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冰冰仙鹤礼服:第三节 秦汉文化：镇原文化的奠基期

秦汉时期，比较先进的封建统治打破了先秦时期镇原与中原以及南方文化相对较少联系接触的状态，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代地方文化，同时亦由此形成了与全国统一的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尤其以儒学正统地位的建立和巩固为突出标志，适应专制主义政治的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更对镇原后来的历史与文化发生了规范性的影响。

这就是说，镇原之所以历经沧桑，延绵不绝，除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具有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秦汉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尤其是汉朝政治上十分强大，经济、文化都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先进行列。因之人们将它常常与唐朝相提并论，称之为“汉唐盛世”。在秦汉时期，镇原文化步入了发展的新纪元。从文化发展的基本阶段来看，夏商周是镇原文化的雏形阶段，镇原文化的一切因子在先秦时代已经初步具备了，镇原文化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标准以及哲学、礼仪等等内容都有了初步的发展。到了秦汉时期，镇原文化趋于定型，进入了制度文化全面启动、建立的时期。尤其是《潜夫论》的成书，标志着镇原秦汉文化发展的巅峰。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战争频繁，各项制度不统一，处于“田畴异亩，车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①的局面。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服从大一统政治的需要，利用已经掌握的国家政权力量，雷厉风行，推行了一系列文化发展的新举措，使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得以形成，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各诸侯国之间在文字、法律、货币和度量等方面存在差异的状况。

生活奢侈、统治残暴是秦汉文化的明显特点之一。据历史记载，秦始皇南巡，船行到湘山②遇大风，秦始皇大怒，派三千刑徒砍树，将湘山变成光山，以此向湘神示威。他在长安大建阿房宫，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崇尚严刑峻法，实行严酷的思想专制，滥杀无辜。为禁私学和打击异端思想，秦始皇采取李斯的建议，将秦国以外别国的史记书、博士官所藏图书以外的儒家经典和诸子书等全部烧毁。民间求学，以吏为师；学习内容，以法为限。这种“焚书坑儒”的野蛮行为，为历史上的暴君开了恶例，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字狱不断的一个历史原因，也促成了秦朝的灭亡。

秦灭汉兴初期，由于秦时的残酷剥削和连年战乱的破坏，经济凋零，饿殍遍野。统治者吸取秦灭亡的深刻教训，实行“无为而治”的政治方针，黄老之学兴盛，成为统治阶级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随着七国之乱的平息，全国统一，统治者放弃了“黄老之学”，变清净寡欲政治为多欲政治，招贤纳谏，重立国策。于是专治《公羊春秋》③的大师董仲舒及其学说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属于“秦文化圈”的镇原，思想文化和经济都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从汉代在镇原增设行政区域就可见一斑：

先秦时，边境地区地广人稀，设置的郡县相应较少，所以一个郡或一个县，它的辖区都是很大的。并且这些郡县由于地处边境，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军事性质。战国秦长城沿线的今甘肃庆阳、宁县、镇原和宁夏的彭阳、固原都设了县。到了汉武帝时，尽管国力空前强大、声威远播，但为了保持边境地区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数保留了先秦时设置的县，还增设了不少的县级行政区域。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析北地郡置安定郡，镇原地属安定郡。除了保留秦彭阳县之外，又在今镇原县境内设置了安定县④。又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临泾“县界兼有汉安武、安定、彭阳、抚夷四县之地”，说明西汉在今镇原县境内设置的县不止彭阳、安定二县，安武和抚夷两县也有土地在镇原县境内，抚夷县的治所也可能就在今镇原县的北部。本来一个普普通通的县域，在西汉时竟然设置两到三个县，密度如此之大，就足以说明镇原在当时战略位置上的重要性，其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⑤

在汉代，镇原是匈奴入侵关中地区的必经之地。同时，这里也是西汉王朝大军征战匈奴的重要军事通道。在这里屯兵戌守，可以抵御、阻遏匈奴的入侵。在这里设县置守，可以保证军事通道的畅通。因此，镇原的战略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边陲要地。

一 、交流：恢宏的文化精神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秦王朝一统天下，被史学家称为“万世开基”。而这个开基之人即为始皇嬴政。

这是一个秦灭六国的简单年表：

秦始皇，名嬴政。其父子楚为秦国太子安国君之子，早年被送入赵国作为人质。逃回秦国后不久即登上王位，是为秦庄襄王。在位仅3年，公元前247年，子楚死，嬴政从13岁继位。秦国大权操纵在丞相吕不韦手中。吕不韦与太后及宦官嫪毐等相勾结，专权用事，引起秦王政的不满。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以22岁亲政。随即诛杀嫪毐，幽囚太后，次年罢免相国吕不韦，令其迁居蜀郡，吕不韦畏罪自杀。从此秦王重用尉缭和李斯，任用王翦、王贲父子和蒙武、蒙恬父子为将，开始了消灭六国的统一战争。

公元前230年，秦派内使腾率兵攻韩，俘韩王安，韩亡。

公元前229年，秦派王翦领兵攻赵，第二年，攻入邯郸，俘虏了赵王迁。赵公子嘉率其宗族数百人逃到代郡，自立为代王。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俘代王，赵亡。

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为挽救燕国灭亡，派荆轲刺杀秦王，未遂，荆轲被处死。秦王政立即派王翦领兵攻燕。第二年，秦军攻下燕都蓟，燕王喜逃到辽东。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攻占辽东，俘燕王喜，燕亡。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攻魏，魏王假投降，魏亡。

公元前224年，秦王政派王翦率军60万大举伐楚，次年大败楚军，杀楚将项燕，俘楚王负刍。楚亡。

公元前221年，秦派王贲攻齐，俘齐王建，齐亡。至此，秦始皇终于实现了“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最终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他“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⑥。

从此以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就表现出了一种无比强大的向心力，虽经多次内乱与外患，但仍然“分久必合”，保持了文化文明诸方面从未间断过的连续性，使华夏炎黄子孙始终得以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前所未有的大统一，不仅在更广阔的背景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而且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秦始皇进行大一统的过程，是以短短的十多年之功来完成的。因此秦朝统治就必然具有苛急、暴虐的特点。秦代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将无休止的兵役、徭役以及暴虐的刑罚强加于人民，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痛苦。由于秦始皇和先秦法家一样，过分迷信 武功、法吏而轻视文治，完全接受了法家“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⑦的偏颇的理论主张，尤其在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社会危机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又错误地接受了不懂得如何守成的法家人物李斯的“焚书”建议，严酷地推行旨在愚民的文化专制政策，妄图以此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结果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秦始皇完成了大一统十二年后死去，秦二世当政，其统治更加黑暗、暴虐。终于，爆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将秦朝推向了灭亡之路。公元前209年7月，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农民起义，由此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杀掉官吏，攻占郡县。陈胜、吴广死后，继起领导秦末农民战争的是项羽和刘邦。公元前207年，项羽以少胜多，在巨鹿大败秦军主力，后在新安击杀秦降卒二十万，秦国的军力由此殆尽。公元前206年，宦官赵高杀胡亥并立子婴为秦王。十月，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攻占咸阳，子婴降于刘邦。强大的秦朝终于被推翻。秦朝灭亡后，自公元前206年开始，项羽和刘邦为争做皇帝，进行了将近四年的战争，历史上称为“楚汉战争”。

公元前202年初，刘邦在定陶附近的汜水之南即皇帝位，称汉高祖，国号汉，史称西汉。五月，刘邦迁都长安，继秦以后，重又建立起统一的中央王朝。刘邦建立的汉王朝，在政治、经济方面，基本上承袭秦王朝的制度和政策。只是汉王朝历经四百多年的历史，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和巩固秦始皇开创的伟大事业，因此历史上往往秦汉并称。由于“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馕，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⑧，所以发自草莽之间、以农民起义取得政权的汉高祖刘邦，深知广大百姓渴望得到休养生息，故而改变了秦朝酷法严刑的督责之术，采取了对百姓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即位仅三个月后，便遣散部分军队，令士兵归田。并下令招集流亡者各归本县，凡是庶民因饥饿贫困而卖身为奴婢者，一律释免。又定律令，抑商贾，轻税役，和匈奴，铲除成为割据势力的异姓诸侯王，迁徙山东六国旧有的豪强十余万户入关中，从而为恢复生产、巩固新政权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汉高祖之后，无论是惠帝刘盈，还是文帝刘恒、景帝刘启，都崇尚“黄老”思想，倡导“无为而治”，继续奉行相对宽松的与民生养休息的政策，特别是经过长达四十年的“文景之治”⑨，不仅进一步从制度上解决了同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使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更加巩固，也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⑩，遂使西汉王朝发展到顶峰，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第一次繁荣昌盛。因此，随着秦王朝的建立所实现的国家大统一的政治局面给社会进步带来的种种优势，对文明发展提供的种种契机，才真正发挥出积极的正面效应；而文学创作的繁荣，尽管因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还有相当漫长的曲折道路，但是也毕竟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以更大的步伐向前迈进了。⑾

因之，秦汉王朝的建立，使中国成为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宏大的规模和气象。新兴的地主阶级以生气勃勃、雄姿英发的气概，显示出开拓进取、恢宏包容的文化精神，使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得到了发展。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学承传先秦的肇始期，从自发向自觉过渡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虽然总体上的文学意识还较模糊，但文学毕竟已基本上从学术中分化而出，涌现了众多的文学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发展出较丰富的文学品种和文章形式，文学批评也渐趋活跃，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貌。

在镇原，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文化精神，激发了学术及文学艺术的创作高潮。“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为许多学科的高度成熟与充分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尤其在学术创作上，《潜夫论》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创了东汉学术论著的新纪元，成为我国古代艺苑中的一朵奇葩。

同时，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文化精神，也促进了镇原与其他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秦汉时代，镇原文化从东、西两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活动是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它是通往中亚、西亚的重要商路，以丝绸为主的中国产品由此源源不断地运抵西域和欧洲，西域等国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商路涌进中国，使中外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来往日益密切，镇原文化也因此增添了灿烂的色彩。

尤其在这一时期，打破了先秦时镇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等其他地域文化相对较少联系接触的状态，初步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民族的地方文化，同时亦由此形成了汉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儒学正统地位的建立和巩固为突出标志的适应专制主义政治的文化建设所取得的划时代的成就，更对镇原后来的历史与文化发生了规范性的影响。

二、“六同”：大一统的思想文化

在战国时，镇原就置于秦国的版图之下。在当时诸侯割据，政治、经济混乱的情况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镇原与其他各诸侯国的文化交流和民众生活存在着诸多不便。由于初税亩的出现和铁器、牛耕的使用，生产力持续发展，使得秦国开始有了大量的剩余资本，可以用来发展地方经济和军事。秦国的军事、经济力量不断壮大，在“战国七雄”中逐步取得了霸主地位。封建贵族地主阶级要求代替奴隶主贵族阶级登上舞台，由此产生了商鞅变法。商鞅的变法在精神上反映了地主阶级的需求，在行动上则为兼并战争开始准备了物质基础。另外在社会上百家争鸣的出现也为各诸侯国准备了理论武器。这时候的镇原，由于长城的阻隔和屏障作用的发挥，相对来讲，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这为秦国的壮大和统一奠定了基础。

秦始皇继承祖辈基业后，起用了一批很有才干的文臣武将，文臣如谋士李斯和尉缭，武将则有蒙恬、蒙武、王翦和王贲。用“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横扫六合，统一海内。前后只用了十年的时间，把祖辈基业进一步发扬光大。

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暂，一些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未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但由此开始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以后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⑿。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逐步发展起来的镇原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秦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在加强建设一统帝国的同时，开始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以结束春秋战国以来由于分裂割据所导致的各诸侯国在文字、法律、货币、度量等方面存在差异的情况，以建立统一的文化。《史记·礼书》指出：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

这就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予以兼容的。同时秦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以加强中央集权。嬴政改变了历来的帝王称号，认为自己的功劳高过了三皇和五帝，最后确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为皇帝，废谥法，以世计，自称始皇。由皇帝来掌握全国的政权，不再像西周那样分封诸侯，各管一地，致使最后诸侯各自独立，中央无法控制，这才导致了天下大乱。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秦始皇对名称也做了规定：皇帝自称用“朕”，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皇帝的印信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叫做玺。同时，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在治国思想上，秦始皇独尊法家。相传他在读到《韩非子》的《孤愤》、《五蠹》等篇章时，大为感动，感叹“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⒀宰相李斯也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他认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⒁。秦始皇的近臣赵高也认为“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⒂。在法家思想的基础上，秦始皇逐步形成了大一统的治国方略：

在政治上，统一中央集权，国家一切政务皆取决于皇帝。取消分封制度，推行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有两个名称，一是县令（万户以上），一是县长（万户以下）。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基层百姓五家为一个单位，由伍长负责。什则由十家组成，由什长负责。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吏均由皇帝任免。三公分别是：

丞相：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

太尉：最高的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而且要有皇帝的符节才能调动军队，军权实际上是掌握在皇帝手中。

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也就是副丞相，皇帝的诏令一般由御史大夫转交给丞相去执行。

三公的下面是九卿：

奉常：掌管宗庙礼仪；

郎中令：负责传达皇帝命令，以及皇帝的警卫；

卫尉：就是宫廷的警卫首领，负责皇帝住所的日常守卫；

太仆：主要负责侍从皇帝，掌管皇帝的车马；

廷尉：掌管全国的司法事务，负责审理重案要案；

典客: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同时负责内部少数民族的事务；

宗正:专门管理皇室事务；

治粟内史:管理中央财政，并负责全国的税收工作；

少府:是皇帝个人的财政官员，管理归皇帝私有的山泽湖泊和宫廷手工业。

秦朝对于官吏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制定了很多处罚官吏的法令。官吏犯法，不是像西周那样享有特权，即“刑不上大夫”⒃，而是加重处罚。这使得秦朝的吏治非常清明，政府的办事效率极高。对于官吏要求很严，必须通晓法律。法律的学习也向官吏请教，即“以吏为师”⒄。

    同时，秦始皇下令将原来六国的首都和各自修造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修造抵御北面匈奴的长城。秦的长城西起陇西的临洮，东到辽东，东西长达万里。并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仅迁至咸阳者即达十二万户。这些豪富都是领主残余和富商大贾，在本地兼并土地，放高利贷，迫贫民为奴隶，霸一乡一县甚至一郡，妨碍统一。豪富被迁徙到新地区，失去旧有威势，经营土地，只能成为地主，经营工商业，也得从头做起。留在本地的田地住宅，分散到别人手中，贫民可能获得暂时的喘息。将军蒙恬率大军三十万人击走匈奴，取河南地⒅，筑四十四个县城⒆，徙内地罪人去居住。汉族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带到游牧地区，变牧地为耕地，扩大了北方边境。又征发曾犯逃亡罪的人及赘婿、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南海等郡。又发五十万人守五岭，与土著杂居。汉族文化技术传入南方，岭南开始成为秦国的领土。秦朝大移民，在传播文化、发展生产上，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为了防止天下人作乱，保证社会安定，秦始皇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成十二个金人，陈列在宫殿之前。据《三辅黄图》载：

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销锋镝以为盎人十二，立于宫门。

又据史书记载，铜人背后铭刻着李斯篆、蒙恬书之的“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⒇等字样。铜人造形之大，制作之精巧考究，为历史上所罕见。

在经济上，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前 216年），下令“使黔首自实田”（21），土地个人私有制也就是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了。这是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以后五年颁布的法令，在这个法令下，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并建立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废止战国时代的各国货币，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堕毁旧东方各国的城郭，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22）直达九原（23）的直道。秦直道穿越14个县，700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60米，一般亦有20米，它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驰（直）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政令的及时传达。同时，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颁行全国。这些措施的推行，结束了各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的文字、货币、度量等方面的混乱局面，镇原在货币、度量衡等方面得到了统一。尤其是秦直道的一条路线穿越庆阳境内的正宁、宁县、合水、华池等县，由于毗邻镇原，增进了镇原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地促进了镇原文化的发展。

秦直道示意图

秦始皇采取的这些政治、经济措施，概括地说即“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地同域、修秦律”：

1、书同文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这里的“一”、“同 ”同义,就是“统一”。

此语的最早出处是东周春秋时期的《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殷商以降，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存在着区域中的差异。据说当时“宝”字的写法，其形态就有一百四十九种之多，“眉”字、“寿”字的写法也都有百种以上。在字的结体上，有的柔婉流动，有的疏密夸张，有的体势纵长，有的结构狂怪。从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无疑为之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但对统一的中国来说，却带来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上的困难与混乱。既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于是，秦统一中原后，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李斯以战国时候秦人通用的大篆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划简省的优点，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划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颁布到全国。从秦小篆的字体来看，它一方面保留了大篆字体结构和象形文字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则对字体的结构进行了较大的整理和加工，使之相对地统一和规范。其主要是：

一是统一各种偏旁形体，每字所用的偏旁基本固定为一种，而不用其它的代替；

二是偏旁的位置相对固定，不能随便移动；

三是大致确定每个字的书写笔画数和笔顺。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

文字的统一，实质上说，是社会生活习俗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的一场变革，它必然有一个接受和普及的过程。加之在推广之初，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也不太熟悉，很难一下写得得心应手。于是，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颁布到全国作为范本，供国人学习临摹。这种在当时纯粹以实用为主、兼辅美观的文字书体，最后发展成了东方古老的书法艺术之一种。可以说，小篆的出现，不仅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意外成就了中国书法史最初的辉煌。

秦统一文字示意图

小篆在当时一般用于秦朝政府公布的公文、法令、诏书等，是比较规范的用字。而在民间，因其结构复杂，书写困难，速写更加不易。于是，一种以草书笔法书写的篆字并能急就的字体就诞生了，这就是隶书。相传当时有一个叫程邈的县吏因得罪始皇，被关进云阳的监狱。他见当时狱官的幺牌用小篆书写很麻烦，便在坐牢的10年时间里悉心钻研，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创立了这种新的字体。此举受到秦始皇的赏识，遂将他释放，还提升为御史，命其“定书”，制定出一种新字体，并将这种字体普遍运用于官狱文字事物之中。因程邈是个徒隶，该书体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就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到了汉魏，隶书已臻于完善，从笔势到结构都成了与秦篆完全不同的一种书体，并为其后楷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汉字在漫长的历史演进和发展中，一方面起着交流思想、继承文化等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书写造型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彩。而秦始皇为统一文字，命李斯等独创秦篆、秦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为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存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汉隶、楷书、草书、行书的变革、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后人为之盛赞，如窦氏《述书赋并注》写道:

斯之法也，驰妙思而变古，立后学之宗祖。

2、车同轨

“车同轨”即在交通方面进行的改革。这项改革，对镇原的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时，为了清除割据自守，加强地区间的联系，秦朝一方面隳壁垒、决川防，一方面修治驰道，统一车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割据称雄，往往据险修建关塞、壁垒和堤防，以抵御敌国的军事进攻。这些防御性的军事设施，自然成为地区间的交通障碍，不利于各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际。秦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促进经济的发展，下令拆除上述各种防御设施为清除地区间的隔绝铺平道路。于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主要干线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燕齐，一条向南直达吴楚。这些驰道宽五十步（六尺为步），道旁每隔三丈栽青松一株，用以标明路线。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命令蒙恬修了一条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全长1800余里，这条“直道”的遗迹现在尚可辨识。并在今云贵地区修“五尺道”。又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尺，保证车辆畅通无阻。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与各地的联系，也使得镇原更接近秦直道，改变了与外界封闭、隔绝的状况，进一步畅通了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为镇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糅与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迄今为止的研究论文中，都没有提及镇原境内有秦直道。这种研究上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上的遗憾。我们知道，镇原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古代是十分重要的。茹河川道东连长安，西接宁夏固原，而且是匈奴南下的必经之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务，运输兵力及给养，进行视察督防，建立一条畅通的交通线，是合乎情理的。相反，在这样一个具有战略地位的地区，没有一条穿境而过的交通要道，是不通情理的。因此，很可能有一条秦直道的支道从东向西贯穿镇原，并由秦直道所产生的辐射效应也强有力地影响到镇原，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在镇原大地上发生了持久的作用。这种交流，改变了先秦时期镇原的闭塞状况，这既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加强，又促进了镇原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镇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糅融合展现出崭新的一页。不过，由于时代的久远和沧桑变迁，秦直道的遗迹已经被时间所消融而形迹难辨了。在此，我们通过一段传说，或许能对镇原的秦直道作以佐证：

这是一个在镇原、尤其在茹河川道一带广为流传的故事。话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领着数十万之众修建长城，并派大公子扶苏前去监军，防御匈奴。当时在今镇原的孟塬上，公子扶苏正在这里督责大军加紧修建长城。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大大的变故。

公元前210年的冬天，秦始皇不甘寂寞，再次巡行天下。他带着左丞相李斯、中书令赵高和小儿子胡亥，留右丞相冯去疾处理朝廷政务。当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行进到平原（治所在今山东乎原县西南）的渡口时，秦始皇突然发病。秦始皇的病日甚一日，觉着自己不行了，便让赵高代为起草遗嘱给公子扶苏，叫他到咸阳主持参与父皇的葬礼。遗嘱写好后加封，暂放在赵高那里，尚未交给使者传送。后来，秦始皇终于驾崩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丞相李斯以为皇上死在外边，怕诸公子闹事，天下陡生变乱，便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叫人把秦始皇的棺木载在辒凉车（帝王或权臣的卧车。有窗户，关上则温，打开则凉），由秦始皇生前得幸的宦官陪乘，其他人一律不许靠前，象平时一样给秦始皇送吃送喝。百官奏事如故，宦官从辒凉车中准其奏事。因此，众多人中只有胡亥、赵高及受宠的宦官知道皇上已不在人世了。

    赵高是个私生子。他父亲因罪被处以宫刑，割掉生殖器，从此不能为人道。母亲被没为官奴，与人私通生下赵高，即所谓的私产子，照例也要去掉生殖器，永世不得生育。秦始皇听说赵高长得膀大腰圆，膂力过人，又熟知法律，就任命他为中书令，并让他教胡亥学习律令，二人非常要好。秦始皇在世时，格外尊崇蒙氏兄弟。哥哥蒙恬在外为将，独挡一面；弟弟蒙毅在内廷，经常参与要事的谋划。哥俩对秦始皇忠诚不二。赵高曾经触犯刑律，秦始皇责成蒙毅处理。按照法律应处以极刑，但秦始皇舍不得，破例赦免了他，又官复原职。因此，赵高对蒙氏兄弟恨之入骨，伺机挟嫌报复。

    秦始皇一死，赵高认为此乃天赐良机，便与胡亥一起密谋，准备假借始皇的命令，

杀掉扶苏，立胡亥为太子。胡亥对赵高的阴谋举双手赞成。但赵高一想，这事不拽上李斯，就难办成。于是他去找李斯，对李斯说：

“皇上赐给长子扶苏的书信和符玺，现都攥在胡亥手里。皇上已死，要定谁是太子，就凭你我两人的嘴了。你看这事怎么办好？”

但李斯并不买帐，说：

“你怎么说出亡国丧家的话呢！这不是为人臣的所能说三道四的！”

赵高见李斯一本正经，就先给他戴高帽：

“丞相才能出众，考虑问题周到，劳苦功高，而又没有怨言。我看蒙恬哪方面都不能和你比。你自己琢磨，长子扶苏是信任你，还是信任蒙恬呢？”

李斯说：

“我比不了蒙恬。”

赵高又进一步说：

“长子扶苏登上皇帝宝座后，我敢肯定，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最终不过怀揣徒有虚名的通侯之印荣归故里罢了。胡亥为人仁慈宽厚，轻财重士，嘴上不会说，但心里有数，我看秦的诸子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做皇帝毫无问题。你好好考虑考虑，把这件大事早点定夺下来。”

    李斯终于被赵高说活了。于是，二人合谋伪造秦始皇给丞相的遗诏，立少子胡亥为

太子。并篡改始皇给长子扶苏的信，斥责扶苏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屡次上书诽谤皇上；

蒙恬失职，不能及时规劝扶苏改邪归正，二人一并赐死。

扶苏接读诏书，内心十分悲痛，泣不成声，欲自杀以了事。蒙恬觉得事有蹊跷，劝止扶苏说：

“陛下在外巡行，未闻立过太子，派臣蒙恬率三十万人守卫边防；公子您为监军，这是天下的重任。如今，只来了一位使者，您就想自杀，怎么能够知道其中没有诈伪？请让我们再次向皇上请示，如果是真的，再死也不晚。”

这时，使者等得不耐烦了，一个劲儿催按圣旨说的办。扶苏为人老实厚道，不愿多想，因而对蒙恬说：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还请示什么呢！”

说完，便毫不犹豫地拔剑自刎了。蒙恬却不肯做冤死鬼，被赵高囚禁在阳周的监狱里。

扶苏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忠厚，便在今镇原的孟塬上修建了庙宇，名为“白马庙”，当地百姓常常祭祀他。

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将秦直道的走向、作用、地位作以叙述：

“直道”经鄂尔多斯草原后进入子午岭,沿子午岭主脉由北向南,直至子午岭南端的甘泉山。子午岭是一座高大的山峰,山区面积广,支岭较多,地形复杂,地势险要,是延州（今延安）、庆州（今庆城县一带）以及关中的屏障,扼控着东西两侧的河谷大道,是兵家必争之地。子午岭两侧的河谷大道，一条是著名的延川道(由长安通向延州,再北行通向内蒙古)， 一条是马莲河道(由贺兰山下和内蒙古南下,经环县、庆城、长武、彬县,直达关中) 。河谷地带水草丰盛,游牧族习惯来往于河谷大道,因此,它们成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延川道河谷比较狭窄,北方游牧部族南下时困难较多,因而往往从马莲河道南下。从马莲河道南下,不仅距关中路程较近,而且多为土山丘陵地,险阻不大,容易攻掠。这条路也有不利的一面,即在环县和灵武间俗称“旱海”,水草缺乏,扎营行军有所不便。不过这段路程不远,影响不太大。另外还有一条道路,在马莲河道之西,六盘山下的肖关道。这条道路,比较平坦,水草也比较丰盛,更利于骑兵活动,缺点是距离关中较远,但在延川道、马莲河道受阻的情况下,北方游牧族也常由此道南下。马莲河道、肖关道、延川道都关系着关中、延州、庆州的安危。值得一提的是，肖关自古以来为兵家要地,发生了不少的战争,是匈奴入关的一条重要通道。这条道路。

　　延川道、马莲河道、肖关道这三条河谷通道,马莲河道居其中间。三条河谷道之间还有一些道路可以互相通往,这样,马莲河道还承受着由延川道、肖关道转过来的攻击和压力,因此马莲河道所处的地位更为突出。

　秦直道由云阳林光宫首途，就进入甘泉山。甘泉山为子午岭南端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直道离开林光宫后就进到子午岭中，循岭北行。经今陕西省旬邑县东的石门关，北行至凤子梁，再经今甘肃省正宁县刘家庙子林场、黑马湾、野狐崾岘、南站梁，而至今陕西省旬邑县雕岭关。从雕岭关开始，直道循子午岭主脊，大致呈西北走向，过陕西省黄陵县艾蒿店、甘肃省宁县湘乐五里墩，到达兴隆关，再经甘肃省合水县的黄草崾岘到青龙山，沿合水、华池两县分水岭向西北沿伸，到华池县的麻芝崾岘。然后纵穿华池县境，经大红庄、墩梁、老爷岭、新庄畔、羊沟畔、黄蒿池畔、深崾岘、高崾岘、墩儿山，过打扮梁的雷崾岘、五里湾、张新庄、田掌，进入陕甘两省交界的丁崾岘、墩梁，直达营崾岘。营崾岘是秦直道与明长城的重合之处，也是一处交叉的十字路口。直道沿明长城内侧向西北延伸，经营盘梁、南湾、箱子湾到白出长城，入陕西省定边县的马崾岘，重合之处长达20公里。从定边县南境起，直道折向东北，经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红庆河，再转向北行，过东胜市西的二顷半、海子湾、城梁，直抵黄河南岸的昭君坟，在此渡过黄河，就是今包头市西的秦九原郡治所在地。

水路工程最著名的要算灵渠了。秦始皇为统一岭南，开通水路交通， 命史禄于公元前219年至214年兴修。灵渠由铧嘴、大小大平、泄水天平、陡门、南北渠、秦堤等主要工程组成。大小天平石堤起自兴安城东南龙王庙山下呈“人”字形，左为大天平石堤，伸向东岸与北渠口相接；右为小天平石堤，伸向西岸与南渠口相接。铧嘴位於“人”定形石堤前端，用石砌成，锐削如铧犁。铧嘴将湘江上游海洋河水分开，三分入漓，七分归湘。天平石堤顶部低于两侧河岸，枯水季节可以拦截全部江水入渠，泛期洪水又可越过堤顶，洩入湘江故道。南渠即人工开凿的运河，在湘江故道南，引湘水穿兴安城中，经始安水、灵河注入大榕江入漓。因海洋河已筑坝断流，又在湘江故道北开凿北渠，使湘漓通航。南渠、北渠是灵渠主体工程，总长34公里。随着灵渠的开通，湘江与漓江的水运航道衔接起来，存在于中原和百越之间的天然阻碍被潺潺流水所化解。两个天然相隔的地域，让一段悠悠流水轻巧地系在了一起，从此再也无法分离。在舟楫的往来中，中央政府政令的传递可以畅流而行，南北两地的货物得以互通有无，中原与百越之地的文化、经济得以相互交融。更为重要的是灵渠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两地各族人民心理隔阂的消解，使华夏民族的精神血脉流淌得更加圆融舒畅，更加雄浑有力。1963年3月，郭沫若视察灵渠，曾称赞道：

秦始皇三十三年史禄所凿灵渠，斩山通道，连接长江、珠江水系，两千余年前有此，诚足与长城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3、度同制

为巩固政治上的统一，秦始皇对货币、度量衡进行了改革。

货币，既是商品交换的媒介物，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衡量价值的总的尺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大致分为物物交换时期、实物货币时期、金属称量货币时期和金属铸币时期。这一划分，与中国古代货币发展的情形基本是相符的。
　　物物交换时期，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交换带有偶然性、随意性、原始性、等价或不等价性，交换结束，作用随之消失。所以，此时用以交换的“物”还不能称为“货币”。
　　实物货币时期，亦即原始货币或自然物货币时期。此时期的交换，是以牲畜、食品、布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某些装饰品如玉、贝等充当等价物而开始具有货币的职能。此时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金属称量货币时期，目前的史料只能推到商周，但有关专家断定其开始产生很可能在夏代，当然那时也只是简单的按重量交换罢了。这是因为夏代的铜器制作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铜石并用”时代已出现红铜和青铜，铜在当时应是非常珍贵而价值相当高的物品。金属称量货币的铜一直延续到春秋，金银则到战国，早期与贝币并行，晚期与铸币并行。
　　金属铸币时期，大致在奴隶制完全确立时期，专家分析估计夏代就应该有铸币，目前能够见到实物的则为商代后期。山西保德林遮峪殷代墓葬出土的一百零九枚铜铸贝，以及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铜铸贝，是其物证。
　　铜布币来源于农具铲，大约萌芽于商周时期，广泛使用于东周时期。金、银属于称量货币，大约始于春秋中期。黄金称量货币有冶炼浇铸的金版、金饼、金贝等；白银称量货币也有冶炼浇铸的银铲、银版、银饼及银布币、银贝等，主要流通于南方浪漫富庶的楚国，少量见于三晋及中山国。
    战国时期，七雄割据，关卡林立，币制十分复杂、币种达到了一百多种。各诸侯国各自为政，自己铸行货币，齐有法化刀，楚有爰金（方形，每小块一两，十六块为一金）和蚁鼻钱（因正面突起，铸有文字，笔画像只蚂蚁，两个小口像鼻孔，所以称蚁鼻钱），燕有明刀，韩有方足布，赵有尖足布，魏有桥足布，秦有圜钱等等。还有金质的郢爰。钱币形状各异，轻重不一，并且有优有劣，换算困难，给当时的商品流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不但给各国间的贸易交往带来了不便，阻碍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统一币制，加强中央财权，便于国家征收赋税，从财权、财力上防止六国残余势力利用其原来的货币破坏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防止地方分离，追求大一统的梦想，秦始皇下令废除原各诸侯国的旧币，以秦币为基础推行新的货币制度，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创造有利条件，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

秦统治者认为外圆象征天命，内方代表皇权，把钱做成外圆内方的形状，象征君临天下，皇权至上。王权就是要在天地人中贯而通之，追求政治、经济乃至思想、行为、社会生活的统一圆融。也就是董仲舒所说：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24）

因此，秦始皇制定了“外圆内方”形制的钱币，名曰“半两钱”。秦始皇统一币制后，“半两”钱就成了全国统一的法定货币。“半两”钱外圆内方，无内外廓，背平无文；篆书“半两”二字分别列于穿孔两侧，钱文凸起，据说是丞相李斯所创，布局严谨，笔划方折，雅卓刚健。“半两”钱圆中有方，方外有圆，刚柔并济，静动结合，达到了匀称均衡之美的最高境界。即所谓“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 ”（25）。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古今注》云：

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

据关汉亨（26）推算，秦标准尺合今制0.231米，钱径一寸二分相当于2.8厘米，不够标准半两钱的钱径，属于中型半两钱。根据目前的出土资料，可概括出秦“半两钱”具有以下特征：

（1）钱重半两，即12铢，合今7.8克，一般在8克左右，钱径在3厘米以上；

（2）钱文属秦小篆，字形宽博，笔划方折规范；

（3）制作较精整，周边流铜已经修磨。

 “半两”钱的造型代表天地乾坤，极具政治色彩，它是秦代“天命皇权”的象征，体现了秦始皇自己标榜的“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27）的皇权思想。《吕氏春秋·圜道篇》云：

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下一上，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圆，臣主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

 “半两”钱上的数字体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秦“半两”重十二铢（28），直径十二分（3.2厘米），穿孔的边长各为六分（1.2厘米），这些数字都是六或六的倍数。“六”是阴阳五行中水的记数，如此众多的六出现在钱币上绝非偶然，是古人一种思想含义的体现。此外，从材料利用和制作工艺来看，“半两”钱的造型比其他任何形状都节省铸材，是一种最优化的选择，而且中间的方孔便于固定锉修。说明当时的人们在材料利用和工时效率方面都有过深刻的研究和探讨。

在统一货币时，秦明确规定货币种类，即法定货币为黄金和铜钱，黄金属于上币，铜钱属于下币。铜钱为圆形方孔钱，即“半两钱”；废除原来六国使用的布币、刀币、铜贝等各种货币，不准以龟贝、珠玉、银锡等充当货币。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

及至秦，分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秦半两钱

那么，秦始皇在当时关卡林立、币制复杂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够统一货币呢？这主要得益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专门的法律。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可以与秦国抗衡，才会出现合纵、连横的策略。秦一统天下前，虽然存在四大货币体系，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形势的变化，四大货币区并不是孤立和隔绝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秦凭借着自己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强大，特别是通过无数次的攻城掠地而统一六国，以秦半两钱为全国法定货币，流通区域渐广，遍及全国各地。半两钱的形制仿玉璧纺轮的圜钱形制而来，方孔圆形，逐渐成为中国制钱的规定模式。秦始皇不仅对货币的质、量、形、用有明确的规定，而且集中了钱币的铸造权，严禁私人铸钱。实际上秦半两在铸造技术方面并没有超过先秦各国的铜铸币，它的流通信誉是靠国家的法律来维护的。他用《金布律》详细规定了官府管理货币的责任，赋予货币无上的权力:

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钱善不善，杂实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

《金布律》成为我国最早的货币立法。而秦半两外圆内方的形态被秦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沿袭，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可见其影响之深远。秦始皇统一货币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由于币制的统一，克服了以往因诸侯割据造成的货币杂乱，大大便利了全国各地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往来，也有利于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促进了经济上统一局面的发展。这是巩固全国政治统一的重要条件；这一盛举开创了中国货币史的新纪元，废除了那些带有原始形态的刀币、布币、蚁鼻钱等诸侯杂币，选择了最先进的货币形式，使中国货币进入规范化、标准化的轨道。由于这种圆形方孔钱容易贯穿，携带方便，磨损率低，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王朝铜币的主要形式。

度量衡是商品交换的必须工具，又与国家赋税收入有着直接的关系。所谓度量衡，基准有三，“度”是计量长短的标准；“量”是计量容积的标准；“衡”是计量轻重的标准。为了便于封建政府向农民征收赋税，有利于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的发展与交流，秦始皇还下令推广商鞅所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称之为“一法度衡石丈尺”（29）。

中国衡制起源于何时已无从稽考了，而黄帝制造器物之说就成了我们推测的依据。相传黄帝命令伶伦制造十二根不同的单音竹管来模拟凤凰的叫声，完成后分成六阳六阴两组，分别命名为“黄钟”、“大吕”等十二律。把能发出黄钟律宫音的那根律管拿来，分成九十等分，每一等分的长度就叫做一分，积十分就得到一寸，十寸为一尺。这个推断与定义只在秦朝以前有效，被历史学家称为“周尺”。
    秦统一前，各国的度量衡十分混乱，计量单位不统一。单以长度而论就有数种传世铜尺可以为证，如长沙楚国铜尺两边长度分别为22.7厘米和22.3厘米；安徽寿县楚铜尺长为22.5厘米；洛阳金村铜尺长22.1厘米。1尺的长度相差多达0.6厘米。在量制方面，各国的差异更大，齐国自田氏以来，实行以升、豆、登、种为单位，即“五升为豆，各自其五以登于釜，十釜为种”。而魏国则以益、斗、斛为单位。至于衡制方面则更加混乱，单位名称差别更大。楚国的衡器是天平砝码，以铢、两、斤为单位；赵国则以镒为单位；东周、西周以孚为单位。

秦统一后，秦始皇下令以秦国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其他六国的度量衡器。具体措施是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全文刻在新制作的度量衡标准器上，颁布到全国。这样既可以提供更多的标准器，又可以宣传秦始皇的功绩。统一后，秦朝的度制以寸、尺、丈、引为单位，以十为进位制度。量制方面以龠（读yue）、合（读gě）、升、斗、桶(斛)为单位，也是十进制；衡制方面以铢、两、斤、钧、石（读dàn）为单位，进位是二十四铢为一两，一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如前所述的“周尺”这时候发生了变化，秦以后是将律管的高度当作“度”的标准，并以秬黍（一种黑黍子植物的淡黄色的子实，颗粒类似小米，比小米大，是古代重要的粮食作物）排列于律管，九十颗秬黍正好是律管的长度，于是一颗秬黍的长定义为一分，十颗为一寸，十寸为一尺。而律管容量为“量”的标准，也是一样用合适的秬黍一千二百颗，刚好可以填充律管的体积，所以这一千二百颗秬黍所占的空间容积就是一龠，一龠等于半合，二龠就是一合，十倍的合为升，十倍的升是斗，十倍的斗就是斛。而“衡”的标准，就是把一千二百颗秬黍的重量当作十二铢，乘以二就有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叫做一钧，四个钧的总和是一石。在镇原县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秦诏版”，就是当时秦国颁令统一度量衡的一种诏书。

秦统一的度有：

1引＝10丈,     1丈＝10尺,    1尺＝10寸,    1寸＝10分

1引＝2310厘米, 1丈＝231厘米，1尺＝23.1厘米,

1寸＝2.31厘米，1分＝0.231厘米。

秦统一的量有：

1斛＝10斗,     1斗＝10升，   1斛＝20000毫升，

1斗＝2000毫升，1升＝200毫升。

秦统一的衡有：

1石＝4钧,     1钧＝30斤，  1斤＝16两,   1两＝24铢，

1钧＝7590克， 1斤＝253克， 1两＝15.8克，1铢＝0.69克。

此外，秦始皇还规定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不过这种制度实际上只行于旧秦，可能还有旧赵境内，而东方许多地区仍以百步为亩，直到汉武帝时期为止。（30）镇原属于秦地，因之在镇原通行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做法。直到现在，镇原农村仍然沿袭这种度量法，丈量土地时一般用步，而不用米尺。长乘以宽等于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二十四步为一分。这种方法约定俗成，“步”的长度以自然行走为度，每步以六尺计，已被人们所共同接受和认可。还有，合、升、斗等量具在镇原农村依然广泛使用，而且计量单位仍旧沿袭秦代的定制，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人们在称量粮食的多少（即重量）时，一般不用杆秤，而是用合、升（镇原人俗称升子）、斗等量器来衡量。比如，每亩地收获了多少粮食，就说“每亩地打了几石（读dàn）”；每亩地下多少种子，不说几公斤，而说“每亩地下几升籽颗”， 如此等等。这充分说明秦代的制度文化在镇原传统文化中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成为镇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断传承下来。

4、行同伦

“行同伦”就是统一人们的文化心理。在汉族文化地区，代表人们共同心理状态的，主要是适应家族制度的孔孟正统派儒家学说。秦始皇在李斯的建议下，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以此来巩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秦始皇据儒家支派阴阳五行家说，自以为得水德，因亥属水，以十月（亥月）朔为岁首。黑属水，故衣服旌旗都以黑色为贵。庶民用黑布包头，称为黔首。纪数用六（阴数），如六尺为一步，驾车用六马，车宽六尺，符长六寸，冠高六寸。号黄河为德水。这些与儒家改制度的学说是可以相容的。法律也从水德，所以崇尚严刑峻法，“以法为教”。不崇尚正统儒学所讲的仁恩，这与儒家荀子学派也是可以相容的（荀子学说还是着重在王道礼义，但因强调礼的作用，韩非、李斯等人重礼变为重法，荀子学派中除了传经之儒仍保持儒家面目，其余则与法家学派合流）。灭六国后，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多次出巡各地，颁令刻石，目的在于“以示强威，服海内”，并宣示统一四海的功德。前220年，第一次巡陇西、北地二郡，出鸡头山（31），向匈奴表示秦皇帝的威力。前219年，第二次东巡上邹峄山（32）刻石，又上泰山刻石，又登之罘山（33）刻石，又登琅琊台（34）刻石。东周时越王勾践灭吴，迁都琅琊，筑高台盟诸侯，尊奉周天子。秦始皇留居琅琊台三月，徙黔首三万户居台下。他这样做，是要表扬勾践尊周，鼓励南方越人内向。又南巡到衡山，舟行至湘山（35）遭大风，秦始皇怒，使刑徒三千人斫树成光山，向湘神表示皇帝的威力。前218年，第三次东巡登之罘刻石。前215年，第四次东巡至碣石山（36）刻石。前210年，第五次南巡至九疑山（37），浮长江东下，至会稽山(38)命左丞相李斯刻石，祭大禹。相传越俗自勾践时起，男女间关系不严。《会稽刻石辞》严令“禁止淫泆”，以杀奸夫无罪的法律条款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使之不异于中原。碑文曰：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攸长。

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

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

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

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

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

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

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

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

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

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

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

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

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

夫为寄猳，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

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

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

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

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秦始皇为“黔首改化，远迩（近）同度（法度）”（39），五次出巡，与颁布统一的各种制度、订定文字、大规模移民、经济上各种措施结合起来，在荀派儒学和法家刑名之学的思想基础上，促进了全国范围内“行同伦”的巨大任务。不过，荀派儒学特别是法家刑名之学与孔孟正统派儒家学说距离甚远，等到强暴统治失势的时候，荀学和刑名之学不得不逐渐让位于正统儒学。

秦政府还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这一制度为秦以后历代承继，成为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40）

5、地同域

共同的生活地域，是统一文化的空间条件。秦朝完全彻底废除周朝以来的封邦建国制度，粉碎地区壁垒，撤除人为障碍，打通关隘阻隔。秦统一后，立即下令拆毁以往各国修筑的关塞、堡垒等障碍物。还调派民夫以咸阳为中心，修建两条贯穿全国的驰道。两年以后，又修筑咸阳通九原（41）的“直道”，劈山填谷，长达1800余里。同时定车宽以六尺为制，统一车辆形制，一车可通行全国。这样，秦始皇 将东至大海，西达陇右，北抵阴山，南越五岭的辽阔版图统一于中央朝廷的政令、军令之下。

匈奴族是居住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长期以来活动于南达阴山、北至贝加尔湖之间，成为北方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战国后期，匈奴已进入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利用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经常深入中原，对以农业为主的内地各族进行袭扰和掠夺。当时，秦、赵、燕与匈奴为邻，经常发生战争。由于各国忙于内战，一般对匈奴都采取守势，在北边修长城并派军队戍守。秦统一后，匈奴族对秦的威胁仍然很大。

为了解除匈奴的威胁，秦始皇于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向河套（42）征伐，公元前215年收复了河套南北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个地区设置了34个县，重设九原郡。为了进一步巩固这里的统治，秦始皇又打破地域壁垒，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开发边境地区，传播中原文化，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南方。公元前211年，迁三万多户居民到北河、榆中（43），垦田生产，开拓边疆。这次大规模的移民，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力地制止了匈奴的抢掠，而且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

在同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秦朝又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伟大工程──长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秦朝把过去秦、赵、燕三国长城连接起来，修筑一条从临洮（44）一直到辽东碣石的万里长城。这条长城，对于抵御匈奴的骚扰，保障内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共同开发南方边地的过程中，也修通了道路，特别是修凿了灵渠，使长江水系同珠江水系连结起来，对中原地区同南方、西南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南部和东南部是越族人民的居住地区。这些越族通称为“百越”，各自独立，互不相属。秦始皇在灭楚之后，很快降服了居住在浙江一带的越族，建置会稽郡。接着于公元前221年，分别征服了居住在今温州一带的东瓯和今福建境内的闽越，设置闽中郡。秦始皇命令尉屠睢指挥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对居住在今两广地区的南越和西瓯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秦军遭到越族的抵抗，相持达三年之久。秦始皇为了支援前线的战争，命令监御史禄在今广西兴安县北开凿了一条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桂江支流漓江之间的交通，解决了运输粮饷的困难，最终将越族打败，建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公元前215年，又迁徙了五十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从而加速了民族融合和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经过对匈奴、越族的战争后，秦的疆域空前辽阔，东达大海，西至临洮，“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45），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地同域”，将版图统一于一个政令之下，增进了秦版图内各民族间的共同经济、共同文化及共同文化心理，为中国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地域基础。同时也为镇原形成具有秦文化特色的地方文化创造了条件。“汉承秦制”。两汉时的一些有利于强大国力的政策措施，出现了我国封建历史第一个“盛世”即“文景之治”（46），既有利于镇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更有利于镇原与其他各族群之间的互动交流，有利于镇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6、修秦律

秦始皇强调以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竭力奉行先秦法家学派提出的“以法治国”的主张。秦始皇“明法度，定律令”，建立法度的目的，是要建立“尊卑贵贱,不逾行次”（47）的等级秩序、“职臣遵分,各知所行”（48）的官僚秩序、“六亲相保，终无寇贼”（49）的社会秩序、“禁止淫佚，男女絜诚”（50）的家庭秩序。总之，是要以法为“万物之纪”，建立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秦皇在秦国原有刑法的基础上，汲纳六国有关法律条文，制定统一的法律制度，使之推行到全国。当时秦律种类繁多，律条涉及面广，且以严酷而著称，肉刑仍广泛使用。如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徭律、司空律、军爵律、置吏律、效律、牛羊律、捕盗律等等，仅律名就有31种之多。这些法律涉及国家政治、军事、司法、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家庭婚姻等各个方面。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但强化了秦朝的中央集权统治，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人们在经济文化生活上的共同性，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秦汉王朝还确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同时王位世袭，并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最后确立，成为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为封建国家的社会文化发展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并在此基础上，秦汉统治者还建立了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服务的官僚政治体制、思想文化制度和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各项制度的基础，成为中国制度文化全面启动、建立的时期。

秦朝统一文化的举措，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为目的，不但增进了镇原一带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的统一，同时也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广阔地域上的人们社会生活乃至文化心理的同一性，从而为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秦始皇在颁行一系列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同时，也做了很多离经叛道、远离民心的事情。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欢宴群臣。仆射周青臣称颂秦始皇的统一业绩，说皇上平定海内，好比明月照耀，人人说服。分全国为郡县，废除分封制，从此无战争之患，秦的天下将会万世无穷。博士淳于越自持通今博古，熟读经书，站出来驳斥周青臣，他说，商周两朝立国长久，是因为实行了分封制。现在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王族子弟和百姓一样，无寸土之封，万一有人篡国，就难以相救。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就一定要学习古代的经验。丞相李斯却认为，淳于越说的古代经验不值得学习，儒生不学当今的法令，以古非今，会扰乱百姓的思想，他建议始皇采取强硬措施，除了国家收藏的书籍和秦国的史书、医书、占卜、农业的书以外，把其他所有的《诗》、《书》等诸子百家之书和原来各国的史书一律烧掉。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以乐卜筮种树之书。若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51），下令将所有史书一律烧毁，全国百姓和士人私自收藏的经书和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全部由官府统一烧毁，此即“焚书”，从而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那种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秦始皇的思想专制引起了思想的反抗，就连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都不满其为人刚戾自用，逃亡而去。由于百姓与士人不满，言论遍布各地。方士侯生和卢生两个人在背后诋毁秦始皇，认为秦以刑杀为威。秦始皇闻讯大怒，严令追缉。又发现咸阳有一些儒生也一起议论过他。秦始皇把那些儒生抓来审问。儒生经不起拷打，又东拉西扯地供出很多人来。于是秦始皇下令，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于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52）。先后有460多个方士、儒生受牵连，被押到骊山的山谷中，全部坑杀，也就是活埋。

从镇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考察，秦统一文化的措施有着重大的进步作用。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开始形成，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文化心理促进和巩固了统一的局面。自秦王朝后，基本形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这无疑是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分子，从这个时候起，镇原文化开始步入了奠基期。

三、尊儒：以儒为主的文化模式

如果说，镇原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话；那么，汉代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为镇原传统文化的历史面貌定下了基调。秦亡汉兴后，经过几十年的探寻，由董仲舒总其成，形成了适合民族心理素质的思想文化制度和“三纲五常”的社会伦理规范。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从而从文化政策上为后来以儒为主的文化模式提供了蓝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在对前人思想资料加以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在对政治、文化等制度进行创造性的建设之后而提出的。这一建议完成了统一秦汉思想的最后一道工序，既是统一思想的方式和途径，也是思想统一完成的标志。它是中国社会从战国到汉初的历史转折的完成，是秦汉之际社会思潮发展的结果和集中体现，是地主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是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逻辑归宿。在这个时期，镇原文化开始形成了基本的伦理规范、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仁、义、理、智、信”成为人们处理人伦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影响了其后数千年镇原文化的精神与内涵。因此，秦汉文化是镇原文化的奠基期。

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激起了后世儒生士大夫的反复抨击。然而，实行思想统一乃是君主专制统治下无可回避的历史任务。西汉时期，为了统一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因此，当西汉王朝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盛后，统治者便在建立一统帝国的同时，也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其倡导者就是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 

武帝建元元年（140年）10月，汉武帝诏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来京师应对“当今治道”。当时参加应对贤良共100多人，其中董仲舒的三次应对（即“天人三策”）最受汉武帝的赏识。董仲舒是文景时期的大儒，专治《春秋》公羊学，景帝时为《春秋》博士。他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根据，兼取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一套新的儒家体系。他根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书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53）他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称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深受汉武帝的赏识。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后，武帝通过设明堂，兴礼乐，以儒术取士，尊儒兴教，制度教化等一系列措施，确立儒家的一统地位，将教育、考试、选官三者结合起来，逐步把儒学推向国学的地位。班固评价说：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之。（54）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55）。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神。天意与人事紧密相连。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人的活动也会感动天。董仲舒还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皇帝就是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帝王“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人民服从皇帝，也就是服从天道。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为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家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从而为国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儒家独尊的地位的确立，使儒学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了压倒优势，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于是儒风渐盛，圣学广被，儒学实现了重大转折。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他认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他说“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56）。  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把人性看成是人“受命于天”的资质，并明确指出人性包括“性”与“情”两个方面。他认为，性表现于外则为仁，可以产生善；“情”表现于外则为贪，可以产生恶。因此，必须以“性”控制“情”，“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人性虽然体现了天，可以产生善的品质，但这只是就其可能性而言，只有接受“圣人”的道德教育，然后才可以为善。所以必须以道德教化的“堤防”，阻止“奸邪并出”。

董仲舒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的义利观，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主张，强调义重于利。在志与功的关系上，他强调志，主张“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57），认为动机（志）不善就可以惩罚，不必等到酿成事实。

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他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是宇宙的缩影，是天的副本。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人，人的性情禀受于天。他比附说：

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58）

他还指出，人与禽兽不同，具有先天的善质。但这种善质是潜在的，要经过教育才能转化为人道之善。董仲舒将性划分为“三品”，认为“圣人之性”是善性，“斗筲之性”是下愚者，都不可以名性。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认为被统治者的大多数属于“中民之性”，需要统治者加强道德教育。他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提出“性三品”说，把人分为三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圣人之性为上品，这种人生来就是善的，他们制定的标准和内容，且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筲之性为下品，没有善资，只能采用刑法对待他们，不必进行教育。万民之性为中品，中品之人必须接受教育。因为中品之人既有性善的一面，又有性恶的一面，因此董仲舒尤其重视中品之人的教育。中品之人有性善的一面。人有善端和善质，就具备了接受王道教化的基础。董仲舒承认人有善端和善质，但同时强调人性并非就是善。提出“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59）”从而将“善端”和“善”这两个概念做了严格的区分，得出“善，教诲之所然”及“性非教化不成”的结论。强调了王道教化的作用。中品之人也有性恶的一面。董仲舒认为“太富则骄，太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60）”他指出情欲不加以约束，就会使“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61）”对人的性恶，他主张以礼、法来节制人的情欲，同时强调德教的作用。董仲舒认为“中品之人”是“萌而无知”之众，因此天立帝王以教民，统治者教化百姓是受命于天，是其根本使命，只有加强对“中品之人”的教育才能稳定社会秩序。

董仲舒治学时非常重视独立思考，注意排除外界干扰，专心致志地探究学问。他曾提出学习要“善一”“常一”和“专一”。所谓“善一”，就是要有所专长，专精于一；所谓“常一”，就是要始终如一地努力学习一种学问；所谓“专一”，就是在学习过程中要专心致志。他曾形象地举例说：

是以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62）

由于他一心一意地钻研儒家经典，学识渊博，被时人誉为“群儒之冠”，有“汉代孔子”之称。他认为帝王要按“天道”的法则来统治人民，应当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他认为，教育不是只要求教育者履行责任和义务，更不是扩张自己的价值与权力，而是要从尊重他人的价值与权力出发，以“仁者之爱”的情怀去关心爱护他人。他要求教育者必须“躬自厚而薄责于外”，多功自己的恶，少功他人的恶，要自责而不要责人。他说：

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人；人不被其爱，不予为仁。（63）

董仲舒的道德教育不是教育别人，而是“治我”。“治我”要严，待人要宽，否则不是道德教育。他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教化立而奸邪皆止”，他认为王者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德治与教化。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这样说：

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他把教化看成是防止百姓趋于从利的有力工具。他提出：

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64）

如果地方各级行政官员领导不好，君主的仁德就不会被很好地宣传。他认为吏为“民之师帅”，教化的统治术能否推行，关键在各级官吏。他要求选用“德教之官”，而不可“独任执法之吏”。他反对当时“任子”和“訾选”的入仕制度。他认为选用官吏应以“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65）为原则。只有贤能的官吏才能担当起教化人民的职责。于是他又提出了察举和兴办太学这两项政策建议。他认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方法是兴办太学，通过教育培养贤士。太学设在国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下，聘请高明的教师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的考问他们，以发展他们的才能，这样，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由于太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选派他们担任各级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一套统治术去教化万民。所以董仲舒认为，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推行教化统治术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十几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董仲舒由教化提出改革吏治，由改革吏治建议兴办太学，培养既忠君又善于治民的官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他把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私家养士风气，发展成由封建国家统一的养士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是有贡献的。此后，太学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之一。

董仲舒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改正朔，易服色，这叫新王必改制，但是“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66），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67）。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后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万古不灭的僵死教条，起了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剧烈。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种种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废除盐铁官营等措施，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的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因而被尊为儒首，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理论家。

经学是汉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西汉时汉武帝立有“五经”博士，即《诗》、《书》、《礼》、《易》、《春秋》。东汉时，又增加了《孝经》、《论语》，合称七经。唐文宗时，《春秋》分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礼经》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经，加上《尔雅》，成为十二经。汉武帝以后，经学内部因学术派别不同，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派别。所谓“今文经”，即朝廷搜集当今流散民间、口头相传的儒家著作，写为定本，作为传述的依据。由于这些经书，用当时流行的文字记录整理，故称“今文经”。所谓“古文经”是指当时鲁共王刘余、北平侯张苍、河间献王刘德等人通过种种途径发现的古本儒家经书，这些经书是用古籀文写成，故称“古文经”。

自西汉末年“古文经”出现，学者内部出现“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两大派，他们在各种版本及文字的真伪上、在学术观点上进行争论。在讲解经学时侧重也有所不同。一般地说，今文经学注重探讨经义，也即经书的“微言大义”，强调“经世致用”，他们认为孔子不但保存了五经，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而且经过他的整理，这些经书便有了新的内涵，他们把经书的“义”与政治联系起来，认为孔子是一位政治家、哲学家，并且尊孔子为“素王”，即不王之王；古文经学则以六经为史料，注重考据。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应该说，二者各有侧重，但由于有政治因素掺入其中，经今古文之争也就不仅限于经书本身，而是扩大到了学术思想以及政治观念等等方面。从汉武帝至西汉末年，“今文经学”居官学正统地位。东汉至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占了上风。东汉末年，郑玄不居于一家之见，遍注群经，择善而从。这样，今、古文经学糅和而成了一种新的经学，即郑学。现在，人们注解经学著作，仍多沿用古文经学家郑玄的说法。郑学于是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后世思想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读经成为统治者禁锢知识分子头脑的手段，也是知识分子在仕途上向上爬的阶梯。董仲舒所构建的一套文官政教体制，通过汉武帝作为“三大文 教政策”付诸实施。自此，进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轻武夫--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成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为后世所沿袭。
    “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对镇原文化产生了极为久远的影响。《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以后又增加了《孝经》、《论语》，合称为“七经”的这些儒家哲学在镇原人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据了统治地位。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砥砺了镇原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了镇原尊儒好学的风气；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考绩官吏，开通了国家选拔人才的渠道，使得镇原一批志操高远、学有所成的士子出类拔萃，有机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建功立业；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使儒学战胜百家，成为镇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由此确立了镇原数千年来思想文化的基本面貌。（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四、秦诏版：“度同制”的历史见证

2004年7月的一天，《兰州晚报》上一则报道的醒目标题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红头文件”秘藏镇原28年

解开稀世国宝“秦诏版”发现之谜

作者在文中写道：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历史见证物——“秦诏版”，秘藏甘肃镇原县28年，时至今日才大白天下，首次通过媒体公开其发现过程。“秦诏版”稀世罕见，全国仅存的只有两块，还有一块珍藏于上海。2004年7月1日，记者来到当年秦王朝北地郡所辖地镇原县，探寻“秦诏版”发现始末，揭开鲜为人知的“秦诏版”之谜。

在这篇报道中，作者苏丽华首次披露了“秦诏版”的照片，详细叙述了采访的过程和秦诏版的发现及历史价值。文中引用了当时镇原县博物馆馆长姚志峰的一番话：

“秦诏版”是用在衡器上的，很珍贵，上面有40个字，据说上海博物馆也有一块，内容是一样的。1980年前后，甘肃省博物馆、庆阳市博物馆借展过，还专门给做了一个木匣子，现在秦诏版在镇原保存得相当严密。对于秦诏版，听说九十年代要拍卖，能拍上亿美元，可文物没有定价，而且拍卖了绝对没有可能。

     对于“秦诏版”为何能在镇原发现？姚志峰说：

文物具有地方属性，镇原是秦国北地郡的一个属地，而且镇原有秦长城可以见证，所以秦诏版流落镇原也就很正常。

的确，秦诏版的发现，对进一步研究秦时属于北地郡的镇原县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

始皇嬴政继承了先祖孝公、惠文公、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世留下的赫赫基业，灭掉了东西两周，削平了诸候割据，进而南取百越，北却匈奴，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全国，开拓了疆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秦朝，成为“千古一帝”，从而奠定了中国长期统一的基础。虽然秦国仅历三世存在了15年，但秦始皇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施政措施，展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对此后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所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68）， “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69）。秦始皇的许多经济、文化等政策无疑是进步的，在各地区、各民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交流。这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主要经济政策是废止战国时各国形制和轻重大小各不相同的货币，改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二十两）为单位；以秦国旧行的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文曰半两，重如其文。镇原人俗称为“麻钱”，一千文为一贯。用商鞅时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来统一全国的度量衡。今见秦朝权量,都刻有始皇二十六年(前211年)颁布的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这种权量出土多,分布广,长城以外也有发现。并用法律规定了度量衡器误差的允许限度。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统一国家的发展。同时，统一车轨，修建直道，修筑长城，开挖灵渠，引水灌溉，“令黔首(庶民)自实田”（70），在全国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征税。其主要的文化政策是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制定小篆。后以隶书作为标准字体在全国推行。“秦诏版”就是秦始皇为了落实好经济政策中的统一度量衡而颁发的文告，命丞相李斯将其铸于“铜诏版”上，把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原来不一致的度量衡用统一的标准明确起来。这一举措，在当时封建社会刚刚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镇原出土的秦诏版

作为秦的属地，且有抵御匈奴、扼守边塞等重要战略地位的镇原，就理所当然地收到了秦王朝颁发的“红头文件”—秦诏版。这块“秦诏版”为长方形，长10.8厘米，宽6.8厘米，厚0.4厘米，重0.15千克。它的四角钻有四个小孔，是供人们将其固定时钉钉子用的。铜质青色，铸造于秦始皇(嬴政)执政时期。其正面是以秦小篆铸成的，字体大小0.9厘米，竖五行、横八行、上下、左右结构整齐，阴文书刻40字，即：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

天下诸侯黔首大安

立号为皇帝乃诏丞

相状绾法度量则不

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其大意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宁，立下皇帝称号，于是下诏书于丞相隗状、王绾，依法纠正度量衡器具的不一致，使有疑惑的人都明确起来，统一起来”。
    这块诏版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为统一度量衡所制。诏版中称的黔首即民众。秦始皇命令丞相隗状、王绾领衔办理统一全国度量衡，采用商鞅为秦国所规定的制度，并且颁发了标准器。标准器上刻有皇帝关于统一度量衡的诏版，镇原出土的这件诏版就是这段历史的遗物。秦诏版的发现，说明了当时镇原这块土地在秦王朝版图中的战略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它并不象人们想象的荒野僻壤、不毛之地，而是秦王朝抵御西北少数民族入侵的北疆要塞、关陇屏障。正因为镇原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秦王朝才非常重视，向这个地方发放了“红头文件”即诏版。因此，秦诏版就是镇原在秦代响应帝国统一度量衡诏令、发展社会经济的有力见证。

正因为如此，“秦诏版”引起了甘肃乃至全国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视。1995年10月，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董彦文、吴怡如、赵子祥等一行8人专赴镇原，对镇原县博物馆收藏的这块秦代“铜诏版”进行了鉴定，认为属国家一级文物。1996年9月，由国家文物局专家杨伯达等人组成的鉴定小组奔赴镇原，再次对这件罕见文物进行了鉴定，认定这块“秦诏版”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同时正式命名为“二十六年铜诏版”，简称“秦诏版”。

现在看起来，秦诏版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它的本来意义，也就是为了昭告天下，统一度量衡，这是下发诏版的主旨；一个是它的文字示范意义，即借此发布统一要求人们使用的文字，即小篆。通过诏版这种形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文字书写的范本。秦始皇统一中国，作为臣相的李斯，受命进行了统一全国文字的工作，变大篆为小篆，结束了“文字异形”的状况。相传，秦诏版上的文字即为李斯所书。除此之外，李斯还手书了秦代金石刻文，金刻有权量诏版，石刻有峄山、泰山、琅琊山、芝罘、碣石、会稽六处刻石。诏版为自由体，主要是为了实用，写法草率，笔划方正，骨力劲健，颇富机趣。秦小篆现存实物的代表作品是泰山刻石，而现藏于镇原的秦诏版，单从实物的角度展示秦小篆的真正面目，则可以说与泰山刻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书法上，秦诏版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尤其对后世的书法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如今，广大书法爱好者及篆刻研究创作者均以此为蓝本，进行临摹研习，领略其章法结构，参悟其书法真谛。许多人都从它的用笔和结体上获得过启发，从而创作出了新的艺术作品。
    而秦诏版的发现，则纯粹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据身体康健、精神矍铄的镇原县退休干部张明华回忆，大约在1976年的7月份，当时正值夏收，他下乡去城关镇。在工作中，他听说富坪村的一位农民在到处找他。通过打听，他辗转找到了那位农民。这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农民，拿来了一块锈迹斑斑的长方形铜板给他，说当时自家正在修房子，挖地基挖到1米多深时，突然挖出来这么个铜板板。由于自己不认识，感到这东西很奇怪，就想专门找到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张明华看一看。当时张明华把这东西拿到手里仔细一看，感到很惊奇，发现它的大小、文字形状和内容竟和书籍上记载的“秦诏版”一模一样，于是马上断定这是块“秦诏版”。原来，张明华在镇原是个远近闻名的书法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由于爱好使然，不管是字贴、书法杂志以及实物上书写和篆刻的书法，只要他看见，都会仔细研读，认真揣摩。他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在《文物》杂志上看到过有关“秦诏版”的介绍。之后不久又在书法杂志上看到一篇题目为《书法史》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秦诏版”上的文字来源是文字的演变过程，也就是人类从有甲古文到大篆然后演变到小篆的过程。秦之前，大篆在六国没有统一，各国有各国的写法，到了秦代六国统一，特别是秦始皇把文字统一成小篆，又统一了度量衡，小篆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代表，而“秦诏版”上的小篆又是秦统一六国后最具代表的实物见证……

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并主管文物的张明华，深知这块不起眼的铜板所蕴含的价值。他给了那位送来“铜板板”的老实巴交的农民10元钱，作为回报。并说这是文物，不能买卖，只能将它上缴国家。之后，张明华回到单位，做了一个长1.2米、宽1米的木柜子，把“秦诏版”放在里面，并且登记入库了。就这样，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在张明华的努力下，从此名正言顺地落户镇原，被珍藏在县博物馆。直到1995年始，才被有关文物专家所鉴定，证实为稀世珍宝“秦诏版”。（目前全国仅存两块，另一块珍藏于上海。）

而作为发现“秦诏版”的惟一知情人张明华，于2004年7月1日，首次接受了《兰州晚报》记者苏丽华的采访，把有关“秦诏版”真正的发现始末告知于天下，解开了稀世国宝“秦诏版”的发现之谜。

然而，在此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秦诏版”的发现经过却并非如此。根据查证资料发现，在迄今为止所有见诸文字的关于发现“秦诏版”的介绍中，皆言“秦诏版”是张明华用0.8元钱从县城的废品收购站买回来的。很多坊间传言也是如此。其基本情节综合起来，大致是：

七十年代收购废铜烂铁，镇原县一位农民拿一块铜板到县农副公司废品收购站缴废铜，他根本不认识是什么东西。爱好书法的张明华这时正在收购站转悠，他发现铜板上面怎么还有文字，就用8毛钱买了回来。当时使用的分分钱，一个蒸馍4分钱，8毛钱能买20个蒸馍，所以8毛钱也贵着呢！由于张明华当时是县文化馆馆长，便将它交到了馆里，他本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觉得很值钱。“秦诏版”一直在文物室内藏着，它的重要价值当时也没有被发现。1983年，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分家时，把“秦诏版”分给了博物馆。1996年经过国家文物局鉴定认可，认为是秦二十六年的铜诏版，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究竟是不是真相？对于这一说法的真伪，因为已经见诸文字，人们似乎可以采信，无须存疑。但从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出发，为了澄清事实真相，还事物以本来面目，笔者再次面谒张先生本人进行了求证。然而，我们得到了与传言、与文字描述相悖的证言。这些证言如同一篇引人入胜的故事，推翻了以前的所有说辞。据张先生言，以前流传的说法子虚乌有，纯属讹传，大概是人们的臆想和杜撰罢了。于是，他向我们讲述了如前所述的真实故事。尽管“秦诏版”的发现过程与它的绝世价值毫无关联，但故事的本身也许会像这件无价之宝一样载入史册，流传后世。本书之所以要予以“正本”，无非是想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一件史实，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文物的发现，用真实的文字垒筑一段信史，避免以讹传讹、贻误后来。

五、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一提起丝绸之路，人们都会知道那条连接东西、横贯亚洲、通达欧非的商贸大动脉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由此，人们就会想起二千多年前张骞带领的庞大商队，  想起那些商贾、使节、僧侣、以及屯田戍边的官兵，更会想起丝、绸、绢、帛、漆器、铜镜、陶瓷，想起葡萄、苜蓿、胡麻、黄瓜、胡椒、胡桃等等绿色的植物和鲜美的果实……

在“丝绸之路”上，涌动着的不仅有货物，拥挤着的不仅有驼队，它流动着的还有一种挟带着精神的物质；它传递的不仅仅有丝绸，还有一种信息---中西文明第一次碰撞，并在以后的历次碰撞中互相激发、互相学习、相互滋润，并且从对方的文明体系中汲取本土文化发展需要的养份，使得人类在征服与被征服中不断地向前发展。

因此，亚欧大陆桥、张骞、丝绸、核桃、宗教、艺术……有关丝绸之路的关键词，在人们的反复点击中，成为一种有趣的话题和永恒的记忆。

然而，位于关中通往西北的要冲--镇原，它作为丝绸之路东段北线的重要通道，却鲜为人知。史书典籍中要么毫无涉及，要么一笔带过，很少有人详尽地加以描述。这是古人的失误，是史家的疏忽。这种情形，并不等于没有，也不等于抹杀了曾经。它并不影响一段史实的存在和过往的真实，也不影响它在秦汉时期为东西商贸交流所做的贡献，以及为镇原文化的发展所注入的活力。因此，我们在考证这段史实的时候，就有必要先从整体的角度对汉代丝绸之路进行学术上的诠释和描述，以便读者能够全方位地了解和把握。

（一）“丝绸之路”不仅仅有丝绸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把中国的丝织品运往地中海沿岸诸国的这条横贯亚欧的古代贸易之路。它起自中国的安西（古代长安），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西至罗马，并联结地中海各国。19世纪末德国的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书的第一卷中第一次将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那么，这条贸易之路是怎么开辟的呢？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从张骞出使西域说起：

早在公元前7世纪，黑海北岸兴起的游牧民族斯泰基族的高度的金属文明就已传播到了居于天山脚下的塞族。到了公元前3世纪，继承了斯泰基文化的塞族—匈奴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最初，游牧于蒙古高原一带的匈奴在兼并了周围部落的同时又将其势力范围向东扩张，最后出现在中国本土上。为了防止匈奴的入侵，战国时秦、燕、赵等国都修建了各自的防御工事--长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将这些长城连接起来，又进行扩建，修筑了著名的万里长城。在秦朝倾力修筑长城之时，匈奴击败了游牧于甘肃河西一带的大月氏，并将其赶至中亚阿姆河一带，控制了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至辽东半岛，西至塔里木盆地（包括36国在内）的广大地区。

秦灭汉兴。汉朝从建立之初就背负着与匈奴斗争的使命。匈奴常常袭击汉朝的北部疆域，以致于发生了汉高祖刘邦在山西白登山被围的惊人事件。自此以后，汉朝在国力尚不强大的情况下，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政策，为其赠送许多物品，并下嫁了王女。公元前159年，汉武帝即位。此时，汉朝国内安定，经济繁荣，国力逐渐雄厚，汉武帝便开始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其一是计划击败匈奴，保持北部边疆的安定。其二是与西方通商。而要实施这个政策，就必须与大月氏结成联盟来夹击匈奴。据说大月氏的首领被匈奴所杀，因而他们非常仇视匈奴。所以，汉武帝就招募使者来完成这一使命，张骞应招被选中了。

公元前138年，张骞与匈奴出身的甘父带领百十来人的队伍就从长安正式出发，日夜兼程西行。但在出了汉朝疆域后不久便被匈奴捕获。匈奴单于让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流放于漠北草原。张骞在此度过了十几年，并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忘记自己作为汉朝使者的使命，最后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来，先后到达大宛国、大月氏、大夏。在大夏市场上，张蓦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国的海西布，尤其是汉朝四川的邓竹杖和蜀布。他由此推知从蜀地有路可通身毒、大夏。后来，他发现大月氏已经满足于这块水草丰美的地方，已失掉了向匈奴复仇的意志。张骞在大月氏呆了一年以后，见游说不成便踏上了归途。谁知途中又被匈奴捉住。一年以后，匈奴发生内乱，张骞乘机逃脱，于公元前126年，也就是出发13年后，终于返回了长安。与大月氏结成联盟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张骞却带回了有关西域的很多情报。汉武帝被张骞报告里所述的有关西域的各种珍奇物产所吸引，特别是被誉为“天马”的大宛产的汗血马更是喜欢。于是，汉武帝连年派兵进攻匈奴，先后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往。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时任中郎将的张骞再次受命出使西域，携带的金、帛价值数钱巨万，作为馈赠的礼物。他和他的副使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条支等国，为开辟通商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后，中亚、西亚等国也经常派使者到汉朝长安，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汉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根据当时文献记载，通往中亚、西亚的道路，有南北两条。南路从长安、金城（今甘肃兰州）出发，经敦煌、楼兰、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到大月氏。大月氏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内。大月氏以西到达安息，即今伊朗。再往西即达条支，即今伊拉克一带，最后直达大秦，即罗马帝国。北路从长安、金城出发，经敦煌、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龟兹、疏勒、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再往西经安息而达大秦。这两条中西交通大道就成为后来著名的“丝绸之路”。

现在，我们常见的葡萄、苜蓿、胡麻、黄瓜、胡椒、胡桃等，据说都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此外，经过张骞所开辟的这条通商道路还传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诸如地毯、毛织物、蓝宝石、宝石、金银器、玻璃制品、珍珠、土尔其石、以及罗马、波斯的银币等。此外，公元前后由中亚传来了佛教。

与此同时，中国产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也传到了西方。据说，中国人为了保持对丝织品的独占地位，在输出丝织物的同时严禁输出蚕种。在中国古代遗迹中发现了茧，在殷代的甲骨文中就有“蚕”、“桑”、“绢”、“帛”等文字，由此可见，蚕丝技术始于战国时代而成熟于汉代。

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为了保护这条通商之路，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其势力范围几乎包括了中亚全部。后来，班超、班勇父子两人威震西域，夺回了曾一度被匈奴所占据的西域，重新设置了西域督护府。班超巧妙地运用外交和武力手段，使五十多个城邦国家服属后汉。这样，在平定了中亚之后，丝路上的交通与贸易进一步趋于繁荣。

公元97年，班超派遣部下甘英携带大量丝织品出使大秦（罗马），甘英虽然没能与罗马进行直接接触，但却是中国人首次到达了地中海东岸（现在的希腊附近），而且还带回了大量关于中亚、印度、西亚、罗马等地的情报。以这些情报为基础，通商也逐步走向繁荣。公元166年，当时的罗马皇帝大秦王安敦的使者来到后汉拜访，进行交流。

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丝绸之路”上，丝绸与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强盛文明的象征。丝绸不仅是丝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费品，也是中国历朝政府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国的友好使节出使西域乃至更远的国家时，往往将丝绸作为表示两国友好的有效手段。并且丝绸的西传也少许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印象，由于西传至君士坦丁堡的丝绸和瓷器价格奇高，令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是一个物产丰盈的富裕地区。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古罗马的市场上丝绸的价格曾上扬至每磅约12两黄金的天价。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

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隔在东西方之间最后的幕帘掀开。从此，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纷纷东来。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把中国的丝和纺织品，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运往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又把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输入中国内地。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丝绸之路全长约7000公里，中国境内约占4000公里，其中新疆约占2000公里。在丝路的东西两地产生了中国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亚文明和希腊文明。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交流，促进了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二）、“丝绸之路”不仅仅有一条

“丝绸之路”不仅仅有一条。从地理方位上来看，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

　　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汉代开辟）

　　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汉代开辟）

　　西段：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唐代开辟）

因为经过镇原的丝绸之路属于东段，所以，我们只研究与东段相关的线路：

东段也有北、中、南三条线路，而各线路的选择，多考虑翻越六盘山以及渡黄河的安全性与便捷性。三线均从长安或者洛阳出发，到武威、张掖汇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

　　北线：从泾川、固原、靖远至武威，路线最短，但沿途缺水、补给不易。

　　南线：从凤翔、天水、陇西、临夏、乐都、西宁至张掖，但路途漫长。

　　中线：从泾川转往平凉、会宁、兰州至武威，距离和补给均属适中。

而这些线路只是“主干道”，还不包括“支道”。这些“支道”也就是没有形成主干道的辅助线路。而通过镇原的线路正好是一条早期形成的辅助性通道。

宁夏的固原是汉高平县治。⑴关于汉代高平县治，众说不一，后面将另文讨论。如果把固原视作北线上的一个“中转站”的话，那么就有四条线路可达固原，然后分两处出口。汉、唐、五代、宋、西夏等历史时期，从长安至凉州的北道皆经固原，分别为：

第一条道：由甘肃平凉安国镇入境，经联财、将台、张易、树峡关、固原(原州)、头营、三营；

第二条道：由平凉入境，经联财、六盘山、隆德县城，然后入境甘肃静宁县；

第三条道：由平凉入境，经三关口(弹筝峡)、瓦亭(也可到隆德)、固原、头营、三营；

第四条道：由镇原入境，经宁夏彭阳县的红河乡、彭阳县城(百全)、古城、固原、头营、三营。

三营北上有三条道路，即：

第一条道路：由三营经七营至萧关出同原；

第二条道路：由三营经黑城(通峡)、撒台(荡羌寨)、苋麻河高台寺、西安(西安州)至盐池(定绒寨)出界，进甘肃静远县；

第三条道：三营、黄铎堡、李俊(九羊寨)、红羊、树台西安(西安州)至盐池出界，进入甘肃静远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