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拐“微”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微博)的一条微博倡议，得到公民、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的响应。一个面世仅仅一年多的网络传播技术，在2011年的新春，以空前的速度，催生了一场各界广泛参与的打击诱拐儿童犯罪的社会行动。从每一个顺手转发这条微博的网友，到于建嵘自己，大概都没有想到，他们在这一秒钟内的参与，最终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公民行动风暴。在这场至今仍未减弱的风暴中，有大学教授、娱乐明星、公安机关、企业家、社会组织、媒体记者、乃至每一个有手机能拍照会上传彩信微博的普通网友，统统主动地选择了被卷裹其中，很多人大概都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真的可以做点什么。公民意识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一个公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稳健、坚定地走向成熟。

　　“微博打拐”：一个公民行动范本

　　从每一个在兴奋等待过年的时候顺手转发这条微博的网友，到于建嵘自己，大概都没有想到，他们在这一秒钟内看似无意的决定，最终掀起了一场几乎前所未有的公民行动风暴

　　本刊记者/李静睿

　　故事的开端看起来纯粹是一个偶然。

　　半个小时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还在新浪微博上和自己的朋友、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开玩笑，“建议中大让郭巍青教授到中央党校进修八年”，玩笑的缘起是郭巍青在微博上谈论拆迁和维稳的关系。拆迁，是于建嵘微博上的重要主题。

　　但是半小时后的1月17日下午2:20分，在收到一封私信之后，于建嵘忽然话锋一转，发了一条新的微博：“真是丧尽天良！这个孩子叫杨伟鑫，今年六岁，福建泉州人，2009年被人拐骗并搞残成了街头乞丐，2010年初有网友在厦门街头发现并拍此照，现仍下落不明。收到这封求助信，我愤怒极了。请求各位关注并保护好自己孩子，家人电话18906091815。公安部门也应有所作为。”随后跟着一个链接，上面是杨伟鑫的母亲在福州便民论坛上的帖子。出人意料的是，这条“时效性”很弱的微博最终被转发上万次，评论数超过两千，即使于建嵘当时的粉丝数已经超过三十万，这依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要知道，哪怕是高度吸引眼球的王菲大战方舟子，在微博上的转发数也就刚刚过万。

　　从每一个在兴奋等待过年的时候顺手转发这条微博的网友，到于建嵘自己，大概都没有想到，他们在这一秒钟内看似无意的决定，最终掀起了一场几乎前所未有的公民行动风暴。在这场至今仍未减弱的风暴中，有专业知识的大学教授、有几百万粉丝的娱乐明星、有公权力的公安机关、有雄厚资金的成功企业家、有行动经验的社会组织、有话语权的媒体记者、乃至每一个有手机能拍照会上传彩信微博的普通网友，统统主动地选择了被卷裹其中，很多人大概都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真的可以做点什么。而更为重要的是，很多被迫上街乞讨孩子的命运，出现了改变的可能。

　　公共平台的诞生

　　于建嵘的想法是逐步成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或者说他的微博，逐步被固定为一个平台，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难以计数的不知名网友们贡献的智慧，虽然在最开始，这些智慧看起来似乎有些异想天开。

　　在发出第一条关于杨伟鑫的信息后八个小时，于建嵘开始在微博上和大家商量，“以后凡是看到伤残儿童(十岁以下者)在街头行乞，我们就打110，并把110出警的情况在这里公布。可否？”虽然已经接近深夜，这条微博还是引发了接近五百条讨论，在和网友的互动中，于建嵘还承诺，将和大家合作完成一个类似行为艺术的行动：在某一天全国的网友都上街拍摄乞讨儿童，最后编辑成一部纪录片，并在今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播放。这样的行为艺术对于建嵘来说并不陌生，从刚刚过去的2010年圣诞节开始，他在宋庄连开四天名为“我们这一年”的流水席，全国各地访民们坐在他画的油画前诉冤，诗人站在喝咖啡吃点心的人群中大声朗诵《春天来了》，于建嵘则坐在他们中间。

　　1月20日，在转发了一条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的微博后，于建嵘把自己的号召进一步升级，建议“全国网民都拿出手机、照相机和摄相机，凡是见到街头行乞儿童，就拍下来上网公布。同时，我还希望公安部门加大打拐救助力度；民政部门对那些确有困难的伤残儿童进行救济”。

　　又过了五天，于建嵘再次宣布，已在新浪设立了专题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同时将聘两位志愿者对账号进行管理，每人每月给予二千元补助，网友们拍摄乞讨儿童的照片和录相既可以传送专用信箱，也可在自己微博发布，由专题微博转发。

　　于建嵘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从17日开始，他的微博收到了关于乞讨和被拐儿童的海量信息，他开始意识到光靠个人力量已经难以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处理，正好这个时候有网友向他建议：是不是能专门建立一个账号，成为一个独立的平台？在短短半个月中，粉丝超过20万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专题微博就这样面世了，并且几乎是立刻开始了飞速运转。

　　按照于建嵘最初设想，这个活动将从1月29日开始，延续至5月底，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活动是否继续，已经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了。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第一条微博发在1月25日下午7:06分，半小时后，它第一次转发了网友上传的乞讨儿童的照片，地点是海南三亚，第三条微博则发在当晚9:51分，地点是北京地铁，间隔约两个半小时，但这样悠长的节奏此后是再无可能。

　　网友“色色猴”是“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账号背后的管理者，他对于《中国新闻周刊》关心的种种细节问题全部都有一个统一的模板式回答：不要把我们想象成一个严密的组织，一些都在摸索之中。事实上，背后的志愿者们都是仓促上岗，工作时间也并不固定，目前属于“谁有空谁就干活”的阶段。而他自己，为了让工作日常化，已经写好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培训文档，同时希望能尽快招聘到全职志愿者。他自己的正式身份是某网站总监，这样全天候的工作对他来说显然是不能持续的。

　　最早的志愿者之一、网上的“80后大男生”、现实世界中的中国关爱孤儿专项基金宣传总监胡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1月30日第一天为账号值班的时候，“就连吃饭和上厕所，都得用百米冲刺的速度”。他感慨说，如果隔上10分钟不操作，就有可能累积几十上百条待转发的信息。早上7点开始工作，凌晨3点他实在熬不住了，只好关掉电脑休息，因为“再不关电脑就要吐了”。即使现在，他只能在每天从下班后的六七点操作到凌晨两三点，依然还是处在“一坐下就站不起来”的状态中。

　　2月2日是大年三十，按照过去几年的惯例，接下来几天网络的热点毫无疑问是春晚，但是在今年，赵本山的小品，姜昆的相声，甚至董卿的山寨礼服和林志玲的平底鞋，都赶不上“解救乞讨儿童”的热度，网友们一边揣测春晚到底有没有用备用带，一边随手转发“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

　　春晚刚刚结束后不久，账号就发出了第一条微博，是关于长沙解放西路上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在短暂休息了一个上午之后，大年初一下午1点半开始，它又开始了至今未有歇气的全速运转。

　　难以计数的人参与了进去：粉丝超过500万的“微博女王”姚晨，尽管头疼着自己春节期间铺天盖地的离婚新闻，在应付全国娱乐记者的同时，还转发了不少乞讨儿童的信息；黄健翔的频繁转发，就像是在印证他那句著名的“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作为IT界的微博达人，粉丝超过300万的李开复则很专业地建议，网友们应当下载“乞讨儿童数据库”Android 应用，这个应用程序由不知名的网友vinW开发，只要用微博账号登录，就可随手拍照同时上传照片、同时详细描述及自动定位信息到微博及乞讨儿童数据库，这样将增加失踪儿童的寻亲机会。连联合国新闻部的官方微博，都引用了联合国出版的《建议采用的人权与贩运人口问题原则和准则》参与讨论：“在涉及被贩运儿童的所有行动中，不论是公共或私人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还是立法机关采取的行动，儿童的最大利益应该是首要考虑。”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维护者们也在逐步总结经验。胡伟说，最开始他们转发照片，也还是停留在“谢谢你的关注”“感谢网友”的阶段。后来他们开始琢磨，应该@(微博上提到某账号的标志)警方和媒体，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引起行动，所以现在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数据库，“比如网友发的信息来自广州，我们打开广州的文档，那么所有需要@的账号都在上面，只需要简单地复制粘贴，效率提高了很多。”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明显，各地警方跟他们私信联系的“实在是太多了”，这些私信内容大都只有两个：一是感谢他们提供的信息，二是希望以后有新的信息源时别忘了@他们。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信息，目前各地警方和媒体合力进行的专项行动才四处开花，尽管好消息还不多，但人人都看到了希望。

　　胡伟说，“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有20多万粉丝，就像20多万双眼睛一直盯着他们，既督促鼓励他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也让他担心，这件事已经引发了如此高的关注，但各种质疑也陆续出现，很多人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在打拐，还是打乞，这样的公民行动，到底有没有偏离初衷？胡伟感慨，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出了什么错，“这么多人的口水就可以把我们淹死”。但是他又有点固执的坚定，“哪怕我们只是救出一个人呢？一切都是值得的。”

　　公众能做的到底是什么？

　　虽然公众习惯性地把这次行动简称为“微博打拐”，于建嵘却反反复复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他们做的是救助乞讨儿童，和打拐，真的不是一回事。“打拐是公安的事情，我们普通公民能打什么拐呢？”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在这次行动中突然红了起来。他的微博其实早在去年12月12日就已经注册，过往微博中他除了坚持发布打拐信息，还非常感性地上传了自己出差在奥地利拍摄的风景照片，但是应者寥寥，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但他目前的粉丝已经超过了12万，随便一条信息，都可能被无数媒体引用，他发布的通缉犯吴正莲的照片，被转发了2.5万多次，给人几乎布下天罗地网的感觉。虽然一直没有正面接受媒体的采访，但陈士渠最近的状态一定是难以喘气：2月10号那天，北京下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凌晨三点的时候，陈士渠在微博上写道“加班中，看窗外，忽然发现，北京终于下雪了”，而之前的一条，是他转发了寻子数年终于奇迹般成功的彭高峰的微博，时间也是凌晨两点半。在这身后，是各地频繁的打拐专项行动进行时，陈士渠也在微博中宣布，公安部打拐办将会“认真部署核查微博上的每一条线索”。

　　于建嵘和陈士渠私下里有过几次邮信往来，内容无非是互相赞赏对方的工作，然而于建嵘既不愿意提及这样的往来，也不愿意将自己倡导的公民行动与官方工作混为一谈。在行动逐步升级之后，各种公益资金都找上门来，他也统统没有接受，因为“以后说不清楚怎么办？”目前的运转资金，除了一个朋友投入的10万块，就是他自己个人在承担，“我们更愿意像壹基金这样的基金会来牵头，我们跟在后面帮忙。”他接下来的计划是，建立一个乞讨儿童的数据库，把网友们上传的照片都装进去，再通过一个识别软件，与丢失子女的父母提供的信息进行匹对，但是他再次强调，“这和公安部的被拐儿童数据库不是一回事，我们自己做自己的。”

　　“公民行动一定要弄明白，公民能做的到底是什么？”于建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媒体圈的微博打拐志愿团

　　媒体圈“微博打拐志愿团”

　　记者邓飞利用微博，将媒体圈志同道合者组织在一起，一同为公共事务发力

　　本刊记者/刘炎迅

　　寻找彭文乐

　　“2011年，和儿童拐卖打一仗。在微博上整合公安媒体和民间志愿者资源，合力围歼人贩子，让我们并肩，我们赢。”这是邓飞在微博里的最新签名。

　　现在很忙，想要采访他，都要排队，一位同行忍不住在微博里说，曾经都是同事，如今的差别真大。

　　作为一家期刊的记者部主任，邓飞扬名于微博，这一次是打拐。

　　在过去的这个新年里，他一直在为此忙碌。

　　2月6日，农历大年初四，他在微博上直播了湖北人彭高峰去江苏邳州寻子成功的经过，引起网友强烈关注。

　　邓飞不单是一个事件的观察者，也是直接参与者，他和彭高峰一起，奔波于深圳和江苏邳州，为了找到失踪几年的孩子。

　　他和失踪孩子父亲一样的紧张，当他们驱车前往邳州，眼看着就要见到孩子时候，他说，自己的手在发抖，他生怕最终会让眼前的那位面容憔悴的父亲再次失望。

　　当最终确认孩子正是他们所找的那位时，他泪流满面。

　　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他在微博里说：“不知道说什么，虚脱。”

　　2008年3月5日，湖北人彭高峰正在深圳打工，一个疏忽，他3岁的儿子彭文乐在街头被人拐走，从此音信全无。

　　为了找到儿子，彭高峰一直没有放弃。他在自家电话超市外挂起横幅，悬赏10万寻子，又在网络上开通寻子博客，写下寻子日记。

　　他还组建了民间寻亲联盟，与全国各地其他相似的孩子被拐的父母一起，四处收集信息。类似的寻子联盟，在很多地方都有，规模有大有小，常常彼此联络，交换信息，孩子被拐走的结果，是让一个个家庭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到寻找这个主题词上。

　　彭高峰这样的父母，除了在现实中寻找，也会到网络上发帖，一些知名的民间论坛，都留下他们的身影，他们也收到很多网友的反馈信息，但大多都没有效果。

　　2008年7月，彭高峰认识了邓飞。当时他们一起去解救两名被拐卖的儿童。

　　邓飞一直很努力地帮着彭高峰搜集信息，寻找孩子。他在杂志上撰写长篇报道，讲述彭高峰这样失去孩子的父母的故事。因为杂志发行本身的局限，相关报道的影响始终不大。

　　2009年，网络新技术不断发展，微博出现。

　　微博，即微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组件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

　　2009年8月份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微博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流人群视野。

　　在微博客上，140字的限制将平民和莎士比亚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强大的互动性和交叉传播，让一条简短的信息能很快传播开来，邓飞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邓飞于是在自己的微博发了彭文乐的照片，并且每到节日，都会转发这张照片，呼吁大家一起寻找。

　　2010年9月30日，彭高峰也开通自己的微博，他第一条微博的内容是向邓飞打了个招呼。此时，邓飞作为知名杂志社的记者，因为长期以来多篇有影响的报道，已经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在微博的世界里，他的粉丝众多。

　　彭高峰期望，能借助邓飞的名气，让自己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这样对于寻找孩子也是有帮助的。截至2月15日，彭高峰拥有了112255名微博粉丝。此时他的网名是：“志愿者彭高峰”。自己的孩子虽然找到了，他并未放弃继续打拐。

　　微博邓飞

　　邓飞今年33岁，湖南沅江县人。2000年大学毕业进入湖南省妇联下属的《今日女报》工作几年后，他来到北京，加盟《凤凰周刊》，开始了自己艰苦的调查记者之路。

　　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小个子微微发福的男人，虽然长得浓眉大眼，但内心很柔软，是个性情中人，和采访者同悲同喜，不过，当他下笔写作报道时，又显得十分冷静。

　　另一个特点则是执著，很多同行觉得，邓飞这样始终心怀理想和热情的记者，很难得。他写的一系列深度报道震惊海内外，如《沈阳蚂蚁梦》《杀死阳宗海》《狗日的普九造》《湘西州长的北京一夜》《南中国男童贩卖链条》《周庄肺病》。

　　有了微博后，邓飞就不再是记者邓飞了，他还是粉丝们的邓飞，大家乐意从他那里获知不一样的信息。

　　“现在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微博控，没了微博，我的生活会少许多乐趣。”邓飞说。他经常会邀请同行朋友去家里吃饭，不过他总是不专心的那个，大家这边吃着饭，他却跑到桌边端起电脑上微博，和粉丝互动了。

　　在微博打拐之前，邓飞已经用微博直播宜黄事件，引发的关注度让他意识到微博的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任意两个人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最多需要6个人，这就是六度分隔理论。这一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朗提出，美国微软公司研究人员也通过计算证实了这一理论。

　　但现实中的交往，一个人的人脉网络总是有限，但微博彻底打破了这个怪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邓飞除了在自己的微博里发布信息，也参与创建了一个微博群，名叫“微博打拐志愿团”。

　　所谓微博群，是在微博的基础上加入了“群”的概念。能够聚合有相同爱好或者相同标签的朋友们，将所有与之相应的话题全部聚拢在微群里面。让志趣相投的朋友们以微博的形式更加方便地进行参与和交流，微群被网友冠以“围裙”的昵称。

　　如果微博是一个个散弹，“围裙”就是将一个个散弹聚集，形成更专注更有效的合力的迫击炮。

　　这个“围裙”的介绍资料里说：“欢迎各位志愿者的加入，请行动时先报警，确保自身安全。政府有26个部门参与，民间可以先分几个组配合，如法律、宣传、筹款、安置、技术、心理等，还可以分地区协同，请发微博时加上类别或地区标记，以便搜索，如#解救# #经验#，各组选出志愿者代表共同确定反拐合作机制。”这样的表达，显示出一定的专业素养。

　　邓飞曾用QQ打拐。他觉得，QQ是1对1，或者1：500，速度，效率都受到限制，微博则不同，只需要2分钟的时间，全世界都会知道你要发布的消息。

　　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打拐，邓飞还是没有放弃传统的QQ群，他在媒体界交游甚广，此前也组建过多个人数众多的记者QQ群，平时讨论业务和分享线索，此时，他立即又建立了一个主题为打拐的QQ群，很多地方都市报的记者纷纷加入。

　　邓飞说，越多地方媒体加入，就越多希望产生，他要编制一张大网，能将打拐线索覆盖到更多的地方。无疑，QQ群和微博群是他的两个利器。

　　任重道远

　　“我只是一个记者，一个记录者。我不是一个有资源、有权力、有专业能力能够解决问题的人。”邓飞一直这么说。虽然在他的努力下，成功找到一个被拐的孩子彭文乐，但他心里清楚，离不开相关专职机构和部门的支持。

　　凤凰卫视曾报道，“我国每年约有20多万儿童失踪，目前仍然没有放弃寻找的案件逾60万件”。关于失踪人口，目前官方尚没有全国性的统计数字。上海市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统计，2001年该市各级治安部门共受理登记失踪人员9627人次，而1995年的总失踪数仅为4526人次，上升了2.13倍。这个6年前的陈旧数据，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

　　“与国外相比，中国对于失踪人口的寻找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架构，类似于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这样的东西还没有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说。

　　人口失踪案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常见于国内媒体报道。家人失踪后，人们最先想到的求助对象就是警方。但是一位警察坦言，“几乎不可能调动过多警力专门去寻人。特别是在基层派出所，警力常常紧张，要管一大堆事务，零零碎碎，哪里有过多的警力去展开大规模的寻人工作？不过我们会将工作中发现的失踪人员及时与已登记人员进行信息比对，这样做多少显得被动。”

　　一些地方已经建立起失踪人口信息系统。2005年的一份公开资料显示，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安徽省的芜湖市等城市均已建立了“失踪人口信息网”。

　　武汉从2001年10月份开始，就建立了 “失踪人口信息管理库”。除了收集已报案的失踪人口外，警方还把各种媒体、寻人启事、小广告上登的失踪信息收集到库里。

　　“这个系统虽然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库容量太小，另一个是地域局限性。”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警官张武说。

　　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他说，打拐是一项链条繁琐、工作繁重、成本异常巨大的社会系统工作，非公安系统一己能独立完成。“我们应贡献、整合和集中我们自己的资源和力量，坚决而有力支持和协助我国公安系统持续打拐专项行动，巩固和扩大打拐成果。”邓飞说。

　　民间寻人网站和民间自发成立的寻子联盟也已经发挥了一些作用，类似如今微博随手抓拍打拐的活动，在此前很多寻人网站都尝试过，也因此找到一些被拐儿童，但成效还是甚微，其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中国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说，现在寻人网站太多，良莠不齐，有的规模太小，点击率低，难以形成有效的寻人力量。并且，网站大多各自为战，彼此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联系，难以形成合力。“每家网站或许都有成功寻人的案例，但是数量有限，应该联合，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全国每年那么多的失踪事件。”

　　“微博的诞生为警民合作打击犯罪提供了一种最好的工具，它帮助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能轻易而快速收集、传递、分享儿童拐卖相关信息，并且无障碍流进公安系统，直接支持案件办理，真正实现一张遍布城乡的天罗地网。我们这次帮助了彭文乐回家，但还有很多“文乐”没有回家，希望大家继续发力。”邓飞说。  ★

公民“微”动

　　公民“微”动

　　公共事务微博的特点决定了，一些人虽然是微博主人的粉丝，但严格说来，他们是微博主人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一点，也许是公共事务微博与娱乐性微博的重大差异所在

　　文/秋风

　　于建嵘教授的一条微博倡议，得到公民、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部门的响应，引发了一场全社会合力打拐的运动。它树立了公民“微”动的典范。

　　1月17日，于建嵘接到一位被拐孩子母亲的求救信息，发布在他的微博上。随后，灵机一动，他在微博中提出：以后凡是看到伤残儿童(十岁以下者)在街头行乞，我们就打110，并把110出警的情况在这里公布。可否？

　　于建嵘的微博粉丝有40多万。这条信息被迅速传播，短短几天内，就引发了一场网上、网下的打拐运动。

　　这一事件更进一步证明了微博刺激公民行动、推动公民社会发育的重大作用。

　　社会的成长离不开公民，但在任何一个社会，具有公民精神的人，比例不会太高。没有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是道德意义上的公民，也即具有公民精神。我们可以给公民下一个学理上的定义：为了公共之善，愿意让别人搭自己便车的国民。

　　经济学所假设的“经济人”的行动信条是：在每一个行动中，追求自身的收益大于成本，这收益当然最好是看得见的、或者可以感受得到的物质性的收益。而在公共性行动中，成本收益分布带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那些走在社会运动前面的人来说，个体甚至可能从中无法获得任何看得见的收益，反而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冒巨大风险。人性决定了，这样的事情不是任何人都愿意做的，或者说是大多数人不愿意做。

　　也就是说，真正的公民是少数，他们必然被淹没在冷漠的国民大海之中。假设，具有公民精神的人均匀分布在全国各地，每一百位国民中间有一个公民。这将是一幅暗淡的画面：每个孤立的公民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被九十九个不关心公益的人所包围，他必然灰心丧气。

　　更进一步说，即便这些孤立的公民具有极大勇气，想勇敢地做一些事情，他也几乎无法付诸实施。公共之善，必然涉及到诸多个体之外的事物，几乎不可能仅靠一个人的行动达成。因此，公民要采取公共行动，并创造出公共之善，就必须集体行动。集体行动就需要联络，如果没有公民的联合，就难有公民行动。

　　微博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发挥作用了。它在看似不可能的环境中，创造出了公民行动的条件。

　　在中国，由于种种历史、文化和现实原因，具有公民精神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可能比其他国家都要低。另一方面，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迟滞，社会组织化程度非常之低。这样，即便有一些公民具有行动的意愿，也必然势单力薄，无法真正地行动。

　　应该说，网络媒体的出现，给那些相互隔离的公民提供了联络的工具。也正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网络媒体出现之后，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大幅度加速。网络这种媒体，突破了空间的限制，让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具有公共精神而孤立无援的人们，得以相互联络，从而有可能采取一些公民行动。

　　同时，具有公民精神的人们相互联络，也大大地增强了公民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进而激发了一般国民转换成公民，并实施公民行动的意愿。

　　微博也是一种网络媒体，但相比于论坛、博客，它让人际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有了一个几何级的提高。

　　论坛、博客等网络交流工具给人们提供了表达意见的平台，在这里，人们对各种事务，包括公共事务进行议论。微博则从一开始就是交流个体性信息的工具。人们在这里交流一些碎片化信息，相对于博客文章、论坛发言，这样的信息带有某种私密性。从而，粉丝与微博主之间的关系，带有一定情感性质。

　　一个人之所以去做一位微博主人的粉丝，乃是因为他关注微博主人关注的问题。这一点，在论坛、博客中似乎也可以看到，但这种关注似乎还有一定距离，而在微博中，这种距离大大缩短了。微博主人会随心所欲地写作，写下一些很随意的见闻，灵机一动的感受、想法。这样一种放松、亲昵的态度，具有巨大亲和性，自然会刺激粉丝的回应。

　　这样的信息交流，就有可能产生不可预料的效应。全社会打拐就证明了这一点。于建嵘教授最初只是随手发布一条信息，随后，他自己产生了一个灵机一动的想法。如果这样的信息，出现在论坛上、博客文章中，未必会引起多大反响。但在微博中，带有情感色彩的粉丝，会非常认真地对待微博主人的这个灵机一动的想法。他们会做出带有情感色彩的评价，并会转发。微博传播的指数化效应，也可能让情感呈现指数化增长。信息随同情感被不断强化。

　　同时，微博的传播是全天候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转发、评论这个想法。这就是信息传播碎片化的优势所在。它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其中。由此，在虚拟空间中，它可以迅速发酵。可以说，一个话题在微博空间中的发酵效率，要大大高于论坛、博客。这个速度甚至会让微博主人吃惊。随手拍打拐的想法在微博中引发的强烈反响，恐怕是于建嵘教授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

　　这样，本来均匀地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志同道合者，借助网络联络起来，成为一个虚拟的联合体。这个“微群”的成员构成，是任何人都不可预料的，它的成员可能来自所有人都预料不到的地方。这些人原来被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借助网络浮出水面。当然，论坛、博客就曾经做到过这一点，微博似乎进一步提高了发掘粉丝、同道的功能。

　　真正让微博催生公民微动的机制是，微博群中热烈的气氛会鼓励那些本来分散在各地的公民，就公共事务进行高效率、点对点地讨论。这样的讨论，比起论坛来，其互动性更强，发酵的速度也更快，这些都是由微博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公共事务的性质也决定了，信息的交流与讨论，最终会催生出微动。也即，微博中人会走出虚拟空间，进入现实空间。微博传播的特点决定了，从议论到行动之转换几乎是必然的，且实现这一转换的时间也是非常迅速的。微博交流带有私密性、情感性、随机性，在这里，一个人更容易做出承诺，而一旦做出承诺，在粉丝们的情感压力下，他就不得不履行承诺。当然，志同道合者高效率的交流，也会发挥相互激励的作用，因此，活跃其中的人的行动意愿可能相对较高。

　　公共事务微博的特点也决定了，一些人虽然是微博主人的粉丝，但严格说来，他们是微博主人的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一点，也许是公共事务微博与娱乐性微博的重大差异所在。公共事务微博的粉丝们具有“志于道”的君子意识。假定一个人关注公共事务、具有公共精神，那他就会“跟”志同道合者，所谓“嘤其鸣兮，求其友声”。而这样的志同道合者，将不只是微博主人情感的分享者，而是对于公共事务进行独立思考的公民。

　　这一特点决定了，公共事务微博的讨论和其所催生的行动，几乎必然出现某种多中心的态势。这一点，在打拐微动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比如，在公共事务微博中拥有众多粉丝的笑蜀就说，“我响应打拐，但我第一时间提出把打拐局限为解救致残乞儿，第一时间提出国家儿童福利体系优先，第一时间呼吁贫儿奶粉钱。我希望以此将打拐引上正途。现在发现这些前提实际不被承认，已无力制约打拐，只得放弃支持。”事实上，微博打拐已经引起很多法律、政策和道德上的争议。

　　这一点揭示了公民“微”动的某些内在缺陷。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有一利就有一弊。微博的特点是碎片化，私密性，高速度。这些特点给公民行动提供了很多便利，但也造成一些困扰。“微博打拐”引发的纷争就表明了，微博会把某个人灵机一动的想法，迅速发酵给成一场缺乏深思熟虑的运动。微博容不得人们平心静气地思考、讨论，它不断地催促人们加快脚步，而脚步太快，就可能步伐凌乱。这，正是那些投身于公民微动的人们所不能不思考的严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