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林彪

                      □ 谭云鹤　《男人世界》 2007年第06期  (上接2007.第2期,缺)
        林彪,一位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元帅,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他的功绩至今还在民间被广为流传。然而,却被“文化大革命”弄得身败名裂。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个活生生的林彪。带着这样的愿望,我们来到曾任林彪元帅政务秘书的谭云鹤家里。经过一番简单介绍和表明来意之后,现已85岁高龄的谭老爷子欣然接受了采访。谭老兴致盎然地说:我知道你们想了解什么,好多对林总的评价是不真实的,就连电视剧里演的林彪就更不真实了。

东北主力入关 又要出奇兵
        一进沈阳,大家都松了口气,想着经过这么大的战役,历经这么长时间以艰苦奋战取得了这么辉煌的胜利,中央总该让我们好好休息一段,也好总结经验,补充弹药,消化俘虏,处理善后。当时,不仅是林彪,整个司令部都是这种空气。只是大家谁都没有明说,但内心里却这么盘算着,估计大概等明年开春之后,再消消停停地进关,谁也没有立即入关作战的思想准备。
        而当时主席最大的担心,是怕蒋介石放弃平津,傅作义的队伍向西跑,跑回他的老家绥远(内蒙);怕蒋介石的中央军经海上向南跑,跑到江南。而一旦这两大坨子敌人跑起来,单靠华北的兵力,可能两头都堵不住。所以,主席希望林、罗能及早入关,把蒋介石的24个师,傅作义的16个师,共计40个师,全部捂在华北,就地吃掉。11月中旬,主席就来电,跟林、罗商量,请他们考虑,是早日入关,还是在东北休整以后再入关好。
       主席这么一说,可就有点难住林、罗了。从辽沈战役一开始,一仗接着一仗,部队已经相当疲劳,掉队、落伍的战士又相当多。甚至出现了逃亡的现象,而且各纵队都公开提出要延长休整时间。现在,主席又让他们考虑提早入关,我看林彪有点犯难,让我通知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到他这里来一下。
        几个人商量完了,林彪把我叫去,以他们几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回电,说,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为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太远,甚至某些干部已开始滋生享受情绪,需要大力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新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更为严重。此外部队冬大衣、棉鞋、棉帽均未下发。为防止敌人逃跑,建议最好由华北部队能包围一大股敌人,好拖住敌人不好下决心走。
       但林彪他们发给中央的电报,没有影响中央和主席的考虑,11月17日深夜,主席来电,仍是希望林、罗郑重考虑两个方案:一个是东北主力在11月25日左右向关内开动;一个是不管蒋系、傅系是否撤走,东北主力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中旬,然后南进。
       截止到这时候,中央和主席说的话,还都是意见和建议。但第二天(即18日)晚上6点,情况就大变了,下了死命令,主席直截了当地命令林、罗,停止休整,立即令各纵队用一两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是21日或22日,全军或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主席在电报里还特别提出,希望林、罗在下达出发命令以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作战。 
       对中央的命令,林彪在组织上是服从的,表示遵命,于22日出发了,但思想上仍有些抵触。提出了一些困难,其中一个理由就是,现在已属严冬,而部队还没有换装,地方和军队的服装厂正日夜加工赶制,等到部队换装之后马上进关。
       有趣的是,后来主席回话说,你们现在进关,虽然还没有换装,但你们呆在东北,同样也没冬装可换,而关里比东北还暖和一些,与其在东北等冬装,还不如把部队开到关里来等。同时,要你们现在进关,并不是要你们马上打大仗,而是乘傅作义的部队分散在山海关到张家口一字长蛇阵的态势,乘其不备,先把敌军逐个分割包围起来,等部队休整完毕,再视情况加以歼灭。否则,傅作义部队发现东北大军入关,怕遭到围歼,势必或西撤绥远或索性把部队集中在天津、塘沽地区,视情况由海上逃跑,这时于整个战局的发展十分不利。主席讲得入情入理,所以,五十几年了,我记忆犹新。特别是与其在东北等棉衣,不如到华北来等棉衣一事,讲得很生动,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当时林、罗一看,如果22日出发,实在太过仓促,全军连最起码的政治动员都进行不了,他们就向中央请示,可否把出发时间改在23日。第二天凌晨3点,主席回电,说,可以。同时嘱咐林彪,如果林、罗决定先走,就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在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纸上登一条新闻,说林彪尚在沈阳,并经新华社广播。看完电报,我就想,军委和主席这次又要出奇兵了。

傅作义企图偷袭石家庄、西柏坡
       在东北主力尚未出动前,东北野战军已经先行入关,而且还把傅作义吓了一跳。但此前傅作义的一个行动,先把林彪吓了一跳。         那还是在10月的下旬,蒋介石、傅作义为了摆脱困境,寻找转机,挽救危局,刺激人心,合谋一个计划:调集三个军、两个骑兵旅和爆破部队,要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和中共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但华北部队兵力分散,一时难以集中,形势骤然吃紧。毛主席就在10月29日给林、罗打电报,说,请你们考虑,能否将现在锦西附近的11纵派往冀东,向通县、北平方向活动,威胁北平。
        我接到电报,一看傅作义打算偷袭石家庄,特别是西柏坡,很有些着急,马上给林彪送去了。刚好罗荣桓、刘亚楼都在林彪那儿。林彪看后,也很着急,还有点儿紧张,他一边看一边念给罗荣桓、刘亚楼听。林彪念完了,想了一下,说,党中央必须保卫,不能出任何问题。只是主席说只调11纵入关,恐怕兵力不够。反正锦西、葫芦岛的敌人已经跑了,4纵、11纵也都休整了几天,可以一起拉上去。罗荣桓、刘亚楼说,既然4纵、11纵都去了,是不是干脆把在锦西的另外3个独立师和一个骑兵都调上去,仍归程子华和黄志勇(二兵团参谋长)率领,也便于统一指挥。林彪说,行,就这样定了。当下就由林彪口授,我记录整理,写了一个电报稿,念了一遍,他们三人同意、画圈后,赶紧送机要处,一份报中央军委,一份通知第二兵团立即行动。
       傅作义发现,他的偷袭部队遭到聂荣臻华北7纵的顽强阻击,华北第2兵团又已回师曲阳一带,弄不好有叫华北2兵团切断其后路的危险,又发现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前出冀东。他预感形势不妙,只得放弃了偷袭平山、石家庄的计划。

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
      东野第2兵团突然出现在冀东,着实让傅作义大感意外,他原本估计,东北野战军在打完辽沈战役后,怎么也得休整几个月才会入关,哪儿知道。战役刚一结束,东北主力先遣兵团就入关了。更让傅作义料想不到的是,从11月23日开始,东北野战军的主力10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七十几万人,兵分两路,陆续经喜峰口、冷口,越过长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平津。
        七十几万正规军,汹涌挺进,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如果算上已先行入关的东野第2兵团,挺进关内的正规军总兵力已高达80余万。
       顺便说一下,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公布野战军番号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原冠以各地区名字的野战军,今后要在全国范围内作战,不能再局限在一个地区内了,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各纵队一律改称军。

催着林彪跑
       尽管东北主力军提早入关,主席还是不放心,11月26日,主席就来电催了,说,希望你们数日内处理好后方事务,在主力到达冀东之前,乘车赶过部队,先到冀东。同时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虽然前线指挥机关一出动就坐汽车,比下面部队步行要快得多,但我们也在11月30日从沈阳动身,提前向冀东开进了。
       在长长的“前指”军队中,林彪坐的是辆三号吉普车。这种车型跟现在军队里通常使用的那一种差不多。车上跟一个贴身警卫员,坐车的后排座上。有时候,他也跟警卫员换换位置,活动活动身体。
      因为我和王本各带了一个警卫员,又带着林彪我们三个人的行李,还有几箱子军用地图和林彪的小公文箱,以及秘书随时要用的办公用具,王本我俩就坐了一辆二号吉普,比三号吉普车大一些,现在这种车很少见了。
       那时候的公路,质量都很差,路面坑坑洼洼的,有些路段颠簸得厉害。有一天,车队刚刚驶过朝阳,林彪那辆车的一个轮胎就坏了。没办法,大家只得停车等着换轮胎。这时候,林彪也趁机下车活动活动,瞧着司机换轮胎。他看着司机从车背后卸下那副备用车胎,好像小孩子似的,眼睛闪着光,对我说,这真是一个好办法!我一听这话,差点儿笑出声,心想:你坐了好几年车,还没有注意到每辆车都有一个备用车胎呀!从这件小事上,我发现林彪确实不注意生活细节。
       途中,林彪让我去给东北局发个电报,他要调辽北省委书记陶铸来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为什么林彪看中了陶铸,我不太清楚。但此前,我已经感觉到,林彪好像对政治部主任谭政有看法,有事他也很少找谭政商量。东北局收到林彪的电报当即同意,很快把陶铸调到了野战军政治部,当副主任。
       在我们进关前,主席曾一再指示林、罗,各部队一定要夜行晓宿,隐蔽行进。但到了12月初,入关先头部队3纵和5纵,刚越长城,就被敌人发现了,而且遭到了敌机轰炸。林彪接到信息,一看已无秘可保,为加速前进争取时间,迅速截断傅作义南逃退路,他命令部队全部改为白天行军;除1、3、5、6、8、9、10纵队仍按原定路线开进外,后续部队2、7、12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直接经山海关向冀东急进。12月7日,我们到达指挥位置以后,林彪对更改命令专门向军委作了解释,军委对此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我在某些书中看到,说林彪在入关途中遭到敌机疯狂扫射,子弹把林彪乘坐的吉普车的屁股打得叮当乱响,险些让林彪一命呜呼。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林彪与我是前后车,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这当秘书的不可能毫无所知。                平津战役 毛主席的韬略
       在我们还没有入关前,蒋介石曾电召傅作义到南京,商讨华北作战方针。蒋的意思是想让傅南撤,他怕傅不肯执行,还给了傅一个高衔儿—“东南军政长官”。但傅有自己的小九九,他担心自己的部队不是蒋的嫡系,要是南撤可能就叫蒋给吞并。所以,在南京国防部军事会议上,傅作义以主战姿态提出,一定要固守平津,说坚守华北关系全局,退守江南是下策之下策,非万不得已,不应南撤。
       蒋介石最后决定,在华北暂时采取固守平津、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时变的方针。
      中央和主席的意图是,抑留蒋系、傅系于华北就地解决。但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500公里的长蛇阵上,首先在何处下手?经过反复酝酿,最后中央和主席把首先下手的地方,选在了北平与绥远之间的战略要冲——张家口。
       早在沈阳的时候,我收到了主席发给林、罗的一封电报,拿起一看,第一眼就看到上面特别注明的6个大字:“绝密,阅后焚毁。”我立时一愣,心想:这是什么内容?这么重要。看完了不存档就要烧掉?带着好奇心,我一口气看完了电报全文,明白了,原来主席是要华北杨成武第3兵团首先迅速动作,抓住并包围张家口、宣化几部敌人,而后东北先遣兵团迅速越过密云、怀柔、顺义,向延庆、怀来急进,华北杨得志第2兵团迅速进至涿鹿地区,以华北2、3两个兵团,受东北先遣兵团统一指挥,组成平(北平)张(张家口)战役之兵力。目的是要在12月进至冀东以后,顺利切断平津、津塘各线,歼灭几部敌人,打开主要地区的战局。
      不久,杨成武兵团把张家口一围,守将孙兰峰向傅作义紧急求援,果然让傅作义上当了,对杨成武兵团的行动,傅作义以为是聂荣臻华北部队的一次局部行动,而东北野战军主力尚未入关,好对付,他就命驻北平的嫡系精锐35军两个师和驻怀来的104军一个师,分乘汽车、火车驰援到了张家口。傅还飞到张家口布置了一番。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主力35军就这样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主席一见傅系主力已被调动向西,立即命令华北2兵团全力控制宣化、怀来,东北先遣兵团急进怀来、南口,把35军锁死在张家口,彻底切断平张路。
      但12月初,东北先遣兵团在密云的一场胜利,给主席的这个计划带来了点小麻烦。本来中央军委的命令是让先遣兵团越过密云,直插怀来,但先遣兵团的一个纵队经过密云时,既不是绕过密云,也不是大部队先绕过,以后卫部队去歼敌,而是用先头部队打了密云。虽然稍带把傅作义驻密云的一个师歼灭了,但耽误了时间,而且惊动了傅作义,让他发现东北主力已经到眼皮底下了。他料大事不好,就急令35军从张家口连夜乘车返回北平。
       有意思的是,东北先遣兵团突然暴露在北平附近,把傅作义彻底搞糊涂了,他估计林彪首先要威胁、包围北平。所以,他除了想把35军调回北平外,又急急忙忙把天津、塘沽的3个军调来,加强北平的防御。这正是主席告诉林彪的那样,我军此种计划,出敌意外,现在敌人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
        其实,主席真实的意图,是想先把傅作义的防御东线给打掉。12月11日,主席告诉林、罗,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主席向林彪等人提议,自12月20至12月25日数日内,采取神速动作,以6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之敌。办法大体上跟你们在义县、锦州、锦西、兴城作战时用过的办法一样,分兵奔袭,隔断敌军的联系。各纵队都要构筑两面阻击阵地,绝不能让敌人跑了。至于在东面先吃掉谁,主席的设想是力争先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还说,只要把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敌吃掉,就全盘皆活。
       对攻击的次序,主席作了大致规定:第一塘(沽)芦(台),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第四天津、张家口,最后北平。
       主席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所以主席指示林、罗,从本日起,两星期内,基本上是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敌人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灭。同时叮嘱林彪,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逃。
     为防止平津之敌跑掉,主席提出了两个重要措施:一是为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准备令正在进行淮海战役中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几个兵团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部署;二是为不让敌人向青岛逃跑,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的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预作准备。        我看了主席的电报,感觉计划已经很周详了,但主席为了完善作战计划,他仍问林、罗,你们对上述计划意见如何?这个计划有何缺点?执行有何困难?希望统一考虑电告。        为了统一指挥平津战役,同一天夜里11点,主席给华北军区主要领导人和林、罗打电报,明确指示:攻击平、津、张、唐诸敌人作战开始。这是个巨大的战役,不但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统一指挥,冀中7纵及地方兵团亦应统一指挥,冀中军区应派员去蓟县林、罗处接洽,华北军区、华北局也应派员去蓟县,将平津情况、准备接受平津干部配备,以及管理平津的各项政策告知林、罗,使林、罗知道华北所准备的一切重要事项。后来,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织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一切党、政、军工作。
        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指挥人选已经确定,主席是可以稍稍放松一下的,但他从小到局部一点的用兵,大到整个战役的作战计划的军事部署,统统给予关注,适时向林、罗下达指示,提供意见和建议,并把自己的预见告诉林、罗,提醒他们,要注意什么什么事情,不要出现什么问题。当时主席发给了林、罗的电报很多。
       我看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主席给林彪的所有电报,主要电报主席都要抄了或通报各野战军,主席关于淮海战役的电报,我也看到了。我亲自接触到了主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指挥天才,和高瞻远瞩、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使我军逐步由弱变强,在敌我两军战略决战的过程中,敢于并勇于同敌人举行史无前例的上百万的大决战,不要说蒋介石完全不能相比,就是我军各级指挥员在全盘战略上,也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我敬仰主席不是学军事的,也非行伍出身,更没有吃过洋面包,但他能在指挥几百万解放军同蒋介石的作战过程中,导演出如此威武雄壮的一幕。
        联想起建国以后,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失误,对主席我也不胜非常惋惜。

平津决战前夕的多次变化
        就在我们到达指挥位置的前一两天,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傅作义赖以起家的部队——傅作义王牌军35军,自张家口东逃,已突破我军第一道防线,正急返北平途中,已经到了新保安。这个消息我是从主席给林、罗的电报中看到的,为此在电报里边主席严厉批评了堵截35军的部队“置若罔闻”。虽然主席不是在批评林彪,但这个消息马上引起了林彪的关注,林担心35军会突出来,与怀来104军、南口16军会合,一同逃回北平,故此,林彪于12月7日晚上9点多钟报告军委:为保证歼灭傅作义全部及南口16军,我们的意见以先头3纵、5纵,立即经平谷、顺义,用五六天行程插运到南口附近,参加作战。届时,如果北平、张家口间的战役结束,我先头两个纵队就立即转至北平、通县以南,防北平之敌南退。如果北平之敌继续退天津,我先到纵队就全部插至北平东南堵击敌人。如果届时已判明敌人守北平,我就以后到部队包围唐山和切断平津联系。
        而中央和主席原来的设想,在我们离开沈阳前,就已经向林彪提出,东北主力入关后,第一作战方向应选在平津线上的廊坊、香河一线。所以,主席回电,不同意他这个计划,说,你们想以3、5两纵去打16军,他两天就跑回北平了,这样,即使东野2兵团到了怀来,也肯定是无事可做;如果杨得志兵团包住了35军,杨得志一个兵团也能把他消灭,你再来两个主力纵队就成了多余的了;另外,在平津尚未隔断的情况下,如果先打掉16军,那就有迫使北平之敌逃向天津、塘沽的危险。在电报中,主席交给林彪三个任务:
       首要任务,不要让傅作义在北平及其周围的部队逃到天津。其方法是以4个纵队占领廊房、香河一线,隔断平津联系。只要此招成功,傅作义在北平14个师即无法逃脱。
       第二个任务,以一个纵队并冀东地方兵团,包围唐山,别让敌人跑掉。只要北平、唐山两地敌人跑不掉,天津、塘沽、芦台的敌人,想单独逃跑,是不大可能的。
       第三个任务,以一个纵队隔断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以3个纵队歼灭敌人在塘沽、芦台的6师。
       最后,主席特别告诉林彪,说,傅作义勇军经陆路向南向西都有我大军堵着,想跑都跑不了,傅作义逃跑的主要危险是海路。但瑞港口封冻在即,船只又不足,而且傅作义尚无这种准备,张家口又围了他几万人,使他难下弃之不顾、只身逃跑的决心,所以,你应该静等后续兵力到达,准备实行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台)塘(沽)的计划。
      正在这个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12月10日上午,我们接到主席当日凌晨2点发来的电报,说35军3个师由新保安向东,104军两个师由怀来向西,正东西对进,向杨得志兵团发动凌厉攻势,杨兵团要求东北先遣兵团以一个纵队到怀来以西,打104师,以一个纵队到怀来、康庄,钳制已由南口出援的16军。同时发现94军开到南口,92军进至北平东郊。先遣兵团阻隔16军、94军不成问题,但怕就怕傅作义再把92军加去,那我先遣兵团两个纵队同时对付16军、94军、92军的集力攻击,就相当困难了。所以主席说,在此情况下,你们以5、3两纵西进是有必要的。        但主席并没让林彪把3、5纵全部摆到南口。而是请他考虑,以5纵进至南口、怀柔,对南口、怀柔之敌发动佯攻,从北面威胁北平;以3纵进至通县以南,向通县及平津佯攻,从东面威胁北平。当然,主席也说了,这个计划是否可行,盼考虑决定。
      林彪考虑来考虑去,仍命令3、5纵全力向南口前进,并电令10纵先头师本晚自玉田以东直接向北平、通县间急进。林彪的意图是,想以3、5两纵抓住南口之敌,防止北平之敌北援;以10纵佯攻北平,钳制平敌。林彪为了赶快把部队拉上去,他下的命令全是强行军。
       也就林彪命令刚刚下去几个小时,情况又变了。当晚8点,主席来电指示,命令3纵、5纵停止西进。第二天凌晨2点,主席又发来特级电,说,新保安35军已被我确实包围,16军被歼一半,怀来104军已南逃,我西面兵力已够用了。现在被刘、陈、粟包围在徐州的蒋介石34个师,可能在10天左右全部解决。这34个师一被解决,蒋军全局动摇,势必重新部署。蒋介石有可能以现在上海集结待命的船只突然北上,把北平、天津、塘沽、唐山的敌人接走,时间也就在这10天左右。因此,我们昨天要你们以两个纵队西进的意见应当取消。你们接此电令后,请立即令3、5纵就地休整待命并准备在唐山之敌有确实撤退迹象时,即迅速包围唐山,抓住蒋系一个军,使其他蒋系部队难下撤退决心。如果唐山之敌在10天内下撤,你们又能在10天内集中五六个纵队,最好同时行动,分兵隔断天津、塘沽联系,包围唐山,以主力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则全局胜算在望。请按上述意图筹划一切。
      我看了看主席上述电报签发的时间,知道主席还没有收到林彪已令3纵、5纵全力急进南口的消息,心想:要是此时此刻,心急如焚的主席,看到有违他意旨的电报,没准像辽沈战役前或战役中一样,又要批评林彪了。
      到了晚上,主席的电报就到了,他告诉林彪,同意5纵本日继续向南口开进。3纵不应去南口,而应开至北平以东,通县以南地区。10纵原地不动。理由详另电。
       在我们很快接到的主席同一时间签发,“理由详另电”的电报中,主席上来就说,敌人的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他们都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尤其是你们入关以后,更是如此。主席还告诫林彪:切不要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都吃了过分估计敌人战斗力的亏。接着,主席对3纵不应去南口作出解释,中心意思是:3纵可开至北平以东、通县以南地区,从东面威胁北平,同4纵、11纵、5纵形成对北平的包围。
经过主席耐心说服,林彪不再固执己见,开始调动大军隔断、包围平、津各处之敌。

放弃先攻塘沽计划
       毛主席曾经告诉林、罗,只要攻克塘沽、新保安两点,就全局皆活。军委规定的攻击顺序,也是要先把这两点打掉。实际上,我们只先打了一点——新保安。12月19日,包围新保安35军的杨得志兵团来电,请示林、罗说,攻击新保安的一切准备就绪,准备21日扫清外围,22日发动总攻,并请林、罗在20日中午以前复电指示。林彪和罗荣恒知道杨得志兵团已经作好了攻击准备,主席也来电说过,只要东北主力4纵到达张家口,部署完毕,就命令杨得志兵团打35军,而且也知道4纵到了张家口,就批准了他们的计划。
       35军是傅作义的嫡系,更是傅系的绝对主力,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比较强,拼死作困兽斗。但由于我军炮火猛烈,战斗顽强,发起总攻击后,经10个小时激战,35军便全完了,军长郭景云也在战斗中被击毙。失去了35军,傅作义深受打击,但傅作义还想作最后挣扎,企图把张家口那点儿嫡系部队保存下来,12月22日,傅作义发出急电,令张家口守将孙兰峰率所部4个师另两个旅,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 
       但在这之前,中央已估计到35军被歼,张家口守军肯定要突围,早都四面八方严阵以待了。24日下午,除孙兰峰带着少数骑兵冲出重围、逃向绥外,张家口守军全部被歼灭。到了这时候,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主力基本上被消灭殆尽。
       打下新保安,林彪22日电令东野7纵司令邓华、政委吴富善:逼近塘沽进行侦察。邓华、吴富善分头派部队把敌情、地形侦察了一番,决定用少量部队试一下,结果是真不好打。
       塘沽东临渤海,南临海河,攻击部队无法四面包围,炮也很难封锁海口,而西北直到海边全都是草地、盐田,潮湿泥泞,挖沟就见水,部队没法展开,也没法攻击。邓华就将情况报告给了林彪,也讲了自己的担心和建议,说,目前作战形势需要打塘沽,而且要快,但从地形来看很不好打。这时刘亚楼主动向林提议亲自去趟塘沽前线,勘察地形,看看能不能打。林彪当即说,你去一趟吧,等你回来以后,再下决心,刘亚楼一走,罗荣桓又已动身到中央开会,总部指挥层就剩下林彪一个人了。也就这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12月26日总部都得到情报:天津的敌人有突围迹象。林彪一看事儿不好,马上喊我,以他个人名义向中央军委报告:平津敌军突围迹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有水阻碍,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攻击时间拟予推迟,现在东线的重点是防止天津守敌突围。       当天深夜,主席就给林彪打电报,说,既然平津之敌突围迹象甚多,攻击塘沽、大沽也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
     12月28日,接到刘亚楼报告说,打塘沽的确困难,要想全歼敌人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是歼灭了一部,大部逃窜,结果得失不合算。更重要的是,要打两站(塘沽、汉沽),会迫使天津的敌人突围。林彪看完就让我把它转报了中央。第二天,林彪与刘亚楼又联名向中央军委建议,放弃攻打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当天夜里,主席来电,说林、刘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

一次暗杀未遂事件
        在通县宋庄,我们住在一个大地主家里。周围没什么人家,很显肃静。院落也很大,分大院和小院。两院相通,又各有直通外面的院门。为了安静,我和王本同林彪住在小院,另有几个警卫在值班。其余警卫班战士、司机、厨师,都住在大院。
      小院的三间上房都留给林彪了,林彪住在西头那一间,照例在炕上放上一张行军床,中间那一间是过道,东头的那间就算作战室,两面墙挂满了地图。
       我和王本住在西厢房,几部军用电话也都安在我们屋里。林彪几个贴身警卫住东厢房。林彪住的三间上房,大概距离五六米远,有一堵土墙,高约两米,小院直通外面的门,就在这堵墙的西边,正好对着林彪的卧室。因为小院的门我们从来没用过,加上外面还有一道岗哨,我们还是比较放心的,哪儿知道,流血事件就在这儿发生了. 
        一天晚上,已临近午夜了,我和王本看没什么紧急事情,就想休息了,刚刚脱衣服上炕,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我和王本连话都没说,一骨碌爬起来,就要冲上去看个究竟。当时没有电灯,蜡烛也吹灭摸着黑,王本吵着他的手电筒摸不着了,我也顾不上等他,穿上棉袄,扣子都来不及扣上,提着枪,拿着手电,第一个就奔林彪的卧室去了。
      怕敌人已摸进了小院,我不敢打开手电,也不敢说话,摸黑进了林彪的卧室.当然我首先担心的是林彪是否出事了。我先用手摸炕上的行军床,没有人!接着我就在炕上摸,还是没有!正在我急的时候,林彪大概感觉出来是我了,他低声地问:谭秘书吗?我一听赶紧应了一声——“是我。”
      我顺着声音摸过去,发现林彪大概是听到了枪声,就顺势从炕上爬下来,正弯着腰,低着头,蹲在炕角的地上躲着呢。那是一个死角,就是敌人摸近了小院,从窗外射击,一般也不会有多大的危险。林彪打了20多年仗,行伍出身,身经百战,当然会找地方躲了。
       我走近他,小声说,一O一,你就暂时在这里躲一下,千万不要动,也不要出声,等我出去看一下再说。
正说着,王本和警卫班十几个人都来了。我们让警卫班两个人守在门口,两个警卫守住林彪卧室的窗外,其余的人,开了小院的门一下子都冲出去了。在门外,一眼就发现在这里站岗的一个战士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我上去摸了一下,他已经被敌人打死了。
        那天是个月黑头,黑糊糊的,看不清楚。我们十几个人,各个提着短枪,打着手电,前后左右搜索了一二百米远的地方,只发现了几个麦垛,一个人也没有找到。
        林彪不好走动,几乎是难得出院门,又设了一个岗,人来人往的都是大干部的派头带着随身的警卫员,自然不是目标也是目标了。
        这次暗杀事件并没有引起大的震动。为防止再出意外,特意在小院后门又加了一岗哨。
“堂堂国民党人”被活捉了
           傅作义自己的精锐嫡系部队大部分被消灭了,但平、津、塘三处仍有30个师的兵力作本钱。28日中午,林彪给中央军委发电,提出如果攻击天津,北平、塘沽两处的敌人可能协同动作,孤注一掷,向外突围。他向中央要求,把华北第2、第3两兵团都调到北平附近。这样,力量绰绰有余,即使在作战过程中有些差错、失误,也有力量补救。
当天晚上,中央军委复电,说同意,“请林即以命令规定他们的行动”。这下子,林彪放心了,华北两个兵团一上来,包围北平的总兵与守军20余万人马相比,占有绝对优势,不但北平的敌人跑不了,还解除了他打天津的后顾之忧。
但天津仍然不好打。天津城外沟多水多,地形复杂,很不利于作战。另外,城里边住着不少外国人,又有大量的商企业、文化设施,还不能随意打。林彪考虑再三,想派个人到前线秉承他的旨意,代他具体指挥。一天,刘亚楼到林彪这儿来谈事儿,我正好也在场。谈到打天津,林彪就说,亚楼,天津情况比较复杂,不像打锦州,我考虑是不是请你亲自去天津前线指挥?
         刘亚楼想了一下,说,如果你认为需要,我愿意去。林彪一听这话,笑了一下,说,那就这么定了!
         刘亚楼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回到司令部就把前线指挥所组织起来了。刘亚楼到前线没几天,他向林彪报告说,一些敌人据守在外国人的院子里,外国人还都在自己房子门口插上了本国的国旗。对这样的敌人不打不行,但打了可能就出问题。他向林彪提了三条具体意见:一、敌人加以设防并据以顽抗的街道、房屋,不管它是不是过去的租界,不管这个房子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不管它插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加以进攻;二、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到外国人房子里,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三、敌人未加设防和未据以抵抗的、挂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入,但有必要时,应派人在适当位置实行监视。        林彪同意刘亚楼意见,但涉外问题,他也不好断然决定,他就给中央军委打电报。第二天,主席指示林彪,说,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
      刘亚楼把中央的指示和陈长捷的防御特点作了研究,提出了一套打天津的方针,叫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将主攻方向置于市区中部。完了,他专门派阎仲川回来向林彪报告,得到林的批准。          在各项攻城准备业已就绪,即将发动总攻的前夜,为力争天津和平解放,以免城市遭受破坏、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林彪给陈长捷等人写了一封信,指明形势,晓以厉害,劝其起义或放下武器。但陈长捷在我们总攻天津前,给林彪回了一封信,表示决心拼死恶斗。这封信我亲自看过,两张纸,用毛笔写的。陈长捷拒绝起义,也不放下武器,态度还颇为傲慢,他根本没有想到他马上就会作阶下囚了。信中他竟然提出放他南撤的要求,并且其中有两句话特别刺耳,我至今仍还记得,这两句话是:“堂堂国民党人,岂能投降乎!”我们看了都很生气,认为这个人真是太不识时务了,这一点还不如长春的郑洞国。
       我把这封信送给林彪,他看了以后,啪地往桌子上一摔,鼻子里哼了一下,眼光中充满了杀气,但什么话也没说。
       跟打锦州一样,总攻时间还是选在了14日上午10点。打了几个小时,总部就收到了捷报,说,东西两路大军,已在市中心的金汤桥上会师,将敌人一分为二了。这种打法,同攻打锦州如出一辙。打了不过29个钟头,天津市守敌全部被歼灭,那个不识时务的“堂堂国民党人”陈长捷也被活捉了。
      陈长捷被押到司令部来的时候,我也去看过这们“堂堂国民党人”是什么样子。那时的陈长捷早已是灰溜溜的了,半低着头,前两天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气劲,早不知跑哪里去了。
       俘虏陈长捷的部队,把缴获陈长捷的办公物品,用一个大皮箱装着,送到司令部审查,我和王本几个人初步检查一下,没有发现一件有军事价值的东西。想必陈长捷在被俘虏以前,早把有军事价值的东西销毁了,这个时间他还是有的。后来,多少记有一点东西的纸张、本子之类连同皮箱全送司令部去,由司令部再仔细审查一下。其中有两个小本子,一个是浅黄色羊皮面的笔记本,一个是黑色胶皮压花面的活页电话本,都是空白的,没有用过,想留个纪念,我留下了。
        小笔记本虽说是羊皮面的,但也不太结实,五十年代就叫我扔了。只有那个电话本,虽然我换了多少次芯,倒还一直用着,直到1989年黑龙江省展览馆的两位同志到我家,谈及此事,我把这个电话本拿出来给他们看,说这是陈长捷的,他们就要求赠给他们展览馆,并说,我需要什么本子,他们可以给我买。我说,这个小本子如果你们觉得还有点用处,尽管可以拿走;如果我需要,我自己可以去买。就让他们拿走了。

聂荣臻、罗瑞卿、高岗的到来
         我们进驻蓟县孟家楼不久,林彪迎来了两位客人——聂荣臻和罗瑞卿,彼此都很熟悉,尤其是林、聂,两个人从红军时期就作搭档,抗战中,又同在115师,一个当师长,一个当副师长。林彪与罗瑞卿也是老相识,在抗大也作过搭档。
         聂荣臻和罗瑞卿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一是想同林彪、罗荣桓商量一下华北部队与东北部队如何具体配合作战的问题,问问林、罗进关以后,在后勤供应方面有什么困难需要他们帮助就地解决的;二是林,罗入关以后,他们还没见过面,也算尽一尽地主之谊,看望看望林、罗,表示欢迎。
        聂荣臻、罗瑞卿,我过去没见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与林彪身穿呢子制服、外罩大衣、脚蹬亮皮鞋相比,聂荣臻、罗瑞卿的穿着显得很朴素。那时聂荣臻穿了一身灰色棉军衣,外面披一件黄色布面的带皮领的羊皮大衣,罗瑞卿则只穿了一套灰色的棉军衣,头上戴了一顶带护耳的棉军帽。罗瑞卿个头比较高大,那套棉军服穿在他身上显得太小了,很不合身。棉上衣连屁股也盖不上,裤腿也吊在脚脖子上。他们这次来给我以很好的印象,不光很朴素,对待我们下面的同志也很客气、亲切,一点架子也没有。
        林彪和聂荣臻、罗瑞卿见面,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儿担心,怕林彪不知不觉间流露出一种老大自居的样子。
        当时,华北部队与东北部队相比,虽然只比东野少了一个纵队,但部队的编制小多了,一般的师只六七千人,一个纵队不过两万多人。而东北部队,一般的师都一万五千人左右,主力师有达到一万八千人的;进关时,一个纵队辖4个师,一个纵队大体编制在6万以上。辽宁战役,东野又缴获了国民党50多万军队的装备,其中相当部分还是美械装备,当然装备上也比华北部队要强得多。林彪同刘亚楼闲谈,便偶尔谈起华北部队时,常不自觉地拿兵力和武器同东北野战军对比,语气中有时流露出一点傲气。
       不过,据我从旁边观察,这次林彪见到聂荣臻,表现了他平日少有的热情,招呼人沏茶倒水,有说有笑,而且在他们的交谈中,林彪一点也没摆老大的架子,好像没有给聂、罗留下不好的印象,相处得还算融洽。        后来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聂荣臻就带着秘书,住到我们这边来了。 
       几年前,我应邀到广东去参加一个活动,不期而遇当时聂荣臻的秘书。平津战役期间,我们一同住了十几天,但此后就没再见过面。当年我们都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一转眼都70多岁了,所以,这次不期而遇我一点也没有认出他来就连他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倒是他还不错,记得我的名字。但别人一介绍,我也马上想起他来了。他叫范济声,离开聂荣臻那里以后,到国防科工委,当过秘书长,也早已离休了。在广东相处几天,谈起往事,不胜感慨。因为有这段历史,我们也就分外亲热。
       我们住在通县期间,由林彪提名当了东北局第一书记的高岗,到西柏坡参加中央会议,打此路过,借机也来看望过林彪,还在通县住了三天。
       我在东北局工作时,高岗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们经常见面。我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后,高岗常给林彪打电话,一般都是我先接电话,然后再去找林彪;高岗有事来找林彪,也都先打电话来约定时间,来了以后,当然又是我先出去接待他,所以我同高岗是比较熟悉的。
        这时候的高岗,虽然已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了,但因为历史原因,高岗对林彪还是很尊重,一口一个“林总”,对我也很客气,也很随便。
       第二天,高岗一大早起来,披着黑色毛料面、水獭皮大圆领的皮大衣,兴致勃勃跑过来看林彪。当时林彪还没有起床呢,我就要去叫醒他,但高岗不让,说,林彪同志辛苦了,让他多睡一会儿吧。说着说着他就在我屋里坐下了。
       我就陪他围着一个炭火盆,一边烤火,一边闲聊。他问到了辽沈、平津战役的一些情况。大的情况当然他都知道,他只问一些他感兴趣的细节。我就把郑洞国躲在长春伪满中央银行地下室给蒋介石、卫立煌发电报说他还在“浴血抵抗”,陈长捷拒绝起义,还说什么“堂堂国民党人岂能投降乎”,第三天就被活捉了等一些有意思的事说了。高岗听着听着就笑开了,笑得前仰后合。
        那天,正好是负责同傅作义谈判的代表、东野司令部一处(参谋处)处长苏静向林彪他们汇报谈判的情况,林彪让我问高岗,是否有兴趣参加一下。我一问,高岗乐不得地说:“我参加一下,我参加一下。”
      苏静汇报完了,林彪讲了一下意见,罗荣桓也说了说。林彪又问高岗有什么意见,高岗连说,我没什么意见,没什么意见。然后他看看林彪,又看看罗荣桓,冒冒失失地说:“苏静同志看到邓宝珊以后,是否代表林总、罗荣桓同志和我,向傅作义将军问个好!”
       高岗一说完,我看罗荣桓用怀疑的眼光,看看林彪,皱着眉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显然他是不同意高岗的意见,但他没有吱声,大概是不好说。
        林彪沉默了一下,虽然比较客气,但还是明确地说了:“高岗同志,现在傅作义还没有放下武器,还是敌人,向他问好恐怕不大合适吧?”罗荣桓一听,马上一副放了心的神情。高岗听了,也觉得不合适,红着脸,连说:“那就算了,那就算了。”

北平和谈的背后
         正所谓唇亡齿寒,东北一丢,华北突然失掉东北屏障,傅作义预感大事不好,他就在东北我军入关前,通过渠道同中央、主席联系,表示他愿意进行和平谈判。
        主席一面给他复电,说欢迎和谈,希望派可靠代表到石家庄接洽;一面给林彪、罗荣桓发报,说准备利用这个机会,稳住傅作义,解决蒋介石中央军,希望林、罗赶快入关。
         到了1948年12月中旬,东北先遣兵团直逼北平,打到了家门口,傅嫡系部队又被困死在新保安和张家口,傅作义赶紧派他的亲信、《平民日报》社长崔载之,带着电台,出城找到东北先遣兵团11纵,要求进行和谈。在这之前,傅作义通过一些渠道,传话过来,说他的一些基本想法,要求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划定北平、天津、唐山、保定、察合尔、绥远为“和平区”;自己的军队改称“人民和平军”,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他本人也参加联合政府。事实上,他还是要保存自己实力,搞变相的军阀割据那一套。
       傅作义要和谈,这是个天大的政治问题,中央对此也没有过具体指示,林彪就把罗荣桓、刘亚楼找来,商量怎么办。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觉得不好拿具体意见,就在16日的早晨,把11纵的原电照转给中央。等把电报发出去,林彪又有点后悔了,觉得不拿个意见出来有些不妥,就又找罗、刘商议。林说,一点不表态也不好,是不是还是表示一下原则意见的好?罗、刘同意后,林彪口授,罗荣桓、刘亚楼补充,又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说,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们有绝对把握。所以,要谈判就要争取让敌人放下武器。并表示,必要时我们可到通县直接主持谈判。当天,中央就来话了,指示林、罗、刘,同意他们的意见,只要傅作义放下武器,其他政治上、生活上的问题,都可以照顾。
      林、罗、刘,心里有了底数,便决定由刘亚楼出面,先跟对方谈谈,看他们有什么条件,也把我们的立场讲清楚;另外,试探试探,看傅作义能不能把蒋系将领抓起来。       这次谈判,傅作义漫天要价,要求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解决华北问题;谈判期间,把包围在新保安的嫡系35军放回北平,恢复傅作义对南苑机场的控制。对傅方的要求,刘亚楼当然不能答应。而对刘亚楼那由傅作义把蒋系将领抓起来的试探性的问题,对方虽说没有拒绝,也只是说回北平向傅作义汇报后,再作答复。过没几天,傅作义回信说,北平城里中央军的兵力比他的多十倍,此事很难办。
        12月25日,中央公布了43名头等战犯的名单,傅作义也在其中。
        1949年1月1日,中央又指示林彪,要他继续认真进行针对傅作义的工作,告诉傅作义,他搞联合政府那一套是不能接受的,同时也要说明,鉴于他长期积极反共,不能不把他列入战犯名单。华北和平解决以后,中共方面才有理由赦免其罪行。希望他派一个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来谈判。1月6日,傅作义派自己的心腹、“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出城,与我方进行第二次正式谈判。
        这次谈判的规格比较高,林彪和聂荣臻都参加了。谈判前,主席告诉林、聂,要他们向周北峰严正提出几点:傅作义必须和平让出平津;傅系军队以解放军名义编为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其他军队一律缴械;否则,我军就将进行攻击。起初,周北峰在谈判桌上,还提了一些过分的要求,但林、聂义正词严,知道再强硬也没用了,只能同意我方意见。
       这次拟了一个《会谈纪要》,双方代表也都签了字,还商定,1月14日午夜前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期限。但周北峰返回北平,把《纪要》交给傅作义之后,傅迟迟不表态,眼看最后期限要到了,他才告诉周北峰,给林、聂打电报,说前次所谈内容研究过了,只限14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有些细节需要再派代表来商谈。
       收到这个消息,林彪有点恼火,马上就报请军委,说,既然傅作义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攻打天津准备工作又已基本完成,是不是先以武力解决天津,逼迫傅作义尽快解决北平问题。主席告诉林彪,傅有拖延的想法,要向他指明,北平可以拖延几天,天津守军必须在1月13日出城接受改编,否则,14日就向天津发起攻击。
       1月13日,林彪打天津的命令也下了,天津也快要打起来了,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傅的至交密友邓宝珊也到了,到了通县的五里桥,要进行新的谈判。 
       接到消息,林彪、罗荣桓(刚开会回来几天)、聂荣臻碰了个头,就去和邓宝珊谈判。我方首先宣布,上次谈判规定14日为答复的最后时限,现在只剩几个小时,因此,今后的谈判,不再包括天津,仅谈北平问题。邓宝山再次以请我军让出南苑机场,和建立联合政府等条件作为谈判内容。
        林彪一听就有点不耐烦了,回答得很强硬,说,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着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意见,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
       事实是,到15日下午3点,我军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被傅作义给予厚望的陈长捷已成为阶下囚了。当这个消息传到谈判桌上的时候,邓宝珊很是震惊,面带愧色,找了个借口,停止了会谈。
      天津一打下来,傅作义抗不住了,到了16日,双方就把和平解决北平的框架和几个主要问题谈定了。
       邓宝珊临回北平前提议,请中共方面派一名代表跟他进城,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还说这是傅作义的意见。林彪答复可以,第二天,林、罗指派作战处长苏静和邓宝珊一同到了北平。
       我和苏静比较熟的,那时他常到林彪那里汇报工作。几年前,他概要写一篇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文章,有些细节时间一久,他记不清了,还和女儿一起到过我家,问我,当时他是怎么向林彪汇报的。他去世后,我还专程到他家去看望过他的家属。
       在与傅作义积极谈判的同时,我军丝毫也没有松懈对北平攻城的准备。就在林彪他们与邓宝珊达成框架协议的那天夜里,也就是16日夜里,中央指示,要林、罗积极准备攻城。但对北平城内,像故宫、大学,以及其他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假如敌人据此顽抗,就让他去占,先不要打它。等把其他地方打完了,对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瓦解的方法让他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些时间,也要耐心。中央还特别叮嘱林彪,对各个城区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部队彻底明白,哪些地方可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你们指挥所要和每一个攻城部队都要有准确的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个进展都必须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
         主席还提醒林、罗,应该注意防止傅作义借部队改编,乘机突围逃跑。
        林彪好像不担心敌人会逃跑,但他怕傅作义一看绝望了只身乘飞机南逃。当时,北平市东单附近,还有一小型机场,可供小型飞机,特别是直升飞机起落。为了堵死傅作义可能逃走的惟一通道,林彪除调集部分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封锁这一空域外,还调集了部分重炮,瞄准这个小机场,不时地放几炮,炸得机场都无法用了。         1月22日,傅作义开始把他在北平的部队,按照指定的路线和地点,陆续开出城外,听候改编。
        1月31日,傅作义的部队全部撤出之后,东野4纵4个师开入北平市内接防。很快,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也离开了通县宋庄,进入北平。 
        2月8日,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傅作义、邓宝珊。2月2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召开由原国民党军、师以上军官参加的改编会议,宣布了改编原则和具体方案,指挥关系,原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改编为25个独立师。细节不太清楚,只是知道有这两件事。
        入城后不久,东北野战军政治部搞了一场文艺晚会,招待傅作义起义部队的团以上军官。地点就在西单东面的长安大戏院。它在当时是北平最大的戏院了。演出的节目是《白毛女》。我去得晚一点,人已经到得不少了,还不到正式开演,人已经坐满了。开头,气氛还好。但演出不过半小时左右,我就看见起义军官开始三三两两地离开了剧场。起初我还没大注意,以为他们是上厕所去了,或者有什么事情,但以后看陆陆续续走了相当一部分,我望了一下全场,大概走了有二三百人。还听到坐在我后面的起义军官在议论,说这不是给我们洗脑吗?我知道这场晚会办得不成功。现在看来,他们刚刚接受和平改变,考虑到他们可能接受的程度,考虑到他们在政治上对我们免不了的警惕,不一定非请他们看这类节目,效果可能还要好一些。
        说到看戏,入城后的一天晚上,我有幸看过一次“四大名旦”同台演出的盛况,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那天晚上都先后出台了。那天晚上,他们各自演出了一段折子戏,别的我记不得了,只记得程砚秋演的是《荒山泪》中的一段。
住进北京饭店
        天津解放后,我们又在通县宋庄住了一段时间。
       一天,我正在自己的屋子里整理电报文稿,突然听说叶群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把叶群接来是刘亚楼的主意。刘亚楼一看,天津打完了,北平和平解放看来也只是时间问题,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仗可打了,他就同罗荣桓商量,是不是把叶群接来,照顾照顾林彪。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就通知后方派人,把叶群接到通县宋庄的前线指挥部来了。但没有带豆豆和老虎来。这件事事先刘亚楼他们也没有告诉林彪,他们考虑如果事先征求林的意见,就是林打心眼里愿意,口头上也不会同意,反而不好办了。叶群突然到来,让林彪十分高兴。
        叶群一来,王本的事就多了,他赶快忙三迭四地为林彪和叶群布置房间。考虑到我们住的小院比较小,这么多人住在一起不方便,就把林彪夫妇安排到隔壁大院里的上房里去了。但作战室还在原来的地方,因为已无仗可打,林只是偶尔过来看一下。有电报了,我就给他送过去。
       过几天,我们也不住小院了,因为前线指挥部要搬到北平城里去。
       当时,傅作义的部队虽然全部撤到城外,但还有一些部队机关人员仍然留在市内,高级军官还带着枪,何况少不了还有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为保证安全,入城后东北野战军首长和领导机关的主要工作人员,全部集中住在北京饭店,也是现在北京饭店中间那一段7层的老楼。
       我们去的时候,所有房客都已全部腾清。林彪、叶群,我和王本,以及林的警卫班都住在二层的西头。由于市区还比较乱,虽然北京饭店我们全部包住了,为了安全,除大门口的警卫外,在二楼楼梯口西侧还设了岗哨。
       那时的北京饭店,服务人员几乎全是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甚至还有四五十岁的。由于刚解放,我们住饭店,服务人员的工资还全部用银元(即袁大头)支付。吃饭仍然按军队老规矩,由饭店按部队标准分大、中、小灶作,我们由警卫员打饭,在自己的房间里吃。
      2月3日,林彪他们到前门箭楼上去检阅入城式去了。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就带一个警卫员,想去看看热闹。从北京饭店往南,穿过东交民巷,一路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特别是前门和箭楼附近更是如此。入城式开始后,人民群众欢欣鼓舞,锣鼓震天,秧歌队也扭得欢,口号声更是此起彼伏。我看到有些学生模样的青年人爬上坦克车,同车上的战士热烈握手,那场面确实感人。 
       参加入城式的我军官兵,个个军容整齐,人人精神焕发,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雄壮的仪表,的确不仅是仁义之师,而且是威武之师,早已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我还看到有一些外国人,不知道是领事馆的还是外国记者,拿照相机不停地拍照。但有的地方,被沿途执勤的战士制止了,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大概是上级有关部门没有交代清楚吧。
       从前门回来,在东交民巷,我非常意外地遇见一个人高高个子,有点驼背,好像是我在延安时的一个熟人,在前面一晃一晃地走着。我追上去,侧面一看,可不是李千峰(1944年任《解放日报》驻陇东记者站记者)吗?看准了,我就在他背后打了一拳,把他吓了一大跳,等他回过头来,发现是我时两个人都兴奋极了,拥抱了起来。一打听他刚进城两天,现暂住煤渣胡同,就挨着北京饭店,我就跟着李千峰到他住的地方去,看看他的夫人姚文。他们住在一栋二层的小楼里,室内连一张床都还没有,姚文带着孩子,坐在铺在地板上的日本的榻榻米上。         入城式当天晚上,在北京饭店的宴会厅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宴会,祝贺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参加宴会的有三四百人。我记得我们那桌除了王本等人外,还有聂鹤亭。宴会过程中,在宴会厅二楼的乐池台上,还有军乐队不停地演奏各种军乐和进行曲助兴,宴会厅充满了欢欣鼓舞的气氛。

为林彪找房子
        住在北京饭店时,有一次晚饭后我在饭店附近转了一下散散步。回来的时候,在饭店门口,我看见停了一辆吉普车,王本正同几个警卫员往车里装东西。我走到跟前一看,是整袋的面粉,大概有好几袋,还有一些副食品之类的东西。王本到我跟前低声说,这是给叶群家里拉的。我事前根本不知道叶群有什么亲属住在北京,事后我也再没有打听过,但给我的印象不太好。
        在北京饭店住了一段以后,虽然林彪没有说,但我们考虑到林彪喜欢安静,就是我们把着二楼的一头住,终究是住在饭店里,没有一个家庭的气氛,不如他自己独门独户地住一个四合院的好。我们就想给他找一所独门独户的四合院。经北平军管会推荐,我们曾到故宫西面南长街的李宗仁公馆去看了一下。
       按照北平市军管会告诉我们的地址,我和王本坐了一辆吉普车,很容易就找到了。下车一看,李宗仁公馆是朱漆大门的四合院,大门朝西。我们去时,大门紧闭着。敲了几次门以后,慢慢腾腾地出来一个中年男子,约莫40多岁,穿一身二毛的滩羊中式长皮袄,戴一顶黑色礼帽,像是李宗仁这个公馆的管家。他把门只开了一条不大的缝,用一种困惑的眼光盯着我们,问我们是干啥的?我们说是北平军管会的,来看看这个房子。
       开头,他一直堵在大门口站着,好像还不大乐意让我们进去。但他知道了我们是北平军管会的,又看我和王本各带一个警卫员,像个军官的样子,门口还停了一辆吉普车,他大概感觉出来不让我们看大概不行了,也就把门打开,勉强地领我们进去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告诉他,我们是给林彪找房子的。
       那个管家领着我们,一边走一边看,我才发现那个院落除了那个管家外,没有发现第二个人。
       院子不算很大,但还比较雅致。院内有树木、假山、花草,除西面、南面有十来间平房,坐北朝南还有一幢二层小小洋楼,又有十多间房子,比林彪在哈尔滨辽阳街一号的房子还宽敞一些,蛮够我们住的了。
       我们主要逐间看了那栋小楼,平房只是瞄了一下没有进去看。楼里的日常家具、用品也算齐备,桌子上还放着照相机之类的东西,大概是管家尽量保持原来李宗仁居住时的原貌吧。
        管家开始领我们看的时候,还很紧张,从不主动说一句话,你要问他什么,他也只是非常简单地说一句,但以后管家看我们只是看一看,连桌子上放着的照相机之类的东西都没动一下,也没有说我们要征用的话,就不那么紧张了。而且我们看完了说要走了,他好像一块石头落地,马上表现得热情起来客客气气地把我们送了出来。
       回来以后,林彪、叶群问我们上哪里去了。去看房之前,北平市管会给我们介绍李宗仁公馆的时候,我们心里没底,不知道房子是否能用,也就没有告诉林彪我们去给他找房子。我同王本商量过,准备我们看中了以后,如果认为合适,再告诉他们,并且让叶群自己去看一下,然后再定。既然林彪问起来了,我们就把李宗仁公馆的情况告诉他了。叶群听了,倒很积极,说要去看一下。但林彪很谨慎,说,现在情况特殊,那房子我们不能去住。蒋介石已宣布下野,李宗仁已是国民党的代总统,国、共两党还可能进行和平谈判,你现在把人家的房子给占了,不太合适,影响也不好。我和王本去看李宗仁的公馆的时候,真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林彪不愿意住李宗仁公馆,此事也就作罢了。
                《男人世界》 2007年第08期  离开林彪 张闻天的来信
　　当初张闻天动员我去给林彪当秘书的时候，我是不愿意去的。但是，东北野战军进关以后，大军即将南下，我们的思想起了变化。
　　我思想上所以有变化，一是觉得，在军队高级领导机关工作，确实如张闻天所说，可以学到许多地方上学不到的东西。而且，经过这段的实践，对军队工作，对做秘书，也比较熟悉了。更主要的是，我是四川人，在东北工作几年，冷我倒不怕也能适应了，但东北冷的时间太长，差不多半年时间得穿棉衣，我不大喜欢这样的生活环境。加上全国解放在即，我愿意继续做秘书随大军南下，回到南方去工作，因为毛主席说了，“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是一个工作队”，原来长期做军队工作的同志，许多都将转到地方上去工作，何况我原来就是搞地方工作的，更有机会回到地方上去。
　　虽然张闻天主动许过愿，说找到合适的人选以后，把我再调回东北局，但此时我已不再想回东北去了。但我的这个思想变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张闻天当然更不知道了。
　　有一天，刚刚吃过早饭，林彪就让警卫员来叫我。当时我们仍然住在北京饭店，林彪、叶群和两个孩子，就住在我隔壁的两套双套间客房。因为在我房间里要挂地图，光线要好些，便于林看地图，我们住的都是朝南的房间。王本和警卫班的人住在朝北的几个单间。我去之后，看见林彪正坐在沙发上，林见我进来，就招呼我坐下。这是少有的。一般的都是他有事找我，我就站着听他吩咐，交代完我就走；如果是要发电报，因为我要坐下记录，也用不着他招呼，自己就坐下了。
　　等我坐下之后，林彪慢条斯理地从他左边上衣口袋里掏出叠成四折的两张纸给我，说，这是洛甫同志写给我的信,你先看一下。
　　我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张闻天不忘诺言，要调我回东北局去。我一看，果然如此，确实是张闻天亲笔写给林彪的信,大意说，谭云鹤同志长期从事地方工作，他愿意仍做地方工作，如你同意，是否可以让他回东北局……
　　看了张闻天的信，跟张闻天第一次找我谈话，要我去给林彪当秘书时一样，没有思想准备。联想到半个月前，东北局给林彪调来在辽西省当过县委副书记的戈平，刚来时说是帮助我的工作，按副团级待遇。现在看来，实际上是熟悉熟悉,准备接替我的。
　　看了信，林彪问我：你的意见怎样？
　　我想，调你来的时候你不愿意来，现在让你回东北局，你又不愿意走了，实在不好改口。我就说了一句含含糊糊的话怎么都行，我服从组织决定。
　　林彪说，你这一段的工作还是不错的。你不是愿意继续做地方工作嘛，现在洛甫同志专门给我写了信来，你是不是还是回东北局呀？
　　我当即表示，那我就回东北局。
　　林彪又说，好吧，你把工作交代一下，收拾一下再走，北京还有什么地方，你想去看一看的，可以去看看，不必急。
　　这样，就决定我回东北局了。至此，我也就离开了林彪。
　　
为坐飞机找刘亚楼
　　本来，来的时候，只是张闻天给林彪个人写了一封信，并没办理过任何手续。但我是张闻天亲自介绍来的，事先他还同林彪商量过，我又当过县委书记，自然是共产党员，到林彪这里以后，尽管没有任何正式组织手续，我也被编入支部，也按期缴纳党费。但现在要回东北局了，又不好让林彪给张闻天写信，也不能回去之后无任何的组织手续，直接去找张闻天。我感觉有点不好办。想来想去，我想不如去请示一下总政治部主任谭政。
　　找到谭政，把这个问题向他反映了。他就告诉我，由他通知一下直属政治处，给我向东北局转一下组织手续，让我直接到直属政治处去办理。
　　我到直属政治处时，正好碰到了夏桐，他当时是军委东北分委的秘书，兼做一些罗荣桓的秘书工作，罗荣桓还有一个专职秘书叫李新阶，我们也很熟。后来夏桐给林彪当了秘书，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对我说，你最近就回沈阳，我也请了假，回沈阳探亲去，咱们两个一道走好吧？
　　回沈阳的路上有个伴，我当然高兴，当即表示：那太好了。
　　接着，夏桐告诉我，国民党前两天不是有一架运输机起义飞到北平来了吗？我听说这架飞机一两天以后就要调到沈阳去。咱们两个是不是一同坐那架飞机走？不然，刚解放不久铁路管理没有上轨道，坐火车又慢又乱的，太不舒服。   　我只知道国民党一架运输机起义飞到北平来了，怎么个安排我不清楚。因为，这类具体事务，林彪从来不过问，下面也知道他的脾气，不会为这类具体事去打搅他。我这个做秘书的，自然也就了解的少了。
　　我听说有希望坐飞机回沈阳，当然满心欢喜。我过去只坐过一次飞机，那还是1946年年底，我在合江省东安地区搞土改，当县委书记时，驻东安的航校（我军第一个航校）请我们去给航校学员介绍土改情况。我们介绍完土改情况之后，航校为了表示感谢，让大家坐上缴获的日本鬼子的小飞机，在空中转一圈就算坐过飞机了。
　　同夏桐商量以后，恰好当天晚上有一个晚会，我和夏桐在一排挨着坐着。刘亚楼参谋长正好坐在我前面。夏桐悄悄对我说，咱们回沈阳坐飞机的事，你是不是乘这个机会向一0三说一下。？
　　我一听才明白夏桐在跟我动心眼，就数落他说，好小子你耍滑头，要不是你告诉我，我还不知道那架飞机过两天要调到沈阳去呢！
　　我们两个人推来推去，他坚持要我讲。说实在的，我们都知道刘亚楼的脾气比较急躁，弄不好不但坐不成飞机，还可能挨一顿训。但在夏桐的坚持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对刘亚楼说，一O三，过两天那架起义的运输机不是要调到沈阳去吗？我和夏桐想顺便搭乘飞机走，行吗？
　　刘亚楼一听，想都没有想，回过头来一连对我说了几个“不行”、“不行”。我也知道利亚楼的这个脾气，只要不违反原则事情，你好好同他讲，他也是能够改变主意的。所以，我说，一O三，为啥不行呢？
　　他说，这是一架刚刚起义的飞机，不保险，万一把你们拉到南京去怎么办！？我一听，他主要是顾虑这个，就大着胆子对他说，我们带上指北针，我们都有枪，还有两个警卫员，哪能轻易让他把我们拉到南京去呢。如果万一出现了这个情况，最多我们同归于尽，也不至于让他把我们拉到南京去出那个洋相！刘亚楼听了以后想了想，回过头对我说，那你们可要小心呀！
　　我们两个一听就乐了，刘亚楼已经批准了。
　　
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
　　第二天我就开始作走的准备。
　　我要回东北了，王本就征得林彪同意，从林彪的警卫班抽调了一个山东来的老同志当我的警卫员。
　　那时我一个单身汉，没什么家当，就副铺盖卷和一个皮箱。那个皮箱还是林彪公用的，王本看我没东西装我的那些衣服和其他零碎就把它给我了。
　　第三天一早，同林彪、叶群夫妇道别后，我就和夏桐各带了自己的警卫员，坐上吉普车，赶到了机场，上了飞机驾驶员对我们很客气。因为他是刚起义过来的，我们对他也比较热情。他问我们坐过飞机没有，并且告诉我们坐飞机应注意的事项。
　　一会儿，飞机就起飞了。临走前，刘亚楼要我们警惕发生意外，所以我们子弹上膛，扣上保险，还在子弹夹里装满了子弹，我和夏桐都拿着指北针，不停地对照着，看飞机是往什么方向飞。飞了一会儿，证明飞机是朝东北方向飞的，心里就踏实了，几个人有说有笑地等着平安到达沈阳。 　　
　　不知不觉间，突然发现不对了，不知什么时候飞机改变了航向，朝南偏西方向飞了。我们四个人顿时紧张了起来，互相叮嘱，特别是告诉两个警卫员，一定要沉住气，听候我们两个的招呼。正紧张着，突然发现飞机在原机场降落了。一问驾驶员，才知道飞机起飞以后，飞机的轮架发了故障，怎么也收不上去了，只好飞回原机场检修一下。
　　据说那个飞行员说，问题不大，用不多久就能维修好。果然，不出半个多钟头，他说好了，我们又登上飞机，这次再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平安地飞到了沈阳。
　　到沈阳以后，东北军区派车接我们到司令部，夏桐自己就回家去了。我在军区司令部打电话，没有找到张闻天，更没处落脚。我突然想起要找陈云的秘书余建亭，余建亭土改时任黑龙江讷河县县委书记，我在东北局民运部工作时曾到讷河县去过，和他见过面，以后，民运部撤销，成立东北局巡视团，我们一同调到东北局巡视团工作。东北局巡视团撤销后，我去给林彪当秘书，他给陈云当秘书，所以我们比较熟悉。他接到我的电话，就派车来接我，到陈云家住了一夜。
　　第二天，我找到了张闻天，经他安排，我到了东北局组织部，开始了新的工作。
　　
以后同林彪的三次见面 林彪从苏联养病回国
　　我再回东北以后，与罗荣桓没再见过面，与刘亚楼只见过一次，与林彪倒见过三次。
　　1951年10月，林彪结束了在苏联的休养，乘火车从莫斯科回北京，路经沈阳，他停留了一下，休息了几天。
　　那时，我是东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兼组织指导处处长。但事先我不知道林彪已经到了沈阳。有一天，高岗让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林彪从苏联休养回来了，晚上在东北交际处有个跳舞晚会，高岗让你去看看林彪。 　   东北交际处，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去了以后，直接到了舞厅。远远地看见高岗正陪着林彪坐在沙发上说话，叶群也坐在林彪身旁。高岗见我过去了，指着我，笑着对林彪说，谭云鹤看你来了。我连忙过去，同林彪、叶群握了握手，在他们旁边坐下。
　　再次见到林彪，我感觉他比以前明显消瘦了许多，所以我就问他：这次你到苏联去休养了一段时间，效果还好吧？林彪说，效果倒是有一点，但也不太明显。
　　与林彪闲谈了一会儿，我就笑着对林彪说，你过去是从来不跳舞的，什么时候跳起舞来了？
　　经我这么一问，林彪笑了，他说，到苏联以后，一帮苏联女同志非要拉我跳舞。我说不会，她们就死拉着非教我不可，盛情难却嘛！不过，我还是跳不好，也不怎么喜欢跳。
　　正说着，我看见高岗一示意，就有位女同志前来请林彪跳舞了。高岗自不待言，第二个下了舞池。我看叶群坐在那里就去请叶群跳了一场。我一边跳一边注意看了看林彪，他确实跳得不大好。跳没几场，林彪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就同叶群向高岗告辞，走了。
　　
“七千人大会”上独树一帜
　　1962年1月，我来北京参加中央会议，也让我有机会再次见到林彪。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每县（市）一个县（市）委书记，每个地（市）委来两个人，每个省委五六个人，各省（市）还带个小的工作班子，因为各省的小组会要记录，每天的会议要出简报，再加上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办和军队的人员，所以将近七千人参加会议，就简称“七千人大会”了。
　　“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会议，都在人大会堂召开。我那时是中共黑龙江省常委、秘书长，三个省委书记都上了主席台，我坐在我们省那一行的头一个，正好同坐在主席台上的林彪面对面。林彪往下看，看见我，笑了一笑，点点头。
　　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顶峰，大家都尝够了苦头，怨气很大。所以，毛主席在大会上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一开大会就发给了大家征求意见，各省小组还讨论了好几天。这个书面报告稿已经根据会上大家所提意见，加以修改，经毛主席建议，刘少奇在大会上就不再重复念书面报告，只作个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作一些解释和补充。在口头报告中，刘少奇对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提出了一个事实求是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新论断，“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这个论断竟成了他遭到无情斗争的一条罪状。
　　与会者人数太多，七千人的大会只开了八九次，一个多月的会议，主要召开小会（各省、市、自治区范围的）、中会（各大区即各中央局范围的）。有一次开大会，主席和林彪他们先到，陈云到得稍晚了一点。主席见陈云来了，还站起来同陈云握握手，我听主席说，陈云同志，你什么时候讲呀？陈云说，我还没有想好哩！主席就说，那你什么时候想好了再讲。
　　一开大会，我就坐在第一排，会议参加的人员很多，台上和台下的距离比较近，他们说话的声音又比较大，所以，我能听得清楚。
　　“七千人大会”期间，有一次开大会，主席宣布说，“现在开会了。今天请林彪同志讲”。顺便说一下，“七千人大会”期间，只要是开全体大会，无例外的都是主席亲自主持。连他自己在“七千大会”上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也是他自己主持的，他宣布说，“现在开会，今天我讲”。不像现在，一般的都是自己要讲话，非得找另外一个人主持会议不可。接磁卡，他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像现在一般中学生用的那种薄薄的练习簿似的本子，一边翻，一边讲，像是他自己动手拟的讲话提纲。而且我看主席翻得比较快，大概他字写得比较大吧。
　　林彪的讲话，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个意思是说，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是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大家都没有经验，出点问题是难免的，“不过是交点学费，我们要正确对待”；一个意思是说，主席思想是经过几十年革命实践检验过了的，证明是正确的，可以说是八九不离十，我们绝对不要去干扰主席思想。
　　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排列次序是：毛、刘、周、朱、陈、林、邓，毛主席同林彪之间隔着两个中央其他领导人，所以，我看到主席向前探侧着身子，侧着头看着林彪，很注意地听着林彪的讲话。
　　会议期间，大家意见比较多，加上意见纷纭，不容易得到统一，因此，原定在旧历春节之前就应结束的会议，眼看结束不了，而我们大家都有传统的老习惯，就有些急于回家过春节，不安心继续开会了。这个情况不知怎么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有一天开大会，主席就说，这次大会很重要，一时还结束不了。因为春节接近，听说有些同志急于回家过春节，不安心继续开会了。然后，主席提高了嗓门说，我还没有同大家一起过过春节哩，我们一同在北京过一次春节怎么样？主席话音刚落，全场一片掌声。主席说，那大家同意了。         过两天，是旧历腊月三十，那天晚上在人大会堂举行晚会，主席真的来了，中央其他领导，当然包括林彪都来了，并且同大家一道一直把晚会看完才走。
　　这次留大家在北京开会，除夕晚会的安排上，特别的宽松。每一位代表凭证可以带几个亲属来。我的家虽然在哈尔滨，但我有一个姐姐在水电部，她的家就在北京。那天晚上，我凭我的一张代表证，把她们全家都带进去了。她们都是第一次同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观看晚会，特别高兴。
　　大会之前，中央通知各地不要送什么东西给大会，但大部分的地方都送了一点土特产品。我记得黑龙江就送了三条黑龙江江里的特产—大鳇鱼，每条一千斤左右，三条鳇鱼，够给与会者每人差不多吃半斤的。记得鳇鱼拉来的时候，我还到车站看了一下，二号吉普车上，鱼头顶着司机的后背，鱼尾还伸出车外两三尺长。
　　
林彪的老毛病
　　第三次见到林彪，是1962年的夏天。林彪带着叶群、豆豆、老虎，全家到哈尔滨休息。那时我是省委常委、秘书长，正好管这类事情，加之过去给林彪当秘书，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就指定我负责林彪的具体接待工作。
　　林彪来时，我和省委主要领导人前往迎接，把他安排在省委专门为中央几个主要领导人修的花园邨。花园邨内最好的房子是“一栋”，准备给主席住的。这次林彪来，我们想要他住“一栋”。实际上，主席一次也没有来过，刘少奇和周恩来各住过两次。但林彪不愿意去。那时，除主席外党的五个副主席中，林彪是排在最后一个的。我怕他有顾虑：他还没有走，主席要来了就不用说了，就是其他几位副主席来了，他也不好意思继续住在“一栋”。所以我说，据我们了解，近期内中央领导人不会到哈尔滨来，房子反正都空着，并且都收拾好了，你还是去住吧！但林彪死活不愿意去。最后，只好安排他在“三栋”住了。
　　把林彪一家安排妥当，我就忙我的去了。第二天下午，我正在机关召开会，突然省接待处处长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林彪要换房子！我一听，坏了！“三栋”的房子虽说也是不错的，大概是闹出什么动静、声响，把林彪给闹烦了。我放下电话，撂下会议，坐上车就往花园邨跑。
　　我去了以后，一看叶群正对接待处几个负责人讲，说院子里有动静，林彪午觉都没有睡成，林的意见是把“三栋”的会客厅改为卧室。林彪当时也在。
　　我先与林彪夫妇打了个招呼，完了忙问接待处的人，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首长睡眠不好，院子里中午、晚上不要弄出声音吗？怎么又闹得不能睡觉了呢？！接待处处长说，我们具体布置过了，刚才我们又作了检查，中午、晚上整个院里没有任何人搞什么东西，应该不会有什么动静！
　　我一听，奇怪了，我就问林彪：你中午听到的是什么声音？是从什么方向来的？林彪说，好像是锯木头的声音。可能是从卧室窗户那边过来的。所以，我就想把卧室搬到窗户朝大院里的客厅里去。
　　林彪的话说完，我就想到卧室的窗户是朝西的，隔窗户二三十米，是花园邨的院墙，墙外是铁路职工宿舍。所以我马上让接待处和警卫处的人和在一起，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人多一些，主要负责查院外；一个小组人少一些，把院里再查一遍。
　　把人派出去以后，我就向林彪表示歉意，说，我们没有安排好，影响林副主席休息了，实在对不起。顺便我又问他，我们对他在哈尔滨的日程安排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还有什么地方他想去看看。
　　不久，派出去的调查院内的人回来了。说这院里绝对没有什么动静。一会儿，负责查西墙外面的人也回来了，他们反映，确实查到在离西墙约30米的地方，有一户铁路职工，今天中午在他家的院里锯过木头。并且已向该居民做了工作，请他在最近几天的中午和晚上，尽量不要再锯木头或弄出什么大的响声了。该居民说，他就在今天中午发现桌子腿坏了，锯了一段木头，钉了一下，桌子已经修好，也用不着再锯了。
　　林彪、叶群他们都当场听到了。我就说，这一下已经解决了，是不是卧室就不用再搬了？叶群没有吱声，但林彪还是要把客厅改为卧室。我说，客厅改为卧室，搬家具倒好办，就是客厅里没有卫生间，恐怕晚上不大方便。我还建议，是否干脆搬到“一栋”去住，林彪更不同意。看到这种情形，我也再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只好照林彪的意见办。客厅里有好几套大沙发，除留下一套外，其余的都搬出去，还得把卧室的床、柜子等物搬一些过来。东西怎么摆法，由叶群指挥。好在人手很多，大家七手八脚，忙了两个钟头，才算大体就绪。
　　从“三栋”里出来，接待处有的人对我说，林副主席的耳怎么那么灵，七八十米以外，锯一段木头他都听到了！我说大概就是因为跟前太静了，所以远一点的地方有点动静他就能听得到。
　　过了几天，我又去看过林彪一次，我去时，林彪和叶群正坐在“三栋”门口两张帆布椅上休息。林彪问起我离开他以后干过些什么工作，结婚了没有，有几个孩子了等等。不一会儿，豆豆和老虎也来了。那时老虎已经15岁了，个头已经不小，完全是一个青年的样子。我问他们，还认识我不？他们摇头说记不得了。我指着老虎说，老虎，你小的时候动不动两手一伸，抱抱，你怎么就不记得了？叶群说，他们那时还小，记不得了。
　　这是我离开林彪后，我们的第三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其实，我是有机会多次见到林彪的。1956年秋，林彪的堂侄林肖侠（林育英、也就是张浩的儿子。我在延安时。张浩是中央职工委员会的书记，逝世于延安），和我一起在中央党校学习。林肖侠知道我给林彪当过秘书，所以有好几次，他邀我礼拜天一同到林彪家去看望林。但我不愿意去。林肖侠就说，你看！我不是常常去嘛！我说，你们是亲属关系，那不一样。你妈妈每次到北京，不是都住在他家嘛！他说，你不是当过他的秘书嘛！我说，我早就不是他的秘书了。我在党校学习一年半，一次也没有去过林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