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

来源：    作者：卢中原

未来五年，我国将面临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许多新变化和新机遇，风险挑战也将十分复杂，“十二五”前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会比较明显。总体上看，机遇大于挑战，国际环境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我们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

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化带来了巨大挑战，但并没有改变全球化的基础或根本趋势。信息通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仍是全球化的强劲动力。除技术变革之外，产业转移和贸易自由化等重要的因素仍在推动全球化。

全球产业转移将再趋活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分析，在经济危机中，企业投资和经营的国际化进程仍在持续。大型跨国企业海外产值降幅大大低于总体经济降幅。随着世界经济和金融状况改善，全球投资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复苏，2010年上半年已重新进入上升区间，预计今后两年会继续小幅回升。在全球投资复苏过程中，跨国并购的上升势头最为明显。产业转移根本上取决于全球分工、技术变革、市场开拓和企业扩张。后危机时期全球供应链分工体系仍占主导地位，新技术、新市场将形成新的海外投资热点。

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各国经济开放度和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各有其利益和关切，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希望以合作、务实的态度，积极推进双边、多边或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据世贸组织统计，截至2010年年底，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协定达到400个。其中，自由贸易区占区域贸易安排的90%以上，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主要类型。这将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多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从而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活力。

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潜力大，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会继续上升。2000年至2009年，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24%上升到3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6%。2009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球一半，输出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球FDI的1/4。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和投资都将保持强劲势头，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会加大。而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世界力量对比将继续发生变化。

全球治理结构将深刻调整，与多极化趋势相互促进。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中将争取到更多的投票权和话语权。多国集团发生重组，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多国集团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各国发展理念和道路的多样性更加受到重视，构建公平、公正、有序、包容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成为趋势。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加强，将深刻影响世界竞争与合作格局。例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人口最多，经济规模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转化为区域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有利于扩大回旋余地，增强抗风险能力。

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孕育新突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压力正在转化为新一轮科技创新的推动力，传统技术和产业衰落将为新技术新产业腾出发展空间。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革命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信息技术潜力巨大，仍会引领技术创新方向。现代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突飞猛进，云计算、物联网、感知中心、智能电网、智慧地球等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方兴未艾。生物技术和材料技术经过长时间积累，有可能涌现新的突破。新能源、节能减排等低碳技术和行业成为跨境投资新热点。联合国贸发组织估计，2009年仅流入可再生能源、循环再利用和环保产品三个主要低碳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就达到900亿美元，其前景不可限量。

发达国家科技实力雄厚，企业创新能力和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强，占领国际产业分工高端，市场机制比较完善，技术成果与商业化和产业化衔接密切，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仍会继续领先。新技术研发和扩散将推动跨境投资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市场规模大，低成本优势明显，先进适用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潜力不可低估，在某些产业领域和技术环节可能取得跨越式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压力正在转化为新一轮科技创新的推动力，传统技术和产业衰落将为新技术新产业腾出发展空间。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革命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技术研发和扩散将推动跨境投资和产业转移。

坚持以更广阔的视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客观分析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大调整，仍然是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进行的。“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外部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上升，有利于我国挖掘巨大内需潜力，充分发挥市场规模大、劳动力充裕等生产要素组合方面的比较优势。新技术革命和产业转移有利于我国打破某些产业的瓶颈制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某些领域和环节的跨越式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有利于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引进来、走出去”，扩大我国在全球和区域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并与合作各方形成共赢格局。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上升，有利于我国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并运用相关规则、机制来维护国家利益和发展权益。

我们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外部需求总量趋紧和需求结构变化，我国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需的客观压力加大。发达国家扩大出口和振兴制造业，可能挤压我国传统优势产业的发展空间，拉大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差距，固化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低端地位。全球产业转移会给我国带来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和产业，也可能产生某些行业的外国垄断，在某些领域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国际市场波动和金融风险可能迅速传导到国内，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对我国的压力日益增大，所谓的中国“责任论”、“傲慢论”和“威胁论”的花样也会不断翻新。

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转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十二五”规划建议的鲜明主线，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应当围绕这条主线展开。我们要紧紧抓住世界经济变局中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积极防范风险，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大动力。继续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稳定和拓展外需，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加强双边、多边和区域内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发展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自由贸易，推动国际分工深化。把握好我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变化和新定位，促进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工贸易升级，转变粗放的投资和出口增长方式，积极创造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面对世界经济深刻调整和增长模式转型，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推动关键领域的改革创新，构建高效有序、更加开放、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

主动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上对我国的积极评价和施加的压力交错出现。面对深刻的世界经济变局和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我们应当继续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有效化解各类矛盾。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界大趋势中谋划科学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在为国内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方面，我们也应当有所作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道主义救援等全球性问题上加强同各国的沟通与合作，逐步增强我国的话语权。稳步扩大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回旋余地，努力提高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在更高层次上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也要不断增强防范各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中国积极营造和争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努力发展自己，并与各国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性难题，将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走向繁荣作出应有贡献。

“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上升，有利于我国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并运用相关规则、机制来维护国家利益和发展权益。

外部经济环境复杂多变

世界经济复苏曲折坎坷，可能进入中低速增长期。主要发达国家复苏放慢迹象增多，拖累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尽管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好于预期，但是美国、日本、欧盟等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信心恢复迟缓，房地产市场和私营经济尚未全面启动，库存调整放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金融市场急剧动荡，欧洲各国经济复苏明显受阻。美欧日复苏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存在反复风险，在经济刺激政策上进退两难，加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发达国家遭金融危机重创，经济深度衰退，信贷增长乏力，财政状况恶化，运用信贷和财政扩张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受到制约，加上人口老龄化负担沉重，新增长点要形成规模也还需要一个过程，未来经济增长并不乐观。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复苏较快，但是通胀压力较大，经济结构矛盾突出，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较弱，本国经济复苏可能发生波折，进而减弱世界经济增长动力。

全球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为应对并跨越金融危机，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提出扩大出口和振兴本国制造业的政策，力图引领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制造业升级。美国明确提出五年内出口翻番、争当世界出口第一的目标，并制定了以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为主导的制造业振兴政策。日本公布了《新增长战略》，突出了“重视亚洲”、“再制造业化”等战略意图。法国的工业振兴新计划，明确了重点扶持数字科技、生态产业和能源产业等战略性产业。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发展具有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全球生产和供给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

明显萎缩的国际需求恢复到正常水平尚需时日，国际产能过剩凸显，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会进一步抬头。全球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发达国家私营部门的需求恢复慢于政府刺激的投资需求，消费过度和投资不足的矛盾正在调整，发展中国家仍在努力稳住外需，同时积极扩大内需。全球供给结构调整也将引起需求结构变化，市场重心可能转移。发达国家振兴制造业和扩大出口，可能挤压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出口市场，后者面临的外需环境将会趋紧。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扩大区域内需求潜力，发展中国家和亚洲的区域合作可能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促进区内需求扩张。

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气候变化问题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事关人类生存和各国发展前景。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和后危机时期的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备受各国普遍关注。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科技竞争的焦点。在现有技术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上，世界能源资源消耗巨大，环境代价高昂，未来需求扩张仍很强劲。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受到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制约，对传统能源资源的依赖程度更大，面临的环境代价、能源价格上涨和西方舆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金融危机和传统能源价格上升，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纷纷作出先导性战略安排，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力求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与低碳经济相关的领域占得先机。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同时继续争取自身发展权益和空间。发达国家提出的低碳经济、碳排放交易、碳关税等理念和机制，既有积极合理的一面，也有牵制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围绕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各国共同应对的共识程度在提高，但是在责任义务界定、发展权益维护、转型路径选择、技术资金援助等方面，还会存在长期争议。

世界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新的金融风险还在累积。美国金融衍生品花样繁多，可能引发信用危机的风险漏洞不少，其金融改革效果尚待观察。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机构损失还未完全核销和暴露，许多国家的金融资产存在较大风险敞口，主权债务危机有可能向这些国家蔓延。

二是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明显。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还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一个客观现实。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格局和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存在矛盾，一国主权货币政策影响甚至决定其他主权货币命运，美元贬值将直接损害各国美元资产的安全，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内在缺陷仍可能引发世界经济动荡。

三是南北发展差距仍然很大，多极化趋势存在不少变数。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科技、军事和政治等方面占有领先优势，仍将力图主导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运行和规则制定。重组中的多国集团比较松散，目标、利益多元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还很难起到决定性作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仍然任重道远。

四是国际市场震荡频繁，会迅速波及大多数经济体的内部市场。2010年以来，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全球主要股市剧烈动荡，原油、铜、铁矿石等能源原材料价格高位震荡，未来还会出现类似情况。一些发展中大国在国际市场上对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需求很大，但并无定价主导权，容易受制于人。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世界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世界经济复苏曲折坎坷，可能进入中低速增长期。全球生产和供给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全球供给结构调整也将引起需求结构变化，市场重心可能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