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樱鬼随想录: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停战谈判

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停战谈判

    抗美援朝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继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一次取得伟大胜利的正义战争。那时，新中国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诞生不久，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在各个方面均面临着极大困难；而它的主要对手，则是刚从二战的胜利中走来，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其经济力和军事力都处于世界各国之首的美国，以及由15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但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并肩战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便将多国部队从鸭绿江畔赶回到“三八线”以南，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坐到谈判桌旁！
    然而，战场上的拚杀残酷、激烈，谈判桌上的较量也同样尖锐、复杂。在政治和军事两条战线上，李克农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谈一打。谈的耐心，打的坚决。谈，针锋相对；打，寸土必争。谈了再打，打了又谈。谈了两年，也打了两年。最终，迫使美国侵略者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李克农等开国元勋们，成功地指导了这场曲折迷离、壮丽无比的历史活剧！而毛泽东，无论是战场上还是谈判中，都无疑扮演了总导演的角色！
    1、侵朝美军耗损巨大，战争难以为继；毛泽东因势利导，积极促成和谈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1951年5、6月间，经过连续五次战役的激烈较量，战争逐步陷入到胶和状态。此时，美国已经不可能吞并朝鲜并将战火烧到中国大陆了。这种局面，是完全出乎于美国政府的预料之外的。
在为时一年的侵朝战争中，美国付出了88000余人伤亡的惨重代价，其兵员伤亡和军费消耗都比它在二战第一年中的损耗多出一倍，约相当于其整个二战时期全部损失的三分之一。即使这样，却仍然无法改变他们在军事上不能取胜的局面。同时，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厌战情绪和统治集团及其盟国内部的矛盾分歧，先前曾经不惜将战火烧过鸭绿江、骄横一时的美国侵略者，开始积极谋求停战谈判，以便从朝鲜战场这个“无底洞”中尽快脱身。
    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建议：争取用“谈判方式”解决朝鲜问题。这个建议很快便得到了杜鲁门的批准。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毛泽东极其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历史契机，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进行了多方面准备。
    1951年6月3日，毛泽东接见专门从朝鲜赶来的金日成，同他具体商谈如何应付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同时指出：“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汇报”,并称：“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
    在取得了斯大林的同意后，6月10日，高岗与金日成前往莫斯科。13日，斯大林同他们举行了会谈。
    毛泽东在获悉会谈情况后，当日复电高、金，提出了如何向对方提出和谈建议的设想。毛泽东说：“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指停战谈判问题），而宜用下列方式：1、等待敌人提出；2、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即斯大林）商量决定。”
    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决定由苏联出面，对美方的试探作出反应。
    然而，毛泽东深深懂得，即使是敌我双方实现了和谈，若要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也必须要以雄厚的实力作后盾。如果我们在战场稍有疏忽或示弱，不仅会在战斗中吃亏，而且也必定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成果，进一步提高志愿军攻防的持续作战能力，成为此时毛泽东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6月11日，就在高、金刚刚赴苏，即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即致电彭德怀，指出：1、要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2、迅速补充三兵团、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加强训练；3、十三兵团停止休整；4、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5、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两条；6、在熙川、德川和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
    此时，毛泽东的脑海里已经出现两条战线，一是军事战线，一是政治战线，一是准备打，一是力争谈。
至6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头脑中酝酿成熟，并及时提了出来，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准备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同时，在军事上也进一步概括出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即，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终战胜敌人，或迫使敌人知难而退。
    正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非常英明的战略指导方针，使得中朝军队在长达两年之久的边打边谈、又打又谈的局面中，始终牢牢地掌握着主动权。
    1951年6月下旬，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从“非正式摸底”，进入到“公开倡议”阶段。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倡议交战双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和谈。同时提议，将会谈地点设在停泊于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的军船上。
    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但，建议将谈判地点设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地区。
    至此，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业已水到渠成……
    2、毛泽东亲自点将，指导谈判细致入微；李克农奉命出征，垂帘幕后指挥若定
    毛泽东高瞻远瞩，早已料定即将到来的这场谈判不同寻常，其激烈程度决不会亚于战场上的殊死拚杀。因此，当朝中方面的声明一发表，他便和周恩来一道，紧张地忙碌了起来……
    首先，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商议后决定，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长、“红色特务”李克农，率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并选派了一位对国际问题颇有研究且文思敏捷、才华横溢，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国际新闻局局长的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主要助手，一同前往。
    随后，毛泽东便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热情地接见了李克农和乔冠华。会见中，毛泽东头一句话就对李克农说：“是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坐镇开城。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人参加。”接着同他们就有关问题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并要求李、乔二人从即日起迅速组织一个精干的谈判工作班子。
    李、乔受命之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入朝谈判的紧张准备工作中。经过紧张的筹备，7月5日，包括外交、秘书、机要、警卫等各方面人员参加的赴朝谈判工作组，即在李、乔的率领下从北京站启程，当晚便抵达中国的边城安东（今丹东），接着又在柴成文的专程迎接和安排下，改乘吉普车过江，于6日凌晨到达金日成新近设立的作战指挥部所在地——平壤东北约15公里处的根地里。当天下午，金日成便接见了李克农等一行。
    对于谈判前的准备工作，毛泽东真可谓精心筹谋、细致入微。就在李克农等忙于选配谈判小组成员时，7月2日午夜时分，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他对“三八线”的防御及时做出部署：一方面加强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人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
    因为当时美方曾声称：和谈并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议签署前，将不会停止对抗行动。同时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奇微，在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海作战，以支持谈判。所以，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指示电，无疑成为我方谈判准备工作中一个非采取不可的重大步骤。
    7月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开宗明义地指出：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对外则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同时，还亲自指派柴成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并要金日成指派一名人民军军官以“上校名义”任首席联络官，另指派一名军官以“中校名义”为联络官。当日，金日成即指定人民军司令部动员局局长张春山（原名金昌满）少将，以上校名义为中朝方面首席联络官，另派金一波为中校联络官。
    很快，在与朝方商定后，朝中谈判代表团的名单便确定了下来：
    中方代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
    朝方代表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首席代表）、李相朝、张平山。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朝中谈判代表团的统一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组成了一个由李克农、乔冠华和朝中谈判代表参加的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就这样，李克农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特派代表，实际上成为朝中代表团的总指挥和最高负责人。
    在此前后，“联合国军”方面的代表名单也确定下来：
    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7月7日凌晨，朝中代表团成员及其联络官等相关人员，纷纷抵达开城。之后，他们便与朝鲜当地党政组织一道，选择谈判地址、双方代表团驻地和休息位置。最后，确定将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来凤庄，作为谈判地点。
    7月8日上午九时，谈判双方联络官召开第一次会议，双方就谈判前的各项问题进行磋商，并确定正式谈判的第一次会议于7月10日上午在开城地区的来凤庄举行。从此，小小的来凤庄声名大震，停战谈判的消息从这里传向四面八方，从前鲜有人知的一个小村庄，开始在世界地图上有了它的坐标。
    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谈判大厅里，双方谈判代表在一张长方形的条桌两侧相对而坐，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谈判，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李克农坐镇幕后，摇扇羽从容指挥。从此，谈判信息通过无线电波并随着谈判的实际进展，在南日——乔冠华——李克农——毛泽东(周恩来)——金日成——彭德怀之间，相互交叉、循环往复地传递开来，并持续了两年之久……
    3、会场里，双方代表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谈判屡屡陷于僵局；战场上，敌对双方刀光剑影，寸土必争，敌人被迫重开谈判
    朝中谈判代表团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
    一线由南日、邓华等负责直接出面谈判；二线由乔冠华、柴成文等往返联系，并传达、贯彻上级指示，同时对谈判工作提出具体方案和为谈判代表拟写发言提纲；三线则由李克农负责，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并直接与朝鲜最高层协商，同时掌握谈判工作的方针大计及全部过程。当一线代表谈判结束后，即刻向二线汇报谈判情况，并一起研究当天发生的问题，随后由乔冠华等写成报告，交给三线的李克农；接着，经李克农对报告进行审核、修改，并提出下一步的方案、建议后，立即发报北京。而在国内，周恩来总理则直接掌握并受理谈判情况，接着便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常委报告。经中央研究和毛泽东作出最后决定后，当夜便回电答复李克农。一般情况下，中央的回复于次日天亮时才能收到。接着，经李克农收阅之后，便立即向各有关方面传达、布置，同时将电报转发朝鲜方面，并通报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之后，李克农再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作出下一步谈判的具体方案和决策；再由乔冠华等执笔，写出下一次谈判时我方代表的发言提纲，交给一线代表在谈判席上一一提出……
毛泽东时刻关注、掌握着谈判的实际进展情况。谈判期间，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环紧扣一环，既紧迫又井然有序，并且是日以继夜地连轴转。李克农仅有的休息时间，就是向北京发报后与中央回电之间的一个空隙。
    就这样，按照既定的程序，7月10日上午，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
    谈判一开始，“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埃率先发言。首先，他提出了关于谈判的九项议程，但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
    接着，由朝中方面的代表南日发言。南日代表朝中方面向对方提出了三点原则建议：（一）、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从该线后撤十公里，作为非军事区。该区民政，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态。同时，立即就交换战俘进行商谈。（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停战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未完,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