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利安钻石装价格:抗美援朝胜利后中国和苏联的较劲谈判(图)(一)

　　清晨，我们在布尔加宁陪同下飞返莫斯科，午后3时许抵达莫斯科。我们回到住地奥斯特罗夫斯卡娅街8号公寓，周总理坐下喝茶水，我到康一民的房间 去看看国内有什么新的指示。康一民正在抄报，一见我进去就说：刚刚收到毛主席的电报，你们看看。他大致地讲了讲来电主张出兵的内容。我大吃一惊。拿起电文 一看，电文的第一句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我急忙转身回到周总理休息的房间，向他报告。周总理不相信，认为我看错了。我又回到康一民那里将电文的第一页拿给他看。当时，他坐在沙发上。看 后，他一言未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因为在几个钟头之前，他所谈的话与这个电文中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他刚刚讲过中国不能出兵援朝，并以极有说 服力的话，向斯大林证明了这点，而且也作出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但现在，国内来电又说大家(中央政治局的绝大多数)主张出兵抗美援朝。电文 分析了形势，制定了兵力部署、调动以及进入战斗的作战计划与具体的战术。而今又得向苏方重新交涉，校正数小时以前谈过的一切话，而且必须谈明对中国人民志 愿军出动和进入战斗后的军火供应、接济办法等相应的计划，并立即采取具体步骤，以便志愿军很快能得到必要的供应，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展开。后来我才知道： 周总理离京之后，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见主席下了决心，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10月8日，毛主席致电 彭德怀及东北军区和东北边防军负责人高岗、贺晋年、邓华、洪学智、解方：“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

　　因为总理正在旅途中，对这一切无从知晓。现在，我们接到中央新的决定的电文，我督促将电文一页一页地随译随送给他看。周总理研究了来电后，立即 要我译成俄文，首先送给莫洛托夫，要求他立即转告斯大林，并约定时间，举行新的会谈。今天与昨日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因当时住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只有莫 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二人，而且布尔加宁正在忙斯大林交办的那些事情。晚上，周总理同莫洛托夫会面，首先提到来电的内容，希望把来电转告斯大林，并询问他的意 见。莫洛托夫说，信(即电文)已转去了，尚未见到回话。不过昨天斯大林同志已谈到中国出兵，军火供应没有问题。虽双方未最后谈定，但我大概了解一些情况和 你们的希望。莫洛托夫一再表示他不能做主，这一切都必须由斯大林定。但是总理绝口不提再同斯大林会谈的要求。莫洛托夫将信将疑地探询恩来同志，如果中国方 面的考虑是确定的，那么，我们的事情应该如何谈起？

　　恩来同志把前一天同斯大林谈的需要援助的项目与规模又重新提了一遍。当提到坦克和火炮的具体数字时，莫洛托夫说，他记得数目题，特别是关于集中 地点、接收、转运、保管和转交手续等一系列办法，特别研究了防空与存放地点和转交等项原则问题。苏方指定的接收终点站是：奥特堡尔，中国车辆到此站接运。 验收、接管等具体手续和办法，由双方交接人员进一步磋商、确定。14日，总理得到斯大林的复电后，致电斯大林说：“根据毛13日给我来电”，苏联志愿空军 在出动十六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应 如何解决？”并附上中国政府第一批开出的各种炮类及其附属器材的订货单。我们在莫斯科逗留两三日，将军火一事办妥即飞回北京。值得指出的是：因为形势紧 迫，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而接收的。这件事情一开始，周 总理在同我私下谈话时就明确说明了他的这个打算；同时还谈到，为了合理节约使用，避免浪费，对上述这个考虑不可传扬出去。我说，根据我对苏联的了解，他们 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因而在回国的飞机上总理再次提及：准备在下次会见斯大林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我们回国后，10月19日，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打响。从此，这天成为抗美援朝的纪念日。苏联遵守约定，于11月将第一批军火交给中国。在中朝军民的奋力反击 下，战局迅速得到扭转。在第二次战役中，12月4日，收复了朝鲜首都平壤，很快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失地。

　　彭德怀率领志愿军赴朝参战时，因为朝鲜已有苏联顾问在那里工作，所以毛岸英也随彭赴朝任翻译。这时期的工作比较顺利，似乎没有发生过多少误会。 但是，11月25日在敌机轰炸中，毛岸英不幸壮烈牺牲。后来由于翻译不得力，常常引起双方的误会和争吵，而且前方多次要求派得力干部帮助翻译工作，于是决 定从外交系统把徐介藩调到援朝前线志愿军司令部任办公室主任兼翻译，才解决了这一难题。彭总对我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 战。

　　他对徐介藩的工作是满意的，各方面由于翻译的误差而出现意见分歧、发生争执的现象大大减少了。但是，苏联军事人员时常同彭总发生意见分歧或争 吵，因为他们既不能理解，也看不惯我们的作战方针、行动计划等。彭总是伟大的军事家，有自己的战斗经验、作战方针、战略战术。彭总是原则性很强的人，在原 则问题上绝不会让步。就其军事才能来讲，这些苏联顾问因陷于西方军事教条主义的束缚而不能自拔，只能望其项背，可是他们没有自知之明，反而不断地将争吵的 情况向斯大林汇报，虽然也指不出彭总本人的错误和缺点。在他们汇报的问题中，有两桩事应当指出：一是，自赤塔到中苏边界线，积压了不少军火和其他军用物 资，因中方接运、转运太慢，既堆满了仓库、货栈，又影响了前方供应。二是，中国的援朝部队进入朝鲜，是为了改装自己。部队来后先改换自身的装备，然后送上 前线，打一个时期的仗，就撤回国去，又调一批新的部队到朝鲜来。如此轮番进行，以便拿到新式武器改装自己。斯大林听了后，只对第一个问题表了态，要求中方 迅速大力转运，保证前方供应，而且来电催我们加力速运。而对第二个问题不仅没有表示不满和提出反对意见，相反，他认为这样做很明智，很有远见，这既可以立 即在实战中加以实施、考验、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充实。这是用较快的方法，以较大的规模，迅速改装部队的一条捷径；或许中国军队的相当部分都会采取这种方式 完成自己的改装任务。

　　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当时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中央之所以决定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是因为在第四次战役打响后，已看出必须消 灭大部敌人的有生力量。“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做两年的准 备。”毛主席于1951年3月1日致电斯大林这样讲，主席又指出：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 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这样可以保证部队得到休整、补充，并可预防敌人再次登陆切断我主力的补给线。苏联在朝的顾问们，则看不到朝 鲜半岛三面环海的地形特点，一味地要求志愿军南攻。在敌人的有生力量没有被大量消灭前，我又无空军掩护，过早逼敌南退不但不利于我分割歼敌，反而会因为补 给线过长，补充不上，给敌人造成再次登陆的机会，我就有被拦腰截断或消灭之虞。这些顾问们脱离实际情况，并不懂战略。1951年6月，经过五次战役后，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双方战略对峙状态，无论敌人怎么发动攻势，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尽管美国当时纠集了16个国 家联合行动，但除美国外，其余国家出兵只是象征性的，而且都只是应付差事，并没有什么积极行动，也无战斗力，在战斗中一触即溃。但朝中两军却愈战愈强，是 美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美伪深恐朝中部队再次越过三八线向前推进，那时可能弄得美伪十分狼狈，甚至一败涂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急急忙 忙，积极建议双方停战议和，以便把朝中武装力量阻止在三八线一带。这样，既可保持住自己的体面，也可能维持住自己四分五裂的阵营，以免丢脸和遭受更大的损 失，因为在侵朝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的是美国。美国心急如焚，寻找各种渠道，前后两次向苏表示，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帮助，并转告朝中方面，说明美方愿意就 地立即停火、停止军事行动，然后谈判议和。关于这点，斯大林向我方作了详细的解释和建议。这是美国一个重大的战略考虑，同时也表明它对侵朝战争前途的一种 焦急和忧虑。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平壤。6月初，金日成首相来到北京，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一起研究朝鲜战局并协商关于朝鲜停战问题，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 的反攻战役”，以进行和谈。于是，中央决定派高岗陪同金日成前往苏联，共同协商朝鲜停战问题，并向苏方表明我双方对停战的意见和态度。我也同行。6月中旬 到达莫斯科后，中国同志住在奥斯特罗夫斯卡。　①1950年12月31日发起的第三次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从三八线附近一直打到三七线后，彭德怀司令 识破了敌人是有计划地撤退，诱我到不利地区与我决战的企图，于1951年1月8日命令停止进攻。敌诱我企图未逞，即开始对我进行全线进攻，开始打第四次战 役。因敌优我劣，我实行积极防御作战，于3月14日主动撤出汉城，将敌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4月22日，朝中军队发起第五次战役，迫敌退至汉城及其以南地 区，随后主力休整并回撤，将敌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战役于6月10日结束。

　　娅街8号公寓。朝鲜同志住在另外的地方。斯大林立即接见了金日成、高岗，首先关心地询问朝鲜前线的实际状况，并想弄清以下几个问题：(1)前线 上的实际情况如何，战斗行动是否还在继续？(2)南北两方军队所占据的阵地位置(战略据点)的优劣比较，朝中能否坚守住阵地而不动摇？ (3)敌方反扑能 力与可能性如何？如反扑，能否抵御住？一句话，朝中军队目前占据的是不是有利地位？最后他问：立即停火好，还是再打一下，修正战线地位后，再谈停战好？

　　这时，朝中两方谈话的人都混淆了各不相同的词汇用语，把停火、停战、媾和(和解)、休战、和约等词汇混杂、交叉使用。于是，斯大林要求先弄清各 种概念的含义，他说：不澄清一下，我们就不能明确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他指出：你们这会儿在谈话中混同地使用了几个含义完全不相同的词汇，使人听不懂你们 的意见，摸不准你们的意图和要求到底是什么。拿你们这会儿在谈话中使用的几个词汇来说，停战、停火、休战、媾和、和约等，它们的含义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所谓停火，就是在战斗期间，在前线上，由于某种原因而需要短暂的停火(数小时，或一两天；时限一过，又继续交战)。停战则是较长时间的停止军事行动，但双 方仍处在交战状态。

　　我想问、想弄明白的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即你们所期望、所要达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商谈的是属于哪一范畴的问题，对此应该使用一个清楚 的、准确的概念，否则，像你们在谈话中同时使用几个不同概念，使人越听越糊涂。你们用明确的概念表明你们的意图，才好与对方办交涉嘛。你们的意图、愿望、 要求究竟是什么？    

　　这时，朝中方面回答说：我们的愿望是停战。接着，斯大林又问：是就地停战，还是要求双方在做过某些调整后(即防线上的调整或依地理、地形需要做的调整)再停战？有否某方被包围的部队或地方？  

　　对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清楚，而朝中两方面提供的地图标志是过时了的。斯大林不得不找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将军携带军用地图来说明当时朝鲜前线的 情况。然后斯大林问，应以何日何时确定为停战期？斯大林不太愉快，因为商谈的人对许多情况不清楚。当会谈基本结束，大家进入休息室时，斯大林关心地问：停 战后的打算是什么？ 怎样稳住朝鲜局势，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    

　　在交谈中，斯大林忽然向我方提到发展橡胶园的问题，并说，他听说海南岛、雷州半岛，甚至广州附近都有栽培橡胶林的条件与可能，对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研究的？ 是否已有试验田？

　　“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发表了广播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建议。他说：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 线。”6月25日、7月3日我《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强调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指出：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 公平而又合理的。”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于三八线的开城举行。

　　虽然1951年7月10日在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开始谈判，但是，敌人并无诚意谋求和平，所以8月、9月先后发动了夏季和秋季两次攻势，同时在空 中对我交通线实行绞杀战。1952年1月敌人又进行细菌战。朝鲜战场一直也未实现真正停战，而形成边打边谈的局面。在谈判桌上，美国、李承晚的代表乘机刁 难、破坏。1951年12月开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的谈判。美国利用战俘问题大做文章：首先以失踪人数为基数向我要俘虏名单，散布我们虐待杀戮俘虏的 谣言；然后又提出一对一交换战俘，自愿遣返”等问题。如果照此办理，我们有许多被俘人员不能回归家园，当然遭到我方的拒绝。美国为了打破战场上的胶着状态 和谈判桌上的僵持局面，压我屈服，从1951年8月中旬起开始大规模地轰炸北朝鲜并中断谈判。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有两种态度：一种为敌人的进攻所吓倒， 接受美国方案；另一种是坚持斗争直至胜利。我党中央的态度是坚持立场，贯彻既定原则，认为只有坚定才能逼敌人转弯。战争拖下去，对我们确实不利，但困难是 可以克服的，而敌则有内外不可克服的困难，最后总要找出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不怕拖，也不怕战，但也不宣告破裂。彭总更是做好了再打两三年的准备，如果必 要的话。1952年8月17日，周总理率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商谈朝鲜战争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问题。8月21日和斯大林会谈，周总理首先说明了我党中央 对朝鲜战争和国际形势的看法。斯大林同意我们的谈判方针，并同意帮助装备中国60个师，但炮弹消耗与敌人之比1∶9是不行的，应是20∶9，必须压倒敌 人。他说：朝鲜战争对美国是败血症，实际上北朝鲜和中国都没有损失领土，美国也了解朝鲜战争对他们不利，迫切需要停战。如果宣布苏军继续驻在旅顺口，他将 更伤脑筋。美国在朝鲜既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其他地方也就更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停战谈判是一大问题，毛泽东主张忍耐、坚持是对的。我们援助朝鲜是不吝惜 的。美国扣留战俘是非法的。斯大林提出谈判的三个步骤：我方被俘人员以116000人计算，如果敌人扣留我30%，我们可以扣留敌俘13%左右作为交换， 说明我们不相信敌人所谓我方被俘人员有不愿回来的事实，故扣留其比例的半数，促使敌人改变态度。

　　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他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斯大林又强调：我们对美国应坚持立场，只有硬，才能解决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公道 对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以原子弹和空袭吓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决定战争，还是靠陆军。他同意援助朝鲜五个高射炮团，以增强防空能力。他认为，中国空军不 能出击三八线，出击等于正式参战，因为空军不是志愿军的，而是国家的。不管在战略上还是战役上现在都不要出击，不要破坏谈判局面。最后，在周总理建议下， 斯大林同意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秘密访苏。9月1日，彭总、金日成、朴宪永抵达莫斯科，由苏联军方接待，住在乡下的别墅。9月4日，斯大林约见了彭德 怀、金日成、朴宪永，在座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总理、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 五人。斯大林询问了朝鲜战局及谈判的情况。他说：中朝人民是英勇的。中国空军是不能参战的，因为空军参战就意味着国家参战，而中国公开参战，对和平阵营是 不利的。但是，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应积极行动，苏联可以援助朝鲜三个空军师。可给中国和朝鲜各一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给朝鲜再增加五个高射炮团、两千辆汽 车。阵地前沿多布地雷。当谈到士气问题时，斯大林说：军队没有勋章、没有官阶、没有薪金是不正确的。不要将军、元帅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我方做了解释：原 打算全国胜利后逐渐实行从供给制转到薪金制，后因朝鲜战争而推迟了两年，预计1954年完全可以实现薪金制。谈判方案，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同意美国方案，这是立场问题。应按比例也扣敌人一定数目的俘虏，比例可以比他们少一半，也可以和他们扣一样大的比例。会谈 结束后，与会的全体人员被邀请到斯大林别墅会餐。饮宴间，斯大林依次向大家祝酒；忽然，他举着一个大酒杯，要彭总也给自己斟满一大杯白酒。我知道彭总有胃 病，不宜多饮酒，便要求不要勉强他过饮。总理知道彭总有酒量，立即向我示意不要干涉。果然，彭总站起身来，同斯大林碰杯后，一饮而尽。从表情上看，斯大林 当时很高兴，满意地望着彭总推金日成首相走在前面，自己走在最后。斯大林要我把彭总请到他身旁，他们离开大家站在大厅一角，开始交谈起来。斯大林请彭总转 告他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候和祝贺，并询问了俘虏政策及执行情况。彭总解释说，中国******************早在红军时代就制定了不杀俘虏、优待俘虏的政策，历来执行俘虏政 策是很好的。令人气愤而心酸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竟给彭总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彭总于1962年6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对他各次出国情况一一作了 说明，并说这次是我在场担任翻译。“文革”骤起，彭总惨遭迫害。我也被关在秦城监狱。1970年8月，专案人员追到秦城向我盘查此事。我于8月19日如实 写了证明，和我今天的回忆基本一样，只是稍简单些。我看着当年写的证明材料，心潮难平，浮想联翩。物在人非，彭总已永远离我们而去。

　　9月12日，斯大林以家宴的形式宴请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总理、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也出席了宴会。席间，周总理谈及墨西哥提出的关于朝鲜 问题的三点建议。斯大林说：美国急于找一出路解决朝鲜停战问题。他说：联合国已失去它应有的作用。我要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请你们带回去。我们应为新的联合 准备条件，应设法促成亚洲国家区域联合。如果成功，苏联亦可参甚好，为亚洲的联合准备群众基础。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1952年6月3日至6日在 中国召开筹备会，同年10月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议，参加会议的有37个国家，378位代表和列席代表，成立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 并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关于朝鲜问题》等十二项决议。

　　这样可迫使亚洲国家的某些政府赞成区域联合。斯大林说：不要急，区域联合是要政府参加的。斯大林很同意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应以和平为中 心，一切围绕着为争取和平作斗争，能争取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参加很重要。他说：朝鲜战争是艰苦的，是否不愿东欧各国帮助？    

　　总理笑着说道：没有不愿的道理。后来东欧各国对朝鲜战争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最后，斯大林和中朝同志讨论起中朝两民族的由来。宴会充满亲 切、融洽、欢快的气氛。这次，斯大林赠给彭德怀一辆“吉姆”轿车，以表示友谊。经过朝中人民的努力，到1953年春，我们开始反攻，开始将战线向南稳步地 推进。经过志愿军金城反击战后，美国人不得不认输，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中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赢得了 和平。1953年7月27日，朝中方面和联合国军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周恩来从日内瓦返回国后，过了两个月就是我国五周年国庆节。这年我国在国内、国际大搞和平运动，因而国庆节洋溢着和平安定、庆升平、祝胜利、颂 团结、赞友谊的欢乐气氛，******************广场、金水桥前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团来华祝贺我国国庆五周年。赫鲁晓夫是1953年上台 的。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由苏共书记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十天之后，马林科夫被解除中央书记的职务，实际上由赫鲁晓夫负责党中央的工作。 9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在会上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于1954年9月29日到达北京。代表团成员有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全苏工会主席什维尔尼克、文化部部长亚历山大罗夫、《真理报》总编辑谢皮洛夫、莫斯科市委书记福尔采娃、乌兹别克加盟共 和国建材部部长纳斯里金诺娃、苏共中央工作人员斯捷潘诺夫和大使尤金十人。亚历山大罗夫是文学家，谢皮洛夫是哲学家，这两个人是赫鲁晓夫在理论、宣传上的 左右手。10月2日，苏联政府代表团参加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10月3日开始与我国领导人会谈；10月12日会谈结束，发表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同时签署了七个文件：(1)苏军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 退，1955年5月31日之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2)将1950年、1951年创办的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 交给中国。这四个公司是在新疆境内开采有色及稀有和贵重金属的公司，在新疆境内开采和提炼石油的公司，在大连建造和修理轮船的公司和民航公司。在这些公司 中的苏方股份用我国出口货物在数年内还清。(3)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4)中苏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协定。(5)中 苏蒙修建集宁到乌兰巴托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协定。(6)苏联为中国提供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7)帮助中国新建15个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的141 项企业的供应范围的议定 - 书。这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共援建我国156项大型企业。这一切都已公布于报端，不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