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旧版uc浏器下载:从我的长辈工学结合的学生时代谈起

——镇江女子职业学校给我们的启迪

蒋乃平

    中华职教社1927年与镇江地方人士冷遹合办了镇江女子职业学校，距今己有80年，但其办学理念和教育、教学方面的具体措施，至今仍能让我们从中受到启迪。我的几位长辈，得益于这所工学结合的职业学校，改变了弱势人生，也让我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关注职业教育。

    以当地经济特色为依据设置专业

    江苏省是中国4大蚕区之一。早在殷商时代已养蚕缫丝。东晋之后，苏南太湖流域的蚕桑生产已很发达。明、清以来，以苏州为中心的蚕桑生产十分兴旺，20世纪30年代初为兴盛时期。成立于1927年的镇江女子职业学校，针对当地经济特点，首先设立了蚕桑科，后来又陆续开设师范、会计等科。照片1摄于1935年，是我姑母蒋佩芳所教的蚕桑科第七届学生在苏州虎丘的合影。

    镇江女职专业设置紧扣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学制依专业特点而定，以实际需要确定修学时期，毕业生就业率高。师范科毕业生少数升学，多数任小学教员。蚕桑科毕业生任蚕桑制种场技术员或蚕业指导所指导员。自1927年至1937年历届毕业生1168人，多数对口就业，几乎没有失业的。

    我的姑姑等多位上辈，经镇江女子职业学校的学习，进入了职业妇女行列，改变了弱势人生，以一技之长养家，度过了三十年代因我祖父早逝而失去经济来源的艰难困苦，熬过了沦陷敌后、生活困顿的年月。

    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向弱势群体倾斜

    学而优则士是上千年形成的积淀，“五四”运动后兴起的现代职业教育亦必须面对此类问题，即有钱、有势的人，其子女一般不进职业学校。此外，20世纪20、30年代，“女子无才便是德”仍有强大惯性。教育是改变人生的重要途径，处于弱势的女性受教育难，贫困家庭的女子受教育更难。中华职教社创始人黄炎培主张“男女教育机会应该均等”，他认为“解放必先自立，必先能治生”。女子职业教育，培养女子“独立自治之道”，而且“由个人之能力而发展社会之能力”。当时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副主任杨卫玉指出“要改变生产落后的中国，就要打破女子安坐而食的习惯，而成为直接或间接生产的女子。如此，女子职业教育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重视女子职业教育，改变弱势群体地位，是中华职教社立社之初的重要指导思想。

    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是一种高成本的教育，而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的人往往支付能力很低。既要帮助弱势群体子女接受职业教育，又要保证学校良性运转，是职业学校必须面对的问题。

    半工半读是部分时间劳动、部分时间学习的办学形式，也是学生参加一定劳动、挣钱读书的求学方式，是勤工俭学的形式之一。世界许多国家曾实行半工半读，其目的和方式不尽相同，但在发展教育事业，减轻国家特别是学生家庭经济负担方面，其作用是一致的。我国“五四”运动以前，吴稚辉等人宣传过半工半读。1919年12月，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17人在为北京工读互助团募捐的启示中，提出了“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儿可以达教育与职业合一”的宗旨。此后，陶行知、黄炎培等又积极倡导、身体力行。镇江女子职业学校作为当时江苏省会所在地唯一的女子职业学校，通过半工半读、工学交替招收贫困家庭女生，设缫丝班免费短期培训缫丝厂女工。无论半工半读，还是免费培训，都是实实在在的为贫困女子服务，做到了中华职教社办学“举例示人”的作用。

    我的祖父在上海英年早逝，祖母和我未成年的父辈们，失去经济来源，回到镇江老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我的姑姑们有幸陆续进入镇江女子职业学校，通过半工半读，不但自力更生地学到一技之长，而且“半工”所得的收入，在支付上学用费之后，还能资助家用。

    摄于1941年的照片2，后排的4位女士均为镇江女子职业学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以来陆续毕业的学生。从右至左分别是我的姑姑蒋佩芳和我家世交张世芬、我的伯母董汇瑜和姑姑蒋佩兰。蒋佩芳、张世芬于30年代初蚕桑科毕业后留校任教，拍照之时已负些领导责任，是我国从事现代职业教育的先行者。解放后，张世芬仍在江苏准阴地区从事蚕桑职业教育。照片3是张世芬送给蒋佩芳的单人照片后面的题字，字里行间饱含老一辈职教工作者对事业的深情。董汇瑜为会计科毕业生，一直在银行和保险公司从业，2003年还被扬州市政府评选为健康老人，上了电视。蒋佩兰为师范科毕业生，终生从教。照片前排是我的奶奶和堂兄，一老一小依靠后排4位女士从业的微薄收入度过了沦陷时期的艰苦岁月。堂兄蒋乃明于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为三峡大坝的修建效力，他亦间接得益于“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

    以工学结合的形式强化实践教学

    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强调“高度重视实践和实训环节教学”，明确了有别于普通教育的，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

    半工半读着力于挣钱读书，是一种求学方式，其“工”不一定与所学专业有关。工学结合着力于“结合”，是一种培养模式，其“工”必须与所学专业一致。镇江女子职业学校附设小学、幼稚园，供师范科学生实习。蚕桑科则有大片农场和百余亩桑园，除供实习外，还育制“金山牌”优良蚕种对外销售，受到广大蚕农的欢迎。蚕桑科实训场地既为工学结合提供了保证，又为半工半读创造了条件，还推广了先进技术，通过产、教、研的结合拉动了当地蚕桑业发展。

    照片4、5摄于1935年10月，是署名凤翔和家玉的两位蚕桑科学生送给她们的老师和学姐蒋佩芳、张世芬的。她们身穿统一的工作服，戴着斗笠，背着竹篓，正在采桑叶。凤翔还在照片背后用秀丽的字写上了情感丰富的“甜乐的精神，满篓的鲜叶”，抒发了她对所学专业的爱，呈现了她对即将从事的职业的情。

    工学结合要有相应的课程为基础。镇江女子职业学校蚕桑科的专业课有栽桑学、养蚕法、蚕病学、制种学、细菌学、气象学等。除课堂教学外，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实训内容包括栽桑、采桑、养蚕（育蚕种、孵化、作茧）、缫丝等蚕桑生产的所有环节。种桑、养蚕、加工的季节性、时间性极强，蚕桑科教学过程完全按蚕桑生产的节奏安排，闲时进课堂，忙时进桑园、蚕房或缫丝车间，有时天不亮就起床，有时深夜还在蚕房。在教学方法上，镇江女子职业学校注重自学辅导，强调“以求由行致知，由个性之发展，而获得服务社会之知识”。如果用现在的词汇表述，即教学采用能力本位的任务驱动法，重视学生主体能动性调动，讲究学以致用。镇江女子职业学校的课程，即教学内容、教学安排、教学方法，具有典型工学结合的特征，既突出了职业学校教育注重实践教学的特点，又与缫丝等单一技术的职业短训有明显区別。

    以养成教育入手注重人格修养

    镇江女子职业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培育女子有一技之长，从事有益于社会的生产事业，借以求适当之生活，同时注重人格之修养，身体之健康。学校校风好，学生衣着朴素，守纪律，有礼貌。

    学校推进人格修养，从养成教育入手，注重实行，不尚空谈。学校制定品德修养标准，定期检查，如学生缺乏某一方面修养，在中心训练周进行专门训练。养蚕要熬夜、栽桑要下田，忠于职守、吃苦耐劳、敬业爱岗的训练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服装一律，夏季穿白布褂、黑布裙，冬季穿蓝色旗袍，春、秋季和实习时，也有特定服装。学生一律短发，穿布鞋，而且鞋必须由学生自己动手做。

    分别摄于1933年夏和1932年冬的照片6、7，既是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学生夏、冬两季着装的真实写照，又生动地反映了富有青春活力的姑娘们在学校没有太多限制的头飾和围巾上，张扬个性，突破了“一律”。更有意思的是可以在照片6上看到的女生穿的布鞋。由于鞋必须由学生自己做，更给了她们表现自我的天地。有人用深色鞋面、浅色绣花，有人用浅色鞋面、深色绣花，在花形上就更变化多端了。

    照片2右侧的蒋佩芳、张世芬拍照之时已经在镇江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多年，亦穿统一教师服，和学生一起生活，并参加所有实训。两人均为植桑、养蚕、缫丝能手，是能文能武、技艺全面的“双师型教师”，在工学结合的教学和生活中，与学生日夜相处，以身作则，深受学生爱戴。我幼年时，曾看见姑姑蒋佩芳用她那略显粗糙的大手摆弄养蚕用具，我成年后，年事已高的姑姑谈起养蚕和教学，仍是喜笑颜开、津津乐道。

    我的一家与职业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四位毕业于镇江女子职业学校的前辈外，我大姨王大光、三姨王明光均为助产士学校毕业生。我母亲王荣显曾于抗战后担任河南大学医学院附属高级助产士学校校长，既为学生讲课，又带学生实训。这所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在解放后成为许多医院妇产科的骨干。

    我的父亲蒋方正，曾为1951年建成的“山西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技工学校”出过力。此技校是厂办技校，后升格为中专和高校。其前身是解放前的“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公司”在上海周家桥办的“经纬技工训练班”。我幼年时代就曾随父母在周家桥居住过，技工训练班及其实训场地是我常去的地方。此技校，于1955年转为中专，改名“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工业学校”。后迁郑州，改称“郑州纺织机电学校”。1980年，学校升格为“郑州纺织机电专科学校”，1987年又升格为“郑州纺织工学院”，2000年更名为“中原工学院”。

    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是新中国诞生后建成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制造厂，1951年动工兴建，1954年建成投产，是国家“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其主要设备均为美国40年代末的最新产品，在解放初期是我国技术水平最先进的工厂之一。经纬纺织机械厂的前身是“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公司”，是1941年由资本家黄朴奇、李升伯、钱新之，通过国民党交通银行、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花纱布局，集资旧法币500万元设立的。厂址最初在广西柳州，后迁重庆。抗战胜利后，“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公司”迁至上海，通过交通银行再次融资，在美国定购了设备，准备在杭州建新厂。

    我父亲1941年起在交通银行工作，1948年任交通银行驻“上海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公司”代表，并兼任“上海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公司”会计科和秘书科科长，掌握着公司定购美国机床设备的全部资料和备用金。在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打上海前，我父亲拒绝了撒往台湾的命令，放弃了去香港的机会，冒着诸多风险守护资料，等待上海解放。上海解放后，陈毅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下令接管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企业——“上海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公司”。军代表进驻公司的第一天，等候己久的我的父亲，就把全部资料交给了军代表。我父亲在政府支持下，通过自己的“人脉”，发揮英语和财政金融方面的专长，经过与美国繁琐、艰难的交涉，使这批机器没有运往台湾，而是绕道香港进入大陆，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家大型纺织机器制造厂——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厂的基础。陈毅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时，为工厂题写了“经纬”二字。

    1950年，由于上海、杭州经常遭受国民党飞机袭扰，国家决定“上海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厂”整体搬迁到山西榆次。我父亲从大都市上海来到山西榆次，参加了建厂全过程，并为经纬纺织机械厂技工学校的建设筹款。此学校边建设、边教学，在建厂过程中，同步培养出大批生产人员。学生在上海、青岛等地调来的老师傅带领下，通过设备安装、调试，在工学结合中学到了真本领，成为解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技术工人骨干。

    1959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在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等人的陪同下，专程到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厂，看望他的老部下和从江南水乡上海来的工人兄弟和技术、管理人员。

    我的父亲、母亲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对职业教育有很深的感情。在我获得全国职业教育先进个人时，己入耆耆之年的二老，要我把获奖铜牌放在他们的写字台上，以有一个能为职业教育出力的儿子感到自豪。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我在北京二中读高中时，就曾半天读书，半天在企业和学校合办的电机厂、铸造厂劳动。参加工作后，在农村中学当教师，1964年介入刘少奇主席倡导的半工半读。后来又在生产队支持下，带领学生推广杂交玉米和小麦良种、土豆夏季育苗、水稻生长素土法制造、科学养猪等先进农业技术，建沼气池，办拖拉机培训班……。浩劫之后，随着职业教育的再起步，积极兴办农村职业高中。成立实习企业——电力安装队，聘请老电工当老师，带着学生架高压线、装变压器，边学边干，培养农村电工，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80年代，成为恢复活动不久的中华职教社的个人社员。

    2003年退休后，仍在为职业教育的再次起飞贡献微薄之力。2007年被中华职教社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并再次当选为中国职教学会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国职教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现以此文，从我的长辈们工学结合的学生时代和几张老照片说起，谈谈我家与职业教育以及中华职教社的两代渊源，希望能从往事的回忆中，理出一些对职业教育深化改革有用的思路。

                                                  蒋乃平       

                                           2008-1-5      

学问人生-记全国职业教育先进个人蒋乃平

一

    祖父早在清朝末年就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做外贸生意；外祖父是河南省第一个西医；父母亲在上世纪３０年代矻矻以求于颇有名气的高等学府……这样的家庭背景，让蒋乃平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很多的书墨之香，大家之气。也正是这样的家庭背景，让蒋乃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可能拥有更多的想法。

　 １９６０年，从高中毕业的他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选择。在“不多的想法”中他填报了医科大学的志愿。受家族影响，蒋乃平很想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这样的想法只能成为一种夙愿，蒋乃平走进的是师范院校的大门，学习的是自己从未料到的生物专业。

    ４２年后谈起当初的“阴差阳错”，蒋乃平无奈地笑了笑。

    １９６２年，结束大学学业的蒋乃平怀着对教育、对社会的满腔真诚，来到北京远郊的通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成片成片的玉米地，人烟稀少，破旧的平房，缺灯少电……这样的环境并没有让来自大都市的蒋乃平感到几许陌生。“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的他发自内心地感到，像他这样出身的知识分子应该接受改造。

    在农村中学住了不到一年，蒋乃平便把行李卷搬到了生产队的大场院。“出身不好”一直是蒋乃平心头沉重的压力，也成为他奋起的主要动力。每逢周末，蒋乃平就自觉加入到生产队的劳动行列中，或割麦，或掏粪，或平整菜园。只有在农村这片天地中有作为，才能真正打磨掉自己身上的浮躁与矫情。这是蒋乃平的初衷。劳动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体力上的锻炼，还有对农村、农民的真正认识，以及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改变。

    在泥土中摸爬滚打的蒋乃平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农民，他的主要身份是农村中学的生物老师。

   入其道，亲其行。不干则已，干就一定要全力以付地去干，要干出名堂来。打小养成的性格让蒋乃平立志要做一名好老师。除了讲授生物课外，与生物相关或不相关的许多课程蒋乃平都讲授过。他的教研论文也在《生物学通报》等权威刊物发表。农村中学条件简陋，这给蒋乃平提供了很好的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没有实验室，建！蒋乃平相继建起并管理过生物、物理、化学三个实验室。没有实验田，建！当年的棉花和小麦试验田都获得了很高的产量。蒋乃平还奔赴上海取回生物疫苗，实验疫苗接种土法制作。他牵头搞起的土豆夏季育秧实验和沼气池修建实验也得到了村民的大力支持。没有校办工厂，建！一开始，蒋乃平与一家工厂联系，负责全北京市冰箱的电机修理。后来，他还组建过针织涤纶、电力安装等企业，使校办工厂进一步做大，为学校赢得了不少利润。

　　当然，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带给蒋乃平的更多是痛楚。出身不好，“爱出风头”发表学术见解—— 一一成为他难以摆脱的罪责。对于这些，他现在仍然不愿意过多提及。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利用学生串联的机会，用心地考察了武汉钢铁厂、武汉车辆段、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以及一些化工厂、机械厂等大型企业，对中国的工业经济状况有了非常感性的认识。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蒋乃平说，看似杂乱无章，实际上为自己后来所从事的职业教育工作留下了很好的铺垫。

    而生活上的风风雨雨让步入不惑之年的蒋乃平更为坚强、坚定。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华民族是个转折点，对蒋乃平的人生也是个转折点。积蓄已久的能力终于有了展示的机会。

    在从事过一段普通教育工作后，他即转入职业教育战线。一贯对新事物充满浓厚兴趣的蒋乃平开始关注教育学、心理学及电化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北京市朝阳区举行第一次学术年会，蒋乃平的研究成果即在获奖之列。他还连年被评为区科技活动先进个人，并当选北京市科技协会常务理事。

从职业指导的角度说，人职匹配是核心，但人也许是因喜欢而从事某一项职业，也许是因从事某一项职业而喜欢。蒋乃平说，自己显然属于后者。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蒋乃平的研究开始深入职业教育课程领域。

　　至此，蒋乃平完成了自己人生上的一次转型。

　　９０年代初，蒋乃平再次面临选择。上级希望身任朝阳区职教中心副主任的他能够另去一校组班子。领导找他谈了三次，蒋乃平每次都以自己有很多缺点为由婉言谢绝。最后逼急了，他摊了牌：“我正在研究点东西，刚刚摸出点路子来，它可能失败，也可能充满希望。依我的性格，要当一把手，就不可能分出精力来再研究它，扔了我觉得太可惜。”蒋乃平主动切断了对许多人充满诱惑的仕途，全神贯注于学术研究之中。时至今日，蒋乃平从未后悔过自己的这次选择。

　　蒋乃平所说的“东西”就是后来名闻全国的“宽基础、活模块”。

 三

 　　我国职业教育的传统课程模式是单科分段式，虽然至今仍有其合理的成份，但由于一些学校过分强调“文化课为专业课服务，专业课为技能课服务”，使得培养方向向单一工种偏移，不但失去了学科本位课程的优势，而且必然出现成千上万个课程系列，使教学管理难以实施，更何况单一工种的培养方向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

　　“八五”期间，在职业教育课程论和教学论得到普遍重视的同时，我国引进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就业技能培训模块教学（ＭＥＳ）、北美以能力为基础的课程开发（ＣＢＥ）以及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这些模式的设计不单纯从学科出发，而以职业分析为依据，以能力为本位，并具有灵活组合的模块结构，使正在痴迷课程研究的蒋乃平深受启发。

　   有着十几亿人口的职教大国为什么没有一个符合国情和新时期需要的课程模式？

　　１９９３年，主持北京市“八五”重点课题《模块式技能培训在职业学校课程开发和教学过程中的引入和改进》的蒋乃平，首次提出“宽基础、活模块”的课程设计思想，在朝阳区有关学校开展了实验，并成为上海职教研究所黄克孝教授主持的有关职教课程的“八五”国家教育科研重点规划课题的主要成员。通过学术交流，蒋乃平和的黄克孝教授成了知心朋交。这种知心建立在对职教课程理论研究的追求上，建立在对学术问题的争论和探讨中。只要有机会见面，两个人总是谈至深夜，交谈中既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又常常为深入切磋获得共识而开怀大笑。

　　１９９４年，“宽基础、活模块”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蒋乃平应邀在福州召开的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为了扩大检验范围，其后的相应研究被作为“九五”国家教育科研重点课题《面向２１世纪的职业学校课程与教材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立项课程《“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的实验研究》的重要内容，在２３个省区设立了实验校。

　　１９９９年，由蒋乃平主编的《“宽基础、活模块”的理论与实践》一书面世，标志着这个学名“集群式模块课程模式”在理论体系上初步完善。正是在这一年，蒋乃平在北京主持了“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际研讨会”，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在韩国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后的第一个大型后续性研讨会。蒋乃平在会议上作了内容为《职教课程改革应处理好的九大关系》的主题报告。“宽基础、活模块”模式受到了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肯定。也是在这一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指出：“努力办好各级各类职业技术教育，是一篇大文章。”

　　２０００年，蒋乃平赴台介绍了大陆职教课程改革和“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引起当地职教理论界和职业院校的强烈反响。同年，北京市教委决定，以１７所试点校为龙头，在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推进课程体系整体改革的实验。

　　 ２００１年，教育部颁布了83个重点建设专业教学指导方案。其中至少有12个方案在研究与开发报告中明确了使用“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

　　    ……

　　 作为一种正在探究和完善的课程模式，“宽基础、活模块”能在短时期内得到理论界的认可和职业学校的欢迎，这与其设计者和指导者蒋乃平教育理念的正确与改革策略的适当是分不开的。

     以“职教兴旺，匹夫有责”为座佑铭的蒋乃平非常推崇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学说。他认为，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虽然不可能对一个人一生的择业负责，但决不等同于职业培训，其必须要“重发展，讲后劲”，为青年学生今后漫长的职业道路奠定基础。他认为：教育是服务，职业教育区别于其它各类教育的本质特征，是满足受教育者就业的需要，直接为受教育者就业的需求服务。由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构成的职业教育，在学习型社会中发挥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作用。职业学校教育既是满足受教育者就业需求的定向教育，也是为学生毕业后不断接受定向教育奠定基础，从而能够终身学习的教育。职业培训既是满足受教育者就业、转岗、晋升需求的教育，也是职业学校毕业生终身不断接受定向教育的重要形式。

     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主张，“宽基础”的“宽”不但是面对一个职业群的“宽”，而且也是为受教育者奠定继续学习基础的“宽”；“活模块”的“活”不但是提高就业应用能力的“活”，而且也是及时更新学习内容的“活”。

　　  无论哪种类型教育的课程改革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繁重的工作量和复杂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在无捷径可走的情况下，蒋乃平借鉴ＤＡＣＵＭ方法，对职业能力进行层层分解，以此作为课程开发的基础，并很注重从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课程管理乃至课程评价的诸领域内都进行不同程度的系列配套改革，使“宽基础、活模块”模式具有了衍生出多种变式的可能。

     从预期效果看，“宽基础、活模块”至少具有六方面的优势：一是学校既能稳定办学，又能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二是能提高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和今后发展的“后劲”；三是有利于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职教整体优势形成；四是便于中等职教和高等职教学习内容的衔接；五是有利于调动用人单位与学校合作的积极性；六是有利于加强职业学校教学质量管理。

四

 　任何理论创新都必须具有求异思维。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来是解决问题进而推动理论发展、创新的首要环节。问题的发现和提出，方法和途径很多，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和善于进行不断的理论追问，以结合新的情况、新的变化对现有理论予以重新审视和认真反思，看其中哪些需要坚持、保留，哪些需要修正、发展。

　　  这种理论追问带给一个学者的有快乐，但更多是含辛茹苦，甚至忍辱负重。蒋乃平说，他也有过这样深切的感受，是自己的性格和亲友的支持让他学会了坚守。

　　 除了建立和完善“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外，蒋乃平执着探索于课程研究的其他领域。

　　蒋乃平坦言，自己搞研究，第一注重应用价值，第二注重理论提炼，第三注重实践检验。

　　２０００年，蒋乃平受聘担任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课程体系整体改革专家组组长。他和同事一道，积极推进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化，在课程改革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都有了一定突破——

　　宏观层面，在有关学校原有工作的基础上，提炼出面向世界、有推广价值的四种课程模式；结合入世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以及首都承办奥运会的需要，根据市教委提出的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及时推出了课程开发和职业分析的新方法“职业资格比较法”，既为学生多元化选择、提高就业竞争力提供可能，又能及时将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职业演变的影响及其从业者素质的新要求，及时反映在我国职业学校课程之中，使全体学生受益。

　　中观层面，对市教委批准的１７个试点校的重点建设专业课程改革方案进行诊断，给予针对性强的咨询和指导；对体现能力本位、以问题为中心的综合化、模块化的教材编写，给予咨询和指导；借鉴ＤＡＣＵＭ方法分析了“综合职业能力”的构成，又进一步分解了有利于学生融入社会、适应社会的社会能力，主编了以心理健康为基础、案例引入、能力本位和模块化的《社会能力训练教程》，在编写思想、体例等方面均有所创新。

　　微观层面，在一线教师教法、学法、考法改革的基础上，结合职教特点，对双语教学、研究性学习和以过程自我监控为特色的能力本位考核方式，进行了咨询和指导。

　　 这三个层面的创新性突破，对拉动北京全市职业学校教学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对全国的同类改革产生了辐射作用。

    在职教课程理论建设和课程改革实践中，蒋乃平始终坚持“课程是动态的社会现象，是教育永恒的主题”，及“课程是连接社会与教育的桥梁，是教学改革的核心”这样的教育理念。他提出，以课程结构设计和课程开发为重点的课程模式理论构建，已逐渐成为职教课程论从以基础教育为主要对象的一般课程论中脱颖而出的重要标志。他主张，职业学校的课程改革还必须要处理好九大关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受教育者生存发展需要，能力本位和终身教育，劳动力市场就业机制和科技进步对职业演变的影响，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升学，课程综合化、模块化及弹性选课学分制管理，基本标准和较高标准，引进模式的借鉴和传统模式的继承，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应该说，这九方面关系的处理，既是职业学校内涵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职业教育自身活力的重要手段。

五

 　　除了教学领域，德育是蒋乃平在研究上倾注了大量心力的又一个重要领域。他所出版的专著《职业高中德育的理论与实践》，被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认定为“八五”期间职业教育德育学科８本抗鼎之作之一。

　　    ２０００年９月，在主持全国第一次开设的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职业道德与职业指导》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过程中，蒋乃平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提高德育针对性、实效性和时代感的要求，针对职业学校生源特点，把职业生涯设计作为职业理想教育的载体，努力提高德育亲和力，把国家意志与受教育者自身发展需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挖掘学生潜在的内驱力，引导学生形成提高自身素质和综合职业能力的动力机制。

　　    通过深入学校一线，蒋乃平与教师共同探索在《职业道德与职业指导》课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任务驱动法、小组讨论法、角色扮演法、情景模拟法、课内外结合法、辩论法等强化学生主体、落实能力本位、引导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推进有利于提高德育实效的考核方法改革。

　　    与此同时，蒋乃平广泛吸纳发达国家关键能力、通用能力、跨职业能力的内涵，借鉴情商、非智力因素等理念，在５年实践的基础上，于２００１年编写出《社会能力训练教程》，其中对职业能力及其包含的社会能力进行了逐级分解，明确了社会能力的内涵和外沿。此点被有关专家认为“是将引进的职教理念本土化的成功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１５名委员之一，蒋乃平参与了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的意见》、《关于加强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指导工作的意见》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的起草工作。

　　  在推进中国职教的德育工作进程中，蒋乃平付出了自己的一份汗水和智慧。

 六

     综览蒋乃平的研究成果，你会发现他很少就教育来谈教育。在很多情况下，他是把涉足社会学、经济学领域来作为研究职业教育的必要条件。在很早时期，蒋乃平就发表了诸如《公共汽车上的震荡》、《乡下人、城里人、边缘人》等文字生动鲜活而见解上又很前瞻的文章。

　　说到这些文章，说到自己的研究，说到自己是北京职教学会的“平民”副会长，说到６０岁的人生，蒋乃平认为取得的一些成就并不是个人天份所致，而是他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一些。

　　每天早上８点钟走进办公室，中午两个烧饼充饥，晚上９点多离开办公室，或者出外整天奔波——看书、思索、写作、讲学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别人看似单调无味，他却乐此不疲。就这样逐渐对教育从陌生到了解，从了解到喜欢，从喜欢到热爱，从热爱到沉醉，从沉醉到奉献……

　　晚风袅袅，走在北国春城的大街上，蒋乃平点了一支烟，猛吸一口。

　　学问做到一定程度，也可以做到艺术的层次。每发表一篇文章，就会自己发现欠缺，是遗憾的艺术。每前进一步，又常常觉得自已很无知。”他若有所思地说。

中原工学院及院系概况

    中原工学院原名郑州纺织工学院，建于1955年，是一所以纺织服装为特色、面向全国招生的高等本科院校。1998年，按照“中央和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方针，学院由原中国纺织总会划转地方管理，成为教育部与河南省政府共建、河南省主管的高校。2000年7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中原工学院。
    学院占地1360亩，有全日制本科在校生1.2万余人，教职工1017人，其中专职教师565人，高级职称238人，其中有博士、硕士学位的180多人，硕士生导师43名。学院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近8000万元，图书馆藏书108.3万册。
    学院分西教学区、龙湖校区和院本部三个校区，另设高等技术学院、影视职业技术学院、亚太国际学院、信息商务学院四个二级学院。学院设服装系、艺术设计系、计算机科学系、电气工程系、工商管理系、政法系、纺织工程系、能源与环境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外语系、基础学科部、体育教学部、教学实习部、成人教育部等14个教学系部（院），拥有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企业管理、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共5个硕士学科点，开设艺术设计（含服装表演、装潢艺术设计、影视动画设计等专业方向）、建筑设备与环境工程、旅游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播音与主持艺术、测控技术与仪器、纺织工程等27个本科专业。目前，学院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工为主，工、管、文、理、经、法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
    学院始终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大幅增加教学投入，教学基本建设取得显著成效。1997年11月中旬，学院顺利通过了原国家教委组织的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价。2003年9月，学院被国务院学位办授予“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并设立了五个硕士学科点，办学层次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学院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鼓励创新和发展个性，造就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毕业生，其中有不少人在校期间，就在全国数学建模、全国大学生电子制作大赛、高级别服装表演大赛等活动中获得国家级、省级大奖，深受用人单位欢迎。近年来，我院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一直稳定在75％以上，其中本科生签约率达80%以上。

学院历史

　　中原工学院原名郑州纺织工学院，创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它的前身是山西经纬纺织机械厂在上海周家桥创办的经纬技工训练班。
　　1951年，随着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纺织机械厂——山西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的建设搬迁至山西榆次，并改名为山西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技工学校。1955年，根据纺织工业发展需要，纺织部决定在原经纬技工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中等专业学校，改名为榆次经维纺织机械工业学校，作为纺织部培养中等专业技术人才的基地，并报国家教育部批准纳入国家中等专业学校的序列。

　　1956年，纺织工业迅速发展，为了扩大办学规模，创造良好的办学环境，纺织部在山西榆次原学校的基础上选定在郑州建造纺织机械制造学校。1957年学校由山西榆次市迁至郑州，并更名为郑州纺织机械制造学校，是纺织部直属中等专业学校。1958年青岛纺织干部学校机电专业并入。1959年学校更名为郑州纺织机电学校，至1960年以前曾两次改建郑州纺织机械学院和河南纺织机电学院。文革期间学校停办。

　　1978年8月纺织部下文恢复郑州纺织机电学校。1979年3月，学校教师陆续返校。同年11月原郑州纺织机械配件厂恢复为学校实习工厂。1980年5月，学校升格为郑州纺织机电专科学校，学制三年，面向全国招生。至此，学校已成为规模为1600人，拥有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金属学与热处理、工业电气自动化、工业企业及拖动四个专业的大专院校。1981年至1986年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先后建成机电实验楼、阶梯教室、图书馆，并完成了实习工厂外迁，新的学生宿舍也破土动工，在这六年共投资1650万元。1987年国家教委批准在原郑州纺织机电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郑州纺织工学院，学校规模为3000人，实行本、专科并存，并批准同年招收本科生。1991年4月，由国家教委、纺织部及兄弟院校的领导及专家组成的办学评估小组对我院进行了评估。并对我院学士学位授予权进行审议。在评估合格的基础上，同年7月国家教委正式批准我院为学士学位授予权单位，首次在九一届本科生中颁发学位证书。1993年，为加大改革力度，适应高校改革的发展趋势，拟在九四级本科生中试行“学分制”。1994年，我院正式实施“攀登计划”与中国纺织大学、郑州工学院、焦作工学院联合招收硕士研究生。1996年，我院成人教育工作顺利通过合格评估。1997年3月，我院第一届联合培养研究生进行公开答辩，产生了我院实施“攀登计划”以来的首届硕士毕业生。1998年9月,学院正式改由国家纺织工业局和河南省共建。本年，学院原校办工厂改建为西教学区。 2000年更名为中原工学院。

　　 建校45年来，历尽风风雨雨，走过了曲折，坎坷的历程，以建国初期的中专，到八十年代的专科，本科，终于立身与高校之林。 在中专时期的近20年中，尽管道路坎坷，但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引下，全校上下 ，奋发图强，艰苦创业，先后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能上能下的具有实干精神的优秀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院抓住良好的机遇于1980年升格为专科，学校稳步前进，成效显著。1987升格为本科院校后，面对高校林立，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深知不进则退，全院教职工在机遇与挑战面前，努力推进教学及各项工作的全面改革。在教学改革中，积极稳妥地进行专业改造，增加热线，短线专业，开展多层次办学，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闯出一条新路。以教学改革为先导，推动全校各项工作改革措施就位。同时注重了国内外的合作与交流，派出去，请进来，先后与六个国家建立了有友好往来，以促进教学，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发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只有教育腾飞，祖国才能繁荣昌盛，民族才能扬眉吐气。我们深知办好一所工科高等院校，没有几代人锲而不舍的艰苦奋斗是不行的，历史的责任赋予我们在办学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少说空话，真抓实干，扎扎实实地开拓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