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浪漫主义时期诗歌:海盗船帆：物业税及其专制主义的统治秘密

中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投资与出口拉动，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之下，出口萎缩，还要拉动经济就只剩下投资这一手了。很容易想到，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将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其主要表现为物价的飞涨。在当今中国，通货膨胀首先表现为各地房价的飞涨。在沿海各大城市，普通集合式住宅的毛坏房每平米都早已上万甚至高达三四万，而一般人均月工资收入两三千元就算奇高了。也就是说，夫妻两人不吃不喝要攒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买下一套很小的房子。有人甚至计算出，在北京，一个人若想买一套90㎡住房，需要从1830年就开始攒钱。中国人均收入与房价之比早已远远超过任何西方文明国家。
       
       
       发展经济为什么要一般人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这是很难理解的一桩事情。在一般人们看来，如果经济不发展，房价就不会飞涨，可能买一套房子还要容易一些。回想十多年前，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虽然经济不如现代发达，GDP远低于今天水平，但房价之便宜，不及今天房价的一个零头。但另一方面，如果经济不发展，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承担维持社会稳定和保证社会和谐的高昂成本，也就是说，国家就维持不下去要被人推翻了。所以，国家需要发展经济的真正理由与一般人们生活毫无关系，它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所以，两相权宜，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要保证经济的发展。更何况为发展经济付出代价的只是一般人们，而国家及其500核心家庭却享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好处，只有他们才有强烈动机要去发展经济。
       
       
       作为一般人们，免不了要对高房价牢骚满腹甚至义愤填膺，却没有看到高房价的正面积极意义。高房价承受和吸纳了通货膨胀的大部分压力，使我们日常生活的其它方面侥幸躲开了它的影响。就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而言，还没有如房价那样成倍飞涨，这是我们可以暗中庆贺的大好事情。换句话说，是涨米价还是涨房价，大多数人宁愿选择涨房价。把这样的道理给群众和人民讲清楚，他们也就不至于喋喋不休总拿房价说事了。
       
       
       没有谁要想把这样的道理讲清楚，即使是真理部也多语焉不详，所以群众和人民才总是不明真相，双眼紧紧盯在房价上，眼巴巴望着房价能够迅速跌落。作为一般屁民，他们甚至还为压制房价向国家献计献策，其中征收物业税作为他们心中的锦囊妙计，对压制房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经提出就受到普遍的欢呼。
       
       
       物业税最初是由少数居心叵测的专家们提出的，因为其它外国都要征收物业税，所以他们建议国家也收。很多人都已看出，物业税确实能够极大的抑制房价上涨，甚至房价还会因此而迅速跌落。因为在中国，房产如其它财富一样，总是大量集中在最少数人手里。据官方媒体报道，仅是上海的一位处长就拥有城区里的29套房产，而山西一位科长则拥有北京的35套房产，而这两个地方是中国房价最高的城市。一般人们只有在他们不幸被双规之后才会知道这些具体事例，而作为一个普遍泛指的事实，则是家喻户晓和妇孺皆知。
       
       
       　　官员们将会是物业税的最大受害者群体之一，由于他们总是拥有大量房产，一旦收税，他们就将成为征收对象，这将增加房产持有的成本。如果成本无法赶上房价上涨的收益，他们继续持有房产就会成为一项亏本的生意，所以惟一的办法是尽快将房产出手。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大量房产同时涌入市场，将会严重改变供求关系，阻止房价的上涨甚至导致它的跌落，这样的道理就连最愚笨的人们都能看清。
       
       
       　　本来国家一直都有增税的冲动，更何况这一次增税还有这么多群众和人民的殷情期盼。征收物业税一方面可以说是顺应民情，对外显示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另一方面还可以极大增加自己的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但这一次国家却显得踌躇不定，毫无以往出台新税时雷厉风行的样子。任凭专家、群众和人民如何多年呼吁，总是无动于衷，原因何在呢？
       
       
       首先，如果征收物业税，国家自己就要成为征收对象。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国家是由大小官员构成的，代表的是官员的利益，官员才是国家的主人。易而言之，国家一旦人格化后，就成了官员的国家，不许一般人们染指。如前所述，由于官员拥有最多的房产，一旦收税，他们就将成为征收对象。也就是说，官员制定一种新的税种竟要从自己腰包里掏钱，这真是天下第一蠢事。所以，对于官员们来说，如果要收物业税，就需要制订出具体的征收范围，巧妙的把自己排除在外。
       
       
       重庆有一位官员曾向媒体谈了他所设想的收税办法，他认为应该只向高档房产收税，这也符合群众和人民的心愿。但在该官员嘴里的所谓高档房产，并不是按建筑产品形态进行划分。建筑学上对住宅分为集合式住宅、半独立式住宅和独立式住宅三种，而在一般人们看来，半独立式和独立式住宅就应归于高档住宅，如果向高档房产收税的话，它们就应缴税。但这显然不妥，因为官员们、特别是有权征税的大官们的豪宅大都属于半独立式或独立式住宅，这才是不按建筑产品形态进行划分的真正理由。
       
       
       　　官员提到按面积划分高档房产，200㎡以上的才能算着高档住宅。用面积来定义高档房产，姑且无论面积还有建筑面积、套型建筑面积、套内面积、实际使用面积等细分空间，表面看来，这似乎不错，也还算合理。但在官员嘴里，仅仅是200㎡以上还不能算着高档住宅，他还另外附加上了限制条件，那就是价格。除了面积在200㎡以上，购房价格也要在当地均价的三倍以上，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才应算着高档房产。如此一来，官员们即使住的是花园别墅，面积再大，也不能算着高档住宅了。因为官员们买房的价格，即使不算受贿，也会大大低于一般人们的普通集合式毛坯房，他们就这样轻松的把自己排除在税收之外了。
       
       
       　　国家出台物业税的意义在于：一是要收到大量金钱；二是阻止房价飞涨。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那就必须扩大物业税的征收范围，针对普通住宅进行征收。只有普通住宅数量最大，几乎占到了全部住宅面积的95%以上。如果把它们排除在外，也就收不到多少钱了。另外，就炒房投机者来说，他们也是主要选择一般普通住宅，因为普通住宅总价不高，市场需求最大，最易炒作成功。如果收税，就会迫使投机者大量退出，从而通过改善供求关系来阻止房价飞涨。但要向一般人们的普通住宅征税，也就涉及到本文要说的第二个问题，所以才让国家颇费思量。
       
       
       　　本来，中国就是全球税收最重的国家，根据他们自己的统计数据，国家的全部财政收入――包括各级政府的各种税收、国有垄断行业高额暴利、土地出让收入、行政收费、各种罚没收入等等――在07年按最高估算已达15.7万亿元人民币，占到了当年GDP的63.6%，其比例每年还在继续上涨。即使按较低估算也要超过10万亿元，其比例远远超过世界主要国家。数量恐怖的财政收入除了用于维持国家永远不被推翻之外，主要是被国家自身及500核心家庭消费掉了，很少被用于国民福利。而一般人们每年的工资总额只占到同年GDP的11%左右，且每年还呈下降趋势。对比一下世界各国，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比例都在60%左右，甚至更高，而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大部分用于国民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这样的对比，更能说明中国税收的负重。
       
       
       在西方国家，沉重的税收总是激起普遍的民怨，导致激烈的革命。深刻改变人类命运的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无一不是由于收税引起的。十七世纪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要收一种名曰“吨税”和“磅税”的新税，因为议会反对，他便直接解散了议会，并把议员关进伦敦塔。最终，议会组织了自己的武装战胜了国王的军队，并在1649年砍掉了查理一世的脑袋。十八世纪英国政府向北美殖民地收印花税，不料遭到了人民武力抗税。英国派兵镇压，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英国最后战败。由于隔着大西洋，英王乔治三世的脑袋安然无恙，但13个北美殖民地却宣告独立，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要想向第三等级收税，结果他们公然宣布国王收税为非法，还提出了政治权利的重大问题。国王用武力封闭了议会，而民众则进攻巴士底狱，闹起了革命。这次革命砍掉了路易十六的脑袋，把法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这三大革命为全世界人民确立了“没有代表权不纳税”的基本原则，并在文明国家里面得到了始终不渝的坚持。
       
       
       但奇怪的是，如此沉重的税收在中国却没有激起革命，是中国真的“国情不同”还是另有别的原因？而且中国一般人们大多并不知道“没有代表权不纳税”的基本原则，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选票还在何处，就居然可以向国家积极建言献策如何开征物业税。因为在他们看来，开征物业税能够促使房价跌落，只要有了这样一点点好处，他们才不管什么原则不原则。这一点和文明国家也有很大区别，在北美殖民地人民抵制英国茶税期间，英国运来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免税进口，让茶叶价格只有走私价格的一半。但北美人民认为自由比喝茶更重要，坚决抵制东印度公司的免税茶叶。在波士顿，他们把这些茶叶全部倒进海里。这两个事例极具可比性，最能说明自由的人民与奴隶之间的巨大差别。
       
       
       　　即使承担着全球最重的赋税，中国一般人们对国家加税或增税却普遍麻木不仁，漠不关心，不仅不会起来抗税，甚至还可以建言加税和增税。出现这种反常现象并不是什么“国情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传承三千年专制主义炉火纯青的统治艺术，这反映在税收上也与西方文明国家有着巨大差别。同样是收税，查理一世、乔治三世和路易十六征收和要想征收的都是直接税，如什么“吨税”、“磅税”、“船捐”、“印花税”等等，所以才会触发翻天覆地的革命。当今世界上，文明国家的政府税收无一不是以直接税为主，所谓直接税，就是直接针对个人的财产或收入征收的、不可能再转嫁给别人的税种，这包括所得税、物业税、遗产税、利息税等等。如果政府想要加税或增税，因为是直接从纳税人腰包里掏钱，就必须取得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同意。如果不顾他们的意愿去强行征收，只怕会落得和查理一世、路易十六一样的下场，所以没有人敢于尝试。而中国政府就有所不同了，它的整个税收体系设计从一开始就是以间接税为主，是针对财产的流转行为征收的、可以依次转嫁给别人的税种，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等，表面上是由纳税人缴纳，实际上加在销售价格之中，最终由成千上万的消费者承担了。也就是说，整个税收过程被隐藏在生产流通销售过程之中，即使税负再重，也让人看不出来，不管痛痒了。间接税使纳税人变成了植物人，而植物人是很难理解和接受任何监督、控制政府运作的宪政理念，所以国家的行为几乎不受任何控制，只要他们想要收税，收多少税；要想花钱，花多少钱，都可以做到随心所欲，如愿以偿。任何国家的存在都离不开税收，没有税收即使是中国那样夸口“红色江山代代相传”的专制国家连一分钟也维持不下去。但如何收税却大有讲究，对中国政府来说，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间接税，它是他们维持自己长治久安的重要法宝和秘密武器，其威力远远超过他们手中的警察和军队。
       
       
       　　在房地产行业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精心设计的税收方式。在国家收取的各项税费中，有土地出让金一项，它实际上是一次性征收的五十年或七十年物业税。物业税的征收对象本来应是房产业主，但国家却向开发商征收，再由开发商再把它计入房价之中，也就把直接税转化成为间接税，隐藏起来了，让人看不出来了。这对国家来说有三大好处，第一是人民的财富提前五十年或七十年掠夺到手；第二是化解了人民愤怒，让人民的愤怒情绪轻松指向了高房价和开发商；第三就是收税成本很低而效率极高。就他们来说，对这一手早已是驾轻就熟，极其娴熟，达到了艺术的境界。
       
       
       　　中国也有针对个人的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车船使用税、利息税、印花税等等，除了个人所得税之外，其余都比较轻微，尚能忍受，所以很少能被偷逃。但即使这样，如果国家提高税负，也会导致普遍反对，从而危及到和谐社会。例如北京市把车船使用税从原来的每年200元提高到480元，尽管绝对金额并不太高，但也因为市民普遍抗议，迫使国家默许最高五折的优惠。国家向个人征收所得税，并没有激起强烈反对，仅仅是因为大家心知肚明偷税逃税的潜规则普遍存在，纳税人以偷逃税的潜规则来替代公开抗税，代价较小。而国家也默认容忍它的存在，并没有大规模强行征收。国家的默许消磨了人们的反抗决心，国家与纳税人就偷逃税的潜规则形成默契，从而搁置了对国家合法性的质疑，国家的长治久安才得以维持。在房地产行业中，针对个人征收的直接税也在国家的眼皮底下大量偷逃，如个人售房要缴营业税，但只要把售房金额填得很低，就可以只缴很少一点税，甚至可以少到忽略不计的程度，而这一切都可以当着官员的面进行，也是得到了国家的默许。反面的事例就是江西南康，2009年6月，当地政府试图改变收税规则，强行向家具生产销售厂家商家直接增税，将原来每货车400－500元的通行税改为每立方200元，无论是厂家还是商家都没有办法将这成倍增加的税负转嫁于消费者身上，于是被逼得起来暴动。暴动的人民围攻政府大楼，摧毁警车，阻断了高速公路及国道。国家调动武装部队进行镇压，却因为暴动声势太大，镇压失败。国家迫于无奈，迅速妥协，废止了增税办法。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说明，即使在中国，国家拥有最强大的武装，征收直接税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国家只有软化立场，默许容忍偷逃税潜规则的存在，才能避免纳税人挑战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如果只是间接税，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事情发生了。所以，在合法性极度匮乏的专制主义国家里面，为维持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都只能是以间接税作为最主要的税源。
       
       
       在历史和现实中，直接税总是会引发许多事端甚至是翻天覆地的革命，这一点在中国并不被人们重视。而国家远比一般人们更加深谋远虑，轻易才不会去开征什么直接税。物业税就是直接税，尽管有所谓民意支持，但国家明白，一旦有事，这些所谓民意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也就踌躇不定了。如果真象有一种传说那样，只针对第3套或第n套房产征税，那就成了国家专门针对官员征税，因为拥有第3套或是第n套房产的大多是国家的各级官员，所以很少会有现实可能性。物业税一旦开征，就必须要针对最大多数的房产业主，才会达到敛财及降房价的最佳效果。否则就是穷折腾一番，而当今圣上的执政口号之一就是不折腾。但如此一来，国家也就为了眼前的一点便利而放弃了自己维持长治久安的重要法宝和秘密武器，那距离它分崩离析也就不远了。

 周小川心中的“池子”是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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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川行长“池子关热钱”的讲法引发很多猜想。我仔细看了一下周行长表述的原文“短期投机资金进来了，我希望把它放在一个池子里，而不是放到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去。等它需撤退时，将其从池子里放出，让它走。这样能在宏观上减少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
       周行长心中的这个“池子”是什么呢？
       央行11月10日晚宣布的“从2010年11月16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已经给出了答案。
       先前有很多人猜，这个池子是不是股市。这可能是脑子有问题的想法。
       资产价格上涨，进一步推动货币流转加快，什么是货币量、什么是流动性，流动起来才是货币量。
       如何不会冲击实体经济呢？
       中国银行信贷90%都是以人民币资产作为抵押品发放的。资产价格上涨意味着信贷条件实质性地放松。当然我们能用熟悉的信贷额度的管制强行把信贷速度压制住。
       但是银行体系内越来越多的闲余资金会被动涌向长期证券市场做配置，翻转过来又压低中长期利率，负利率加深又驱动着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深化。
       2003年以来，中国式通胀实质是由资产泡沫而驱动。
       货币超发－资产泡沫（楼市飙涨）－城市服务性价格快速上涨，服务中最大的成本来自的地价，因为地价驱动的人工成本的飙涨。
       城市生活成本快速地抬升－城市用工就有了涨薪的需求－城市工资的上涨意味着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上涨－而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是本世纪以来牵引着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性因素 。
       有人说热钱进来了，正好企业乘着资金成本低发股发债。这不是抱薪趋火吗？
       通过资产价格上涨来推动经济反弹，而不是经济增长推动的资产上涨，终究只可能是泡沫。
       现阶段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降温，主动减速。我知道很多人反对。
       我不觉得中国经济速度掉下来了是什么大不了事，真会和中国的就业关联上？中国经济的速度靠重化工，而那一块与就业关联不大。
       速度下来了，流动性潮水退去，中国的商品价格将大幅下跌，反而增加制造业部门竞争力。它们是活得更好，而不是更坏，有更多的机会雇佣更多的人，而不是被成本逼着用机器替代人工。
       当然中国的银行系统要付出代价。国内地价普遍被严重高估，可能被高估了数倍，而银行资产主要以土地的担保抵押。流动性冲击将导致中国土地市场崩溃成为银行体系的“幽灵”。没什么大不了的。前三季度四大行利润就高达4000多亿，当下上市银行的利润占到了全部上市公司总利润的一半，现在应该轮到它们为中国经济转型埋单了，而不是再挤压家庭来喂养它们。
       周行长心中的“池子”绝不是人民币的资产市场。
       其实没有多少可猜的，对于中央银行来讲，把热钱圈起来放到池子里，无非准备金和央票两类手段。尽管目前准备金率已经处于历史高位，高达17.5%，非常时期有非常之策，即便再往上提到25%，也不是什么太大不了的事。
       经济一旦降温，投机资金逐步退出时，慢慢再将准备金放出来，来平滑人民币资产价格的压力，避免经济失速而硬着陆，这或是宏观操作者的“深谋远虑”。
       对于新兴国家应对QE2最好的办法是紧缩而主动减速，减速是拒绝热钱最好的理由。
       新兴国家显然吸取了上世纪90年代的教训，筑坝挡水，巴西和韩国课外来资本税，印度加息。如此，美国QE2将和QE1一样起不到任何作用。
       美国的QE1 用了1.7 万亿美元，结果美国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增加7000 亿美元，在联储的多余储备(excess reserve)则增加1 万亿美元，资金并没有流向私人市场。因此，失业率仍然高企，除了金融业一枝独秀(有赖FASB 更改会计政策的掩护)之外，经济增长像雾又像风，似有实无。联储这次最多购买6000 亿美元国债，平均每月750 亿美元。而加上MBS(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按揭抵押债券)回流的资金，每月最多可购买1,100 亿美元国债。
       数据计算，过去12 个月中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共1.295 万亿美元，平均每月1,080 亿美元。
       美国QE2的的唯一功效只是补财赤。
       那些鼓励中国放水冲沙，与美国大打货币战的人是不怀好意的，是在帮伯南克和盖特纳。
       伯南克和盖特纳需要考虑的，如果新兴市场不接招，财赤无限度增加下去 会促使资金从国债市场抽逃，债务市场的崩溃将拖垮经济。美国将在货币战中一无所获，而最终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流动性“防洪”警报拉响——专访几位政府官员和著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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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9日起，央行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而成为今年以内第五次上调。种种迹象显示，尽管有关部门讳莫如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转向已近事实，流动性过剩的治理正在成为宏观调控部门核心工作之一。
       就此，央行最新表态出自副行长胡晓炼。11月23日，在央行货币信贷工作座谈会上，她指出，当前，“实现全年货币信贷预期目标面临挑战”，要进一步加大流动性管理力度，并明言“继续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安排货币政策工具组合，采取数量型工具和价格性工具以及宏观审慎管理的方式，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适度”。
       两年以来，从房价、油价、大宗商品，到黄金、珠宝、古旧家具、茶叶，一直到今年的绿豆、食用油、蔬果等等诸多领域和品种，流动性之“水”流到哪里，哪里的价格就“水涨船高”，“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效应使我国流动性问题，成为影响当前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一大“顽症”。
       因此，如何治理流动性，一直处在“两难”境地。有接近决策层的权威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当前，治理流动性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出于经济平稳发展的考虑，需要将流动性压下来；另一方面，加息收紧流动性，又可能吸引更多“热钱”进来，潜在加剧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房地产资金链紧张、银行系统坏账产生。
       这位权威人士表示，中国的流动性问题关乎中国经济能否尽早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要综合治理、统筹考虑，并且要有相对长期的考虑。”
       美元信用泛滥常态化
       对于流动性问题，华泰长城期货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彭弘在对比国内外期货市场发展状态和多项最新数据后认为，正是“量化宽松”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快、加剧，并使通胀和通缩快速转换或成常态。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详述了此番流动性泛滥的缘起：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为了保证市场上的充沛流动性，防止经济下行或停滞，纷纷推出低利率、宽财政和大投资的经济政策，甚至直接向金融系统注资，为大型企业融资。
       在此背景下，尤其今年来，发达国家维持并不断放大宽松货币政策，推动从美日等地以较低成本获得的国际“热钱”涌入亚洲、南美等新兴经济体，吹大了这些地区的资产泡沫。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4月至今年上半年，国际金融资本流入20个新兴经济体的年均规模达到575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国际游资78.6%流向亚洲国家。同时也迅速输入通胀预期。
       据估算，今年印度、俄罗斯和巴西通胀率将分别达7.9%、6.1%和5.0%。由于这些新兴经济体往往以资源驱动和出口导向为经济增长动力，对国际大宗商品的需求庞大而稳定，又反向带动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扬。
       “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可谓‘火上浇油’。”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吴念鲁告诉本刊记者，今年前十个月，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减少了2%，但是费用却增加了55%；原油与铜的进口费用，分别上涨61%与47%。在他看来，这正是国际热钱推高大宗商品价格，进而影响中国进口原料价格、推高中国通胀形势的明证。
       归根结底，吴念鲁认为，自从美元信用本位代替金本位以后，流动性过剩就已经是一个常态。特别是美国可以缺乏制约地发行钞票，必然出现世界流动性泛滥的问题。而中国国内流动性“小气候”深受这个“大气候”影响。
       中国投资模式驱动
       “当前的流动性过剩不仅仅是输入型的过剩，更多的还是结构性的，和中国经济发展结构的深层次矛盾有关。”国家信息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张茉楠向本刊记者表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采取投资出口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投资则需要大规模的信贷包括货币投放作为支撑。
       但是，这种模式极易带来货币的超量投放。一个直观的体现是，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远超GDP。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M2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0%；2009年，我国GDP总量为33.5万亿元，M2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0%。而在发达国家，M2比GDP则在60%上下，其中日本为89%。韩国和印度也仅约为100%。中国货币投放量之巨，可见一斑。
       在此过程中，尚不成熟的金融体系，助长了流动性的泛滥。当前，国内企业的融资行为，多为间接融资。缺乏金融创新的银行业，为了减少风险，倾向于将信贷投向大企业、大产业、大项目。张茉楠认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必然要求大量的货币投放，从而倒逼银行系统产生货币超发的内在动力。
       张茉楠发现，从1998年至2009年，中国企业平均利润增长率在30%以上，但是劳动报酬增长幅度尚不足10%，“资本过度地集中，就会有投资的冲动，就要有逐利性的驱动。比如说向很多资产部门倾斜，从而造成中国大规模的流动性积压。”
       当前，人口红利的逐渐丧失，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的泛滥。张茉楠指出，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面临着低要素成本的回补过程，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开始抬高，实体经济部门的盈利逐步降低，资本流向资产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温州很多企业已不再投资实体经济，而专门炒作各种资本品。
       长期从事国际金融外汇研究的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分析了流动性的传导逻辑。实体经济吸收流动性，一般情况下跟GDP是匹配的，多余的流动性就会进入虚拟经济。而虚拟经济泡沫破灭，流动性就会溢出，流向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本已不需这么多流动性，从而出现物价上涨。
       “进退维谷、快慢皆忧”
       复杂的流动性成因，使流动性治理极度复杂。种种因素叠加，造成当前中国流动性治理“进退维谷、快慢皆忧”的状态。
       吴念鲁表示，当前，治理流动性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某些因素造成中国还会新增流动性。比如，中国的顺差还在增加，外汇储备也在增加，外汇占款（中央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中收购外汇所形成的人民币投放）所造成的货币投放也会增加。另外，国外压逼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不绝，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则可能会造成流动性的进一步流入。
       另外，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仍在上涨，亦需相应的流动性支付。但另一方面，楼市和农产品市场存在的大量流动性，又形成了泡沫，政府需要通过诸如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强化税收等方式来遏制泡沫。吴念鲁因此认为，当前，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控制物价的难度加大。
       从经济周期来看，吴念鲁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确遇到了难题，即在“物价”和“就业”之间孰轻孰重。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要保就业，就需增加流动性；而从控物价的角度出发，则需要控制流动性。再加上一些国外不可控因素，流动性治理之难再度加码。
       不过，尽管治理流动性存在诸多进退维谷的忧虑，但是受访专家均认为，当前亟需遏制流动性四溢之势。
       “如果对当前的流动性问题置之不理，最终必然造成资产泡沫的巨大破灭。”以房地产行业调控为例，何志成指出，今年年初政府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其本质上即为流动性的管理，其背后逻辑在于，不能让房地产的泡沫变得太大。否则，如果房地产市场泡沫自行爆裂的话，其后果将极其严重。
       不仅如此，流动性治理的速度如果跟不上，亦有可能带来风险。张茉楠认为，“如果治理过慢，则可能出现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并形成路径依赖。一般而言，一旦进入通胀上升通道，通货膨胀就很难摆脱。当前，这种加速上涨的风险已经存在。”
       另一方面，受访专家认为，如果流动性管制过于严厉，亦不可取。比如，2011年中国经济存在发展速度放缓的隐忧，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风险值得关注。专家指出，如果让其资金链一下子断开，其对房地产业、地方政府以及银行系统造成的影响将不容小觑，“中国现在要在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短期风险与长期风险间有所兼顾。”
       眼睛要向远看，向外看
       “潮涌之时，当忧潮退。”张茉楠认为，“在流动性潮涌的过程中，中国是最先受淹的，如果潮水退去的话，中国也是最先露出头儿的。”其原因在于，和发达国家相比，在多年的全球贸易和金融分工中，中国一直处于低端，中国是全球价值的洼地，流动性的天然“蓄水池”。
       　她现在担心的是，一旦流动性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溢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再次发挥通货膨胀的“剪羊毛”作用，“一方面要警惕资产泡沫，另一方面要警惕美元。美元不会甘心现在的大幅度贬值，明年美元可能会有大幅度的波动，在涨跌之间获取资本利得和剩余价值。”
       为了应对此种风险，张茉楠认为，中国须在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渠道控制热钱，出手要快准狠，重拾当年香港金融局阻击索罗斯等“金融巨鳄”的经验；“短期内的热钱的冲击确实是头号大敌，应在香港全方位地阻击。另外，房地产渠道、大宗商品渠道、应重点关注。”
       “美元周期决定了世界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而美元的周期又依附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中国必须以高度警惕监控资本的流向，包括美国货币政策、经济政策的调整，甚至包括国际格局的演变。”张茉楠说，“中国绝不能仅仅眼睛向内。”
       她进而指出，流动性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涉及到当前各种力量的博弈、国家战略博弈，考验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智慧，“在当前阶段，发展中国家需要看清美国还有多少底牌，自己的底牌又在哪里，走一步棋看到长远。”
       从国内而言，张茉楠认为，欲根治流动性问题，首先就要打通投资渠道。此前，中国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一直不畅，若将其打通，储蓄将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而非银行系统。在此基础上，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实体经济。另外，还要进一步放开，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并加快推出国际板业务，将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支持资本走出去。从而既缓解了国内的流动性压力，又利于中国企业的国际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