘亲等称呼， 中心词后加“亲”而成。这种形式用例颇多，兹不列举。

2、岳父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妻子的父亲。也叫岳丈。”

3、岳丈 见上。

4、泰山 丈夫对妻子父亲的称呼。《水浒传》第七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林冲执手对丈人说道：‘泰山在上……’”


5、丈人 对妻子父亲的称呼。《水浒传》第七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只见众邻居，并林冲的丈人张教头，……”也做“老丈人”。
（二）叠音称呼方式

1、 爸爸 这是在普通话通行之后的普遍称呼法，作为现代汉语的规范性用语而存在的。

2、 爹爹 父亲的方言俗称。《宋诗一百首·孔平仲·代小子寄翁翁》：“爹爹来密州，再岁的两子”、“爹爹与奶奶，无日不思尔。”《续传灯录·七·归宗可宣禅师》：“爹爹妈妈，明日请和尚斋。”在传统的戏剧剧本里还存在着这种称呼方式。 喜欢看和喜欢听传统曲艺节目的人，对于这一称呼应该是很熟悉的。

3、 哥哥 见于上文单字称呼中之5“哥”引清梁章钜《称谓录》文。

4、 公公 妻子对丈夫父亲的称呼。《红楼梦》第十一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秦氏拉着凤姐儿的手，强笑道：‘这都是我没福：这样好的人家，公公婆婆当自家女孩似的待……’”
以上是对父亲称呼方式的梳理。由于本人经历有限，所阅既少，复才疏学浅，故于父亲称呼方式仅知如此。从中演绎推举，并全其称呼者，仆所不敏，以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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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发表于 2009-6-21 10:04 | 只看该作者 父亲节说父亲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 “阿拉蕾妹妹”的新作《手机微博退出后回复流量“与己无关”》已被围观高达3619 次，刚刚“付卉”又去顶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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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 发表于 2009-6-21 10:12 | 只看该作者 祝福天下的父亲 你健康！所以我快乐！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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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 发表于 2009-6-22 08:49 | 只看该作者 “今人呼父曰爹，语人则曰老儿。”这好像有些不礼貌 ? “天眼摄郎”的新作《【原创】节日西单不夜城》已被围观高达1945 次，刚刚“水云阁”又去顶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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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发表于 2009-6-24 11:16 | 只看该作者 艾青


    艾青（1910年3月27日－1996年5月5日），原名蒋正涵，号海澄，曾用笔名莪加、克阿、林壁等，浙江省金华人。中国现代诗人。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诗的代表诗人之一。

生平

    1929年-1932年留学法国。学习过雷诺阿和梵高的绘画，马雅可夫斯基和维尔哈伦的诗歌，并接触过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回到上海之后，因反对国民党统治而入狱，在狱中填写姓名的时候，刚写完蒋上面的草字头，出于对蒋介石的仇恨，在下面打了个叉子，成为艾字，又将海澄化为青字，自此改用“艾青”。1935年出狱，四处流亡。1940年到重庆任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后赴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1944年获模范工作者奖章，加人中国共产党。1958年被打成右派，在黑龙江农垦农场劳动，1959年转到新疆石河子垦区，作品无法出版。1979年彻底平反后，写下《归来的歌》、《光的赞歌》等诗歌。

中国当代艺术家艾轩,艾未未均为艾青之子。

主要作品

《大堰河——我的保姆》(诗集)1936，上海群众杂志公司
《北方》(诗集)1939(自费印出)；1942，文生
《他死在第二次》(诗集)1939，上杂
《向太阳》(长诗)1940，海燕
《旷野》(诗集)1940，生活
《诗论》（理论）1941，桂林三户出版社
《反法西斯》(诗集)1943，华北书店；1946，读书
《吴满有》(长诗)1943，新华书店；1946，作家书屋
《黎明的通知》(诗集)1943，文化供应社
《愿春天早点来》(诗集)1944，桂林诗艺出版社
《雪里钻》(诗集)t944，新群
《献给乡村的诗》(诗集)1945，北门
《释新民主主义的文学》(理论)1947，香港海洋书屋
《走向胜利》(诗集)1950，文化工作社
《新文艺论集》1950，群益
《欢呼集》(诗集)1950，北京新华书店；1952，人文
《艾青选集》1951，开明
《新诗论》1952，天下
《宝石的红星》（诗集）1953，人文
《艾青诗选》1955，人文
《黑鳗》(长诗)1955，作家
《春天》(诗集)1956，人文
《海岬上》(诗集)1957，作家
《苏长福的故事》(报告文学)署名纳雍，1960，新疆人民
《归来的歌》(诗集)198O，四川人民
《艾育叙事诗选》198O，广东人民，1984，花城
《海恋花》(散文集)1980，四川人民
《艾青选集》1980，香港文学研究社
《彩色的诗》(诗集)198O，江苏人民
《抒情诗选一百首》1980，香港时代图书公司
《艾青诗选》1982，外文
《艾青谈诗》(理论)1982，花城
《落时集》(诗集)1982，浙江人民
《艾青抒情诗选》1983，文联
《雪莲》(诗集)1983，黑龙江人民
《域外集》(诗集)1983，花山
《艾青》(综合集)1983，人文
《艾青短诗选》1984，花城
《绿洲笔记》(散文集)1984，四川人民
《启明星》(诗集)1984，百花
《艾青论创作》1985，上海文艺
《艾青选集》(1——3册)1986，四川文艺 ? “捕风捉影”的新作《【原创】北京举行首轮购车摇号外场亲历记》已被围观高达1893 次，刚刚“spsx”又去顶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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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发表于 2009-6-24 11:24 | 只看该作者 艾未未是艾青之子啊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 “李秋雨”的新作《剪纸村里品年味》已被围观高达1518 次，刚刚“yuan780302”又去顶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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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发表于 2009-6-24 13:06 | 只看该作者 艾青有句名言  “ 人间没有永恒的夜晚，世界没有永恒的春天。” ? “下岗职工苦呀”的新作《超火爆机枪扫射》已被围观高达1477 次，刚刚“净月坛”又去顶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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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发表于 2009-6-24 13:27 | 只看该作者 海都能枯，石都能烂，万物没有永恒的，都会变化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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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发表于 2009-6-25 11:59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古代史上十大名医

中国古代史上十大名医


    扁鹊，其真实姓名是秦越人，又号卢医。据人考证，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四O七年），卒于赧王五年（公元前三一O年）。他为什么被称为“扁鹊”呢？这是他的绰号。绰号的由来可能与《禽经》中“灵鹊兆喜”的说法有关。因为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为那里带去安康，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飞到哪里，就给那里带来喜讯。因此，古人习惯把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为扁鹊。秦越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刻苦钻研，努力总结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医术高明的医生。他走南闯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获得人民普遍的崇敬和欢迎。于是，人们也尊敬地把他称为扁鹊。

扁鹊善于运用四诊，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


张仲景

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一诗赞颂张仲景及其《伤寒杂病论》：

此中所说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 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华 佗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国人。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0八年）。这考证很可疑。因为《后汉书?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的记载。据此，华佗可能不止活了六十四岁。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皇甫谧


提起皇甫谧，人们可能立刻想到他编撰的《针灸甲乙经》。其实，除此之外，他还编撰了《历代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元晏先生集》等书。他一生以著述为业。在医学史和文学史上都负有盛名。


皇甫谧，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朝那镇）人。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卒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二八二年），活了六十八岁。


葛 洪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约生于晋太康四年（公元二八三年），卒于东晋兴宁元年（公元三六三年）。晚年，他隐居在广东罗浮山中，既炼丹、采药，又从事著述，直至去世。对他的一生，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引用了《(历代名医像赞》的一首诗来概括：“陷居罗浮，优游养导，世号仙翁，方传肘后”。但这只说出了他炼丹采药，隐逸求仙的一面。而他另外的一面却被忽略了。其实，他是古代一位鼎鼎有名科学家，在医学和制药化学上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造，在文学上也有许多卓越的见解。他的著作，约有五百三十卷。不过，大多已经散佚，流传至今的，主要有《抱朴子》和《肘后救卒方》。《抱朴子》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分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内篇说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病等事，属于道教的著作。但其中《金丹》、《仙药》、《黄白》等部分是总结我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外篇说的是人间得失，世道好坏等事。其中《钧世》、《尚博》、《辞义》等篇，是著名的文论著作。《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是他在广东编著的一部简便切用的方书。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采药容易，价钱便宜。而且，篇帙不大，可挂在肘后随行（即今天所说的袖珍本），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村、旅途，也可随时用来救急。所以，受到历代群众的欢迎。葛洪的医学著作，据史籍记载，尚有《金匮药方》一百卷，《神仙服食方》十卷，《服食方》四卷，《玉函煎方》五卷。


孙思邈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约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活了一百零二岁（有的考证活了一百四十一岁）。人们把他当做“神仙”，尊称为“药王 ”。


钱　乙


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钱乙，字仲阳。祖籍浙江钱塘，后祖父北迁，遂为东平郓州（今山东郓城县）人。约生于宋明道元年（公元一O三二年），卒于政和三年（公元一一一三年）。

钱乙的一生，在治学上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专一为业，垂四十年”。


朱震亨

金元四大家中，朱震亨所出最晚。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第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誉之为“朱一贴”。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朱震亨，字彦修（1281──1358年），享年78岁。


李时珍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他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名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那些空洞乏味的八股文，怎么也学不进去。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九年，三次到武昌考举人，都落第了。于是，他放弃了科举作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求父亲说：“我今年二十三岁了，老是考不上，您还是让我学医吧！”并且表示了这样的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 很有名望的医生。大约到了三十八岁，就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只任职一年，李便辞职回乡。


叶天士


叶天士，名桂，号香岩，又号上律老人。江苏吴县人，约生于清代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卒于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


叶天士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不管什么人，只要比自己有本事的，他都希望拜之为师。这样，他的老师有长辈，有同行，有病人，甚至有端中的和尚。当他打听到某人善治某病，就欣然前往，学成后才离去。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仅仅六年，他除继家学外，先后踵门求教过的名医，就有十七人。叶天士的虚心求教，“师门深广”，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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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发表于 2009-6-25 12:00 | 只看该作者

中國儒家集大成之程朱理学

中國儒家集大成之程朱理学


宋明理学，简称理学，通常被称为宋明两代的儒学。虽然是儒学，但同时借鉴了道教和佛家的思想。

北宋嘉祐治平年间（1056年—1067年），儒学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含张载的关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后来洛学由朱熹发扬光大，成为居正统之位的程朱理学。

发展历史
南北朝期间，道、儒成形，道家讲玄理，佛家讲空理。宋明理学虽以儒学内容为主，同时也借鉴了佛学和道教思想，讲的则是“性理之学”。宋明儒者的学术，大致可以分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唐代以来“疏不破注”的教条，慢慢培养了对经书怀疑的态度，从疑经走上了改经的道路。

宋朝
北宋诸儒以周敦颐、张横渠、程颢、程颐为大宗，上承儒家经典，讲仁与心性，又讲格物穷理。熙宁三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引发党争，二程分别退居洛阳，理学在此后七年或十年达到成熟。

宋朝南渡以后，儒学分为三派——程颢开胡五峰之“湖湘之学”，程颐开朱子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代表者乃朱熹；陆九渊则直承孟子而开出心学一派。

南宋以后，只有朱陆二系传续不绝。元明之际，朱学进居正统之位，为中国君主社会后期的官方思想。惠栋在评《毛诗注疏》时说：“宋儒之祸，甚于秦灰。”

明朝
明朝中叶，王阳明承陆九渊而阐发心学，创立致良知之“阳明学”，集心学之大成。明末刘蕺山呼应胡五峰而盛言以心着性之义。明末王学亦走入末流，黄宗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世贞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

清朝
理学在清初以后走入空谈，严重脱离实际，以学术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连康熙都说“今视汉宫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他曾说：“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

现代
现当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学，而其中又分为陆王心学派，程朱理学派。

主要学派
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包括：

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
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
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
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派（以“理”为核心概念）--主条目：程朱理学
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派（以“心”为核心概念）
陈亮与叶适的事功学派（以“事功”为核心概念）等。
陆王心学于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清代。

评价
顾炎武曾痛责明末以来的清谈理学“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老庄，今之清谈孔孟”。
颜元：以为“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又指责“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也”。其门生王源对理学虚伪性的无情揭露更为露骨，他说“明季流贼之祸，皆阳明所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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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发表于 2009-6-25 18:22 | 只看该作者 哇，讲上儒学了 纵使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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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发表于 2009-6-26 10:41 | 只看该作者

春秋初各国文化的特点

春秋初各国文化的特点


天下广大，交流有限，则民风自有不同。这里仅择其要而言之。彼时国境变化无常，故但言其大概方位。大概，今日河南、山东一带，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一、山东

齐鲁二国大体皆在山东省，今天山东省仍称齐鲁大地。始封于齐的是太公望，姜姓。始封于鲁的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姬姓。

两国大体以泰山为界，泰山以东是齐国地界。

【齐】

因为靠海，齐国收“渔盐之利”，特别的富庶。齐国的使者出使，或者外国人到齐国来游说，都首先要夸齐国的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有学者描述春秋战国时齐地的经济特点，直接就用了资本主义一词。

因为家里有钱，所以齐国女性常常不愿意出嫁，怕丰厚的嫁妆白白便宜了男方，而宁可招赘一个老公。一起过日子，但财产你是没份的，看你不顺眼，随时可以把你赶走另找一个。——这也就是所谓的“赘婿”，说你好像只是身上长的一疖子（赘疣），没了就没了。

赘婿的生活当然是很悲惨的。后来秦始皇抓人服徭役，也是优先抓赘婿。《西游记》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说：“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如今你身上穿的锦，戴的金，四时有花果享用，八节有蔬菜烹煎，你还有那些儿不趁心处，这般短叹长吁？”便是一个赘婿的血泪控诉。

齐国女孩以风骚漂亮出名，每逢搞祭祀社神的集会的时候，举国疯狂如看超级女声。山那边的鲁国因为精神文明抓得好，“社会”就比较像春晚，没什么看头了。因此到齐国社会时，鲁国国君也就开始琢磨：“最近是不是给我安排一国事访问，咱们也到齐国去观摩一下？”隐公、庄公都动过这心思，当然照例有君子拦阻，不过一定是拦不住的。

但是，对这样的女孩儿，男人们往往是又想又怕的。诗经里所谓“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就是这种复杂心态的反映。

齐国男人和今天我们印象中的山东汉子大不相同。当时的齐国人狡诈而胆小，极不好管理。平常自己窝里斗，都很勇猛，而且动作花里胡哨像张大胡子的《神雕侠侣》，——是所谓“技击”。真要打仗，那就抢着开小差了。所以后来孙膑用减灶之计，庞涓马上上当，便是因为齐国男人容易当逃兵，乃是当时各国的一般印象。

齐人的这个坏名声至少一直背负到秦汉之际。韩信要刘邦封自己为假齐王的时候，理由就是面对奸猾的山东人，不封个王爷没办法镇得住。

【鲁】

鲁与齐之间只隔一座泰山，本来风俗大概也接近。但由于国君的办事风格很不一样，所以导致了后来两国的民风，有了很大的差异。

太公望和周公旦分别被封到齐国和鲁国。姜太公（或说是他的儿子）到齐国，只颁布了一点基本的政策法规，没有对当地的文化风俗作什么大的变动，花了五个月就回去找周天子复命了。而周公的儿子伯禽到鲁国，采用的办法却很不一样。周公是周礼的主要的制定者，伯禽对礼仪的这一套，也是特别的讲求。为了改变鲁国的风俗，伯禽抓新的荣辱观建设，光一期工程就花了三年时间。——据说，太公（或说周公）在听说了伯禽的办法后叹息说，制定的规矩让老百姓过日子不方便，那国家还怎么搞得好，到后世鲁国只怕是要被齐国欺负了。

鲁国被伯禽这么一改革，变成了把周礼实行得最好的国家。它是当时唯一能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祖先天地的诸侯国，所以《诗经》里周颂之外还有鲁颂。别国使臣到鲁国来，翻翻档案馆的图书，也要赞叹一句，周礼尽在鲁矣。

鲁国不但男人知礼，女人也懂得无微不至的贯彻礼。有一位寡妇，死了老公，又死了儿子，不免常常啼哭。但白天哭老公，晚上哭儿子，绝对不带差的。——因为躺在床上哭老公的话，别人要疑心你是动了欲念，并进一步推论将来寡也守不长。哭儿子，就可以避免这些闲话了。

虽然鲁国的阴谋乱子一点也没比别国少，但规矩比实际利益更重要，至少还被当作一种公共意识形态在鼓吹。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孕育得出孔子这样的人物。

二、河南

宋、郑、卫三国，主要皆在今日之河南。

【宋】

宋是商后裔。武王的军队杀到商都的时候，带头开门投降的是纣的哥哥微子启，他也是第一代商王。西周对殷商，虽然政治上是胜利者，但心态上似乎始终有一点自卑。爵位的排序，宋也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或者和这种特殊的地位有关，宋往往有一种和他的国力极不相称的责任感。

如宋襄公之图霸，近于以埃塞俄比亚之国力，而欲行美国之事。后来华元、向戌之弭兵，大概也是以维护国际和平为己任的意思，

宋国的文化以迂腐、迷信出名。继承制度还是不稳定性极高的兄终弟及，宋人对鬼神的迷信似乎要比旁的国家厉害。

另外，很多傻逼故事，都跟宋国有关。比如说，有一农夫，看见草窼里窜出一兔子，嘣一下在树桩上撞死了。好，从此不种地了，每天蹲树桩边儿等兔子去。守株待兔，这农夫哪国人？宋国人！

比如说，还有一农夫，啧，这庄稼怎么长这么慢呢？咱给帮帮忙吧，就把这幼苗呢，一根一根往起拔。揠苗助长，哪国人？宋国人！

比如说，说有一，这回不是农夫了，老担心天要掉下来把自己给压着，吓得都病了。杞人忧天，哪国人？……你傻呀，杞人忧天当然杞国人啊！杞国的情况也跟宋国类似，夏朝的后裔，也是“亡国之余”。不过杞国毕竟太小，所以故事就少些。

但就是在这个傻人扎堆的地方，又能产生最瑰奇、新颖的思想。墨子、庄子都是宋国人，孔子的家族也是从宋国逃难到鲁国的。

这也并不奇怪。大概宋国占着商的底气，文化很发达，所以知识分子就多。知识分子天然具有两重性，他既是新文化的创造者（或引进者），又是旧文化的守卫者，一般人都有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反而有所退化。所以，最保守和最创新的人往往都是他们。

【卫】

也是住着殷遗民的地方，不过宋是顺民，由殷人自己管理。卫是“顽民”，由周人管理。封到这里，是武王的小弟弟康叔封。

卫是十足真金的殷故土，殷墟就在卫国境内。

商人重鬼神的传统，在宋国保存得较多，在卫似已淡化。但爱饮酒，好女色的风气，则在卫而淋漓尽致。

周公的态度比较务实，因此吩咐卫君康叔说，对殷民不要采取高压政策，要做春风化雨式的政治思想工作（《康诰》）。但是他对周人可能会被商人腐朽没落的文化情调感染上表示担忧，所以强调周人要做霓虹灯下的哨兵。殷顽民聚众喝酒，还有受再教育的机会。周人要是谁这么干，那就当即咔嚓掉算了，绝不宽贷（《酒诰》）。

这种抵制大概注定不会有什么效果，尤其是不会有长期的效果。社会主义上海今天还做着旧上海的梦，卫风也一直淫乱得很。孔子到卫国，先赞叹人多，有钱，后来就感慨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值得一提的是，东周以后，卫虽然国力虽然一直在走下坡路，但是后来很出了一些人物。和宋不同，这出的不是哲学家，而是政治家，吴起、商鞅都是卫国人。当然，他们没有报效祖国。

看东周尤其是战国的历史，竟依稀有这样的感觉：各大国像企业，卫国像学校。卫国这所名校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大抵没有留校，而是纷纷跑到外企打工去了。

【郑】

郑立国很晚，而且国土本来在关中，幽王的时候预感到不安全，想法子迁到了河南。

这里有很多殷遗民，他们很会做生意，——后世所以称做买卖的为商人，就是这个原因。郑国国君要在这里创业，外来户又没什么根基，所以就选择了跟商人们合作。立下协议说：“你不要背叛我，我也不搞强买强卖，更不会强抢你的货物。你有什么大笔生意，我也不收你的交易税。”（昭十六年）这项协议大概是切实得到遵守的，所以郑国商人特别活跃。中学里学过“弦高犒师”，老师可能还顺带作了点爱国主义教育。其实，也可能只是商人爱免税区罢了。

做生意，则重视数目字管理，重视包装。这种商人习气，大概各国往往既不了解，也不喜欢，所以郑人买履、买椟卖珠之类的故事，都流传很广。

照例，哪里的经济发达了，那里的女孩，即使不被认为是最漂亮的，她们着装打扮的方式，也会被认为是引领时尚的风向标。那时引领时尚风向标的，就是郑国的河南妹子。“郑卫之女不充下陈”，对国君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

仍照例，农业、重工业搞得好，跟第三产业未必有关系；商业一发达，娱乐业也就给带动起来了。郑国的流行音乐历来霸占了各国的排行榜，郑国打了败仗，赔款清单里头，摆在最后是金珠车马，比金珠宝贝值钱的美是女，比美女值钱的是几个瞎老头子，——那时的职业音乐人基本都是瞎老头子。

当然，热爱高雅艺术的人士，是瞧不上郑国的音乐的。贬之曰郑卫之音，因为郑国卫国风气相近，但往往也只说“郑风淫”。有人考证说，这是因为两国的流行歌虽然都是情情爱爱的，但卫国歌好歹还是男追女，郑国往往就是女追男。在郑国，妈妈可以教育女儿说，随便拉个男人过来就可以做丈夫，歌里唱的，“你不想我，我就不能另找一个么？”这样的声口，太考验正人君子的神经。

春秋时最早欺负周天子的就是郑国，或者正因为建国时间短，没什么历史负担罢。

三、太行山以西

秦晋毗邻，两国经常通婚，所以后世也把结亲称为秦晋之好。但是彼此间打仗更多，尤其是所谓“西河之地”，更是反复争夺倒手。著名的函谷关便在这里，此地秦有则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晋有则“晋之强天下莫能当”。

【晋】

上述几个国家，彼此间往来频繁，晋在春秋初，和他们隔得就比较远。

原因一是太行山天然的地理界限，晋国境内戎狄横行，晋人长期既和他们作战，又和他们联姻。风俗上不免受他们的影响，弄得本身也被视为仅只是半开化的国家，所谓“不与诸姬等齿”。东方国家有点不愿意带他玩的意思。

二是晋国很早就发生了内乱，打了几十年的仗，晋曲沃的“富子”终于取代了本来周天子分封的晋侯。这种小宗抢大宗的地位的事，此时东方国家也干不出来。

著名的假途伐虢的故事。从虞公的那种天真善良的态度，也可见这种消灭同姓的事，当时也还是很罕见的。——当然，只要有人带头干了，卑鄙的传染性总是比高尚强的。

总的说来，可以认为春秋初，晋国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

【秦】

西周故土的文化根基很弱，一经动乱，二百年文化建设的痕迹就烟消云散。如果说晋是戎狄化的国家，秦则几乎就是戎狄了。

秦人一直和羌戎杂居在一起，秦的祖先非子，是周王室的牧马人。那时候的秦人，或者还比较有些游牧民族的气质罢。周平王刚登上王位的时候，由于他这个位子来得并不很体面，所以传统上比较有势力的国家都懒得理他。秦国这个时候赶上去拍马屁，护送他到了洛邑。这样雪中送炭，自然各外令平王感动，于是许诺说，丰镐那里的地盘，我都不要了，你要是能从犬戎那里抢回来，就都归你了。秦这才取得了诸侯的地位。

秦的奴隶制最发达，殉葬之风也盛于其他地方，《诗经．黄鸟》就是哀叹贤能陪葬的事。秦最终对东方列国的胜利，是一次典型的野蛮对文明的胜利。

四、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的文化，此时颇不同于中原。春秋前期，楚实力已大张，骎骎然北上之势不可阻遏。

而吴国虽然是太伯、仲雍之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周室完全失去了联系（也许对当时的造船水平而言，长江实在是过于浩瀚了），在春秋初，连周人最擅长的车战他都一无所知。

至于越国，就更不必提起了。

【楚】

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差别更大。首先语言便跟中原大不相同。先秦诸子里面最会骂人的这个孟轲孟老夫子，说起楚国人来，管他们叫“南蛮鴃舌之人”。鴃，就是伯劳鸟。我们现在骂听不懂的话叫鸟语，这个溯本追源，可以追到孟老夫子这里。另外，楚国国君姓芈，芈是羊叫的声音，大概中原人觉得他们说话像羊叫，就给安了这么一姓。

武王伐纣，孟津会盟的时候，楚国也来凑了个热闹，后来大封诸侯的时候，也就象征性的赐了个子爵给他。

当时楚国，大概是国力也弱，文化也不咋地，所以也就认了。但不久后楚国就强起来，大概楚地：

一则民风强悍，现在我们还讲，“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在湖北住过大半年，一次从武汉到襄樊去，看见路边的恐怖标语，写的是，“严惩车匪路霸，群众打死有奖”）；

二则它的军权要比较集中，国家元首也就是中央军委主席，部队要调动就调动了，不像中原好多国家权力都在中间的大夫手里，几个大夫相互间一扯皮，那就完蛋了；

三则它的军工业，也确实比较发达。——再说一个成语故事，自相矛盾的那家伙是楚国人。——后来，最早使用铁制兵器的，很可能也是楚国。

于是，楚国就觉得“子”这么个称号很没面子，就自顾自的称王了。

中原国家对楚国本来瞧不起，现在打不过他了，就变成了对之又害怕，又加倍的瞧不起。《左传》的作者管楚王叫楚子，那是绝不松口的。

五、北燕

当时其实有两个燕国，后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乃是其中的北燕。

燕国是周北境的屏障，始封于燕的是召公奭。燕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国家，从西周甚至一直到战国结束，从地理上到文化上都是如此。连燕初九个国君的名字都失载，现在对西周时候的燕国，所知还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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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发表于 2009-6-26 10:42 | 只看该作者

中国科举制度文化的缘起与发展脉络

中国科举制度文化的缘起与发展脉络

　科举制度是隋唐之际兴起的一项运用考试方式选拔官吏的制度。唐以后历代王朝竞相因袭，并多增革损益，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被废止，历时1300余年，且为古代朝鲜、越南等国所仿效。其流韵遗响至今仍存，不可谓不源远流长者也。

一、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

　　所谓科举，乃“分科举士”之简称。历代皆有选官之法，但方式不同。如汉代实行察举制，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等。此类选任官员之法，因统一严格的无标准可循，以致显要官职尽被门阀世族垄断。南北朝时，豪门势衰，寒门庶族政治势力逐渐兴起。隋朝建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设志行修谨、清平干（幹）济二科，（1）开科举之先河，隋炀帝杨广又置进士科，科举制初步创立。

　　唐承隋制，历经高祖、太宗、高宗、武后等朝，科举制日趋完善。唐制，取士分制科和常科。制科由皇帝特旨召试，以待“非常之才”。制科主要试对策，科目繁多，常见者有直言极谏、贤良方正、博学宏词、才堪经邦、武足安边等。应制科对策及第，高者授以官职，其次仅予出身。常科科名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较之隋朝大有拓展。常科中尤以明经、进士二科最为显要而进士科地位更加突出。官僚即使位极人臣，但如果不是进士科出身，仍难以被同僚心悦诚服。因为这种新的选举制度是分科举人，故名之为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的特点是不再以家世，而是通过考试，按成绩选拔官员，它的产生为寒门庶族地主入仕开辟了一条道路，与当时寒门势力上升的时代背景相适应。

　　唐代设科取士一般情况下为每年一次。报考者来自各级学馆，称生徒。由学馆荐举人选，送尚书省考试；未入学馆而直接来自州县者，称乡贡。乡贡先需自己在州县报名，经州县考试及格后，举送尚书省参加吏部（后改礼部）主持的考试（亦称省试）。

　　考试内容各科不同。明经科与进士科主要选拔通才。明经科主要试帖经，择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仅露一行，用纸帖遮掩其中部分字句，以测试应考者记诵经书能力。此科主要试记诵，易于应付，且年轻者具优势，中考者多为少年才俊，有“三十岁人老明经”之语。而进士科试策论，难度较大，故而有“五十少进士”之说。

　　唐代科举开科，内容极为广泛，除选拔通才之外，另有选拔专才的科目。如明法科试律令，明算科试《九章》、《夏侯阳》、《周髀》等数学著作，明书科试《说文》、《字林》等字书，为社会输送专门人才，录取后考虑专业分派相关机构任职。

　　关于考试规模，每年应举者少则八九百人，多则一二千人，而其中能及第者不过十余人，最多三十人左右。考试分上、中、下三等，中等以上为及第，下等者落第。由于录取者少而参试者多，终身不第者占绝大多数。而正因为中进士极难，一旦登第便闻名士林。所以进士及第又被称作“成名”，亦比作“登龙门”，意味着离仕途飞黄腾达殆不远矣。

　　进士及第或明经及第者仅获出身，尚不能正式入仕。只有再通过吏部铨试，才能释褐除官。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吏部铨选主要以身、言、书、判选人。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辩正，书指书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则先以德行取；德行一样，则先取才能。

　　武则天执政时期，曾进行殿试，并创立武举；吏部试一度糊名。武举之制始于长安二年（702）。州县以下习艺者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选送于兵部，进行课试。所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上述各科考试通过，兵部即可除官给禄，不必如文官须再经过吏部试才能释褐任职。唐代武举亦为常选，但受重视程度远逊于进士、明经等文举诸科。（2）

　　隋唐初行科举，曾产生过抑制门阀、奖拔寒庶的进步作用，同时也导致举子趋附奔竞的风气。这种风气随着全国吏制的普遍趋向败坏而日益严重。甚至发生过漏泄考题、冒名顶替的科场舞弊现象。虽历朝历代为克服此弊绞尽脑汁，但仍不绝于世。

二、宋代的科举制度

　　宋代是科举制度取得长足发展的时期。太祖、太宗、真宗等朝，在革除唐代科举制弊病的基础上，制度日趋完整、严密，成为其政治文化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熙宁四年（1071）前，科举包括贡举、武举、童子举、制举等名目。而贡举又设进士、明经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传、三礼、学究、明法等科）。熙宁四年废罢明经、诸科，命诸科举人改应进士科，又另设新科明法。后又废制举。南宋时，进士一般仍分诗赋进士、经义进士。另有武举、制举、博学宏词科等，但应举及登科人数都很少。与唐代比较，宋代科目呈逐步减少趋势，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的科目，士人皆以进士科登第为荣。

　　宋代开创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解试又称乡贡，即由地方将人才贡于朝廷。故而由地方官府考试举人，然后将合格举人贡送京城。解试包括州试（乡试）、转运司试（漕试）、国子监试（太学试）等几种类型。每逢开科之年，例在八月十五日开考，连考三日，逐场淘汰。举人解试合格，由州或转运司、国子监等，按解额解送至京城，试于礼部，即为省试。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管，在春季选日考试各地举人，分别科目连试三日，合格者由礼部奏名朝廷，参加殿试。即由皇帝亲临殿陛出题考试礼部奏名合格举人，并重定名次。殿试所定名次与省试有所不同，举人殿试合格才算真正“登科”。为防止各级考官作弊，特规定若有子弟、亲戚、门客应试，则相关官员必须回避；开考前数日，考官须全部同时进入贡院，开始进行考试准备工作，考试期间不得私自外出或会见亲友，称锁院。举人向贡院交纳试纸和家状，加盖官印。在考场内，举人按座位榜对号入座，座位上标明举人姓名；官府刻印试题及注解，分发举人。举人纳卷后，封弥院负责密封试卷卷头，并将举人姓名、乡贯糊住，或截去卷头，编成字号；誊录院负责誊写出试卷副本，对读所校勘副本使无脱误。考官根据副本批分定等，再送复考官及知举官复审并最后决定名次。

　　省试时，朝廷委派权知贡举一员，主持该次考试。为分割事权，委派权同二至三员协助，称知贡举。此外，还选派贡院监门官数员，巡察院门，谨视出入；编排试卷官、封弥卷首官各数员，负责编排试卷字号、密封卷头及考官所定等第；誊录官、对读官各数员，负责誊写和核对该卷副本；每五百名举人又设点检试卷官一员，按课题（经义、诗、赋、论、策）分房考校试卷，批定分数，初定等第；参详官负责复查点检试卷官所定等第和批分。殿试时，增派详定官数员，负责详审初考和复考官所定试卷等第。

　　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科士子，通称“举人”。举人登科便可授官，不再称举人，试不合格则须再次应举。举人没有出身，只享有免除本人丁役、身丁钱米的特权；曾赴省试的举人，可以赎免徒以下的公罪和杖以下的私罪。举人殿试合格，按五甲授予本科及第、出身或同出身等身分。前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殿试放榜，举行唱名仪式，皇帝临殿，由知举官依照甲次、名次宣唤中第举人姓名，当殿授予出身，并各赐绿袍、笏、靴等。新及第人选日期集，赴闻喜宴，编同年小录等。

　　宋代科举，对应试者出身要求甚严。“大逆人”“近亲”、“不孝”、“不悌”、“工商杂类”、“僧道还俗”、“废疾”、“吏胥”、“犯私罪”者，一律禁止应试。但对应试者无论士农工商，不分天南地北，非重门第，只看文章。只要质量合格，即可录取。上乘者则得高第。每次殿试录取举人总数，较唐代礼部试要多出十倍左右。大多数举人出身于中下层地主和殷富农民，另有部分工、商子弟，世代官宦子弟明显居于少数。

　　朝廷严禁及第举人与知举官结成“座主”或“师门”与“门生”关系，防止考官为非作歹，与举人结成朋党；禁止台阁近臣在知举官入贡院前，“公荐” 自己所熟悉的士人，或“嘱请”知举官录取某一举人；禁止举人在试场夹带文字、暗传经义或点烛等，作弊一经查出，则以重典治罪。（3）科举制曾在宋代的政治、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中产生过积极作用。许多杰出的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等均由此途脱颖而出，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三、辽金元时期的科举制度

　　与两宋几乎同时，我国北方曾有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王朝。即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他们逐渐接受汉制，实行科举，同时对其进行改造，各有自己的特点。

　　辽朝得燕云十六州后，即在汉人聚居区开科取士。圣宗统和六年（988）起，辽政府参照唐、宋之制，逐渐将科试制度化。科目以词赋为主。考试分乡试（州县试，中式者称乡荐）、府试（中式者称府解）、省试（礼部试），亦尝用殿试之制。在推行科举制的最初二十年中，每科录取不过数人；后来逐次增加，多至百数十人（4）辽代后期，三年一试基本成为定制。辽代政府曾禁止契丹士子应试。但从西辽德宗耶律大石举天应五年（1115）进士一事可知，至辽末，此禁令已名存实亡。

　　金代以科举擢用汉士，始于灭辽之前。初无定数，亦无定期。天会六年（1128）定“南北选”制。辽朝旧土儒士试词赋，北宋旧土儒士试经义，是为 “北选”、“南选”。旋又定三岁一试之制。考试分为乡试、府试和会试（礼部试）三级。金熙宗时，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王时，增设殿试；并南、北选为一；并曾一度罢废经义科。章宗时取消乡试。府试地点，最初有三处，后来逐次增加为六处、九处、十处。取录进士人数，116O年后，每次都在五百人以上，最多时达到九百余人。取士科目除正科（即词赋和经义）外，还有制举、宏词科以及杂科（经童、律科、策试等）。此外还有武举。世宗时又设立女真进士科，以女真文字试策、诗，同汉人进士三年一试之制，称“策论进士”。（5）

　　十三世纪，蒙古兴起。继而灭金，建立元朝。又灭南宋，统一中国。元前期曾多次议行科举，但未遑实行。至元仁宗皇庆三年（1314），始开科举。此后每三年一次（至元年间曾停科两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全国共设十七个乡试科场，分布在京城、中书省直属行政区以及各行省的省治所在地。总共录取三百人，其中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各七十五名。会试在乡试次年举行，定额一百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名。次月举行殿试，分两榜公布，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各分三甲，赐进士及第（右、左榜各一人）、进士出身若干人及同进士出身若干人，并授以官职。考试时的命题答卷，基本上以程朱理学（见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为依据。蒙古、色目人必须以汉文应试，但试题较汉人、南人为易。元朝科举所取录的人数较前代为少，进士地位亦低。（6）

四、明代的科举制度

　　至明代，选拔官吏以岁贡、荐举、进士分为三途，但尤重进士。朱元璋即吴王位后不久，即下文武二科取士之令。洪武三年（1370）诏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四年，定三年一举。六年旋令罢去，改行荐举。十五年复设科举。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永为定制。十八年廷试，擢一甲进士为翰林院修撰，二甲进士为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进士入翰林自此始，使进士观政于诸司，其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衙门者，称庶吉士，进士之为庶吉士自此始。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者仍称进士。观政进士之名亦自此始。英宗天顺二年（1458）起，规定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明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进者，十居其九。

　　明代科试每隔三年举行一次，分乡试、会试、廷试三级。乡试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师）举行。南、北直隶由京顺天府府，各省由布政司主持。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庆典加科为恩科。若与正科时间重合，则以当年为恩科，正科则顺延至翌年。考期在八月，故乡试亦称秋闱或秋试。凡国子学生员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儒士之未入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由有司保举，均可应考。学官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隶卒之徒，与居父母之丧者，俱不许应试。中式者为举人，其第一名通称解元。嘉靖五年（1526），乡试除录取正卷外，另取若干名，谓之副榜。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明初只两京乡试简派翰林官主考，各省则由教官充任。万历以后，始定翰林或科、部官派往。提调一人，在内学官，在外布政司官。乡试之额，洪武十七年诏不拘额数，洪熙元年（1425）始有定额，其后渐增。隆庆、万历、天启、崇祯间，南北直隶增至一百三十名，他省无出百名者。

　　会试于乡试次年在京师举行，由礼部主持。逢丑、未、辰、戌年为正科。若乡试有恩科，则次年亦加会试，称会试恩科。考期在二月，故会试亦称春闱或春试。各省举人均可应考。中式者为贡士，其第一名通称会元。永乐四年（1406）起，会试有副榜。正统后，中副榜者不参加廷试。举人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官，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会试主考二人，初由礼部临期具奏，于翰林内钦命简任。天启二年（1622）后，以二辅臣典试，成为常例。同考初为八人，正德六年（1511）增至十七人，后增至二十人，其中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至明末不变。会试之额，初无定制。成化十一年（1475）后，定为三百名（题请及思诏加取者不在其中）。礼部会试考房，称礼闱。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洪熙元年，南人北人分房取中，名额有定，谓之南闱、北闱。宣德、正统间，又分南、北、中闱。南闱，包括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闱，包括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闱，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三闱取中的比例，南取一百六十五名，北取一百零五名，中取三十名，自弘治二年（1489）从宣德、正统间旧制起，除正德三年一度更动外，嗣后相沿不改。

　　廷试即殿试，紧接会试后举行。初为三月初一，后大都定为三月十五。会试中式者均可应考。以一、二、三甲为名次。一甲止三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甲各若干人，均赐进士出身，其第一名通称传胪。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三人直接进入翰林院，状元授修撰，榜眼边修、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称馆选。选中者入翰林院，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廷试由皇帝主持，用翰林及朝臣文学之优者为读卷官，共阅对策，拟定名次。庶吉士须在庶常馆课业三年，经考试（称散馆）后，优者留馆，成为正式翰林馆，落选者委以他职，世人仍以翰林目之。

　　乡试、会试均分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后三日考第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又三日考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四书》、《五经》所用注疏起初各有规定，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廷试只有一场，试策问。科试命题必须出自《四书》、《五经》。其文略仿宋经义，但必须以古人的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八股一说始于明初，一说始于成化），通称制义。乡试、会试之所，亦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试卷之首，书三代姓名及本人籍贯、年龄，所习本经，所司印记。文字中回避御名、庙号，不许自序门第。试卷弥封编号。

　　明代重文轻武，但亦始终设武科取士。初只有乡试、会试，崇祯四年（1631），始有殿试。弘治六年定武科六年举行一次，十七年改为三年一次。正德十四年规定，初场试马上箭，以三十五步为则；二场试步下箭，以八十步为则；三场试策一道。子、午、卯、酉年乡试。嘉靖初定制，各省应武举者，巡按御史于十月考试，两京武学于兵部选取，俱送兵部。次年四月会试，翰林二员为考试官，给事中、部曹四员为同考。乡试、会试场期均固定为月之初九、十二、十五。万历三十八年（1610）规定会试之额，取中进士以百名为率。（7）

五、清代的科举制度

　　清承明祚，于顺治二年（1645）实行科举取士。其制既承明制，又有所发展，科举制至此规制大备。科目有文科、武科、制科和翻译科。文科考试。层次有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

　　所谓童试，为最初级考试。清代学校和明代一样，是科举必由之路。府、州、县学生，称为生员。未得生员资格者，不论年龄，皆称儒童或童生。童生要取得生员的资格，必须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总称童试。

　　经三级考试，录取的生员留州、县学者称州、县学生员，拨往府学者称府学生员。此外，清代的最高学府为国子监。国子监生分为贡生和监生两大类。贡生和监生都要在监肄业，并由国子监的官员定期进行考核。每逢乡试之年，在国子监肄业的贡生和监生，需参加国子监举行的科试，凡名列一、二等及三等之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则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其他三等的生员或因故未参加科试的生员及在籍监生、贡生，在乡试之年七月，可参加学政主持的录科考试；录科未取或未参加科试、录科的生员，还可以参加一次录遗考试，考试及格，也可参加乡试。

　　乡试三年一科。亦分正科、恩科，主持乡试的官员称为主考，由皇帝选派。乡试除直隶不派考官，参加顺天乡试之外，其他各省都在省城举行。乡试沿明制，例行于秋八月。考试分三场，初九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考试内容，虽以《四书》、《五经》为主，但清中期以前，并不要求应试者遍治群经，乾隆时，在五科之内，按《诗》、《书》、《易》、《礼记》、《春秋》的顺序轮流命题，考完《五经》；然后将第二场论题裁去，以《五经》各出一题，一并进行考试。此后成为定制。乡试中额，各省多少不一。如顺治二年时多者一百六十八名（顺天），少者四十名（贵州）。后来，各直省的乡试中额，有分有合，有增有减。中额者称为正榜，正榜之外，还有副榜。名列正榜者称举人，正榜第一名称解元。名列副榜的称副贡。副榜要取得举人资格，还必须在以后的乡试中取入正榜。

　　会试，即由礼部主持的考试，又称礼闱。举人须经资格审查或复试，才能参加会试。会试日期，清初定于二月，乾隆十年改为三月，遂成定例。会试场次、考试内容等和乡试略同。会试主考官称总裁，下有同考官，俱由礼部题请皇帝选派；一经宣布，立即前往贡院，不与外界往来，其职责等亦与乡试略同。会试中式，向无定额。最多者为雍正庚戌科，录取四百零六名，最少者为乾隆己酉科，仅录取九十六名。会试中式，称为贡士。前十名名次，由皇帝钦定，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为最高级考试，在会试之后举行。清初是四月举行殿试；乾隆二十六年定于四月二十一日，从此成为定制。殿试的内容是经史时务策一道。每策包括三至五题。出题时严加保密。殿试对策以一日为限，试卷弥封后，收掌官用箱盛储送读卷官评阅。殿试策题，是以皇帝的名义发问，所以评阅试卷的官员称为读卷官。评阅完毕，以前十卷进呈，由皇帝亲定名次。皇帝亲定进呈十卷的甲第名次之后，由填榜官填榜。填榜后一日，皇帝亲临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宣布殿试结果。王公百官和全体贡士届时参加。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传胪后，新进士还要在保和殿参加朝考。内容是论、疏、诗各一道，试题由皇帝亲命，当日交卷。朝考试卷，由阅卷大臣拟定一、二、三等进呈，前十卷的名次，亦由皇帝亲定。一等第一名称为朝元。按照清代的规定，一甲三人，在殿试揭晓后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他进士，则按复试、殿试、朝考三次所得等第的数字，分别授以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至于在殿试、朝考时文字谬误或犯规的进士，则以知县归班，不予分发。进士是是仕途的起点。考选庶吉士之制于明代考选无常，而至清代则科科皆有。翰林清望更是大增。在清代政治舞台上，诸多显贵尤其是汉族官员，多数拥有进士出身，高官更多出自翰林。

　　清代文科，沿袭明制，以八股文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专取《四书》、《五经》命题；由于题目来源不同，又分别称为《四书》文和《五经》文。这种用于科举考试的特殊文体，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有严格的规定。在内容方面，作者必须代圣人立言，不仅要依据《四书》、《五经》等儒家的经典，而且要遵守一定的注释。《四书》主朱熹集注；《易》主程颐传、朱熹本义；《书》主蔡沈传；《诗》主朱熹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集说。后来，《春秋》改用《左传》本事，参用《公羊传》、《谷梁传》。在形式方面，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或收结等部分组成。在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部分，各有两股互相对应的文字，共有八股。八股文名称由此而来。全篇的字数也有一定。顺治二年规定：每篇限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增为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又增至每篇七百字，违者不录。《四书》文和《五经》文，虽然同是八股文，但是，在科举考试中，《四书》文比《五经》文更为重要。八股取士，既禁锢人们思想，亦抑制科学文化发展，流弊甚大。

　　武科考试亦分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武童试，三年一次，于学政到任的第一年举行。它和文童试一样，先经县试、府试然后院试。武童考试分三场：头场马射，二场步射，三场原试策论，后改默写《武经》。合格者为武生。武生举优者，准予参加乡试；乡试亦三年一次，于十月举行，中式者称为武举人。次年九月，各省武举人会集北京进行会试，中式者称为武进士。武殿试，于会试后一月举行。先试中式武举人策题于太和殿，再于西苑（今中南海）试马、步射及弓、刀、石。由皇帝亲定甲第，再行传胪典礼。一甲三名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武进士出身；一甲三名，分别称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传胪后，武进士分别以武职录用。清代的武科，虽更加完备，但不过旧制相沿，对封建政治的影响远不如文科。光绪二十七年下令废武科。

　　文武二科之外，尚有制科。制科由皇帝特诏举行。清代曾有博学宏儒（词）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保举经学和巡幸召试的名目。但是，孝廉方正科仅在皇帝即位之年举行，重在品德；保举经学和巡幸召试仅在个别地区和特定范围内偶一行之。人们常常谈到的，只不过康熙、乾隆年间的博学鸿词科和光绪年间的经济特科而已。制科程序简单，一般由皇帝下诏开科，文武内外百科各举所知；被举者到京进行廷试，考试内容为制策或诗赋，然后从中择出合格者，分别授以官职。

　　出上述科目外，清代还实行翻译科，是专门为八旗子弟特设的科目。有满洲翻译和蒙古翻译。满洲翻译，满洲、蒙古、汉军均可报考，蒙古翻译，则只限于蒙古人。所谓“翻译”，即将满文或蒙文的《四书》、《五经》中的一段文字译成汉文；或将汉文译成满文、蒙文，此科亦分童试、乡试、会试，然无殿试。乡试中额，初无一定。乾隆十三年规定：满洲翻译举人中三十三名，蒙古翻译举人中九名。后因应试人数减少，中额亦相应减少。道光八年（1828），翻译乡试，满洲、蒙古分别减为七八名和两三名。十七年又分别减为四五名和一名。二十年，蒙古翻译乡试的应试者仅有六人，因此谕令暂停。翻译会试中式人员俱赐翻译进士出身，然不分甲第，无状元、榜眼、探花等称号。满洲翻译，优者以六部主事即用，次者在主事上学习行走或归进士班照例选用。蒙古翻译进士在理藩院补用。

　　清末，世变日亟，各项制度多有更张。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清廷下诏，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乡会二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程式。”在兴学校、废科举舆论压力下，慈禧太后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之议，于光绪三十一年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废。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竟草草收场，从此不再。（8）

　　以往关于科举制度的论述，多认为明清时期为生员（秀才）、举人和进士三级人才结构。但以笔者对翰林院制度的研究，清代翰林院制度内的考选庶吉士以及其后的留馆、大考等，均具与科举制度相似的特征，是科举制度的延伸和极致；翰林和上述的生员、举人、进士共同组成了清代科举的金字塔型结构。因此可以断言，清代科举人才层次是四级而非三级。

六、结语

　　古诗有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回收往事，不禁唏嘘。然科举虽废，其魂犹存。当今之高考制度，即可见到科举的形影，而全社会对文凭学历（出身）的重视，可视为科举惯性的作用。总之，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值得学术界予以进一步关注，并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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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发表于 2009-6-26 10:43 | 只看该作者 古代究竟有多少“连中三元”的奇才？


戏曲中常常出现寒窗苦读的主人公“连中三元”的佳话。其实，在古代的考生中，“连中三元”是非常罕见的。什么是“连中三元”呢？许多人对此并不清楚或知之不详。

这得从古代科举考试制度说起。科举考试是从府、州、县基层开始，叫做童试。赴考者叫做童生，考中后叫秀才，第一名叫案首。

考秀才是初级考试，俗称“小考”。由于童试在古代是基层考试，所以其第一名案首尚算不得“元”。乡试才是科举正式考试的开始。

乡试是正式科考的第一关。按规定每三年一科。遇上皇帝喜庆亦会下诏加开，称为“恩科”。乡试在省城进行，考期在八月，分三场，又称“秋试”、“秋闱”。各地秀才云集省城一争高低，考中之后称举人，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举人的第一名是“解元”。

再高一级是会试，因由礼部主持在春天举行，所以又称“礼部试”、“春试”、“春闱”、“礼闱”。会试在京师举行，赴考者是举人，考中之后称贡士，会试的第一名是“会元”。

会试揭榜后，被录取的贡生须于下月应殿试。殿试又称御试、廷试，即指皇帝亲自出题考试。殿试在皇上的金銮殿举行，参加考试者是贡生，此考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以后一甲叫进士及第、二甲叫进士出身、三甲叫同进士出身。殿试的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一个考生只有在这三次大考中都得第一名，即“解元”、“会元”、“状元”三顶桂冠为同一人所摘取，才能称之为“连中三元”。想想全国有多少人才在竞争，再有才华的考生也很难保证每考皆榜首啊，只要有一次考个第二，就不是“连中三元”了。

尽管非常之难，历史上仍有17名学子过关斩将而“连中三元”！他们是：唐朝的张又新、崔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寘、王若叟、冯京；金朝的孟宋献；元朝的王崇哲；明朝的黄观、商辂、王名世；清朝的钱檠、陈继昌和戴衢亨、王玉璧。他们不愧是历代之俊彦，是奇才中的奇才！

其中，王名世、王玉璧是两位“武三元”。王名世是浙江永嘉人，在明万历年间连中武科三元，官授锦衣卫千户。他博通经史，工诗善书，时人称其武艺、诗词、书法为“三绝”。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秉性刚介，不媚权贵。王玉璧也是浙江人，在清朝顺治年间连中武科三元。此人在明末曾参加武秀才考试，射箭第一，号称“神射手”，故人们赞其为“武四元”。他虽是武士出身，但手不释卷，文采斐然，也是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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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发表于 2009-6-26 10:44 | 只看该作者

象征权力的九鼎

象征权力的九鼎



　九鼎，是我国夏朝禹之子启时铸造的。它分别以九只刻楼精美、古朴典雅、气势庄重的青铜大鼎，体现了王权的集中和至高无上，反映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昌盛。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中华民族传世之国宝。在工艺美学上，它是一套稀世之作，从文化考古角度分析，它是我国青铜器时代的集中代表，从铸造工艺技术上看，它标志着中国的历史已结束了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的时代。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关九鼎的资料，不绝于历代史册，但在二千多年前，它就早已不知隐身何处了。夏代的青铜铸造业，已相当发达。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熔点低，便于铸造冶炼。夏代的炼铜业。古文献中亦有记载。《越绝书》卷十一日：“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关于铸造九鼎，《墨子·耕柱》曰：“昔日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三国指夏、商、周。《左伟》宣公三年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即言此事。据考古材料证明，当时的奴隶在铸造象九鼎这样的大型器件时，一般是首先用质细的泥土制成器范，再用木炭作燃料，用铜制的坩锅冶炼铜，锡矿块，最后将铜锡溶液注入范中，就成为青铜器。

　　《春秋左传》中，谈到九鼎铸造的情况：夏朝初年，朝廷划天下为九州，州设州牧。夏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事先派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派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九鼎象征九州，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显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是顺应“天命”的。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上之滨，莫非王臣。”从此，九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定鼎”，成为全国政权建立的代名词了。

　　公元前 606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厉行改革，国富兵强的形势之下，兴兵攻击陆浑之戎，逼近雒邑的郊外，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小大轻重”，表明了他有灭周的野心。从此，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之为“问鼎”。此后，关于九鼎的下落，史家众说纷坛，不一而足。

　　司马迁在他撰著的《史记》一书中，对九鼎的记叙，就有出入，前后不一。如：在周、秦二“本纪”中说，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二五五年），周赧王死，秦从雒邑掠九鼎人秦。但在《封禅书》中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由后者分析，九鼎在秦灭周之前，即“宋之社亡”时，已经不见；那么，前者所述秦照王五十二年，秦从锥邑掠九鼎归秦，岂不是自相矛盾，令人费解！司马迁之后，东汉的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的《汉书》中，对九鼎之下落，采取兼收并蓄之法，收录了司马迁的上述两说，同时，又补充了一条史料，说是在周显王四十二年，即公元前327年，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泅水之下。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派了几千人在泅水中进行打捞，毕竟是江水滔滔，元从觅处，只得徒劳而返。

　　到了清代，九鼎之下落更加难以考察寻觅。后代史家只能随意加以揣测了。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把志》中认为：东周王室在衰落的过程中，已元力量保护自己。而战国时期各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却虎视眈眈，力图统一中国，取周而代之。因此，象征王权和“天命所归”的九鼎，自然成为各诸侯必欲夺之的稀世国宝；加之此时周王室财政困难，人不敷出，于是销毁九鼎以铸铜钱，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甚至说其中一鼎已东飞沉人泅水之中，免得诸侯国兴兵前来问鼎，自找麻烦，王光谦的说法虽似有理，但提不出任何一点史料加以证实，因此，是难以使人置信的。

　　纵观中国历代史籍，关于九鼎下落的材料虽多，但往往自相矛盾，提不出充分可靠的依据，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在地下埋藏的古物中，九鼎今天究竟是否还存在？在历史上，根据历代史书记载，它确实曾作为夏、商、周三代的镇国之宝。相传了二千年；并且，从未发现过古人关于它已销毁的历史记载。因此，九鼎的下落，至今仍是一个谜。或许，今后会有揭破这个千载之谜的一天，那可能也是九鼎重见天日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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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发表于 2009-6-26 10:44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古代最郁闷的十个文学家

中国古代最郁闷的十个文学家


    屈原是中国第一个大诗人。小时候念过《新三字经》，里面说屈原的那段话现在还记得：“楚屈原，赋离骚，投汨水，品格高”。他是够郁闷的，被小人上官大夫进了谗言，又被楚怀王流放。最后国破人亡，慷慨赴死，连命都搭上了。

　　但他只能排第十名，至于理由嘛，一是感觉他有点自恋，你看《离骚》里写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翻译成白话就是“我的血统真高贵呀，我的生日真吉祥！我的外表帅呆了，我的名字也真棒！我不仅很内秀啊，而且还很有特长！”你说他自恋不自恋。这种人就觉得地球得围着他转，不错，屈原是宁折不弯，但宁折不弯的背后恐怕还有点心高气傲，视同僚如草芥，所以他的郁闷有点自找。还有就是他毕竟跟楚王沾亲，出身高贵，前半辈子基本上没吃过什么苦，又位高爵显，当过楚国的副总理，活跃在战国末期的政治舞台上。他被楚怀王信任过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他在有生之年也算部分实现了人生理想的。

第九名陆游【南宋】——“壮志病来销欲尽，出门搔首怆平生”

　　我们知道陆游这个人，基本都是从小学语文课本里的那首《示儿》开始，从此陆游便在我们脑海里留下了一副挥之不去的爱国印象。这是怎样的一副图景，一个86岁的老人，在咽气之前，还颤颤巍巍吟诗一首，嘱咐他儿子，等宋朝把东京汴梁打回来那天，烧香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告诉他。可惜南宋不争气，连陆游儿子的儿子也没能等到这一天。

　　陆游的遗愿没能实现，是够郁闷的。不过他一生所经历的郁闷还远不止此。譬如陆游年轻的时候考上过状元，但不幸跟权臣秦桧的孙子同榜，结果复试的时候状元就被黑掉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他做过官，但两次都被弹劾回家；他更乐意披坚执锐，纵横沙场，连做梦都是楼船夜雪、铁马冰河，但朝廷才懒得搭理他。陆游只好回村一边务农，一边做诗，成了老清客。壮志难酬，终老林泉，真是无奈之举。

　　不过陆游好歹属于士大夫阶层，衣食无忧，生活条件相当不错。只是因为饱受儒家匡世救民的思想熏陶、出于南宋汉族士子的社会责任感，把自己折磨得抑郁寡欢到临终，郁闷指数直逼杜甫，也够不容易的。

第八名杜甫【唐朝】“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杜甫不是个讨年轻人喜欢的诗人。因为他总是愁眉苦脸，满腹苦水，不像李白那样朝气蓬勃的。他每吃一口饭，就会思圣君，想皇上现在饿不饿啊？看见个茅草屋，就要哀黎元，想什么时候百姓才能住上豪华别墅高高兴兴的呢？杜甫的思想境界很崇高，崇高得有点像观世音。观音负责普渡众生，要把人从苦难的此岸世界渡到极乐的彼岸世界。只要世上有一个善男信女无法成佛，观世音自己就永远成不了佛。但人人成佛是不可能的——通往天堂的门票很贵，所以观音菩萨永远也成不了佛，她本身就是个悲剧。要不怎么说她“大慈”还“大悲”呢？

　　杜甫这辈子就相当悲。他的祖父杜审言做过宰相，但到他这代一点光都没沾上，很郁闷。杜甫想不靠裙带关系也罢，他才高八斗，有恃无恐。据说杜甫在诗里回忆，说他年轻时候在公众面前提笔作文的时候，人们把他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要争相拜读，场面之宏大简直不亚于李白让高力士给他脱靴磨墨。但结果怎样？一代诗圣竟连个进士都没考上，只有靠着做四川省长的朋友的荫蔽才勉强安顿下来。杜甫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境况不佳，他没钱买酒还欠了许多债；他没钱盖瓦房只能住草屋，他的小儿子也饿死了。杜甫哭了，诗里写得明明白白“少陵野老吞声哭”，确实伤心。

第七名司马迁【西汉】——“哀莫痛于伤心，诟莫大于宫刑”

　　司马迁继承父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太史令虽然官位不高，但对他来说足够了。他的遭遇是人尽皆知的。当时飞将军李广有个孙子——李陵，跟匈奴打仗，寡不敌众，迫不得已投降。汉武帝要诛他九族，实在太过分。司马迁于心不忍，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多了一句嘴，便飞来横祸，被施宫刑。这当然是奇耻大辱，何止郁闷。这还不算，武帝还特意给他安置了一个官职——中书令。这个官在汉代一般都是由宦官充当，像是故意羞辱司马迁。

　　司马迁的郁闷是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郁闷，但是他到最后应该不怎么郁闷了，因为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理想已经实现。他不就是为了《史记》而降生的么？别人是壮志未酬，司马迁是壮志已酬，从这一点看，他是幸运的，没什么可遗憾了。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用一生的精力呕心沥血地只写一本书的，只有司马迁和曹雪芹。他俩都把作品看得比命还重要，所以世罕其匹。请问中国还有谁的古文写得比司马迁好么？那些唐宋八大家、什么桐城派古文，跟司马迁《史记》、《报任安书》一比，都渺小了。《史记》文气连贯，感情喷薄，那些文章都不是“做”出来的，句句都是从肝肺里流出来的。当代人章诒和有本《往事并不如烟》，写得非常好，就有史记的这种味道。

第六名陈子昂【唐代】——“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的事迹没有前几位伟大，名声也没有前几位崇高，但他人生的郁闷程度一点也不比前几位逊色。关于陈子昂为什么这么郁闷，乍看起来没什么理由。首先他家境好，万贯家财，其次科举顺，进士及第。按说不该哀叹人生困顿、怀才不遇了。而且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唐王朝将近鼎盛时期，四夷臣服，也不用像陆游那样为了重整江山殚精竭虑。但他还是高兴不起来，这只能解释为个人气质使然了。陈子昂始终对现实不满，而能改变现实的人，他相信首选是自己，但是他这匹千里马、这块大金子没能受到应有的尊重，他直言诤谏，每忤权贵：给武则天献计献策，但不被重用，还跟朝廷显贵、武则天的亲戚结下了梁子。最后两度入狱、迫害致死。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

　　陈子昂有一首《登幽州台歌》，千古绝唱。人都说“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但陈子昂登高，他感受到的却是难言的苦闷和孤独。那是庸碌的芸芸众生永难体味的自视甚高者的独白。

第五名汪中【清朝】——“自是浮生易漂泊，不因霜露怨蹉跎”

　　汪中是清朝的大才子。他才高学富，天资卓绝。是早熟的天才、士子的骄傲。但他命却很苦：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他壮年的时候，又为了谋生四处奔波：经商、游幕，颠沛流离。到了晚年又一身的疾病，享寿不长。终其一生，没过几天舒坦日子。

　　汪中学问之大，大到可以检校《四库全书》，这跟戴震、纪晓岚有一拼了。他令科举考官震惊，觉得这考生简直能做自己的老师了。但汪中不仅没能中进士，甚至也没能中个举人，这也真是桩奇事。汪中的文章写得漂亮，尤其是骈文，漂亮到什么程度，清朝有个大学者说他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就是这样一个骈文妙手，学术巨匠，却始终没有受到公平对待。但是他的诗却温存得令人诧异，他的诗里没有怨言，他根本不像屈原那样痛斥昏君、奸党、他至多流露出一点淡淡的哀伤，在压抑人性的社会里，他懒得申辩了。

第四名黄景仁【清朝】——“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黄景仁字仲则，一般都叫他黄仲则。黄仲则和前面说的汪中是好朋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汪中是个大才子，黄仲则也是个大才子。汪中一辈子过得很心酸，黄仲则这辈子过得更心酸。汪中只活了49岁，黄仲则只活了35岁……黄仲则精通书画，工于诗文。才高一世，遍学古今。但他跟汪中一样，也是屡试不第，四处碰壁，时乖命蹇，落拓平生。

　　怎么评价黄仲则呢？可以打个比方。如果清朝词人只选一个，那么这个人只能是纳兰性德；如果清朝诗人只选一个，那么这个人只能是黄仲则。清朝有许多大诗人、大词人，但他们的创作完全比不上这两个人用情之深。许多女生都喜欢纳兰性德，因为其词情真，其词凄美。我要说纳兰词有多让人意乱情迷，黄仲则的诗就有多让人意乱情迷。这两人很相似。虽然他们地位迥异，一个是满族贵胄，一个是布衣诗人，但却都是极其深情的人，这种人一般不会享年太久，纳兰也只活了 30岁。

第三名阮籍【西晋】——“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说到郁闷的人，自然少不了阮籍。他醉饮终日，穷途痛哭，种种的不拘礼法、放浪形骸，都可看做他内心苦闷的外化。

　　阮籍有家学，父是建安七子之一，己为竹林七贤之首。他相貌瑰伟，风度不俗，是魏晋时期有名的美男。司马氏早准备了官职虚位以待，巴不得笼络了他来给朝廷撑撑门面，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去朝廷报到。可这些也不能给他带来丝毫的慰藉，他不仅郁闷，而且简直是焦灼和痛苦。他会在夜阑更深叹息沉吟，会到深山里长啸抒怀。

　　阮籍之所以活得这样烦恼，一是环境的险恶令他壮志难酬。他有强烈的用世之心，要是没建功立业的念头，他怎会登高四顾，喟然长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但在司马氏高压统治下，机关四伏，暗礁遍布，天下名士，少有全者。阮籍还指望着能寿终正寝，不乐意在官场倾轧中引颈就戮，只好远离是非，居家避祸，诵读老庄，明哲保身了。但他名气实在太大，总有司马昭的人来骚扰，于是他时不时还要装疯卖傻来掩人耳目。子曾经曰过：“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阮籍算是彻底实践了一把。二是对人生形而上的思考令他痛苦不已。环境再恶劣，总有人过得悠然陶然。好比刘禅自缚请降，寄人篱下，依然是“此间乐，不思蜀”。阮籍做不到那么没心没肺，他是中国第一个有悲剧意识的大诗人。他喜欢像个哲学家那样思考人生的意义——魏晋时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了——可他又每每想不出个所以然。但有一点他十分肯定：人生短促，死亡每时每刻都在迫近。那些如花美眷、高名厚利，一切的一切都转瞬即逝，意义何在？他传世的五言祖诗，主旨是遥渺的、感情是低沉的、背景是枯寂的，人生是阴冷的。

第二名徐渭【明朝】——“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徐渭就是徐文长，他是明朝最伟大的文学家。如果徐文长活在今天，那么他大概可以跟启功比书法，跟黄永玉比绘画，跟余光中比做诗，跟高行健比戏剧，跟余秋雨比散文……在王维和苏轼之后，这样的全能型选手实属不世之才。

　　徐渭活了73岁，在古人里寿数不短，享年和白居易一样。但两人的际遇可真可谓天壤之别。白居易能在“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地方考取功名，鲤鱼跳龙门，虽然被曾被贬过青州司马，但总的来说还是官越做越大，声动帝京，名播海外。徐渭却没这个命，一方面他才名早扬，身手不凡，6岁攻诗书，9岁作文章，有神童美誉；另一方面却蹭蹬科场，屡试不第。从二十出头锋芒毕露，到四十不惑，屡战屡败，无出头之日。科举对人性的扭曲不言而喻，无需多说，为求生计，他这样一个狂傲自负，嫉恶如仇的人只好给官吏做入幕之宾，难免写些官样文章。这种知行的歧出酿造了他人生的悲剧。他开始精神疯癫，先后自杀九次，用利斧击破头颅，以利锥刺破双耳，均未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又发狂杀害妻子，锒铛入狱七年。这是不是跟现代诗人顾城差不多？晚景凄凉，卖字画为生，孑然一身，抑郁而终。死时仅有一只狗伴其身旁，床上连完好的席子都没有。

　　徐渭毕生潦倒、愤懑、孤独，死难瞑目。身后却声名鹊起，煊赫万分。八大山人、扬州八怪、郑板桥、齐白石诸人都献心香一瓣，恨不能与之生逢同世，唯其马首是瞻。明朝著名文学家袁宏道为之作传，说他“胸中有一股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堪称痛彻骨髓、入木三分。

第一名李商隐【唐朝】——“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李商隐在45岁那一年死去。对于政坛来说，他的早逝无足轻重，但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却意味着一颗巨星陨落。李商隐的悲剧并不在于他的天才薄命，而在于他那终其一生都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人生困境。

　　李商隐死在唐代倒数第五个皇帝宣宗时期。唐宣宗是个明主，人称“小太宗”。在他的治理下，这个曾经煊赫万分的大唐帝国似乎有了中兴的迹象，但事实证明只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经受安史之乱、宦官专权、牛李党争的唐朝再也没能重现贞观、开元盛世。但是在诗歌领域，李商隐的出现，却掀起了唐诗的第三座高峰，足以跟盛唐、中唐鼎足而三，在这个诗的朝代即将退去的时刻，留下了一抹耀眼的余辉。

　　李商隐少年时期师事朝廷重臣令狐楚，并和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有着近似同窗手足般的友谊。李商隐才情纵横，少年得志。虽说他也有过考进士而名落孙山的经历，但在令狐氏的举荐下，他在25岁的年纪如愿金榜题名。

　　他原本是如此春风得意的，但当他和王绮琴情定终身后，一切都改变了。王绮琴的父亲、也就是李商隐的岳父，是李党的干将。而李商隐的恩人、兄弟令狐父子是牛党的重臣。他的这场婚姻使得自己今后的政治前途顿时暗淡，李党视他为牛党卧底，牛党认定他忘恩负义。

　　李商隐是重情之人，怎能忘恩负义呢？他曾经给做了宰相的令狐?写诗表明心迹，但无济于事。他更不会因为受到妻子的拖累而后悔，看看他写给妻子情诗吧：“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绮琴死后，他到死也没有再娶，这一点，跟一边写悼亡诗词给妻子、一边坐拥红袖，醉入花丛的苏轼相比，实在是真切得多。

　　李商隐在牛李两党都有广泛的人脉，一方有他的恩公、兄弟；一方是他的岳父、爱妻。他对两方都抱有极其真挚的情感，但两党的势力却都要对他进行打压、弹劾。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悲哀。如果他能拿出无毒不丈夫的气概，挥刀斩断和其中一方的关联：要么令狐氏恩断义绝，要么跟妻子分道扬镳，都可以让他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平步青云，但是他做不到……

　　【附说】所谓排名、人选都只不过是游戏式说法，也想把曹植、吴梅村列入，但既然说是十个，便总有取舍。事实上，“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 ”，那些想学鸿鹄高翔又难以施展，包藏鲲鹏之志又壮志难酬的文学家何止这十个！随心顺手，涂抹数则，聊作豆棚闲话，供人喷饭助酒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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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发表于 2009-6-26 10:45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地域性商帮




一、福建商帮　亦盗亦商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Ｆ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点评：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Ｔ灣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Ｔ灣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二、广东商帮　内涵丰富

　　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作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二次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点评：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三、陕西商帮　行道多多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点评：虽然贵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且民风习俗与山西商帮相近，但在外人看来陕西商帮“见识短浅”，在各个方面都无法与晋帮相比。而对于商业资本的使用上，陕西商人采取的是土财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资手工业，这与江南地区商人积极发展手工业的情况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山东商帮　全民经商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点评：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五、宁波商帮　后来居上

　　宁波商帮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从它形成之时起，便显露出它的见识不凡和卓尔不群。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但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鸦片战争后，尤其是Ｍ國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点评：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六、晋商　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点评：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七、徽商　贾而好儒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点评：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当然是一个睿智的人。在他们身上，既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他们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准则。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们处处体现着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总之，儒商是属于有知识、有道德、有谋略、会赚钱的人。

八、龙游商帮　海纳百川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历史上所称的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点评：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九、洞庭商帮　善于审时度势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另一个商帮在中国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洞庭商帮。

　　当年范彝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

　　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点评：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起来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

十、江西商帮　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点评：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明清中国十大商帮：

山西商帮－－义中取利，信誉第一
徽州商帮－－贾而好儒，财自道生
龙游商帮－－海纳百川，宽以待人
洞庭商帮－－审时度势，稳中求胜
江西商帮－－广泛从业，小本经营
福建商帮－－自强不息，爱拼会赢
广东商帮－－敢想敢干，敢为人先
陕西商帮－－追求厚利，既和且平
山东商帮－－重土乐安，诚实守信
宁波商帮－－灵活善变，开拓创新

当代中国五大新商帮：

浙江商帮－－宁波、台州、温州、杭州（号称中国第一商帮）
山东商帮－－威海、烟台、青岛、济南等
苏南商帮－－苏州、无锡、常州等
闽南商帮－－泉州、漳州、厦门
珠三角商帮－－广州、惠州、东美、顺德、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