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社区榴1024地址:左春和：脖子与屠刀

雷平阳有首令人颤栗的诗，就是这首《杀狗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脖子与屠刀、信任与奴役、契约与杀戮之间的复杂纠结和爱恨情仇。同时也看到了忠诚与征服、生命与暴力、善良与麻木之间的相互生成和如影随形。

休谟在研究人性时发现，人类的忠顺往往是极为喜爱眼前利益、而抛舍长远利益之后形成的。人们大都很少思考一种遥远的灾祸，所以很少有人能够抵御眼前的利益诱惑，也就忘记了眼前的鲜花可能暗藏了幽深的陷阱。

脖子与屠刀

左春和 2011-02-22 21:53

　　在这首生活化场景的诗中，雷平阳记述了一个完整的杀狗的过程：狗的主人利用狗对他的绝对信任，一次次地把屠刀捅进狗的脖子，出于生命的自卫本能，狗又一次次地逃离现场。但在主人的示好下，这条狗又一次次带着流淌的鲜血爬向它的主人，最后因为流尽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死在了爬向屠刀的途中。这血腥的一幕成为狗的主人的杀戮艺术，也成为这个自负屠夫的权力炫耀。这一幕使善良的灵魂发抖，也同样令一些看客喝彩。这是在众人的围观中、期待中、欣赏中完成的如鲁迅当年痛惜的欣赏同胞被宰杀一样的现场。在这场脖子迎向屠刀、忠诚迎向杀戮的过程中，狗的忠诚体现了一种伪价值，就是对主人毫无置疑的信任，认为主人的每一刀都是像平时抚摸自己的身躯，每一刀的力道又是在试炼自己的信心。狗的忠诚是毫不设防的，而主人的屠刀则暗藏了人类经验，就是可以利用信任与契约完成自己的阴谋，从而展览一种辉煌的由暴力致胜的战绩。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他们似乎并未觉察整个过程中被粉碎的信任和忠诚，只是津津有味地像欣赏“三国演义”和“三大战役”影片中的同胞相互残杀一样品味着屠夫的智慧与刀技，甚至在羡慕这种高超的杀戮技巧。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当时围观的人群在观看完这血腥的一幕之后，竟然又兴致勃勃地等待买回了煮熟后的狗肉，刚才的过程成为他们边走边聊的激动不已的“割命”话题。那个屠夫成了他们敬仰的将军般的英雄，英雄又成为了一种传奇。

　　所有动物的脖子似乎都是为屠刀而生的（偶有例外的是钱云会的脖子是专为车轮而生的），这是生命的深刻悖谬。但是所有的脖子似乎又是为躲避屠刀而设计的，因为它可以转向。既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既可以叩头，又可以高昂。这里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被宰割的脖子是否愿意完成对于屠杀的配合，也就是是否愿意和能够识破屠刀的阴谋？

     在这首口语化的诗中，那条善良的狗之所以一次次地把脖子伸给屠刀，那是因为此刻“主人也用手抚摸着它的头/仿佛为远行的孩子整顺衣领”。显然，这只狗的忠诚和善良有一个基础，就是主人似乎对它有一个温暖的承诺，让它以此忽略或遗忘了主人暗藏的阴谋和屠刀。正是主人与狗之间这种非平等的主奴关系决定了主人可以随时主宰狗的命运，因为这条狗的生存依赖又正是主人的豢养。所以，对于主人的绝对忠诚有着功利化的物质基础，也就是从这种关系的确立之日起已经形成了。当时的这条狗可能并没有想那么长远，只是跟着主人就有骨头啃，就有目标咬。

     休谟在研究人性时发现，人类的忠顺往往是极为喜爱眼前利益、而抛舍长远利益之后形成的。人们大都很少思考一种遥远的灾祸，所以很少有人能够抵御眼前的利益诱惑，也就忘记了眼前的鲜花可能暗藏了幽深的陷阱。

      作为一条狗，我想它的境界不一定能比人类高，它可能比人类更少了些智慧，也不懂《阴符经》和毛泽东的斗人谋略，它只知道把自己全部交给主人是安全的，它认为凭自己对主人的绝对忠诚肯定能赢得与主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但是这条狗还是低估了人类的聪明，别说是狗，就是同类也有许多时候无法识破其中的杀机，因为人性中有着一种深不可测的黑暗。

      人性中的黑暗还会让无限的欲望与狡诈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联盟，伺机出击。在这首当代诗中，狗的忠顺基础还因为是建立在一种供养关系上，也就是主人在豢养它的那一刻起早已进行了利益计算，要么作为宠物为自己消遣，要么作为工具替自己咬人，要么作为食物替自己果腹，要么作为经济投资替自己换回美酒。遗憾的是，这条狗又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地位，平时可随主人游走江湖、纵横捭阖，还可出入楼庭馆阁、杯光斛影。甚至也可骄傲地耸立在主人的副驾位置、雄视前方，在这种得意洋洋之际，也忘不了狂吠街头的红男绿女和三教九流。当主人在完成自己的目的的过程中会充分利用狗的这种被待遇长期培养起来的忠诚，你想，人类多聪明！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今天早上10点25分/在金鼎山农贸市场3单元/靠南的最后一个铺面前的空地上”，……聪明的“主人将它的头揽进怀里/一张长长的刀叶就送进了/它的脖子。它叫着，脖子上/像系了一条红领巾……”（这个时间和地点多么令我们熟悉）如果说忠诚也是一种价值，它的首要基础就是对于忠诚对象的信任，这种信任钙化为绝对的信仰之后才能形成绝对的忠诚。也就是说绝对的忠诚意味着忠诚的对象不接受质疑，甚至不接受判断，它的价值是封闭的神圣，即便是流在脖子上的鲜血也会成为一种主人奖赏的荣誉，成为被屠杀者的光荣。就像皇帝把刀赐给忠臣自尽，自尽者还要感激涕零、三叩九拜、谢主隆恩。

      既然忠诚是一种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就会有一个限度，也就是忠诚除了前提条件之外应该有一个界限，当前提条件改变之时，这种忠诚就应该自动解除。否则，这种忠诚就是一种伪价值。但是这条狗不能做到，狗无法辨别主人的抚摸中已经磨好了屠刀，即使是主人亮出屠刀，或已经杀进了自己的脖子，还会认为是“疼痛并快乐着”。显然，这条狗的绝对忠诚还源于一种感恩，它并不能明白它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而是认为自己的生命完全来自主人的供养，所以，当主人处置自己的生命之时只是履行了主人的职责，自己也只是尽到了义务。这种情况很像是一种文化，就是黑格尔批评的那种过分强调感恩的社会是无法辨清是非的，因为那样就无法建立起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意志共同体之间的平等关系，从此成为奴役社会的基础。如此看来，任何感恩文化的权力主导必然暗藏了一种权力的主宰意志，感恩号召也便是权力统治的一种意识形态，可是确有人愿意成为这种号召的征用对象，愿意把权利的脖子伸过来。

　　这条狗的忠诚还取决于自己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和对自身经验的无限放大。狗认为世界是美好的，（此处删节18字）认为主人是善良的。它还认为主人就是自己的爹娘，会在任何时候与自己保持一致的利益立场，怎么能够轻易出卖或者屠杀自己的孩子？由此看来，这条狗犯下的致命性错误不是仅仅对于主人的忠诚，而是把主人划为了自己的同类。也就是把自己与同类之间的经验放大到了不同类之间的范围，它根本不知道经验的作用仅在经验的范围之内，超过了这个范围，经验就不起作用。

      同样的是，在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经验不能化约为人与意志共同体之间的经验，人与父母之间的经验也不能等同于与各级长官之间的经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经验也更不接近于男人和男人之间的经验。但是作为一种权力策略，这条狗的主人一直在向狗混淆这种经验，主人用抚摸自己的儿女的姿态抚摸它，使它误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了主人的儿女。这也就是有的人把自己说成是人民的父母官，就是在移植人们与父母关系的信任经验。既然人家是父母官，就得让我们像对待父母一样地服服帖帖、绝对忠诚、克己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不能有任何疑义。

      既然是父母官，还意味着是人家给予了生命，给予了哺育，人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私地为了自己好啊！这在感恩文化中可是需要用生命来报答的。这种信任经验还源于一种道德预设：狗相信它主人与自己有着一样的价值观念，虽然主人是起立行走的，只不过是一种行走的方式罢了，其中必然有一种相同的东西联结着双方的信任。同我们人类一样，有时候看到个体生命的局限认为集体是伟大的，会相信一种集体权力的承诺，因为相信集合体的领袖与我们有着一样的愿望和理想，何况他们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钱为民所花。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把自己的权利不断地让渡给权力，使权力在权利的喂养下不断膨胀，最后把权利彻底吞噬掉。

      在这首挑战了人类的恻隐之心的诗中，这条狗有着一个美好的信任，也就是它认为人性肯定高于狗性，在狗与狗之间不存在阴谋与欺骗，生气就狂咬，高兴就撒欢，会说话的人类怎么还能不如狗呢？

      在中国，一旦成为帝王就是最高的道德之师、道德之向、道德之标，他不仅是智慧最高的，也是人性中道德最完美的。以此顺序类推，皇帝的道德比宰相高，宰相比总督高，总督又高于州官，州官高于县官，最后的结果是平民们最缺德或无德，然后就得听上级的训诫，甚至打骂。因为上级说了打是亲，骂是爱，杀你也是一种待遇。所以有人就喜欢“以德治国”，说法律那种洋玩艺儿不适合鹅城。这种道德屠杀具有合法性的预设，在这种帝者人师的价值范围内，一些人已经习惯了被驯服，也习惯了对权力的服从和膜拜。像成龙一样，没有体制的压迫和权力的束缚，他会感到无法承受自由之轻。

      当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对其进行了否定和批判，此举引起了斯大林暴力集团的一些人不满，有人开始反击，因为曾经是暴力联盟，人们很容易理解这种反击行为。但是波兰领导人博莱斯瓦夫贝鲁特竟然因为有人批判斯大林而被活活气死了。于是波兰人愤怒了，开始集会游行，致使赫鲁晓夫派兵镇压。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当时的斯大林已经对于波兰犯下过滔天罪行，仅卡廷惨案就已经超过了希特勒的凶残。1940年，约2.6万名波兰军人和公民于苏联斯摩棱斯克州以西的卡廷森林，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被手枪全部秘密集体杀害，其状惨不忍睹。后来波兰人为了这个暴君的残暴和虚幻承诺还去为其拼命，已经滑落到人类愚蠢的下限，但是他们当时根本不相信斯大林早已向他们挥舞着屠刀。

      看来，一些愚蠢的信任和忠诚并不比这条狗逊色，甚至比这条狗更有着被杀时幸福的感觉。狗的悲剧在于相信了人性之善，人类的许多悲剧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专制集团从不愿承认人性之恶的原因，他们标榜人性之善之时已经埋下了一种屠杀逻辑，当其进行邪恶的暴力过程之时会强调、粉饰自身的美好初衷和天堂般的目的，从而使人民放松了对其作恶的必要警惕和制度设计中的有效防范。因为我们的文化里被神化的尧舜禹的道德基础，当乌托邦的承诺蛊惑来临之时，会有那么多的生命为了那个不存在的“幸福社会”而献上了头颅。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热血鼓动下，所有暴力中的牺牲也具有了道德合法性，最后完成了人间救世主的至善成圣。这些救世主会把自己当作永远正确的化身，请看看朝鲜大街上的标语：忠于伟大的领袖和导师金正日就是忠于伟大的道德；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为了伟大的红太阳金正日献身就是为真理献身，就是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对一个被屠杀者来说，有的是被迫的，或迫于武力强制，或因为偶然深陷绝地没有办法挣脱屠刀。而有的则是被屠杀者与屠杀者合作完成的，这种合作往往有一个长期的合作默契，或者是到了屠杀的那一刻对于屠刀还心存温柔的幻想。

      就像这首诗中的那条狗，当主人已经在它的脖子上伸进去两刀使之跑到旁边的柴堆里躲避之后，主人稍一招手示好，它便又温顺地爬回来，“继续依偎在主人的脚边”，似乎准备听主人给它讲长征一样激情动人的革命故事，然后要为它疗伤并颁发奖章。或向它描绘灿烂明天的理想。但是这条狗并不知道今天的屠杀不是主人的一次诗兴大发，或心血来潮，而是在遇到主人的那一刻就已经确定了这种屠杀和被屠杀的关系，经验中的没有被屠杀只是个时间问题。它并不知道屠杀是一种常态，因为最初的目的决定了主人的行为结果，所谓那种和平相处的光景，正如诗中写的“这温暖的场景并没有持续多久”。也许已经被捅了几刀的那条狗还心存幻想，或者怀疑自己的信仰动摇和阶级立场不够坚定，但它也并不知道在这种权力语境中，它的主人不会讲什么善良、信用、道义、平等、协商、民主和逻辑。

      导师说了，暴力就是暴力，暴力不是请客吃饭，暴力不是为你绣花枕头，不是温良恭俭让，不是给你做足底按摩，暴力就是逻辑和契约的中断。暴力和权力从来就不会敬畏什么逻辑，暴力是权力的极端形式，权力是暴力的基础。

      暴力是显性的，权力往往是隐性的。因为主人拥有对于狗的绝对权力，狗也靠的是自己的绝对忠诚才使主人完成这次无与伦比的屠杀表演。看来绝对的权力中隐藏了屠刀，而绝对的忠诚与被屠杀之间并不遥远，甚至没有一墙之隔。在与主人和平相处时，这条狗看到了一个幻象，就是主人养它的目的是为了与其永远平等地相处，它并不能明白它的愿望不等于主人的目的。

      在人类社会，权利的目的也并不等于权力的目的。权利是为了保障个人，而权力是为统治个人。二者之间也有和平共处的时光，但始终是一种紧张，此消彼长。自由民主社会，权利克制权力，使权力收敛。专制集权社会，权力挤压权利，使权利无处伸展。所以，在自由民主社会，权利从来不会对权力心存幻想。而是时刻对其保持警惕，并用法律的手段严格圈定它的膨胀界限，否则，它会变成无恶不作的利维坦。而在专制语境中，权利会不断让渡、牺牲自己，甚至把自己变成权力的家奴，时刻准备着为权力发出的号召去助纣为虐。

      人类的经验已经证明，当权利进行完彻底的自我牺牲之后，或为权力完成了暴力革命之后，权力集团会进一步加强对权利的奴役。因为革命经验，它绝不会任由权利的伸展和成长，会继续使用暴力和欺骗手段将其逼仄到一个更加狭窄的空间内。所以任何暴力集团强大之后的独裁统治都有一个类似的形成方式，那就是开始时有一大批被奴役的合作者，他们心甘情愿成为这个集团的开道先锋。在这种合作中，暴力集团会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让专制集权毫无顾忌地成长，然后像卢梭主张的公意理论一样，以公意的名义或集体的名义随意剥夺个人的权利、自由或生命。

      列宁逝世后，他曾经极尽风光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受尽欺辱，但她想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权利，这时候斯大林就对她说，你再乱说话、不遵守纪律，我就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了。克鲁普斯卡娅说，可是人们都知道我就是列宁的妻子啊。斯大林告诉她：党说你不是，你就不是，因为你影响了党的利益。斯大林所说的党的利益其实就是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斯大林所代表的那个党正是一种暴力集团，是靠暴力革命取得的政权，因此还要用暴力来巩固政权。（此处删节42字）

      然而，任何暴力集团的形成决不是靠少数几个暴力分子组合而成的，恰恰是千百万群众的忠诚配合，而这种配合很少是被动状态下完成的，大部分的配合者甚觉无上光荣，或者认为将来有分肥革命成果的机会。所以，仅仅对暴力集团的谴责是不够的，暴力集团不会凭空生成，显然是有大多数支持的结果。

      阿伦特在考察了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事件之后，她对专制邪恶的专注开始了转向，逐渐从对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极权统治形态转移到对专制制度下个人道德判断的政治批判，然后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的问题，那就是专制体制下的个人负有怎样的道德责任？邪恶的本质是什么，是什么参与了邪恶的生成过程？在邪恶的组成之中我们会发现愚昧和善良占了绝大的比例，这也就是即使是纳粹、斯大林主义、红色高棉、金正日统治这样的极恶也并不能使人人都视之为恶。那个北大的歪嘴和尚到东北亚的朝国转了一圈之后开始盛赞社会主义的低碳阳光，认为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天堂。在邪恶以及通往邪恶的道路上人们缺少必要的价值共识和道德批判，而使其在人类的现代历史中发展得超越了人类对邪恶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极限。这首碾压人类道德底线的诗中，这条狗并不知道主人的心中藏了这样的大恶，自然也就用自己的善良和忠诚去进一步加重他的恶。

      狗不懂得道德判断和价值分辨，但它在完成与主人的邪恶合作中已经全部掏出了人类的邪恶密码。邪恶是一种黑暗，邪恶潜藏在每一个人可能的机会中。这种恶并不会自行撤走，它时刻在寻找合作，如果有合适的土壤，便会随时生长。史考特·派克发现，如果对于邪恶没有必要的提前防范，即使发现了邪恶，我们也缺少了有效的对策，只能诉诸知识、爱心与信仰。那样就只能把自己彻底送进“奔丧”之路，将所有的信任和忠诚送上祭坛。

　　这次近似完美的屠杀，除了主人的邪恶，狗的忠诚合作之外，还是在“乌合之众”的激励之下完成的，这也便是诗歌的深刻之处。如果不是有这群围观的食客和看客，这条狗可能不会送命，或者不会死得如此令人恐惧。主人为什么没有将其一刀毙命，非要捅上数刀进行表演？主要是主人为了满足看客的心理期待，因为这些看客并不希望看到一刀毙命毫无悬念的简单结果。这就像人们为什么不愿看到由和平谈判或非暴力抵抗而得来的胜利，反而愿意在影片中品味那些反复厮杀的场面，只有血淋淋的人头落地才能使看客得到心理满足？在这种杀戮艺术的过程中，看客会进行角色的心理转换想象，他们会把自己想象成那个手握屠刀的主人，而决不会想象成那条脖子上的血流成“小红旗”的狗。

      这个“杀狗的过程”是发生在汉语文化语境中的杰作，正是这种文化心理才使得儒家训练出来的暴力集团发明了各种各样、花样翻新、高潮迭起的酷刑。那种中国历史上的凌迟、剥皮、抽肠、烹煮、锯割、车裂、腰斩、断椎一方面是做给被行刑者的，要让被行刑者受尽人间痛苦。一方面又是让看客们过瘾的，在看客的掌声和欣赏中刽子手会像深情地歌唱战斗一样去表演他的技巧。中国历代以来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既培养出了杀人技艺超群的刽子手，又造就了越来越难满足的看客人群。到后来这些看客已经不再满足于观看被杀者的鲜血，有的还要上去剜心、割肉、挖眼、喝血。

      当时光移步到二十世纪60年代，新（此处删节14字）成长起来的年轻看客远远超越了他们的历史前辈，终于用实际行动摆脱了看客的身份，把自己的父母、老师剃成阴阳头，或吊起来进行揭发、审问、殴打或残杀。那位唱黄梅戏的严凤英还被他们剖尸开膛，就是要检查一下她的血管里是不是流的资本主义的血。在“杀狗的过程”中刽子手戏虐的是他的异类，而在红卫兵的手中他们残害的往往是他们的亲人。

      这种情况很容易在群体心理学中找到它的生成机理，勒庞发现，处在这种哄客、看客群体中的个人不再是他精神意义上的个人，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群众运动的漂浮物，“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这种“乌合之众”的心理基础瞬间会成为极权主义运动的土壤，阿伦特发现了其中的生成规律和力量支持：一方面来自集体无意识的暴民，一方面来自犬儒化的精英，二者的结合会把极权主义推向登峰造极之处。在看客心理的文化语境中，一个物理学家可能在学识上与一个修鞋匠有着天壤之别，但在人格上可能相差甚微，或在境界上难分伯仲。这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钱伟长在上世纪60年代为什么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这种境界与何塞·马蒂所说的“祖国就是人类”这样的境界很难放在一个价值维度，所以才出现了后来钱伟长告密几个右派分子准备集会的人格污点。无独有偶，早年有人劝沈从文入党，他冷笑此党。1949年之后，经过一浪浪运动的熏陶，在1957年反右时，他竟然诬陷自己的弟子萧乾是特务。但是萧乾不与老师计较，多年后发现老师住在一个小黑屋里，就提出要帮他换换房子，此举竟把沈从文激怒，认为自己还要入党，便与萧乾划清了界线，断绝来往。

      当这些看客和精英在自己的犬儒哲学里洋洋自得之时，由于缺少独立判断和思考能力，往往会在下一个环节成为刽子手的帮凶，他们不仅在开始时就厌恶公共承担，还会对介入公共承担的知识分子表示轻蔑。当有一天刽子手的屠刀也会架在他的脖子上面之时，他也会埋怨为什么周围都是些看客，而很少有人来进行干涉。这便是历史的力量，历史中往往有着怪诞而合理的逻辑。新中国著名的秦城监狱，在苏联的帮助下始建于1958年，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满怀豪情亲自主持了筹建工作，文革期间，他的夫人郝治平正好被关进了这座崭新的监狱。更意味深长的是，具体负责修建工作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后来也住进了自己亲手修造的监狱，并且成为最后一个被释放者，他在狱中常常后悔当初修建时没有把设施、条件搞得好些，以致自己受了这么大的罪。

     在1949年之后，新政权开始之时正如阿伦特所说毛泽东也并未想去搞极权主义运动，他还有着新民主主义的理想，当他对民主小试牛刀之时，不但没有人提出异议，即使是郭沫若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在欣赏伟大领袖的万丈光芒。所以，就出现了阿伦特提到的毛泽东在1957年那篇著名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章并不是要宽容人们的言论自由，而是要用对付反动派的方法进行思想整顿，使全国人民必须服从一个思想，面朝一个方向，听从一个召唤，敬拜一个像章。这种运动在文革之时达到高潮，令全人类目瞪口呆。由此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极权主义运动的起源完全是来自大众，然后在精英的操控下拥有绝对的权力，并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散发谎言，消灭一切独立思考，让大众成为更广泛的“乌合之众”，随时准备成为互相残杀的刽子手。人类历史以来，被屠杀者在即将被屠杀的那一刻也总是希望刽子手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然后取得被屠杀者的谅解。然而，屠刀并不是一天磨成的，暴力的力量并不是一时练就的，它在“乌合之众”的长期供奉中早已穿上了文明化的外衣，在手举刀落的那一刻才是权力表达意志的真正快感，周围的无数看客并不相信他们或许早晚都有被试刀的机会。

　　在这样一首充满了事实判断的诗中，作者呈献给我们的那幕惨剧并不全部是狗的主人强加给我们的价值形塑和被难以容忍的价值扭曲。令人恐惧的不是生命的死亡，而是这个世界上创造的死亡模式。这个戏剧般的过程实际建立在一种逻辑之上，只是这逻辑不仅有着经验现实的支撑，还包涵着一种抽象的心理侥幸、暴力的压迫蛰伏、意志的权力内置和犬儒的生存外化。在这种逻辑的生成机理中杀与被杀都源于同样的心理契约，这种合作性杀与被杀的背后潜藏着二者曾经确立的相同趣味和价值标准。我们一方面可能看到了狗的主人极强的号召能力和动员能力，而一方面则容易忽略被动员者心中埋伏已久的深刻奴性。所以，不能简单地把这种脖子伸向屠刀的举动当作一种壮烈的虔诚，也不能完全当作权力的天马行空。

      狗的脖子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黑暗，这黑暗中没有时间，似乎也没有开端，但它的确在向我们的问题敞开。如果不在方法论角度和用理性阐释技巧来与这首诗遭遇，那么它实际上是在与我们的记忆和生活重逢，当我们收敛起世俗理性话语的实践会看到一种永恒难变的人性。就是我们在许多时候只知道对某种凶残性力量的无边控诉，或者也知道对生命和自由辽阔的捍卫与悲悯。但是你很难发现残害生命诸多力量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竟然潜藏在我们人性的黑暗之处，正是这种里应外合的阴谋才彻底把生命出卖在各种力量的屠刀之下，否则又怎么会有如此柔顺的脖子去伸给冰冷的屠刀？

      对于人性中的邪恶和由人性中的邪恶生成的各种结构性权力，柏克告诉我们必须要对其保持必要的怀疑和成见。因为世界和制度的永远不完美性恰恰是世界的真实，在大地之上建立天国是一种彻底的幻想，矛盾和邪恶将同人类永远伴随。人类的理性局限不可能彻底消灭矛盾和邪恶，矛盾和邪恶又是组成世界的真实。任何要彻底消灭矛盾和邪恶的制度承诺都会是一种激情历史逻辑的结果，只能把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

      在权力的生成逻辑之中，权力的嗜血本性会首先承诺给你一个理想的终极目的，为了实现这种目的，权力的任何挥舞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神圣的“公共利益”。在权力结构中，科层制的设置还会把人非人化，会把任何“多余的思想”和程序正义要求当作专政的对象，如希特勒那样天生厌恶法学家。绝对的权力一旦专政，他会非常厌恶革命之初的所有承诺。正如徐友渔所说的，有人稍一批评，他们会“用国外的敌意或傲慢来置换对内部体制缺陷的批评与改革，用国家、民族之类的大概念屏蔽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用对知识分子启蒙努力的谩骂来掩盖真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命拥有特别的价值和尊严，每一个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尊严才是世界和平、合理的前提。因此，拥有生命的尊严是享有权利的开始，没有尊严的生命会始终处于权力和暴力的威胁之中。相比之下，诗中的那条狗不会拥有什么尊严，它的尊严一方面被主人剥夺了，一方面又是它不会有任何尊严意识和尊严自觉。

      在荆棘丛生的人类社会中，生命自身的力量无法完全抗衡这种邪恶，只有怀疑和成见会让我们与屠刀保持距离，会自觉地敬畏人世间自生自发的秩序，不会轻易对某种精心构想的乌托邦鼓舞而含泪动容。在一个现代市民社会，由这些自由人共同组建的社会结构中每一个人的目标可能与国家一致，也可能相差千里，但并不能影响他们享有的自由和权利，因为人类社会的试错经验早已证明个人的自由大于国家价值。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意味着个体权利和独立判断的回归，只有这种保持了千差万别的个人观念的社会才能使矛盾相互消解到最低程度。如果一味地统一思想，其严重的后果是在付出了巨大的暴力成本之后还会酿成更大的暴力反弹，在这种暴力循环中，每一次暴力运动都会把人的尊严剥光。暴力的罪责还在于每一次暴力运动都会标榜自己的神圣使命。在现代法治社会，因为人们可以“躺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睛里”而对任何侵吞自由与尊严的权力说不，除了法律对暴力和权力的防范之外，公民社会的最大智慧成果便是祛除迷信、保持怀疑。问题意识、怀疑和成见不是一种偏差，它是先于理性的生命应急通道，平时应该是敞开的，不应在任何理由、任何国情、任何阶段和任何形势下强行关闭，生命才有可能的多重出口。如果套用博马舍的话就是：

若无成见自由，忠诚毫无意义。

　　2011年2月19日星期六

　　附：

     杀狗的过程

　　雷平阳

　　这应该杀狗的

　　唯一方式。今天早上10点25分

　　在金鼎山农贸市场3单元

　　靠南的最后一个铺面前的空地上

　　一条狗依偎在主人的脚边，它抬着头

　　望着繁忙的交易区。偶尔，伸出

　　长长的舌头，舔一下主人的裤管

　　主人也用手抚摸着它的头

　　仿佛为远行的孩子整顺衣领

　　可是，这温暖的场景并没有持续多久

　　主人将它的头揽进怀里

　　一张长长的刀叶就送进了

　　它的脖子。它叫着，脖子上

　　像系了一条红领巾，迅速地

　　蹿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

　　主人向它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

　　继续依偎在主人的脚边，身体

　　有些抖。主人又摸了摸它的头

　　仿佛为受伤的孩子，清洗疤痕

　　主人的刀，再一次戳进了它的脖子

　　刀道的位置，与前次毫无区别

　　它叫着，脖子上像插上了

　　一杆红颜色的小旗子，力不从心地

　　蹿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

　　主人向它招了招手，它又爬回来

　　——如此重复了5次，它才死在

　　爬向主人的路上。它的血迹

　　让它体味到了消亡的魔力

　　11点20分，主人开始叫卖

　　因为等待，许多围观的人

　　还在谈论着它一次比一次减少

　　的抖，和它那痉挛的脊背

　　说它像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