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力怕的综漫之旅:县委书记自称压力大睡不着觉 是“高危职业”

“以前当县长的时候是‘没时间睡觉’；现在当了县委书记是‘睡不着觉’”。发展经济的压力，使他们时刻处在一种上紧发条的状态

到今年1月，蒋建明任沭阳县委书记刚好满两年。从2002年4月被省里选派到宿迁市任职起，他在沭阳县工作了近9年。“来的时候，儿子刚上初一，现在都已经大四了。”他笑笑，摇摇头。

从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到县长，再到县委书记，蒋建明亲历了这个苏北欠发达县的巨变。“沭阳是江苏人口最多的县，而在15年前也还是全省最穷的县，名副其实的江苏‘省尾’。”

2010年的成绩单，足以让沭阳县扬眉吐气：全年完成一般预算收入逾26亿元，实现两年翻番，跃居苏北23个县（市）第一位、全省50个县（市）第十五位。沭阳成为苏北的“领头羊”。

蒋建明坦承：他这个“班长”，时时刻刻感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自己的思路、素质、能力、水平，对于一个地方的发展，影响不小。尤其是对于沭阳这个发达省份的欠发达县，更是如此。“所以一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和沭阳的乡镇和部门“一把手”座谈时，他们对蒋书记的感情是复杂的，内心很佩服他，但也有点怕他。“感觉他时刻拿着鞭子在后面抽！”一位干部说。

对于干部，沭阳县有一套堪称严厉的考核体系。在沭阳，当懒官、庸官、太平官是绝对不行的。就在这一两年中，沭阳县就有6名县乡机关“一把手”、9名副职干部、26名中层干部被免职、降职或交流，原因就是在考核中没有过关。

“有苦头，有甜头，有干头，有盼头，有奔头。”蒋建明这样总结担任县委书记的感受。

记者跟踪采访的几位县委书记，几乎都是这样一种时刻上紧发条的状态，心里想的最多的还是发展。

“处于‘白加黑’、‘5+2’的工作状态。”广西荔浦县委书记罗永东说，“以前当县长的时候是‘没时间睡觉’；当了县委书记是‘睡不着觉’。”

压力大——这是县委书记们的共同语言。

跟随河南巩义市委书记李公乐去企业调研的路上，发现他一直眉头紧锁。原来，用电紧张的问题困扰着他。

“我们这几年在节能减排方面，先后关闭了50多家小水泥厂和近百家小火电厂，但一个大型火电厂项目都没上。”李公乐很是焦急，联系供电部门了解情况，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停电必须通知到企业，确保生产安全，要首先保高科技企业，压耗能高、污染企业和税收少企业。尤其冬季用电高峰到来之后，要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农业生产及抗旱、医院、学校等涉及民生的用电。”

此前，李公乐多次跑北京，找到国家有关部门，一是在建设电厂的问题上请求国家政策支持，二是找专家学者帮忙分析国家政策，剖析一下巩义转型之路怎么走。“发展速度不能慢下来，但是，发展方式转变同样刻不容缓，两篇文章同时做，压力确实不小。”李公乐说。

“对县委书记而言，县域经济发展的压力，仍然是最大的压力。”湖南衡南县委书记周千山说，“兄弟县市都在你追我赶，大踏步前进，稍不注意，就要被甩在后面。地方经济发展不起来，不仅财政吃紧，老百姓的钱袋子也鼓不起来，为政一方，不能造福百姓，于心有愧。”

“权力”的背后，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压力：发展的压力、社会稳定的压力、抵制腐败的压力……有人慨叹，县委书记也是一种“高危职业”

在荔江桥头防洪堤上，罗永东停下了脚步。

“这是自治区中小河流治理工程中的荔江防洪堤，两头都修好了，就差那一截，遇到了征地补偿矛盾，拆迁工作很不顺利，县委县政府不知道做了多少工作，就是说不通。虽然法院已经判决要强制执行，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难度，所以按计划本来应该完工的项目，现在还只能停工。”他盯着不远处一片破砖房，陷入深思。

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二者的关系，罗永东有自己的理解：“就像跷跷板的两头，一头按下去，另一头就会跷起来，如何做到平衡，那需要高超的艺术。”

如果说发展的压力、考核的压力是有形的压力，那么，对于县委书记而言，更多的可能是这些无形的压力。

当了4年多的县委书记，周千山被群众堵门的事情也有发生，且不止一次。就在记者跟随他出席县重点工程建设协调指挥部指挥长会议的途中，他接到一个老上访户的电话。在会议室门口，周千山和他作了简短的交谈。

“不同的问题，总有妥善的解决办法，只要心头装着群众，跟群众打交道也并非那么难。”周千山说。不过，他也坦承：“新形势下做群众工作，遇到了很多新问题，虽然我们也在努力，但总觉手段不够，还需不断学习。”

“不做事，没矛盾；少做事，矛盾也少。想做点事情，就必须想办法破解难题、化解矛盾。”蒋建明说，“有人说，没事就是本事，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这种认识其实是一种误区，可以说是一种庸俗的哲学。”

在外人看来，县委书记权力很大，最大的权力，莫过于干部使用。不过，周千山认为，使用干部既是权力，也是压力。“一个县的领导岗位总是有限，但干部中有想法的人太多。用准人，用对人，让方方面面都服气，对县委书记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

周千山任县委书记期间，衡南县只大规模动过两次干部，每一次动干部，对他来说都是“煎熬”。“一个位子空出来了，起码有8到10人来争。”

时间长了，他琢磨出一个办法：但凡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先通知那个“被推荐”的干部来谈一谈，这样，很多人没有底气就不敢来；第二步，如果真的来了，先向他讲清楚用人的政策，同时让对方好好努力；对于少数非常“执着”的，还有第三步，让组织部门取来干部考核表，找到此人的考核位次，让他自己说是不是符合条件，这下他无话可说，举荐他的人也知难而退了。

2009年沭阳县机构改革，调整100多名干部，没有出现一个“上面”打招呼的情况。

“的确，县委书记要想发财，门路很多，但犯错误的几率也大，自己稍一放松，就有可能‘栽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县委书记是个不折不扣的‘高危职业’，关键看自己如何把握。”周千山说。

2009年，周千山的母亲去世，尽管千方百计“封锁消息”，但消息的传播速度，还是超过了他的预料。前来吊唁的人，总会在临走时递上一个信封。“我一个个打招呼，一个个退掉，追悼会那天，我的嗓子已经嘶哑到基本上说不出话了。”

回忆起母亲，周千山总会说这样一句话：“她是一把‘好锁’，家里来客，由她挡着，一般人绝对进不来。”

“最重要的是出于公心。”东港区张永霞说，2006年，东港为解决教师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公开招考120名老师。当时，她要求负责考试的同志以身作则，公开、公正对待每一名考生，其间，有一个熟人的孩子参加考试，想让张永霞帮忙，被她婉言拒绝。

县委书记有时也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对家庭、对孩子心存愧疚，对媒体的指摘也感到委屈……不过，“发展一方、造福一方”始终是心中不变的信念

罗永东的家可以用“四分五裂”来形容：自己在荔浦，爱人在临桂，父母在平乐，儿子在寄宿制高中，女儿在寄宿制小学。全家人很少有时间聚在一起。现在儿子高三了，女儿小学六年级，都面临升学，一直都忙个不停的罗永东却没有时间多陪陪孩子。

“现在给儿子打电话，除了问问学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平时相处得太少，沟通起来都有困难了。”对孩子、对家庭，罗永东心里满是愧疚。

“工作中的强者，家庭中的弱者。”这是很多县委书记对自己的评价。“这么多年了，我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家庭了！”罗永东说。

不光是家庭的弱者，很多县委书记觉得，面对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他们也是“弱势群体”。

2008年，为了做旺衡南新县城的人气，衡南县委、县政府要求全县机关干部带头“三搬”（搬人、搬家、搬心），没想到引发网络热议，周千山还因此被一些网民送上“三搬书记”的称号。当时，周千山也感到过困惑、不解，如今，周千山早已释然。“当时网络舆论确实有压力，但从现在新县城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决策没有问题。”

在他看来，现在社会舆论，尤其是在网上，对县委书记群体的评价有时不免有些片面。“县委书记出问题的有，但不能因为少数人而把县委书记一棍子都打死。”周千山说，有时看到或者听到对县委书记的不公正评价，心里会有一种受委屈的感觉。

其实，沭阳这几年也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比如，坚持把“忠于配偶”等个人品德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范围；完不成经济发展目标，乡镇和部门“一把手”降格为“代理”……网上搜索一下，报道很多，而且不乏负面评价。

对于舆论监督，蒋建明现在平和了很多：“很多事情其实都在探索中，得到媒体关注，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解读，我觉得都是件好事，都能促进我们的工作。当然，对于一些事情，媒体如果能宽容一些，能多给我们一些时间，然后再作出结论，那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发展的压力、稳定的压力、舆论的压力，这些其实都不可怕，最大的压力，还是‘本领恐慌’，时刻都有一种危机感。”张永霞说。每天晚上临睡前，她都要看看书、翻翻报纸。“读书不仅增长知识、提高能力，更重要的是把心静下来，理性为民执政，理智做人做事，不辱发展一方、稳定一方、造福一方的使命。”

“以前我在欠发达的县任县委书记，是我们追别人，稍微发展就能看到成绩；现在是河南发展最快的县级市，是别人追我们，怎么发展也觉得跑得不够快。”李公乐说。到巩义市任职前，他曾在国家级贫困县濮阳县当过8年的县长和书记，之后又在新乡市担任4年的副厅职务，他自己也没想到又转到县委书记岗位上。

对于县委书记的岗位，李公乐有自己的理解：县委书记能够直接面对基层，能够协调各种具体矛盾，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县委书记是联结上级党委政府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桥梁。“基层党委政府需吃透中央精神，更要了解基层实情，实现中央政策和基层工作的无缝对接，保证中央政策在层层下达过程中不被消解和异化。”

“我总觉得，县委书记这个岗位是最能施展抱负的，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干事创业、造福一方。”李公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