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联盟h文卡特琳娜:话题是从巴金的《随想录》谈起的

父亲回顾他的历程，把经历“文革”作为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我这一生回忆起来有几个转折。……‘文革’被关起来，就算是第三个阶段了。”

回首那场灾难，历史已经整整走过了４０年。记述这段不堪的往事，我的心态已经平和。父亲在这场灾难中被关押了５年，他在狱中折断了一条腿，九死一生；我们全家也随之颠沛流离，濒临家破人散。当年在风口浪尖上的许多人物，早已作古。许多伤心的往事和恩恩怨怨已在时光的流逝中随风散尽。

但我仍然坚持要把这些曾经发生在父亲和我们全家身上的遭遇和苦难记录下来，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和不幸。父亲自从他投身于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离开党和国家命运的个人悲欢，他的荣辱乃至生命，都和这个党，和这个国家融合在一起了。

话题是从巴金的《随想录》谈起的。父亲说：

“我同巴金不同，他对文化革命一开始就是痛恶的。我虽然也不理解，这后来成为我的罪状之一，但对破四旧、立四新、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我是拥护的。当然，对后来的打砸抢，包括对我个人揪斗，这些法西斯暴行，我是愤恨的。但在运动中检查自己的错误是虔诚的。原因之一，它是我们党发动的一场革命。我可以抛弃家庭出来革命，但我不能背叛党和人民。正因为如此，在长达５年的囚禁中，才感觉到特别痛苦。也正是这样的痛苦，使我对我们的党，对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有了深层的解悟，达到了我过去不曾企及的深度。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痛苦和创伤，是一件宝贵的遗产。我在中央全会上曾多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文革’带给我们的教训，全党认真地思考过了吗？我同意巴金先生所疾呼的‘勿忘文革’！”

许多回忆文章在追述当年时都是这样的说法：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上海党的机关报刊登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整个中国被一种严酷、紧张的空气笼罩。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的政治斗争眼看就要来临。追忆当年，能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敏感度，我不知道。但起码在我所熟悉的生活圈子里和层面上，在父亲和我们全家，似乎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这种气氛。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６日，父亲在苏北乡下，填写的一首词：“东风浩荡，红日照方巷，绿波滚滚千重浪，农家儿女欢畅。”看得出，方巷带给他的欢快心情。

但就在这同一个月里，他的直接上级，总参谋长罗瑞卿跳楼。罗在软禁中，因不堪忍受对他的诬陷，以死抗争，结果换来的是被截去了一条腿和罪加一等的屈辱。

父亲回忆这段往事，是从上海会议开始的。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称“上海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中办回答是客气的：我们只授权通知会务接待事项。现在回过头来琢磨这几个冷冰冰的字，应该是个先兆。但按惯例还是应该有所准备，直到上了南下的列车，父亲说，一路上他都在准备会上发言的提纲。基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不断深入，他想，应该利用这次机会，结合在方巷搞社教的体会，就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教育的问题，向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

父亲回忆：“车到上海，晚上见到叶剑英同志，他告诉我，罗瑞卿，他犯了篡军反党的严重错误。我很吃惊。”

“文革”后，中央对许多重大事件重新做了结论，但这个会，至今扑朔迷离。从现在一些回忆文章中能找到些蛛丝马迹，军队中得知此事的也就是“文革”初期的那几个风云人物，连军委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可见之诡秘。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版本很多，对一些细节我也没有兴趣去核实。父亲的回忆大致是：“上来就是分组会，叶群先介绍，她是几个组地跑。中心是罗如何逼林下台，就记得说罗踢了走廊里的猫，含沙射影地说了些什么话，很无聊的事，记不清了。”

和父亲分在同一组的，有刘少奇、陈毅等他熟悉的领导人。可能是太突然了吧，父亲说：“我记得很长时间没有人发言。最后是陈老总先打破沉闷，他说，爱萍，你在总参工作，总长出了问题，你这个副总长应该清楚嘛！你就先给大家说说吧！”

“和陈老总之间讲话一向很坦诚。我说，我不清楚叶群讲的这些情况，给我的感觉，林总对罗长子是很信任、很放手的，罗也总是说哪件哪件事都是经过林总同意的。谁晓得会出这种事，我是第一次听到。”

这里有一个细节，或许对研究那段历史有所帮助。父亲说，他考虑到刘少奇同志是主管四清工作的，希望能向他汇报一下方巷社教的情况。刘的秘书挡驾了，说少奇同志感冒就不谈了。但刘少奇又主动来电话约谈。父亲说：“这次谈话，比起与林彪那次，要冷清得多了。整个汇报，就是自己在唱独角戏，少奇同志缄口不言。当谈到发动农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时，少奇同志只说了四个字，好嘛！好嘛！”

这是怎么啦？刘是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时期我父亲的直接领导人，父亲对刘是十分敬佩的，刘对我父亲也是器重的，何况刘还是第一个向全党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人。父亲接着说：“他这样心不在焉，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会议结束前，肖华通知说，军队的同志都留一下。父亲说，我请假，社教工作马上要结束了，都在等我，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还是想尽快赶回去。第二天，肖华又通知，林总说既然都有事那就散了吧。事后，听说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都去了苏州林彪那里，只有父亲没有接到通知，虽然他当时就在距离苏州很近的邗江。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就不知道了。父亲身边的一个秘书私下里和别人嘀咕，看来我们首长被划入另册了。秘书间相互通消息，年轻人总归要敏感得多。

我问父亲知道这回事吗？他摇摇头。 

１９６６年，北京的开春是寒冷的。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给罗瑞卿定性。

从故纸堆里，我找到了当年作为会议文件下发的某领导人的一份发言，从中可以品味出当时的气氛。这个平时和罗工作关系最密切的人说：

“罗瑞卿的问题我早就有所察觉。到了１９６５年，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活动就更疯狂了，公开地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他就大骂林副主席。……罗就要刘亚楼向叶群同志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条。……企图打击林副主席，挑起各军区对中央和林副主席的不满……”

然后就是无限上纲：“他近几年来之所以特别仇恨林彪同志，并不是他和林彪同志有什么私仇宿怨，而是由于他的地主阶级本能和个人野心所驱使的，他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篡军反党的突破口。”“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是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撒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罗瑞卿的错误，是篡军反党的错误，是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

今天再来看这些发言，真不敢相信是出自我党高级干部之口。父亲回忆说：“我还是固守我的老原则，实事求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即便是他曾疏远过我，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不清楚的事不瞎说。我从心里鄙视那些政治投机者，都是些无耻小人！”

联想罗、林以及和他们走得很近的几个人耐人寻味的关系，现在突然发难，而且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本身，就很蹊跷。但直到这时，父亲的认识，还只是出于同情弱者的人性本能，和对政治投机者的鄙视。他说：“我仍然迷惑不解。毛一直对他是特别信任的，就说是他自己要替代林，这也不能算是反革命啊。怎么就会恶化到了这一步？不解。”

听到罗跳楼的消息后，父亲惊愕中带着激愤：“为什么要自杀？枪林弹雨都过来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怕什么？横下一条心，顶下去！”

两个月后，陈毅通知我父亲到中南海周恩来总理那里去一下，说是有事要谈谈。到总理、陈老总那里谈工作，本是件经常的事。父亲到了后，陈老总说，总理一会儿就到。闲聊中，陈问父亲，彭罗陆杨的事知道了吧，有些什么看法啊？

在这之前，军委召开会议传达了５月１６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被定为反党集团，简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父亲回忆说：“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开会的情况。他既然问到我有什么看法，我就说，对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异议，但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了这种风气！”

“陈老总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我听不明白了。”

“陈老总说，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你张爱萍身上无小事。你看看吧，说着拿出一封信，有人把你告了！我一看是揭发我在会上说的几句牢骚话。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两个人写的。后排的那个人做的证。”

父亲那时正在组织第三颗原子弹试验，从大西北的试验场风尘仆仆赶回北京，参加这次“打招呼会”。

所谓打招呼，是党内在重大决定出台时，尤其是重大的人事调整时，先在一定范围内通报一下，以免核心层里有人乱说话，搞得工作被动；同时也可摸摸每个人的政治态度。“文革”时政治气候多变，分别打招呼都来不及了，干脆一勺烩，开会，于是在“打招呼”后面多了个“会”字。后来成了一种固定的工作模式，凡事先几个人捏咕好了，再给常委外加骨干、亲信们通气，江青给这种形式起了个名字：“吹风会”。言简意赅，告诉你，看明白了，该把握什么风向，别糊里糊涂地犯错误。

别看开个会，里面学问大了。由谁来吹风？定个什么调子？话讲到什么程度？都是有一套潜规则的。真正的大佬是不会轻易出场的，上台前吹风的这个人，一定要是个亲信的铁杆打手，现在商圈里习惯叫操盘手。暗示众人，该跟谁，不跟谁，以谁划线，怎么划线，别站错队了。能争得吹风的角色，对其本人今后的仕途是至关重要的。

也许就因为对这种官场政治的深恶痛绝吧，在吹风会上他竟口无遮拦。我们看到这封告状信的全文，是在３个月后，１９６６年９月军队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开始，信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来。原信写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由总后、科委、总参作战部三个高级干部署名。信中说：“在向高级干部传达彭罗陆杨的会上。张爱萍在下面散布说，‘说好就好得很，说坏就坏得很，现在说坏，就那么坏？他（彭真）又不管军队工作，为什么军队的事情老向他汇报？还不是看见人家势力大了，自己去挤！去靠！去年国庆节还请人家吃狗肉呢，现在讲起来倒这样轻松。我看，党内投机分子就是多，各种各样的投机分子！’张爱萍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为最恶毒，要害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

父亲继续回忆：“这时总理进来了。陈老总说，他已经不打自招了，看来他是搞阳谋的，不是搞阴谋的。”

“总理听完说，弄清楚就行了。”

在《五一六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一段著名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后来被解释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１５年后，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这一天确定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日子。

两天后，也就是５月１８日，林彪进一步演绎了这段话的意思，他说：“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５０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

毛泽东和林彪的讲话传达到全国后，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立即形成了一种令人骇然的气氛，加上主流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现在叫炒作了），一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在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巨大错觉被全党和舆论所认同。我不知道中央委员一级的高级干部中，有多少人心里真正会相信这些话，要搞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

父亲说：“在当时，对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社会主义时期要继续革命的理论，我并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去反对。”可以想见，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要求他自觉地去认同并努力去理解。

但他又说：“唯独使我不能接受的，是这种没有事实依据，或事实不清，也不允许本人澄清事实，就上纲上线，口诛笔伐，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现实问题和历史恩怨一起算总账的做法。”

对彭真，父亲并不熟悉，只知道是个重权在握的人物。罗瑞卿、杨尚昆他在红军时期就熟悉，但也就是工作关系。和陆定一，在中央苏区时，陆是团中央的宣传部长，我父亲是秘书长。解放后接触不多，但他的知识和文采是我父亲所能认同的。可现在呢？父亲说：“有错误就批评，有罪行就法办，先把事情搞清楚嘛！罗瑞卿是什么问题？杨尚昆是什么问题？陆定一、彭真？我不是在为他们说好话，我也没有必要为他们说好话。说是反党集团，总要有组织活动的事实嘛！还有要防止反革命政变，说的那样吓人，摆出事实来嘛！”

尤其令他怒从中来的是，那些上台揭发最凶的、调门最高的、标榜自己最正确的人，偏偏就是过去吹捧得最肉麻的、跟得最紧的，用他的话说，是“把人家门槛都踏破”的人。而对这样政治品质恶劣的、一副谄媚相的奴才，上面偏偏还就欣赏，破格提拔重用，官位节节高升。这叫什么风气？这是党的会议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不是把封建王朝最腐朽的那一套搬到共产党内来了吗？父亲说：“过去历史上就是这样，但那是王明时期。党内过去有过，已经被纠正过的嘛，怎么轮到自己也是这样呢？”

他由旁观到抵触，由愤然到怀疑。他有点管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后来批判我父亲，指责他居然说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在包庇！在干扰！在抵制！父亲反唇相讥道：既然你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揭发？说你政治上投机，脚踩两只船都是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