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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引爆了埃及大变局

       埃及副总统苏莱曼星期天（6日）与穆斯林兄弟会等主要的反对派团体的代表对话，商讨如何结束政治危机。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派出代表出席。政府方面的承诺包括新闻自由、释放被拘捕的抗议者，以及最终废止让人憎恨的紧急状态法。反对派提出的立即废黜总统穆巴拉克的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但埃及首都开罗不再充溢着让人战栗的紧张气氛。在谈判开始的同一天，多家银行恢复营业，不少民众赶到银行取钱。

       埃及，这个拥有八千万人口、扼欧亚非三大洲地缘战略要冲的重要国度，究竟将何去何从？当由抗议浪潮引起的危机获得最终解决之后，埃及人是否能获得穆巴拉克拒绝给予他们的东西——法治，独立，现代化，以及政党政治？不管把这片古老土地上发生的事态称作一次“起义”也好，看作一场“革命”也罢，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对于全世界的25岁以下一代人来说，埃及大变局带来的心理震撼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引爆了这场扣人心弦的大变局？

       很多欧美评论家喜欢把当代通讯技术特别是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视作埃及大变局的“引信”。如果不是Twitter（推特）或Facebook（脸谱）等社交网络，如果不是iphone等智能手机，外部世界确实不可能第一时间获悉事件的真相，国际舆论也不可能在同一瞬间聚焦于这个国度。但Twitter（推特）或Facebook（脸谱）的作用显然被夸大了，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埃及政府当局切断互联网之后，抗议者的声势仍然无法被压制下去的疑问。事实上，埃及八千万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困顿，多数人根本就没有手机，更不用说拥有“苹果”或“谷歌”等智能手机了。他们要到公用电话亭才能打上一个电话。虽然埃及拥有非洲国家中最高的上网人口比例（约20%），但不可否认，多数埃及人都没有上过网，更别说拥有一个电子邮箱。通过社交网络与亲邻好友保持联系或互相关注动向，根本就不是普通埃及人生活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当代通讯技术对埃及局势的走向会起到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外部的，并具有很大局限性。

       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看来，埃及危机的真正诱因深植于冗员充斥、腐败盛行的政治官僚体系之中，是因为近三十年来这个官僚体系一直漠视民众的吁求、无法让其国民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所致。布鲁克斯举例说，埃及在确保孩子进入小学、中学和大学方面做得不错。但整个教育系统的质量是可怕的，在一项涉及全球131个国家的排名中仅名列第106位。有关埃及政府机构的素质评价也没好到哪儿去。世界银行认为埃及只达到了政府应达到效能的约百分之四十。在法律和规章制度方面，埃及达到了应达到标准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些数据似乎都不是特别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埃及政府的执政习性，阻碍并削弱了进行经济改革的努力。

　　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埃及政府近年来已开始致力于于从中央计划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转型。比如，在今天的埃及，开办一家企业只需走六道程序，平均只需要7天。而在2007年，埃及在175个国家的“宜商状况”排名中仅排名第165位。到了2011年，它在183个国家的排名中上升到第94位。然而，充斥的腐败现象吞噬了整个埃及的转型之路。在埃及，建造一座仓库所需的许可证要218天才能拿到，每一个环节的贿赂都绕不过去。国营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权力操弄的踪迹则无所不在。比如，在竞拍国营电影公司时，只有两个权势家族被获准参加竞拍。

       布鲁克斯认为埃及政府把持着一切权力，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经过三十年滥权的侵蚀，早已摇摇欲坠，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实属必然。埃及人之所以走上街头和广场，之所以敢于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和沉重的坦克履带，只不过是为了最基本的人权而奋斗。他们只是为了自己能买得起食物而奋斗，是为了尊严而奋斗，是为了责任而奋斗，也是为了在自己人生中从来没有存在过的致富机会而奋斗。这个说法当然很“正确”，但给的理由却不够充分，因为它无法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埃及大变局发生在当下，而不是之前或之后的某个时刻？除了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传动因素，真正的诱因是什么呢？

       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样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保罗-克鲁格曼在追溯埃及动荡局面的源头时，出人意料地指向全球变暖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粮食危机。温室效应导致的全球变暖使过去的一年内极端气候频发，由此使农业歉收成为事实，同时也预示着一个不祥的后果，即全球粮价的上涨可能正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三年前的世界粮食危机就是源于“拉妮娜”现象，那一年太平洋的平均水温比平常要低得多，由此引发了波及全球的气象灾难。而这个冬天的全球暴雪不应该遮蔽掉人们的清醒思考。从全球范围看，2010年已经和2005年一同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至少有19个国家创下了最热记录。干旱与洪水都与全球变暖相关，干旱是因为这个行星变得更热了，而洪水则是因为温热的海洋蒸发了更多的水蒸汽。以小麦为例，自去年夏天以来，价格几乎涨了两倍。人类在2010年经历了最为干热的一年，莫斯科的气温有史以来第一次突破了华氏一百度。不仅仅是俄罗斯，从巴西干旱到澳洲大洪水，此起彼伏的极端天气给全球粮食生产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克鲁格曼写道，受到小麦、玉米、糖和油等食品价格大幅上扬的驱动，世界粮食价格在一月份创下了新高，我们因此在三年之内遭遇到了第二场全球性食品危机。这场粮食危机的后果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而在中东，在突尼斯，在埃及，以及也门等国家，正是高得吓人的食品价格，使公众的愤怒情绪达到了不可遏制的临界点。

       另一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因写出《世界是平的》而广为中国读者所知晓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持有与克鲁格曼相似的观点。他说，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从肉类、玉米到糖、小麦和油的涨价狂潮。中东地区特别是埃及、突尼斯等国家持续达半年之久的食品和汽油价格的飙涨，助长了公民们特别是年轻、贫穷和失业人群对威权统治的不满。这也是为什么其他中东国家的统治者纷纷采取行动的原因。虽然不知道钱从何来，或者知道只能欠下更多的政府债务，但他们照样毫不犹豫地大手一挥，为自己的国民增加财政补助，提高其工资标准，把大笔预算投入到学校和公共设施建设中去。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刚刚给每名士兵和每个公务员增加了30美元的月薪，同时提供了新的食品和汽油补贴。而科威特政府则于上周宣布了给一百十万公民一份“新礼物”——每人发放3500美元，另外还提供总共8.5亿美元的食品补贴。

       所有危机都具有传导性。问题是，在经历这些极端天气之后，这个世界还将经历什么？当极端气候成为常态时，当全球范围的气候变迁成为事实时，或许只能面对一个更频繁、更坏的后果，也就是说，任何经济的，政治的，或政权的崩裂重组，都会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