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剧我们之中谁是凶手:所谓“名人”：权力制造，资本利用

所谓“名人”：权力制造，资本利用 作者：石勇 提交日期：2011-2-8 22:53:00 | 分类: | 访问量：3775 　　每一个“名人”的背后都有一个生产机制。余秋雨一开始就是体制的宠儿。王宝强、小沈阳是文化工业生产线上的产品。芙蓉姐姐、凤姐则是网络哄客、骂客心理排泄的沉积物。
　　
　　文化工业和网络可以制造明星和红人，政府当然也可以。在某些权力机构、网络、传统媒体无意识、无主观故意的“共谋”下，一种普通人暴得大名的另类方式，正在中国大陆兴起。
　　
　　2010年8月19日，作家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抓捕，理由是涉嫌“非法经营”。自费出版的《大迁徙》一书也被查抄。此书涉及到一些地方官员在移民上的腐败问题。
　　
　　“跨省追捕”、“因言获罪”一直是近几年中国的社会热点。此事一经媒体披露，即呈爆炸性传播效应。这种网络和媒体的密集性围观和抨击一可以使信息上达更高权力层，二同时也给整个权力机构造成了“合法性”上的压力。在权力机构的内部运作下，不到一个月，谢朝平被释放。
　　
　　谢朝平被释放并不意外。根据中国社会这几年的一个规律，凡是获得巨大网络和传统媒体声援的权力受害者，基本上可以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处理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谢朝平被释放后，立刻高调地现身网络和传统媒体，对整个事件的过程发出此前因被限制人身自由而缺失的声音。权力受害者的角色，无形中使谢朝平被赋予了一种反抗权力迫害的道德色彩。在网民的集体性反应中，他就像是一个正义的英雄，在受难中凯旋归来。
　　
　　与此相应，《大迁徙》这本此前只能自费并以杂志增刊的形式出版发行的书在网络上迅速爆红。在逻辑上，它显然蕴含了巨大的商机。
　　
　　“受难”具有一定的道德号召力。权力对作家的无端侵害，会使作家积累一定的道德资本和“人气”，古今中外皆然。在特定政治情境的安全线之内，这种道德资本和“人气”显然具备与商业资本交换的条件和机会，并被后者所青睐。有评论者指出，谢朝平是政府炒红的，可谓一语中的。
　　
　　在当下的中国，政府当然不会刻意地去炒红谁。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对地方官员的利益和地方的“形象”极为敏感的地方权力，总会在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中去成全一些原本也不想依靠政府炒作出名的普通人。
　　
　　在一种对自身权益的普遍担忧中，网民赋予受难的谢朝平以道德光环的运动还未结束，另一个“因言获罪”的版本又刺痛了社会的神经。2010年9月26日，广东东莞警方跑到广东佛山，“跨市抓捕”了一名网名为“天涯蓝药师”的网络小说写作者。理由是，“天涯蓝药师”所写作的《在东莞》一帖涉嫌传播色情淫秽罪。此帖因描述东莞桑拿行业的一些内幕，而在网络上引发了超过两百万的点击。
　　
　　熟悉这几年中国社会网络围观和“媒体维权”故事的人已经不需要想象：整个事件的过程和谢朝平事件如出一撤。在网络和传统媒体的压力下，前有谢朝平之事引以为鉴，后有广东省公安厅的开明、干预，“天涯蓝药师”很快被释放。然后，他像谢朝平一样，以名人般的姿态现身于网络和媒体，并拥有了此前他作为《在东莞》一帖的作者不可能拥有的道德光环。同样，《在东莞》这个未能通过几家出版社三审的三流小说，点击量迅速飙升过千万大关，具备了作为一本畅销书的市场潜力。
　　
　　“天涯蓝药师”基于某种策略或默契对东莞警方表示了感谢。但网友的这句话可能更切合事件的本质：他迅速蹿红，应该感谢东莞警方。
　　
　　谢朝平、“天涯蓝药师”事件无疑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个研究在网络时代，中国社会舆论生态、权力生态和权利与权力博弈的经典性文本。但这个荒诞性的逻辑无法被忽略：一些普通人和原本成名很艰难的人，却可以通过权力对自己的侵害来改变命运。也就是说，在权利与权力博弈的某种微妙格局中，“受难”本身成了成名并获取社会资源的一个必要途径——尽管它不是当事人有意追求的。
　　
　　当然，这里面有着很大的风险，鉴于网民和媒体的聚焦总是一种稀缺资源，“受难”本身必须对社会心理具有高度的刺激性，并且不触动政治禁忌——甚至还需要满足这一条件：在权力上层干预而推动事件符合公众的期待进行处理时，留足论证权力体系合法性的空间。在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中，“青天形象”是底线。而基于地方权力捣乱给整个权力体系合法性造成的焦虑，“受难者”在有的时候甚至可以得到关照和补偿。
　　
　　而同样，市场基于对商机的敏锐，也会对这类政府炒红的“名人”进行争夺和利用。
　　
　　把这一逻辑昭告天下的，并不起自谢朝平。在追溯的可能范围内，就影响力来说是邓玉娇。
　　
　　“刺官”事件平息后，邓玉娇似乎已经销声匿迹。然而，媒体经过调查披露，邓玉娇已因祸得福，被特殊照顾进入湖北恩施电视台。正如她当初是否可以去“读博”引发争议一样，她是否具备在电视台工作的能力，小范围地引起了一种公正的焦虑。但这一争议，因邓玉娇的受难者形象而显得并不理直气壮。
　　
　　可以确认的只是，上层权力的启动和对事件的令人满意的解决，在某种程度上为邓玉娇改变命运提供了此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机会：上层权力的高度敏感已经把她的命运和权力合法性在某种意义拴在一起，在官方可以控制很多资源的情况下，她进入电视台工作，以及受到其它方面的照顾，显得顺理成章。
　　
　　或许罗彩霞的命运最具戏剧色彩。她的故事和“穷二代”被“官二代”挤占、侵占本属于他们的生存机会和社会资源的一个个微观叙事一样，透着浓浓的悲情。2010年5月，事隔一年后她出现在公众视野，传递了一个官司一年仍未开庭的消息；2010年8月，她如愿以偿地获取赔偿，与冒其名字上大学的侵权者达成和解。而没过多久，就听到了她已经被成都电视台录用的消息。
　　
　　毫无疑问，假如排除“受难者”的身份，邓玉娇的命运改变将在当前中国引发普遍的质疑，而仰赖于“大学生”身份，罗彩霞或将平淡无奇。说她们修成正果，是政府或社会对她们作出一定的补偿是不得要领的。在她们身上，以及在谢朝平、“天涯蓝药师”身上，一种隐秘的逻辑已经得到清晰的表达：权力或资本会利用任何具有某种“号召力”，或契合社会心理而成为某类现象的一个象征的“名人”。在他们身上，最简单的逻辑构图是：政府炒红，权力或资本利用。网民和媒体为他们的权益呐喊，不仅还原了他们的权益，而且让他们改变了命运，或为命运的改变积累了人气和道德资本。
　　
　　这当然并不令人沮丧。但有理由指出的是，一个人在这种“政府炒红”后的命运改变，和他被文化工业炒红，以及网络炒红后的收益，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它们的逻辑一样：资本会利用任何“名人”，因为它最大限度地追求注意力资源和号召力，而权力基于形象打造的需要，也与时俱进地对市场，以及抽象的“公民社会”招手。另外，对于“名人”来说，以名气交换其它的社会稀缺资源，既是一种本能，也无可厚非。
　　
　　很难说得清邓玉娇、罗彩霞、谢朝平、“天涯蓝药师”这些人的命运变迁会对中国社会作出何种示范，也很难预测接下来，权力或资本对“名人”的利用会将安全线扩展到什么地步。但公众、权力、资本在人的权益被侵害时，只是在重复制造“名人”然后又利用、从而使“名人”改变命运的故事，则肯定让人不安。如果关注就是一切，那么，绝不可能是公众笑到最后，因为权力和资本诉求的恰恰只是稀缺的“名人”，而权益可能被侵害者，则无以计数。
　　
（原载《凤凰周刊》）
#日志日期：2011-2-8 星期二(Tuesday)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