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莫扎特交响曲: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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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 是何人所拍
http://www.hnby.com.cn 大河报 B20 往事 2006年09月29日
毛泽东的光辉形象，特别是天安门城楼上悬挂过的五幅毛泽东的标准画像，每年国庆节前后，许多报刊都要介绍一些画家和画师是如何绘制的。但是，这些画家谈起此事时，总是特别强调在接受此项任务时，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必须按照原照片，认真绘制、一丝不苟。应该说这五幅标准画像第一作者肯定是摄影家了。但对此事以往很少宣传，甚至至今，业内人士知者甚少，业外人士更是知者无几。
满怀对毛主席的热爱与崇敬，对为毛泽东拍照的摄影家的敬重，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此事，特别是近些年来，我查找了很多资料，访问了侯波同志，最近又专门探访这几幅标准相的暗房制作和加工者陈石林同志。比较详细准确地了解这些标准像的拍照和制作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
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幅毛泽东画像，是毛泽东戴着八角帽（如图１），身穿军便服的照片。这是老摄影家郑景康在陕北为毛泽东拍摄的一幅生活照。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群众，高高举起毛泽东这幅画像，激情奔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
郑景康同志是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总理从香港请回的艺术家之一，曾经拍摄过《兄妹开荒》及南泥湾大生产等许多优秀作品。在延安时他和吴印威、徐肖冰经常为毛泽东、周
恩来拍照，他们主要是拍电影，郑景康则是从事拍照。１９３８年蒋介石扒开黄河花园口，黄河一泻千里，造成了举世震惊的黄泛区，郑景康同志千里迢迢，冒着枪林弹雨，从延安赶到河南，拍摄了西华扶沟黄泛区人民携儿带女逃荒他乡和黄水淹没龙王庙的悲惨照片。这些真实的写照至今还经常刊登在报刊上，见证着这段悲惨的历史。
第二幅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的标准像（如图２），也就是现今人民币１００元正面的毛泽东照片，是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拍摄的。
１９５０年１月毛泽东访问苏联。访问期间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了各种国事活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其间，美国和一些国家的报纸纷纷发表消息，还配发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照片。毛泽东还是在陕北戴八角帽的那幅照片，而斯大林却是身着威武华丽大元帅服的标准相，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反差十分强烈。当时担任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了同志，深感毛泽东戴八角帽的照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不太适合。于是他找到了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同志，建议由新闻摄影局专门为
毛泽东拍摄一幅正式的标准相。此事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同意，新闻局专门组成了以陈正青为领导的摄影小组。由于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夜以继日忙于国事，加之当时拍摄条件十分简陋，毛泽东又无暇专门拿出时间去指定的地点拍照，所以，为毛泽东拍摄标准相的计划难以实现。于是，萨空了与新闻局的同志反复研究，决定从毛泽东大量的国事活动的新闻照片中，寻找出适用于制作标准画像的照片，经过认真研究，反复比较，精心挑选，终于找到了一幅陈正青拍的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与部分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合影的照片（如图３）。
合影原照有了，但如何制作成标准像呢？新闻摄影局将此项任务交给了新闻摄影研究室的青年技师陈石林。陈石林怀着对毛泽东无限敬仰的心情忘我地投入制作，他把合影中毛泽东的影像从第三个纽扣起单张剪裁下来，放大成１２英寸的照片，然后将毛泽东右肩后面的一个人头像和镜框修去。为了改变照片的背景布幕太深，突出毛泽东面部影调的层次，在放大时他选用了不同反差的相纸并采用放大时遮挡曝光的技法，制作了十几张不同反差的１２英寸的照片，再从中选出一张层次丰富、背景比较明亮的照片。然后，又对毛泽东面部头发和衣服做了细微的加工修整，再翻成６×４．５厘米的底片，最后放大成照片。
照片做成后经萨空了的认可，又送交胡乔木审查，转给毛泽东。毛泽东本人表示满意，并在１９５０年国庆节时经过画
家放大绘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１９５１年春，为了配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中央决定再制作一幅毛泽东正面的标准画像。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在陈石林同志的肩上，他和新闻摄影局的同志一起翻阅了成千上万张照片，终于从一卷用摇头转镜相机拍摄的团体合影中，找到了一幅适合制作标准像的毛泽东正面形象。但是，这是用美国制造的７英寸宽的黑白航空胶片拍照的，照片反差过大，影调层次欠佳，再用简单的遮挡放大技术是不行了，陈石林大胆采用绘画主义摄影派的表现手法，将毛泽东的头像从合影中单独剪裁出来，放大成１２英寸的照片，然后用刮刀在不损伤相纸纸基的基础上把药膜面上的黑色背景一点点刮掉，再将毛泽东面部精心修整，更换了浅色背景后，将一幅和蔼可亲、气宇轩昂的毛泽东正面标准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幅照片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和毛泽东本人的赞许，并于１９５２年国庆节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１９５９年９月，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大庆，中央决定专门拍摄一幅反映毛泽东风采的标准相。这项任务交给了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资深记者孟庆彪和新华社驻中南海记者侯波同志。他们事先在毛泽东住处附近布置了一间摄影室，安置好灯光，测试了各种不同的光线和曝光指数，趁毛泽东开会的空隙时间，拍摄了第四幅毛泽东的标准相。那天毛泽东身着银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地走进摄影室，在摄影灯的照射下，毛泽东红光满面，谈笑风生地与侯波交谈，孟庆彪不失时机地接连拍了几张，定格了毛泽东泰然自若、慈祥微笑的面容。这幅照片在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庆祝大典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张贴着这幅照片（如图４）其印刷数量之大，发行范围之广，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任何印刷品都无法相比的。
１９６４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５周年，中央决定再拍摄新的毛泽东标准相，这时毛泽东已过古稀之年，人们意识到这也许是毛泽东最后一张标准相了，这项任务被指定由摄影家郑景康拍摄（如Ｂ２０版图５）。郑老曾告诉我，为了不惊动毛泽东，他只身来到中南海，准备了简单的灯光，以少胜多，把光线处理得柔和自然，接近平常室内的自然光，以表现伟人平易近人的风范和虚怀若谷的风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常称赞这幅标准相“太好了！老人家很喜欢，是他亲自圈定的”。这幅正面标准画像从１９６４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直沿用到现在。可能是巧合，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五幅毛泽东画像，第一幅和最后一幅都是由郑景康拍摄的。郑景康于１９６９年病逝，是我国唯一的一位被誉为无产阶级摄影家的大师，他曾多次来河南讲学。
斗转星移，转眼之间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为毛泽东拍照的摄影家大都仙逝，侯波和陈石林已步入耄耋之年。每当我看到这五幅毛泽东的标准像时，对他们的仰慕和思念之情便油然而生。 【魏德忠文】
http://www.hnby.com.cn 大河报 B20 往事 2006年09月29日
毛泽东的光辉形象，特别是天安门城楼上悬挂过的五幅毛泽东的标准画像，每年国庆节前后，许多报刊都要介绍一些画家和画师是如何绘制的。但是，这些画家谈起此事时，总是特别强调在接受此项任务时，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必须按照原照片，认真绘制、一丝不苟。应该说这五幅标准画像第一作者肯定是摄影家了。但对此事以往很少宣传，甚至至今，业内人士知者甚少，业外人士更是知者无几。
满怀对毛主席的热爱与崇敬，对为毛泽东拍照的摄影家的敬重，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此事，特别是近些年来，我查找了很多资料，访问了侯波同志，最近又专门探访这几幅标准相的暗房制作和加工者陈石林同志。比较详细准确地了解这些标准像的拍照和制作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
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幅毛泽东画像，是毛泽东戴着八角帽（如图１），身穿军便服的照片。这是老摄影家郑景康在陕北为毛泽东拍摄的一幅生活照。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群众，高高举起毛泽东这幅画像，激情奔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
郑景康同志是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总理从香港请回的艺术家之一，曾经拍摄过《兄妹开荒》及南泥湾大生产等许多优秀作品。在延安时他和吴印威、徐肖冰经常为毛泽东、周
恩来拍照，他们主要是拍电影，郑景康则是从事拍照。１９３８年蒋介石扒开黄河花园口，黄河一泻千里，造成了举世震惊的黄泛区，郑景康同志千里迢迢，冒着枪林弹雨，从延安赶到河南，拍摄了西华扶沟黄泛区人民携儿带女逃荒他乡和黄水淹没龙王庙的悲惨照片。这些真实的写照至今还经常刊登在报刊上，见证着这段悲惨的历史。
第二幅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的标准像（如图２），也就是现今人民币１００元正面的毛泽东照片，是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拍摄的。
１９５０年１月毛泽东访问苏联。访问期间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了各种国事活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其间，美国和一些国家的报纸纷纷发表消息，还配发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照片。毛泽东还是在陕北戴八角帽的那幅照片，而斯大林却是身着威武华丽大元帅服的标准相，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反差十分强烈。当时担任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了同志，深感毛泽东戴八角帽的照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不太适合。于是他找到了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同志，建议由新闻摄影局专门为
毛泽东拍摄一幅正式的标准相。此事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同意，新闻局专门组成了以陈正青为领导的摄影小组。由于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夜以继日忙于国事，加之当时拍摄条件十分简陋，毛泽东又无暇专门拿出时间去指定的地点拍照，所以，为毛泽东拍摄标准相的计划难以实现。于是，萨空了与新闻局的同志反复研究，决定从毛泽东大量的国事活动的新闻照片中，寻找出适用于制作标准画像的照片，经过认真研究，反复比较，精心挑选，终于找到了一幅陈正青拍的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与部分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合影的照片（如图３）。
合影原照有了，但如何制作成标准像呢？新闻摄影局将此项任务交给了新闻摄影研究室的青年技师陈石林。陈石林怀着对毛泽东无限敬仰的心情忘我地投入制作，他把合影中毛泽东的影像从第三个纽扣起单张剪裁下来，放大成１２英寸的照片，然后将毛泽东右肩后面的一个人头像和镜框修去。为了改变照片的背景布幕太深，突出毛泽东面部影调的层次，在放大时他选用了不同反差的相纸并采用放大时遮挡曝光的技法，制作了十几张不同反差的１２英寸的照片，再从中选出一张层次丰富、背景比较明亮的照片。然后，又对毛泽东面部头发和衣服做了细微的加工修整，再翻成６×４．５厘米的底片，最后放大成照片。
照片做成后经萨空了的认可，又送交胡乔木审查，转给毛泽东。毛泽东本人表示满意，并在１９５０年国庆节时经过画
家放大绘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１９５１年春，为了配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中央决定再制作一幅毛泽东正面的标准画像。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在陈石林同志的肩上，他和新闻摄影局的同志一起翻阅了成千上万张照片，终于从一卷用摇头转镜相机拍摄的团体合影中，找到了一幅适合制作标准像的毛泽东正面形象。但是，这是用美国制造的７英寸宽的黑白航空胶片拍照的，照片反差过大，影调层次欠佳，再用简单的遮挡放大技术是不行了，陈石林大胆采用绘画主义摄影派的表现手法，将毛泽东的头像从合影中单独剪裁出来，放大成１２英寸的照片，然后用刮刀在不损伤相纸纸基的基础上把药膜面上的黑色背景一点点刮掉，再将毛泽东面部精心修整，更换了浅色背景后，将一幅和蔼可亲、气宇轩昂的毛泽东正面标准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幅照片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和毛泽东本人的赞许，并于１９５２年国庆节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１９５９年９月，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大庆，中央决定专门拍摄一幅反映毛泽东风采的标准相。这项任务交给了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资深记者孟庆彪和新华社驻中南海记者侯波同志。他们事先在毛泽东住处附近布置了一间摄影室，安置好灯光，测试了各种不同的光线和曝光指数，趁毛泽东开会的空隙时间，拍摄了第四幅毛泽东的标准相。那天毛泽东身着银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地走进摄影室，在摄影灯的照射下，毛泽东红光满面，谈笑风生地与侯波交谈，孟庆彪不失时机地接连拍了几张，定格了毛泽东泰然自若、慈祥微笑的面容。这幅照片在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庆祝大典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张贴着这幅照片（如图４）其印刷数量之大，发行范围之广，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任何印刷品都无法相比的。
１９６４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５周年，中央决定再拍摄新的毛泽东标准相，这时毛泽东已过古稀之年，人们意识到这也许是毛泽东最后一张标准相了，这项任务被指定由摄影家郑景康拍摄（如Ｂ２０版图５）。郑老曾告诉我，为了不惊动毛泽东，他只身来到中南海，准备了简单的灯光，以少胜多，把光线处理得柔和自然，接近平常室内的自然光，以表现伟人平易近人的风范和虚怀若谷的风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常称赞这幅标准相“太好了！老人家很喜欢，是他亲自圈定的”。这幅正面标准画像从１９６４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直沿用到现在。可能是巧合，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五幅毛泽东画像，第一幅和最后一幅都是由郑景康拍摄的。郑景康于１９６９年病逝，是我国唯一的一位被誉为无产阶级摄影家的大师，他曾多次来河南讲学。
斗转星移，转眼之间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为毛泽东拍照的摄影家大都仙逝，侯波和陈石林已步入耄耋之年。每当我看到这五幅毛泽东的标准像时，对他们的仰慕和思念之情便油然而生。 【魏德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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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国庆佳节，人们总会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缅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开国元勋毛泽东。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一座历史丰碑，巍然屹立，彪炳青史；毛泽东的思想是一面旗帜，飘扬在亿万人民的心里，激励人们奋发向上；毛泽东的博大智慧是中国人民的巨大财富，给人们以力量和信心。
毛泽东的光辉形象，特别是天安门城楼上悬挂过的五幅毛泽东的标准画像，每年国庆节前后，许多报刊都要介绍一些画家和画师是如何绘制的。但是，这些画家谈起此事时，总是特别强调在接受此项任务时，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必须按照原照片，认真绘制、一丝不苟。应该说这五幅标准画像第一作者肯定是摄影家了。但对此事以往很少宣传，甚至至今，业内人士知者甚少，业外人士更是知者无几。
满怀对毛主席的热爱与崇敬，对为毛泽东拍照的摄影家的敬重，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此事，特别是近些年来，我查找了很多资料，访问了侯波同志，最近又专门探访这几幅标准相的暗房制作和加工者陈石林同志。比较详细准确地了解这些标准像的拍照和制作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
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幅毛泽东画像，是毛泽东戴着八角帽（如图１），身穿军便服的照片。这是老摄影家郑景康在陕北为毛泽东拍摄的一幅生活照。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群众，高高举起毛泽东这幅画像，激情奔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
郑景康同志是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总理从香港请回的艺术家之一，曾经拍摄过《兄妹开荒》及南泥湾大生产等许多优秀作品。在延安时他和吴印威、徐肖冰经常为毛泽东、周
恩来拍照，他们主要是拍电影，郑景康则是从事拍照。１９３８年蒋介石扒开黄河花园口，黄河一泻千里，造成了举世震惊的黄泛区，郑景康同志千里迢迢，冒着枪林弹雨，从延安赶到河南，拍摄了西华扶沟黄泛区人民携儿带女逃荒他乡和黄水淹没龙王庙的悲惨照片。这些真实的写照至今还经常刊登在报刊上，见证着这段悲惨的历史。
第二幅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的标准像（如图２），也就是现今人民币１００元正面的毛泽东照片，是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拍摄的。
１９５０年１月毛泽东访问苏联。访问期间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了各种国事活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其间，美国和一些国家的报纸纷纷发表消息，还配发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照片。毛泽东还是在陕北戴八角帽的那幅照片，而斯大林却是身着威武华丽大元帅服的标准相，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反差十分强烈。当时担任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了同志，深感毛泽东戴八角帽的照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不太适合。于是他找到了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同志，建议由新闻摄影局专门为
毛泽东拍摄一幅正式的标准相。此事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同意，新闻局专门组成了以陈正青为领导的摄影小组。由于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夜以继日忙于国事，加之当时拍摄条件十分简陋，毛泽东又无暇专门拿出时间去指定的地点拍照，所以，为毛泽东拍摄标准相的计划难以实现。于是，萨空了与新闻局的同志反复研究，决定从毛泽东大量的国事活动的新闻照片中，寻找出适用于制作标准画像的照片，经过认真研究，反复比较，精心挑选，终于找到了一幅陈正青拍的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与部分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合影的照片（如图３）。
合影原照有了，但如何制作成标准像呢？新闻摄影局将此项任务交给了新闻摄影研究室的青年技师陈石林。陈石林怀着对毛泽东无限敬仰的心情忘我地投入制作，他把合影中毛泽东的影像从第三个纽扣起单张剪裁下来，放大成１２英寸的照片，然后将毛泽东右肩后面的一个人头像和镜框修去。为了改变照片的背景布幕太深，突出毛泽东面部影调的层次，在放大时他选用了不同反差的相纸并采用放大时遮挡曝光的技法，制作了十几张不同反差的１２英寸的照片，再从中选出一张层次丰富、背景比较明亮的照片。然后，又对毛泽东面部头发和衣服做了细微的加工修整，再翻成６×４．５厘米的底片，最后放大成照片。
照片做成后经萨空了的认可，又送交胡乔木审查，转给毛泽东。毛泽东本人表示满意，并在１９５０年国庆节时经过画
家放大绘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１９５１年春，为了配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中央决定再制作一幅毛泽东正面的标准画像。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在陈石林同志的肩上，他和新闻摄影局的同志一起翻阅了成千上万张照片，终于从一卷用摇头转镜相机拍摄的团体合影中，找到了一幅适合制作标准像的毛泽东正面形象。但是，这是用美国制造的７英寸宽的黑白航空胶片拍照的，照片反差过大，影调层次欠佳，再用简单的遮挡放大技术是不行了，陈石林大胆采用绘画主义摄影派的表现手法，将毛泽东的头像从合影中单独剪裁出来，放大成１２英寸的照片，然后用刮刀在不损伤相纸纸基的基础上把药膜面上的黑色背景一点点刮掉，再将毛泽东面部精心修整，更换了浅色背景后，将一幅和蔼可亲、气宇轩昂的毛泽东正面标准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幅照片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和毛泽东本人的赞许，并于１９５２年国庆节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１９５９年９月，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大庆，中央决定专门拍摄一幅反映毛泽东风采的标准相。这项任务交给了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资深记者孟庆彪和新华社驻中南海记者侯波同志。他们事先在毛泽东住处附近布置了一间摄影室，安置好灯光，测试了各种不同的光线和曝光指数，趁毛泽东开会的空隙时间，拍摄了第四幅毛泽东的标准相。那天毛泽东身着银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地走进摄影室，在摄影灯的照射下，毛泽东红光满面，谈笑风生地与侯波交谈，孟庆彪不失时机地接连拍了几张，定格了毛泽东泰然自若、慈祥微笑的面容。这幅照片在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庆祝大典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张贴着这幅照片（如图４）其印刷数量之大，发行范围之广，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任何印刷品都无法相比的。
１９６４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５周年，中央决定再拍摄新的毛泽东标准相，这时毛泽东已过古稀之年，人们意识到这也许是毛泽东最后一张标准相了，这项任务被指定由摄影家郑景康拍摄（如Ｂ２０版图５）。郑老曾告诉我，为了不惊动毛泽东，他只身来到中南海，准备了简单的灯光，以少胜多，把光线处理得柔和自然，接近平常室内的自然光，以表现伟人平易近人的风范和虚怀若谷的风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常称赞这幅标准相“太好了！老人家很喜欢，是他亲自圈定的”。这幅正面标准画像从１９６４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直沿用到现在。可能是巧合，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五幅毛泽东画像，第一幅和最后一幅都是由郑景康拍摄的。郑景康于１９６９年病逝，是我国唯一的一位被誉为无产阶级摄影家的大师，他曾多次来河南讲学。
斗转星移，转眼之间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为毛泽东拍照的摄影家大都仙逝，侯波和陈石林已步入耄耋之年。每当我看到这五幅毛泽东的标准像时，对他们的仰慕和思念之情便油然而生。 【魏德忠文】
网络版编辑：陈要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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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光辉形象，特别是天安门城楼上悬挂过的五幅毛泽东的标准画像，每年国庆节前后，许多报刊都要介绍一些画家和画师是如何绘制的。但是，这些画家谈起此事时，总是特别强调在接受此项任务时，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必须按照原照片，认真绘制、一丝不苟。应该说这五幅标准画像第一作者肯定是摄影家了。但对此事以往很少宣传，甚至至今，业内人士知者甚少，业外人士更是知者无几。
满怀对毛主席的热爱与崇敬，对为毛泽东拍照的摄影家的敬重，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此事，特别是近些年来，我查找了很多资料，访问了侯波同志，最近又专门探访这几幅标准相的暗房制作和加工者陈石林同志。比较详细准确地了解这些标准像的拍照和制作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
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幅毛泽东画像，是毛泽东戴着八角帽（如图１），身穿军便服的照片。这是老摄影家郑景康在陕北为毛泽东拍摄的一幅生活照。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群众，高高举起毛泽东这幅画像，激情奔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
郑景康同志是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总理从香港请回的艺术家之一，曾经拍摄过《兄妹开荒》及南泥湾大生产等许多优秀作品。在延安时他和吴印威、徐肖冰经常为毛泽东、周
恩来拍照，他们主要是拍电影，郑景康则是从事拍照。１９３８年蒋介石扒开黄河花园口，黄河一泻千里，造成了举世震惊的黄泛区，郑景康同志千里迢迢，冒着枪林弹雨，从延安赶到河南，拍摄了西华扶沟黄泛区人民携儿带女逃荒他乡和黄水淹没龙王庙的悲惨照片。这些真实的写照至今还经常刊登在报刊上，见证着这段悲惨的历史。
第二幅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的标准像（如图２），也就是现今人民币１００元正面的毛泽东照片，是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拍摄的。
１９５０年１月毛泽东访问苏联。访问期间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了各种国事活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其间，美国和一些国家的报纸纷纷发表消息，还配发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照片。毛泽东还是在陕北戴八角帽的那幅照片，而斯大林却是身着威武华丽大元帅服的标准相，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反差十分强烈。当时担任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了同志，深感毛泽东戴八角帽的照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不太适合。于是他找到了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同志，建议由新闻摄影局专门为
毛泽东拍摄一幅正式的标准相。此事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同意，新闻局专门组成了以陈正青为领导的摄影小组。由于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夜以继日忙于国事，加之当时拍摄条件十分简陋，毛泽东又无暇专门拿出时间去指定的地点拍照，所以，为毛泽东拍摄标准相的计划难以实现。于是，萨空了与新闻局的同志反复研究，决定从毛泽东大量的国事活动的新闻照片中，寻找出适用于制作标准画像的照片，经过认真研究，反复比较，精心挑选，终于找到了一幅陈正青拍的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与部分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合影的照片（如图３）。
合影原照有了，但如何制作成标准像呢？新闻摄影局将此项任务交给了新闻摄影研究室的青年技师陈石林。陈石林怀着对毛泽东无限敬仰的心情忘我地投入制作，他把合影中毛泽东的影像从第三个纽扣起单张剪裁下来，放大成１２英寸的照片，然后将毛泽东右肩后面的一个人头像和镜框修去。为了改变照片的背景布幕太深，突出毛泽东面部影调的层次，在放大时他选用了不同反差的相纸并采用放大时遮挡曝光的技法，制作了十几张不同反差的１２英寸的照片，再从中选出一张层次丰富、背景比较明亮的照片。然后，又对毛泽东面部头发和衣服做了细微的加工修整，再翻成６×４．５厘米的底片，最后放大成照片。
照片做成后经萨空了的认可，又送交胡乔木审查，转给毛泽东。毛泽东本人表示满意，并在１９５０年国庆节时经过画
家放大绘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１９５１年春，为了配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中央决定再制作一幅毛泽东正面的标准画像。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在陈石林同志的肩上，他和新闻摄影局的同志一起翻阅了成千上万张照片，终于从一卷用摇头转镜相机拍摄的团体合影中，找到了一幅适合制作标准像的毛泽东正面形象。但是，这是用美国制造的７英寸宽的黑白航空胶片拍照的，照片反差过大，影调层次欠佳，再用简单的遮挡放大技术是不行了，陈石林大胆采用绘画主义摄影派的表现手法，将毛泽东的头像从合影中单独剪裁出来，放大成１２英寸的照片，然后用刮刀在不损伤相纸纸基的基础上把药膜面上的黑色背景一点点刮掉，再将毛泽东面部精心修整，更换了浅色背景后，将一幅和蔼可亲、气宇轩昂的毛泽东正面标准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幅照片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和毛泽东本人的赞许，并于１９５２年国庆节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１９５９年９月，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大庆，中央决定专门拍摄一幅反映毛泽东风采的标准相。这项任务交给了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资深记者孟庆彪和新华社驻中南海记者侯波同志。他们事先在毛泽东住处附近布置了一间摄影室，安置好灯光，测试了各种不同的光线和曝光指数，趁毛泽东开会的空隙时间，拍摄了第四幅毛泽东的标准相。那天毛泽东身着银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地走进摄影室，在摄影灯的照射下，毛泽东红光满面，谈笑风生地与侯波交谈，孟庆彪不失时机地接连拍了几张，定格了毛泽东泰然自若、慈祥微笑的面容。这幅照片在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庆祝大典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张贴着这幅照片（如图４）其印刷数量之大，发行范围之广，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任何印刷品都无法相比的。
１９６４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５周年，中央决定再拍摄新的毛泽东标准相，这时毛泽东已过古稀之年，人们意识到这也许是毛泽东最后一张标准相了，这项任务被指定由摄影家郑景康拍摄（如Ｂ２０版图５）。郑老曾告诉我，为了不惊动毛泽东，他只身来到中南海，准备了简单的灯光，以少胜多，把光线处理得柔和自然，接近平常室内的自然光，以表现伟人平易近人的风范和虚怀若谷的风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常称赞这幅标准相“太好了！老人家很喜欢，是他亲自圈定的”。这幅正面标准画像从１９６４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直沿用到现在。可能是巧合，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五幅毛泽东画像，第一幅和最后一幅都是由郑景康拍摄的。郑景康于１９６９年病逝，是我国唯一的一位被誉为无产阶级摄影家的大师，他曾多次来河南讲学。
斗转星移，转眼之间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为毛泽东拍照的摄影家大都仙逝，侯波和陈石林已步入耄耋之年。每当我看到这五幅毛泽东的标准像时，对他们的仰慕和思念之情便油然而生。 【魏德忠文】
网络版编辑：陈要逢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
谁是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画像的制作者？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 是何人所拍
走下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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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三变身
天安门城楼更换毛主席画像
走下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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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想照一张侧脸的相片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张澜：与毛泽东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
走下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图）
走下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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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城楼的刘少奇(图)
历年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
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城楼的刘少奇
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城楼的刘少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