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河南”，我们都是河南人，我们也来自河南，我们希望可以利用这个系列的文章向大家展示一个真实的河南，崭新的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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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长篇小说《长夜》的人都会了解20世纪前期中国的情况，而姚雪垠的《长夜》正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而成的。投身于文学创作之后，他笔耕不辍，孜孜以求，几乎把所有的亲身经历和生活积累都变成了文学作品。

1910年10月10日，姚雪垠(原名冠三)出生在河南省邓县(今邓州市)姚营寨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8岁前没上过一天学，不识一个字，9岁时他父亲才教他认字。几个月后，他进入了一家私塾读书，一年半后考入教会办的高等小学，三年后又到信阳教会办的信义中学插班读初中二年级。此时，军阀混战，社会动乱。外国传教土害怕打仗，就让学校提前放假，命学生各自回家。信阳距邓县250多公里，当时没有直达通道，还必须绕道驻马店，因而路途就更远了。

姚雪垠和二哥以及另外三个人同学胡某、张某及其舅舅结伴而行。他们背着简单的行李和书籍，从信阳直奔驻马店，有一段路是购票乘坐一列在汉口卸过煤后返回的敞篷车。当时已是11月，夜间寒风凛冽，雪花纷飞，人们瑟缩在敝篷车厢里，一个个冻得浑身麻木。

到驻马店后，他们在荒凉的火车站熬过了一夜。次日，他们雇了三辆手推车，将行李和书籍敢上去。姚雪垠和另外两个同学各坐一辆车，姚的二哥和张的舅舅徒步跟在后边。

第三天，突然有一个中年人与他们结伴而行。大家对此人既怀疑又害怕，但也无可奈何。一路上行人稀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常有坏消息传来。这个说，前边某村一两天前被土匪烧了；那个说，某条路上有人被打死了；还有的说，某段路上的行人被劫走了……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使其他人提心吊胆、愁眉不展，惟有年仅14岁的姚雪垠满不在乎。

第四天将近中午时，那个可疑的中年人下了大路，沿着一条小路向南走去。不久，姚雪垠等人突然听见背后有人连声喊叫：“站住！站住！”他们回头一看，有七八个土匪端着步枪向他们追来。土匪们搜查了一下东西，便押着他们离开大路，顺小路向东南走去。

姚雪垠的二哥一再向他们求情，要求将他自己留下，放弟弟回家。土匪们只是说：“见了当家的再说!”

土匪把他们带进一个小院。里边已有几个被劫来的人，一个个恐惧地站着。有三个土匪正在小院中凶神恶煞般地盘问一个年轻人，逼他跪在地上，又将他活活打死。然后，土匪押着其他人继续赶路。

又走了七八里路，姚雪垠等人来到了一个村庄，被押进一个大宅院。前院靠大门南屋三间是看管肉票的地方，称做票房。票房头目名叫范九。因为土匪中禁忌多，不许说姓范，只能说姓瓤子，所以范九就被叫做瓤子九。

姚雪垠等人反复说家里很穷，只有很少的地，但土匪还是逼姚和两个同学给各自家里写信，要钱赎人。信写好后，瓤子九让三个推车的人分别送到他们三家，并讨回雇车钱。此后，土匪带着他们每天晚上转移一个地方。姚雪垠和他的同学们暂时受着优待，同土匪们一起吃“派饭”。

第五天晚上，二哥把姚雪垠叫到面前说：“瓤子九说，一个叫王三少的杆子头想认你做干儿子。三(姚雪垠的乳名)，你就答应了吧!不然咱弟兄俩很快就会死掉一个。”姚雪垠见二哥十分为难，就点了点头说：“好吧，”

这时，在一边等候着的瓤子九立即带着姚雪垠去见王三少，并说姚愿做他的干儿子。王三少昕了喜形于色。瓤子九对姚雪垠说：“快跪下磕个头，叫声干老子!”姚雪垠只得照办。

姚雪垠虽然做了王三少的干儿子，但仍是票子身份，行动不能自由，时刻受到小土匪的监视。过了几天，与王三少有矛盾的土匪刘老义、赵狮子跟姚雪堰也熟悉了，就悄悄告诉姚：“王三少收你为干儿子，存心不良，想搞鸡奸。”并叮嘱他：“万一王三少下手欺侮你，你就大声呼喊，奋力抗拒。”姚雪垠听罢大吃一惊，从此便十分警惕，时刻准备拼死抗拒王三少的暴行。

王三少每天抽大烟抽到半夜，然后让姚雪垠陪他睡在一个被窝里，还常把姚搂在怀里。姚雪垠夜夜提心吊胆，生怕出事。

由于土匪们怕夜间出事，睡觉时不敢脱棉衣，再加上王三少在杆子中的处境越来越不好，姚雪垠又时时警惕，所以十多天过去了，王三少一直未敢下手。不久，王三少被迫离开杆子。刘老义和赵狮子对姚雪垠说，他们的头目薛二少想收姚当干儿子。姚雪垠想，自己若回票房，二哥必然先被杀死。因家中一直没有消息，二哥同别的肉票一样受罪，脸从没洗过，蓬乱的头发上长满了虱子，胳膊也被绑着，有的肉票已被割去一只耳朵。况且他知道，薛二少比王三少的为人好，不仅不搞女人，就连下流话也不说，势力也比较大，所以就答应了。

不久，两个地方小军阀和这帮土匪发生冲突，结果土匪被打散了。姚雪垠在薛二少的关照下，绕道数日才回到家里。此时，大哥已逃出家门，先去上海，后又到广州参加了革命活动。二哥也几经风险，逃回家中。

1929年春天，姚雪垠来到了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开封，投考全省的最高学府——河南大学。对于失学多日的姚雪垠来说，要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自修完英文、代数、几何等课程，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姚雪垠家本来就不富裕，加之战事频仍、交通中断，更使他得不到家中的接济。为了求学，姚雪垠一面刻苦读书，一面忍受着饥饿的威胁。他把仅有的一点钱用来购买最廉价的食物——豆面丸子，而且每顿饭只吃一碗；有时干脆只买个甜瓜，连皮吃下去充饥。就这样，他考取了河南大学预科。

姚雪垠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抓紧分分秒秒刻苦攻读。当时，藏书颇丰的河南大学图书馆成了他的好去处。特别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使他了解了从顾炎武以来的清代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为了积累知识，他从那时起就用蝇头小楷抄写卡片，并一直坚持下来。

五四运动以来，史学界和文学界的新思潮给了姚雪垠极大的影响，使他懂得青年人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文学青年更要以文学为武器同反动势力战斗，因为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工具。姚雪垠少年时代尽管常常失学，但他坚持刻苦自学，在古典文学方面有着较好的功底，到河南大学后更是如饥似渴地攻读。

经过一段时问的知识积累，他萌生了写作的欲望，便试着写了一篇小说投寄《河南日报》副刊，没想到竟被发表出来了，还领得了5角钱的稿费。

姚雪垠喜不自禁。这是他第一次发表小说，第一次得到稿费，况且这5角钱还可以帮助他度过数日。

由于过分用功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姚雪垠的身体垮了。他经常头晕、眼冒金星，一睡觉便发生梦魇，有时甚至会跌到床下。

渴求真理、积极向上的姚雪垠，入学不久便参加了中共开封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1930年暑假期间，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被一位名叫王庚先的同乡保释。王先生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是当时河南乃至全国的知名人士。姚雪垠被捕前，曾登门向他求教过。

姚雪堰获释不久，王庚先派了一位姓刘的先生到河南大学找他。见面后，姚雪垠首先说：“请转告王先生，谢谢他救我出狱。”

“不必客气，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刘先生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来不为别的，有件事要和你商量。”

“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只要能办到，我一定尽力!”姚雪垠说。

“我就直说了吧!王老先生有个女儿。他老两口要为女儿择婿，看中了你，要我来问问你，愿不愿意。”刘先生说。

姚雪垠听罢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他想：自己早就听说王先生门下有位才女，年方17岁，既漂亮又温柔，且知书达理、心地善良、才貌出众，若能与她结为良缘，真是求之不得；不过，父母在家乡已给自己订过亲，即使退掉也得先征求父母的意见。于是，他回答说：“请转告王先生，这门亲事我愿意，只是得先告知父母以后才能正式回话。”

刘先生说：“我先把王先生女儿梅彩姑娘的地址留给你，若想来往可以给她写信。”刘先生走后，姚雪垠思量再三，遂写了两封信一并寄出。一封是给他父母的，说明他愿意娶王老先生的女儿为妻，请父母将原来给他订的亲事退掉。父母收到信后，虽然很为难，但还是给姚雪垠退了亲。另一封是给王梅彩的。从此以后，他们两人就书来信往了。

1931年寒假，王梅彩从北京回到开封家中。王庚先夫妇立即通知姚雪垠到家里同女儿见面。姚雪垠叫了一辆黄包车，一个劲儿地催车夫快跑，致使拐弯时翻了车，险些被摔伤。当他赶到王家时，心情非常紧张，以至于王梅彩站到他的面前，他也未敢看上一眼。

数日后，王梅彩冒雪来到河南大学找姚雪垠。他们不顾雪花飞舞、寒风凛冽，漫步在校园里的小道上。走到偏僻的地方，两人止住了脚步。王梅彩深情地看着姚雪垠，逗趣地说：“我知道上次在我家时你没正面看我一眼，现在好好看看吧!我让你看个够。”说罢，把脸对着姚雪垠，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此时，姚雪堰伸出双手按在王梅彩的肩膀上，睁大双眼，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接着，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年5月，他们在开封结了婚。从此以后，王梅彩跟随姚雪垠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度过了68年。无论是在饥寒交迫、为生计而辗转的动乱岁月，还是在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她都与姚雪垠生死相依，共渡难关。

由于姚雪垠坚持革命立场，不向反动势力屈服，校方于1931年暑假前以他“思想错误、言行荒谬”为由将其开除。当天下午，一个同学借给姚雪垠十几块钱，叫他赶快逃走，以免第二次被捕。他只好乘火车逃往北平，从此走上了艰难的文学创作道路。

贫病交加立志创作

姚雪垠初到北平，住在位于沙滩的蓬莱公寓。他的住室是一问坐西朝东的小房子，每月连伙食、茶水、电费在内要付10块钱。由于此时姚雪垠尚未下定一辈子走文学创作道路的决心，而是希望通过艰苦的自学成为史学家或中国文学史家，所以经常去逛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或去北平图书馆读书。他的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吃过早饭就步行去北平图书馆，中午或回公寓吃饭，或在图书馆附近随便吃点东西。

北平图书馆除星期一外，天天开馆，晚上9点闭馆。姚雪垠惜时如金，常常等到响过第二遍闭馆铃声后才依依不舍地离馆。时值深秋，夜色朦胧，冷月悬空，行人稀少。姚雪垠每次走过金鳌玉（虫东）桥时，总要面对着月下的北海停留一阵。桥两边的枯荷败叶在秋风中瑟瑟作响，寒风吹起姚雪垠身上的空筒蓝布长衫，里边没有穿毛背心或毛衣，使他感到一阵寒意，不由得想到下个月的房租如何解决、购买冬衣的钱在哪里、长此下去如何养家糊口等迫切的生活问题，顿时愁绪萦怀。

又冷又饿的姚雪垠回到沙滩，先到公寓门前的一个粥棚里，同黄包车夫挤在一起。他买碗小米粥一喝，觉得身上暖和些了，然后回公寓睡觉。

生活越来越困难，图书馆是难以长期待下去了，姚雪垠不得不靠投稿生活。那时，写作投稿被称为“爬文坛”。姚雪垠从此走上了“爬文坛”的道路，并一直走下去，始终不渝。

1931年冬天，姚雪垠回到河南。为了生计，他于第二年春季到豫北内黄县的楚旺中学教书，秋季又到信阳义光女子中学教书。

1933年寒假，姚雪垠回到开封。由于仍找不到工作，他只得同妻子一起住在岳父家中，经济相当困难。

然而，生活的艰难并未能阻挡姚雪垠看书。他有时在家看，有时到省图书馆看。当时，河南省图书馆设在开封龙亭湖边的二曾祠内，院子里垂柳摇曳。阅览室虽大，读书的人却很少，有时甚至只剩下姚雪垠一个人。但他仍专心致志，毫不懈怠。

由于贫病交加，姚雪垠患上了肺结核病，且日益加重，每隔半年就大量咯血一次。每次咯血之后，他或留在北平，或前往河南省杞县大同中学暂住。大同中学是河南大学教授王毅斋先生创办的。他是姚雪堰的老师，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进步青年。为了使师生们不忘国耻，该校每个教室的门楣上都挂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分别写着乌苏里、鸭绿江、哈尔滨等东北沦陷区的地名。姚雪垠每次到大同中学暂住，都要和师生们一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姚雪垠有股倔强劲儿，办什么事一旦下了决心，就要背水一战，有进无退，不管遇到多少困难也决不半途而废。当时尚无治疗肺结核病的特效药，因而这类患者的死亡率相当高。姚雪垠既没钱治病，也没有条件长期卧床休息，所以自忖难活到30岁。但他没有消沉，对事业仍充满信心，每次咯血停止三四天后，就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从床上爬起来，继续坚持写作和读书。由于天天咳嗽，致使他左胸疼痛不已。为了坚持写下去，他就用左手按住左胸，右手仍执笔写稿。肺结核病患者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就会发低烧，脸颊潮红。他只是用左手摸一摸发热的脸颊，右手仍不停地写。姚雪垠想：假如自己活不到30岁，多写点东西岂不更好；假如病能痊愈，更不应该将青春白白浪费在病床上。

由于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病魔抗争，当时尚属不治之症的肺结核病在他的身上竟奇迹般地不治自愈了。建国后，他每次体检透视时，医生总要问：“你得过肺结核病?”他回答说：“年青时得过。”

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时，姚雪垠因正在老家邓县养病而未能参加。他为此抱憾终生。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姚雪垠正在大同中学作客。此时，该校教员、中共地下党员赵伊坪被党组织调往别处工作。赵伊坪是诗人，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他离开学校的当天晚上，四五个知心朋友为他饯行。大家围着小方桌，一边饮酒，一边低声谈话。下酒菜是黄昏时从街上买来的成牛肉和花生米之娄，没有热菜。最后，大家要伊坪说几句话，作为临别赠言。他说了几句告别的话，然后讲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小故事。姚雪垠被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深深打动。抗日战争初期，姚雪垠把这个故事进行了再创作，写成短篇小说《红灯笼的故事》，并多次讲给青年们昕，以激励他们的爱国热情。这篇小说后来被译成外文，与另一个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一同被收入莫斯科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另外，《红灯笼的故事》还成为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中的一章。

姚雪垠就是这样，一旦立志文学创作，便执著追求，处处留心，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都作为创作素材。

大同中学有位叫粱雷的进步教师，被派到山西省偏关县当县长，曾给姚雪垠写了三封信。姚雪垠遂写了一篇散文《雁门关外的雷声》，在武汉发表。1937年日军进攻偏关，粱雷率部队抵抗，壮烈殉国。日军将他的头颅挂在城门上。他在作战前嘱咐一位同学说，如果他牺牲了，就赶快把这一消息写信告诉姚雪垠。当姚雪垠得到消息时，已是1938年夏天。他当即于旅途中写了一篇题为《悼梁雷》的文章，寄往武汉发表。

1937年春天，姚雪垠离开大同中学来到新乡。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姚雪垠已在北平、天津、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散文、杂感，受到了国内文坛的重视。这时，他的肺结核病已明显好转，便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他估计靠稿赞能够维持住生活，就决定把妻子带到北平居住。

正在邓县教小学的王梅彩接到丈夫的信，立即来到新乡。两口子一齐到了北平，在沙滩附近的中老胡同租了两间房子住下。此后，姚雪垠就开始写长篇小说《五月的鲜花》，有时也去北平图书馆看书。

然而过了不到一个月，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姚雪垠惦念两个孩子，就让妻子返回邓县，自己留在北平参加保卫战。当他正为妻子的路费发愁时，《光明》半月刊主编之一沈起予先生，通过天津文理学院的李辰冬先生转汇来两篇小说的稿费。这笔稿费真是雪里送炭。他以一部分作为妻子的路费，一部分借给河南同乡，留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生活费。

北平沦陷后，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上刊登了关于住在北平的文艺界抗日人士的报道，姚雪垠的名字也被列在里边。为了免遭迫害，姚雪垠好久不刮脸，留下长长的胡须。一天，他穿着半旧的蓝洋布大褂，悄悄地登上一艘客轮出了大沽口。

以笔为枪投身抗战

姚雪垠从北平出来后，本打算经山东去上海，继续写长篇小说。到了济南，他得知“八一三”淞沪战役已爆发，只得乘火车回到开封。他先拜见了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并打算去延安。两天后，他遇见了老友王阑西。王劝他留在开封，和自己一起办刊物，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姚雪垠觉得有道理，当即同意。

1937年9月12日，《风雨》周刊创刊号出版。嵇文甫、姚雪垠、王阑西担任主编，范文澜等担任编委。此时，姚雪垠的肺病尚未痊愈，有时痰中仍带血丝，但他一直坚持带病工作。

抗战初期，河南开封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到处是聆听救亡演讲、围观救亡墙报、唱救亡歌曲、看救亡话剧的人群。洪深、贺绿汀、崔嵬、张瑞芳等率领的演出队纷纷来开封演出。嵇文甫、范文澜在中共党组织的支持下，办起了抗日游击战争讲习班。

1937年秋冬之交，陈荒煤和张瑞芳率领的演出队在开封停留了一段时间。他们隔些日子就去找姚雪垠，要他请大家吃东西。姚雪垠带他们到北街南头的一家小铺子里，买了几个烧饼和用沙锅煨的坛子肉。大家平时的生活都十分艰苦，此时能吃上肉，都觉得十分味美可口。

不久，姚雪垠随同袁宝华等到舞阳县参加全省救亡青年代表大会。后来，姚雪垠又到设在湖北省均县(今丹江口市)的抗日文化讲习班讲课。桃雪垠因故提前离开讲习班的当天晚上，学员们举着火把，呼着口号，在襄河岸边为姚雪垠等人送行，一再嘱咐他务必将讲义写完并寄给他们。如此壮观的场面令姚雪垠激动不已，热血青年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打动了他。这一切所见所闻，都成了姚雪垠创作的素材。

1938年春，姚雪垠为工作来到武汉。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他又以《风雨》周刊主编和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的身份赴徐州采访。在徐州，姚雪垠同山东来的几位打游击的青年彻夜长谈，并根据所获资料，用书信体写成一本名为《战地书简》的小册子，后又写了一篇宣传抗战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小说《白龙港》。

这时，武汉的一家刊物向姚雪垠约短篇小说。他根据那几位游击队员的讲述，加上自己的感受，写出了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因那家刊物的负责人有顾虑，姚雪垠便把稿子寄给由茅盾主编、在香港出版的《文艺阵地》。两个月后，小说发表了，茅盾写了评论，很快在国内引起轰动。郭沫若，魏东明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对《差半车麦秸》给予高度评价。不久，马耳(叶君健)将这篇小说译成英文，苏联人罗果夫又将其译成俄文。接着，姚雪垠又完成了中篇小说《牛全德和红萝卜》，寄给在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杂志。由于印刷厂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致使稿件缺了许多页。该杂志只好将残稿发表，但仍引起了轰动。

此时的姚雪垠，血气方刚，热情奔放，写作情绪高涨。1938年秋，他来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驻地，当时驻大别山一带，后移至湖北老河口，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拟在胡绳主编的《读书月报》创刊号上开始连载。由于他亲身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在斗争实践中获得了大量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为写好《春暖花开的时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的写作条件十分艰苦。一是《读书月报》创刊号很快就要出版，因而必须加紧写作。二是战争年代商品奇缺，买不来稿纸，只能用土法制造的又粗又黄的纸书写。三是经常遭到敌机的空袭。

每天吃过早饭，姚雪垠就和妻子一起跑到老河口郊外，先去老百姓家里借把小椅子，然后来到村边的大树下。他将纸摊在凹凸不平的小椅子上，自己坐在地上挥笔疾书。由于椅子太低，姚雪垠写一阵后就感到颈部僵硬疼痛。但他写作的激情丝毫未减，稍微活动一下颈部就接着写。

当时人们最担心的是敌机频繁空袭，但姚雪垠对此却并不在乎。每当老河口城内响起空袭警报声时，他毫不理会。紧急警报响起后，他只是抬头看看天空。只有当敌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他判断来的是多架轰炸机时，才将稿纸塞进皮包，然后仰望天空，观察敌机的动向。如果敌机朝着他们所在的方向飞来，他和妻子便就地卧倒。当时中国军队用于保卫老河口的高射炮不仅数量少，而且命中率极低，就连低空轰炸、扫射的敌机也未能将其击落。有时敌机投下的炸弹就在离姚雪垠夫妇不远的地方爆炸，弹片呼啸着从他们的头顶上方飞过。惟恐丈夫受伤的王梅彩不禁低声叫道：“雪垠，雪垠！”为了给妻子壮胆，姚雪垠镇定地说：“别怕，别怕！敌机空袭的目标不是我们这里。”敌机刚一离开，姚雪垠就拍掉身上的尘土，从皮包里取出稿纸，放到小椅子上继续写作。

每当前方发生战事时，姚雪垠都要去采访。出发前，他就加紧写作，多准备些书稿，从而保证了该小说在《读书月报》上的连载从未中断。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皖南事变，《读书月报》被迫停刊。姚雪垠的写作也暂时停止。

1943年春节后，姚雪垠来到重庆，继续创作《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一边写一边分册出版，先出了三个分册，然后出合订本，作为这部小说的第1部。

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给姚雪垠等抗战时期的老作家颁发了纪念牌，上面镌刻着“以笔为枪 投身抗战”几个字。

生命化为作品作品就是生命

姚雪垠写完《春暖花开的时候》后，立即投入长篇小说《长夜》的创作。前者以写知识青年，尤其是青年女性为主；后者却是写土匪生活的，可能是从五四运动到今天我国惟一的专写土匪生活的长篇小说。

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河南省几乎每个县都有土匪，尤以豫西、豫南地区最为严重。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纷纷组织起红枪会、民团等武装力量，并不断发展。到了30年代，许多地方的民团逐渐联合，或一个县一个司令，或几个县一个总司令。对于上述情况，姚雪垠都十分清楚。他以此为背景，加上自己当年被土匪绑架的亲身经历，写出了长篇小说《长夜》。这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书中的主人公菊生，就是姚雪垠的化名。因为姚雪垠是农历九月出生的，九月又称菊月，所以他就将小说中的主人公取名为菊生。

《长夜》既描写了许多不同性格的土匪人物及其杀人、强奸、放火、抢劫的一面，也写出了他们良心未泯的另一面。此书于1945年至1946年写成，1947年在上海出版。初版只印了2000册，7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11万册。

1984年1月，《长夜》的法文译本在巴黎出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法国许多报刊、电台纷纷予以报道或评价。同年10月，姚雪垠应邀访问法国。他在巴黎逗留期间，密特朗总统寄给他一封亲笔签名的信，对他到法国访问表示欢迎。他在马赛访问时，该市市长德菲尔先生授予他马赛纪念勋章。据德菲尔先生讲，这种纪念勋章只授予访问马赛的外国元首和有贡献的国际文化名人。

创作《李自成》的艰难历程

1933年，姚雪垠在河南大学图书馆看书时，曾阅读了明清之际的开封人所写的《守汴日记》和《大梁守城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产生了写历史小说的念头。解放战争期问，姚雪垠住在上海乡间，着手准备撰写明末历史题材的小说。

由于当时的中国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人民对于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特务恨之入骨，所以他首先抓住明代“绝对君权”制度的政治特点和形成崇祯皇帝性格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研究。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明代皇帝依靠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侦察臣民，不经过司法机关就将臣民逮捕入狱，施以酷刑或杀害。为借古讽今、抨击当政者，他于1948年写了篇题为《明代的锦衣卫》的论文，发表在进步学术刊物《建设》上。接着，他又着手写《明代的特务政治》一文。这篇文章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完稿，但他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和写作，更加深了对明代特务组织东厂和锦衣卫的认识。同时，他还研究了崇桢皇帝的悲剧和他的性格形成的历史根源，并写了题为《崇祯皇帝传》的文章，在《幸福》杂志上连载了三期，后因该杂志停刊而中止。这段时间他的成绩虽然不明显，但为以后写《李自成》做了准备工作。

1951年，全国许多城市隆重举行了太平天国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上海举行了盛大游行，当时在上海的姚雪垠参加了大学教师的游行队伍。看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他又萌发了写太平天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念头。

由于此时的姚雪垠已是一位成熟的作家，知识面宽，对中国历史了解甚多，所以写作的念头一旦产生，他就积极搜集资料，并很快进入小说的构思阶段。做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后，他心中酝酿着《太平天国》、《李自成》两部小说。

1953年，姚雪垠从河南省文联调到设在武汉的中南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工作。他经过认真思考，于1956年下半年决定先写《李自成》。此后，他进一步搜集资料，加紧做创作前的准备工作。

1957年秋季，姚雪垠被错划为右派，同时被明令禁止看书、借书、写作和发表作品。但他没有屈服，更没有倒下，而是在挨批斗、被监督的逆境中奋斗不息。他深深地懂得：要办好一件事或完成一部作品，光凭热情是不行的；在我国的新文学史上，《李自成》的创作是一项开辟新领域、新途径的工作，必须有个大略的创作计划，尤其要把开头部分写好。

经过反复思索，他觉得，写此书不能只局限于写李自成及其领导的一支义军，而是要写出一部“历史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自然是李自成，但是最重要的配角他考虑的不是张献忠而是祟祯皇帝。姚雪垠很欣赏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著《战争与和平》的书名，认为其概括性很强，所以曾一度想将这部小说定名为《皇帝与农民》，但经过反复琢磨又认为不妥。书中当然要写皇帝的一面，然而对农民却不着重写他们如何受压迫、受剥削，而是着重写一支农民起义军如何由挫折与失败中走向胜利，又从胜利转归失败，直至覆灭，写出其中的经验教训。最后，他决定用《李自成》作为书名。

基调定下来了，从何时写起呢?考虑再三，他决定以满洲兵进入北京郊区、北京戒严作为全书的开始，而以潼关南原大战作为李自成故事的开始。这样既体现了姚雪垠的历史思想，也反映了他的艺术思想。

在结构上，姚雪垠认为，我国五四运动以来的长篇小说一般习惯于单线发展，而《李自成》应采取复线发展。它包含有许多不同性质的矛盾，而最主要的矛盾有两个：一个是以崇祯为代表的明朝政府和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武装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以满族为核心的清政权和以汉族为核心的明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两条矛盾线互相交织，互相影响。

崇祯皇帝之所以在军事上处处受挫，一筹莫展，是由于他一开始就陷于对外和对内两面作战、两面受牵制和两面消耗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的不利境地。李自成之所以能够倾覆明朝，并不是由于他的兵力真正强大，而是得力于明朝既要应付关外的民族敌人，又要应付关内的农民起义。就关内战争而言，明朝政府也要同时应付各地的农民起义，而不能够集中兵力、财力、物力应付李自成。当时的历史形势非常复杂，不应该只着眼于李自成和崇祯之间的生死斗争。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中，姚雪垠只着力写两个主要矛盾的发展，其他矛盾都从属于这两个主要矛盾。姚雪垠根据自己对明末清初中国历史形势的认识，在小说的开头仅用一个小单元，就将清兵入关、北京戒严及明朝廷内部和、战两派的斗争等历史背景形象地介绍给了读者。由于这部小说是以农民军对清军的民旌战争作为结尾，所以以清军进至北京城外的历史形势作为开头，就能使全书在结构上首尾呼应，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感觉。

姚雪垠写李自成从潼关南原大战开始而不从起义开始，从表面上看来只不过是小说的开头问题，但实际上是关乎小说全局的问题。对此，姚雪垠是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的。

第一，让李自成及其周围的人物在惊涛骇浪中登场，就容易塑造他们的陛格，为以后继续塑造他们的形象打下基础。

第二，该书是一部写农民战争的小说，早一点展开古代战争场面的描写，就会以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抓住读者。另外，本书一开始就写了崇祯皇帝、宫廷、北京的形势及卢象升的昌平行辕，能将读者带进一种历史气氛；第二单元中写潼关南原大战，又能将读者带进另一种历史气氛。这两种历史气氛代表了两种美学趣味，使全书的艺术格调基本上得以确立。虽然姚雪垠当时并未系统考虑过“长篇小说的美学问题”，只是想在被下放之前多写出几章草稿，但该书的文学风格在此时就已经基本上确定了。

第三，对于古代战争尤其是明末的战争应该怎样写的问题，姚雪垠曾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像《三国演义》那样的名著，对战争的复杂性和用兵智慧的确写得出神人化、无可非议，但写到具体的战争场而就显得单一了。我国古典小说写战场厮杀往往都是按照一个程式，即两将格斗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回合，而士兵则戒了观战的群众。姚雪垠则认为：两将格斗决不是两军对战的主要形式，战场的厮杀应是两军的群体活动，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士兵多寡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优秀的将领应该是最善于掌握和领导士兵的人，不能全靠个人的武艺高强。因此，姚雪垠决定要超越古典小说的习惯写法，另辟蹊径，写出新意。

第四，对于姚雪垠来说，写潼关南原大战的最重要原因，是要强调英雄人物必须能够经受得住处于逆境的考验和处于顺境的考验。李自成在潼关南原全军覆没后不投降、不消沉，而是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意志，惨淡经营，锐意恢复，重振旗鼓。这正是他要在《李自成》第1卷中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且与他当时的处境极其相似。他要写出一个人遭受严重挫败之后不颓丧、不动摇、不放弃革命原则、继续从事艰苦卓绝斗争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鼓舞着他，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和挫折，也要把《李自成》写下去。

1957年10月上旬，姚雪垠特意花8元钱买了本皮面的活页央。由于活页纸的横格太窄，他只能用长杆蘸水笔在上面写蝇头小字，有时还要两面书写，修改起来极不方便。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也只好如此了。

姚雪垠住的房间靠近楼门，房门又没有插销，无法关严。为了不被人发现，他写作时必须遮住窗子，一边写一边留神外边的动静。每当听见有脚步声由远而近时，他就连忙轻轻地台上活页皮夹，端坐不动。有时因注意力过于集中，直到有人进来了他还没发现。来人看见他面前摆着活页夹，就问道：“你在写什么?”他回答说：“我在写思想检查。”等来人走远了，他又伏在案头继续写作。

当时，姚雪垠的家尚在开封，手头没有参考书，又没有资格到图书馆借闻图书。为了在下放之前完成第1卷的草稿，姚雪垠只能凭着多年刻苦攻读练就的过硬功夫，躲在宿舍里争分夺秒地写。此时的姚雪垠虽然精神上十分痛苦，但对事业充满了信心，只要进入创作状态，他身上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尽管如此，姚雪垠还是无法忘掉满腹的委屈。他常常是一边哭一边写，有时心里憋得难受，只好暂时停顿下来，放声痛哭一阵儿，等心情略微平静后继续写。可以说，《李自成》第1卷是用眼泪写出来的。正如姚雪垠1961年写的一首七绝抒怀中所言：“三百年前悲壮史，豪情和泪著新篇。”

那一段时问，姚雪垠经常是双眼红肿，疼痛难忍。由于他的高级知识分子证被收走了，到医院看病相当困难。那些医术较高的医生因正在挨批斗或即将挨批斗而终日提心吊胆，根本不敢为姚雪垠这样的知名“右派分子”认真诊察，草草一看便诊断为青光眼。姚雪垠听罢只觉头重脚轻，不能自持，差点跌倒在地。这时，坐在旁边的实习医生向教授建议，是否让姚雪垠次日再来医院复查一次。教授点头表示同意。

次日，姚雪垠无精打采地再次来到医院。教授在实习生的帮助下，对他的两眼进行了认真的检查，最后确诊为角膜炎。姚雪垠听后心里默念道：谢天谢地！老天只要不让我失明，我就要继续写下去。

姚雪垠决心在下放之前完成《李自成》第1卷的书稿，同时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李自成》不可能出版，将来也要把书稿交给国家，留给后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李自成》第1卷的草稿终于完成了。此后，姚雪垠像呵护新生儿一样珍藏着书稿，以防被人抄走或焚毁。

1968年8月下旬，姚雪垠被下放到武汉郊区的东西湖农场‘监督劳动”。起初，他被分到一个以种植农作物为主的农场里。无论是在劳动中还是走在路上，他都忘不了《李自成》，经常是一边劳动一边继续进行小说构思或思考有关历史问题。每天晚上，别人已经休息了，他却不顾一天的劳累，将当天的思考所得记在日记本上，以防遗忘。

1969年，姚雪垠被调到以种植蔬菜为主的吴家山农场。这个农场建在湖边的荒滩上。每到黄昏，成群的蚊子便嗡嗡地向人们袭来，真有“集蚊成雷”之势。姚雪垠为了坚持写作，托亲戚从北京买了一盏电石灯，以便晚饭后躲在蚊帐里偷偷写。电石用完后，姚雪垠只能趴在铺上，左手打着手电筒，右手执笔继续写。

为了抢时间，姚雪垠还利用午休时间和每月的四天假期进行思考和写作。一天，管右派的干部头头终于发现了姚雪垠的写作日记，便以此大做文章，说他“不肯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妄图死灰复燃”，再次勒令他不得写作。

1960年底，姚雪垠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成为“摘帽右派”，处境较前有所好转。

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姚雪垠于1961年10月中旬把《李自成》第1卷书稿送交中国作家协会。对于一个“摘帽右派”的作品，出版部门慎之又慎，甚至不敢问津，看过书稿的人虽然赞叹不已，但又顾虑重重。1963年秋，历经磨难的《李自成》第1卷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

《李自成》的出版在武汉激起了轩然大渡，被某些人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然而，该书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看完该书后，大加赞赏。中共武汉市委的领导也明确表态，不同意发表批判该书文章，并批评文章的作者“动机不纯”。

毛泽东、邓小平对姚雪垠的保护和关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自成》再次受到批判，姚雪垠也面临着随时都可能被揪斗、游街、关押的厄运，他的书稿、藏书、卡片也随时可能被付之一炬。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毛泽东主席这时发出了保护姚雪垠的指示。

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在《新观察》1月号上读到了姚雪垠的散文《惠泉吃茶记》，感到其文笔非同寻常。在一次会见茅盾、周扬、徐铸成、储安平等文化界知名人士时，他谈起了这篇散文，并向周扬了解了姚雪垠的情况。到了1966年，毛泽东偶然看到了《李自戚》第1卷，看了几页就为书中恢弘的气势、感人的场面、精到娴熟的艺术魅力所吸引，遂一口气看完了上册。他不等看完下册，就在一次会议上专门把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叫到自己的身边，指示说：“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次日晨，王任重即给时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的宋侃夫打电话，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

姚雪垠曾对我说：“毛泽东主席适时地指示保护我，特别是要我将《李自成》一书写完。这在他的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在我的一生中却是一件大事。”实践证明，毛泽东保护姚雪垠，使他能够写完《李自成》，不仅对姚雪垠来说是一件大事，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件大事。

然而，极少数人虽然不敢再公开批判《李自成》了，但暗地里仍千方百计地从生活环境、工作条件等方面予以刁难和干扰，使姚雪垠无法坐下来写作，就连已经完成的《李自成》第2卷也难以修改完毕。

这时，一位好心人建议姚雪垠给毛泽东主席写封求助信。姚雪垠对此颇有顾虑，惟恐信落到别人手中会给自己惹来大祸。他经过认真思考，试探着给当时中共武汉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宋一平写了封信，问他有没有办法将自己的信直接转给毛泽东主席。宋一平收到信后，同胡乔木进行了商量，随即给姚雪垠回信，作了肯定的回答。

姚雪垠接到回信后兴奋不已，虽仍有顾虑，还是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的处境并请求帮助。这封信于1975年10月19日寄出。宋一平接到信后立即转给胡乔木。胡乔木看过信后，于10月23日专门附上一份报告，一并转给毛泽东主席。此时，毛泽东主席虽已患病多日，视力极差，但还是认真地看了姚雪垠的信，并在胡乔木的报告上作了以下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使姚雪垠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1975年12月中旬，姚雪垠从武汉来到北京，争分夺秒地赶写《李自成》。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不久，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同志就派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去探望姚雪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