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苏州重点高中排名2016:关于福主信仰与移川孝感乡民冒籍问题 - 历史学 - 天益社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8 16:17:58
关于福主信仰与移川孝感乡民冒籍问题
村学究
【关 键 词】
黄州 麻城孝感乡
福主信仰
移民
寻根
冒籍
【内容提要】
在湖广填四川的移***动中，移民之众当推湖北，而湖北填川之民中，称来自麻城“孝感乡”者比比可见。对此现象古今不乏见疑者。本文以福主信仰事象的梳理陈述，试图破解“冒籍” 问题之谜。
【正 文】
历史上麻城及孝感乡民迁徙有二个主要流向，一是向省内周边州县移民，二是向四川移民。另还有少量向云、贵、陕、豫、湘等地移民。孝感乡民向四川移民多，颇受质疑，这说明入川之民以“孝感乡”为旗号者，其中必有讹称“孝感乡”籍者，或谓其“冒籍”。
本文以黄州、麻城本土福主信仰事象的梳陈，首次以民间信仰风俗用来破解“冒籍”问题之谜；所谓“礼”失而求诸于野是也。陈述未必得当，权当抛砖引玉，以就教于方家。
福主其人其神
张七相公又称帝主、土主、福主、紫微侯。
传言张七相公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据光绪《麻城县志》载：“旧志福主神，宋时西蜀壁山县张氏，行七，世称张七相公。其先人官大理评事，母杨夫人，崇敬三宝，喜施济，因是诞神。神生三月能言，七岁通诗文，尤好元理。有神人见而谓之曰：此子有夙因，应以童身证道显法。於楚年十七历游至麻城，见民间多淫祠，尽毁之。祠主诉官，系狱三年。值狱中火灾，神自知厄满，当出使自邑令，以能襄解释之。跨乌骓，执朱梃指火，火灭。遂西行至相公桥，人马飞升，望者见其止於五脑山，遂立庙山麓以祀之。岁苦旱潦祀之必应，民有疾厄祀之必痊，湖山险阻呼之必安，嗣续艰难祷之必吉。远近朝谒者无虚日。宋封紫微候，明封助国顺天王。国朝嘉庆敕加封灵感二字。凡麻城之都门会馆，暨渝城、宜昌、沙市、汉口等所在城镇，会馆皆以福主为祀。”由是可知福主信仰起源于宋代。神祗称为相公者实为鲜见，称有身份者为“相公”，是宋时的称呼习惯，也是对被称者的尊称，如话本《西湖三塔记》就说：“有一人是岳相公麾下统制官，姓奚，人皆呼为奚统制。”称岳飞为“岳相公”在宋代亦是惯例。从称呼可知福主信仰起源于宋代无讹。
另有版本称张七亦为商贾。“帝主张公名七。相传为初唐时四川壁山人。七岁好道，弱冠弃家至楚经商，以毁淫祠事，系麻城三年。梦受紫微法。岁旱，通霖，大灾熄火。明万历加威灵显化封号，清同治加灵感普救封号。麻城人尊为帝主，迁蜀者亦崇祀之。旧塑神像于三圣座侧，光绪中增修正殿于后，而以前殿作拜殿，始奉帝主像与三圣同竟。”[1]
又有称张七相公系“三国时西蜀车骑将军张飞转世”， “母杨夫人诞时，梦张桓侯人室，七星呈瑞，遂名瑞。” [2]
张瑞由人而神，又有历朝敕封，已俨然为一方正神，接受一方香火，庇佑一方人民。嘉靖时人梅国祯《募修五脑山墙垣序》称：“土主，邑福神。……民有水火、疾病、盗贼之警，辄呼神求福，神辄随所呼应之。或邑人寓他郡邑，及他郡邑人有水火、盗贼、疾病之警，亦辄呼求福，神亦辄应 ，由是天下之人皆知邑有土主神最灵也。”[3] 张瑞被尊为福主，还因他有兼济天下的博爱精神。
福主祠庙在麻城西北五脑山，“四峰环拱，中峰独峙．神祠据焉。”[4]以五脑山为主庙，福主之祠庙广布县境，如：县西门外相公桥土（福）主庙、白果镇福主庙、木子店杨梅村福主庙 、墩阳土（福）主庙 、袁家河万家岗帝（福）主庙，沙井帝（福）主宫、东宜市福主庙等。
同时，福主祠庙又扩展到鄂东地区（相当于古齐安郡、黄州府辖地）各州县。如：黄冈县 “相公庙”帝（福）主宫 [5] ； 蕲州云林宫（在胡家凉亭）“祀张七相公，即麻城所称 盖天帝主是也”[6]；英山帝（福）主庙 [7]；黄梅福主庙为黄姓公建 [8]；大冶土主庙 [9]；从麻城分置的黄安县土主庙“在东关外，岁春秋二仲移祭，爵三、祝版一、帛一、羊一、豕一，行二跪六叩礼”[10]。蕲水（今浠水）福主庙 [11]；在浠水县策湖区。相传昔年外来商人多乘船来此地，为祈求神灵保佑而修福主寺和万年台。台系砖木结构，歇山重檐，白石为基。台前横梁浮雕二龙戏珠，柱挂楹联：“八角妆成，宛尔君臣父子；一声鼓出，居然儿女夫妻。”据传此联为进士胡坦斋撰，其学生乾隆年间翰林潘绍经书。台正中壁挂十六扇人物故事彩色瓷屏，乃景德镇瓷商于道光四年(1824年)所赠。上下马门额书“去往”、“来今”。台顶藻井绘八方盘龙，谓之“八封龙楼”。台前为斜坡地势，辟为可容万人观剧之场，后面观众视线不受阻挡。场地周围植梓、栎、枫树，巨枝参天，交相扶掖，构成天然凉棚。福主乡临策湖，滨长江，与黄梅、黄冈、红安、蕲春、蕲水、广济(今武穴市)、罗田、麻城等地商路相通，并与安微、江西一帆相连。每年3月15日财神会、5月12日关帝生期、8月14日福主寿辰，远近乡民皆来朝拜，农工商贾到此交易，商家集资接班唱戏，并抬福主和关帝像到戏场“看戏”。浠水县福主庙香火之盛不在麻城五脑山帝主庙之下。
由于黄麻之民对张七相公的崇举笃信，福主便成为鄂东地区共同信仰的区域性神祗。
麻城五脑山帝主庙属全真派道观。据研究道教人士介绍，“帝（福）主”即“三元大帝”，或称“三官尊神”。“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道教以天官为“上元一品九气天官紫微大帝”，“总主上宮诸天帝王、士圣高真、三罗万象星君”；地官即“中元二品七气地官清虚大帝”，“总主五岳帝君并治二十四治山、九土地皇、四维八极神君”；水官即“下元三品五气水官洞阴大帝”，“总主九江水帝、四渎神君、十二溪真、三河四海神君”。由于三官分别“总主”“诸天帝王”、“五岳帝君”、“九江水帝”，为天、地、水诸“帝”共同之“主”，故名“帝主”。依三官官品高低论，天官“一品”，理应居中为主神；地官、水官分别为“二品”和“三品”，自应分居在两则为配祀。由于帝（福）主地位崇高，各地修建之帝（福）主宫，帝（福）主神殿和法座均配祀地官、水官。[12]
楚黄之民信仰“三官”并将“天官大帝”奉为主神，这与“三官”的职掌有十分重要的关系。据记载，“地官”职掌“赦罪”，“水官”职掌“解厄”，拜他们可以消灾免难和改过自新。而“天官”则职掌“赐福”，拜他不但可求功名富贵，延年益寿，而且可以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因此，楚黄之民迁徙之处便建有帝（福）主宫，因而在鄂中、鄂西南乃至云、贵、川等地，有楚黄之民处便有帝（福）主宫（或称齐安会馆、黄州会馆）。于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楚黄之民，期盼对帝（福）主“天官”的祭拜，能给他们来功名富贵、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祭神如神在，他们的一切美好愿望和梦想，都寄托在这位职掌“赐福”的张七相公身上！
福主崇拜：移民者的籍贯身份证
因战乱造成人口的巨量损失，狭乡之民纷纷流向宽乡。“麻城过籍”是在元末明初大规模战事平息后进行的，与湖北填四川平行推进，几无先后之分。麻城之民迁往毗邻州县耕垦，不仅使战乱后大量流失人口得以恢复，而且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最为缺乏的劳动力。如同治《汉川县志》记载说，自元末兵燹以来，“川沔一带，烟火寂然，至明初仍是土旷赋悬，听客户插草立界。”道光《安陆县志》说：“兵燹以来，晨星而列雁户者又几何，闻之父老，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城东有老户湾屋数楹，而无其人。鸟兔山之阴穴以处者几人而无其庐舍，徙黄麻人以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干余口。”孝感乡民在省内的迁移名之为“麻城过籍”。
现在的云梦人很多是明朝初年迁入的垦殖者的后裔。族谱反映，明初洪武年间的大批移民，或是“麻城过籍”至鄂东北后又迁出扩散，或是江西移民从江汉湖区辗转入境。[13]
“麻城过籍”一词迄今并无权威的解释，只能望文生义，理解为从麻城籍贯迁移过来的丁口，或从麻城迁移过来的人。方志资料亦认为，洪武年间，因“经元末之战，此盖战场也，戎马蹂踏，化为兵火之墟，而无复畛畦之迹”(同治《应山县志》)，境内几无人烟。据本县流传的族谱所载，其始祖均于明朝上中叶由外地迁入，大部分为麻城移民，他们插草为标，划地结庐，劈山开田，筑园树桑，认贡纳赋，子孙繁衍至今。民间所谓“麻城过籍”，即由此而来。[14]
所谓“麻城过籍”大抵如此。
“麻城过籍”者来到人地生疏的异乡，自然也会带来庇佑他们的神祗——福主张七相公。如：
孝感人还在神龛上供着“麻城土主，张七相公”的神位，以示自己的祖籍在麻城。[15]
明洪武初，徙黃(陂)麻(城)人充实之。于是凡麻城过籍来者，均于堂屋塑土主张七相公祀之。
[16]
民居堂屋龛中供奉的神位，既有天地君亲师、历代高曾祖，也有九天司命、七曲文昌、赠福财神、麻城土主。[17]
同治十一年的《安陆县志补》卷下《庙祀》云： “张七相公者，相传为麻城县人。余尝闻之先辈云，明洪武初徙黄麻人实德安编户七里，所以乡曲风俗多有于寝堂神龛前塑土主像，尸祝之者，盖不忘麻本云。”光绪《应城县志·杂类·摭遗》：“乡俗除夕改换春帖，例于神主左右题麻城土主张七相公，不解何故。或指为二人 ，非也。考《通志》云神姓张，行七 ，逸其名，故称张七相公也。传宋西蜀人，初游历麻城 ，见沿村多淫祠，毁之，系狱。邑有火灾，……遂至县西北五脑山，人马俱化去。”
孝感县杨店驿乔家湾《乔氏族谱》卷一载，其先祖成德公于洪武四年率族从麻城孝感乡迁至孝感县，“村内各家神主旁，有麻城土主张七相公神位。相传前明在麻城时，倭匪滋事，土豪乘机抢掠，赖张七相公保护得全。感其德，至今供奉维虔。”
鄂州市竹桂堂周氏始祖文图公元季由江西迁湖北麻城，又由麻城迁武昌县(今鄂州)洪道乡。周氏迁鄂州的第四世祖先分别选择“雪昙庵”和“水月庵”两座寺庙所在的地方定居，逐步形成了两个家庭群。除了对两庵佛教神灵的信仰外，自麻城迁鄂州的周氏宗族还保留了在麻城时对“张七相公”的信仰，围绕着“张七相公”也形成了一个家族群落。随着后世子孙的繁衍散居，这些信仰渐被一些家庭遗忘。数年前，水月庵周氏所在的上周湾，对张七相公的信仰和祭祀也在恢复中，附近周氏的一些家庭也加入到这一信仰圈中，参加他们定期组织的“相公会”。[18]
关于“麻城过籍”的传说，在鄂东北地区广为流传，而老孺皆知的是“闯麻城”。
“闯麻城”是鄂东北一带流行的一种竞技性的儿童游戏。
这种游戏的玩法是：一群小孩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然后相向站成横排，各排用手拉成人墙，由一方先齐声喊叫“天上雾沉沉，地下闯麻城，麻城闯不开，河那边的哪个敢过来？”对方回应，接着一人出阵，用力冲向对方人墙，冲破了人墙，就可以为本队赢回一人；冲不破，就被对方留住，最后以一方赢对方大多数人为胜。这种竞技游戏，要求善于把住时机，选择好突破口，否则难以取胜。
传说这种游戏起源于元朝末年朱元璋在湖北与陈友谅的争战。当时朱、陈大战时，杀得湖广遍无人烟。百姓舍家奔逃聚集到麻城。不久，麻城也被朱元璋大军围住，形势十分危急。玉皇大帝不忍生灵涂炭，派张七相公来救麻城人的性命。张七相公坐在麻城的城墙上，身子足有近八丈高，脚穿两丈五的大草鞋，伸到护城河里戽水玩，手里拿了一根三丈长的旱烟袋吸烟。
兵士看了赶快报告朱元璋，朱元璋一见惊呼：“好大人，好大人（好大的一
个人）！”张七相公一笑：“我是小伢，我家大人还在家困瞌睡（睡觉）呢！”朱元璋一听，倒抽一口凉气，急忙撤兵，麻城就这样保住了。
“闯麻城”这种游戏多为男童参加。《闯麻城》儿歌还另有版本，如：
“天上一朵云，地下闯麻城。麻城闯不开，带个小伢来！”
“天上满天星，地下闯麻城。麻城闯不破，是个孬家伙。”
汤一介主编、高丙中所撰《民间风俗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390页）亦有记载。
闯了麻城“吃麻糖”。 据说是元朝末年战争频繁，一次麻城被围时，守城军民来不及做饭，吃麻糖增加体力保住了城池，后来移民迁居到孝感，麻糖流传至今，名传大江南北，是民间的馈赠礼品。
笔者孩提时代虽生活在武汉，与小伙伴们玩“闯麻城”游戏的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可知“闯麻城”游戏并不仅仅流行于鄂东北。
传说麻城解围后，百姓迁居各处。当时孝感一带是一片荒芜之地，第一批人在年前迁来；第二批人在年三十晚上迁来；第三批来的人已过了年初一，好的地方都让前两批人占住了，只得在柞刺林里过年。至今孝感还有很多湾子叫张家刺林、李家刺林的。还有的人迁来时正逢下雨，就戴着斗笠吃年饭，
这种习俗也世代相传。[19]
因为麻城是这些移民的老家，所以孝感俗语将睡觉做梦说是“到麻城去了”。孝感人还在神龛上供着“麻城土主，张七相公”的神位，以示自己的祖籍在麻城。
福主信仰随着黄麻籍人的迁徙，在湖北各地也广有传播。如偏远的鄂西施南府治恩施县帝主宫，在县城北门外碧波峰之麓建有帝主宫 [20]；巴东帝主宫，“在治东半里，乾隆年建
，道光十八
年邑人孟大志等集资重建”[21]；咸丰“地主宫在西门外，一在忠堡”[22]；利川帝主宫在北门外 [23]。
鄂西北郧阳府辖各县亦皆有黄州会馆。如郧县黄州会馆（座落在黄龙滩镇)，是清代湖北黄州八县(黄安、黄梅、黄冈、蕲春、蕲水、麻城、罗田、广济)商人来郧经商的同乡所建。[24]
最偏远的郧西县也建有黄州会馆[25]供奉福主。
鄂省各府虽建有帝主宫，但已不同于孝感地区麻籍移民家祀福主，而是立庙公祀福主，建祠庙者且多为黄州府属各州县商贾之民。
游戏与传说、福主的祭祀形式，反映了古代麻城(孝感乡)的移民流徙情况，对于今天鄂东及鄂东北地区尚存的许多习俗来说，张七相公的家祀无疑是移民者的一种籍贯身份的证明。依“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古制，只有麻城土著和认同并皈依这方热土的新移民，才会奉祀福主张七相公，并以“不忘麻本”来作为自已籍贯身份的标识。
福主信仰在四川
随着黄麻籍人的迁徙，福主信仰已由湖北传播至川鄂陕三边交界地带及西南的四川等地。如位于陕南的有：旬阳蜀河镇后坡黄州会馆，为清代“黄帮”(即黄州籍客商)所建，原名黄州帝主宫，与黄州会馆名并行通用。碑记云：黄州馆初为黄州“在蜀贸易之诸君倡举而成”，《旬阳县志》认为其始建时间不会早于清代中期[26]《修建蜀河口黄州会馆碑记》称光绪元年即1875年立石，无撰、书者姓名。碑存旬阳县蜀河镇黄州馆内。蜀河口为当时陕南东第一商业集镇，除黄州馆外，还有陕、豫、川、赣籍客商创建的陕西馆、河南馆、四川馆、江西馆以及船帮的杨泗庙等。诸会馆中，以黄州会馆建筑最为壮观。[27]
道光《石泉县志·祠祀志》记载：黄州会馆乾隆年间建，位于西关，供张真人。张真人即福主张七相公。紫阳县汉王城亦有黄州会馆[28]。与湖北紧邻的白河县，所建黄州会馆位于上河枣茨巷，建于清朝。敬奉“盖天帝主神位”，九月九日为会期，香火之盛居各会馆之首，在南台子置有公共墓地，有碑文曰：“黄州义地”。[29]
在四川，福主信仰主要在麻黄籍人中流行。麻黄籍人修建的会馆，有称齐安公所者，有称黄州会馆者，会馆既是地区性行帮工商机构，也是供奉福主的祠庙。
明清二朝的移民潮中，由于湖北籍人大量向西南地区移民，尤以四川地区为多，故同治《新宁县志》便称“邑多楚人，各别其郡，私其神，以祠庙分籍贯，故建置相望”。[30]
蓝勇先生在《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中介绍，湖北许多州县的移民还有大量独立的会馆，最常见的便是湖广黄州人兴建的帝主宫，也称黄州会馆。其它见诸名录的湖北籍会馆名称还有：石阳会馆，成都和叙府的湖北黄陂人的会馆。靖天宫，绵阳的湖北武昌人会馆。夹江黑虎观，夹江的湖北会馆。梁山县威灵宫，黄州人会馆。护国寺，毕节、新宁和叙永湖广黄州人会馆。三圣宫，大竹的湖北黄州人会馆。楚武宫为湖北人会馆。福国寺，昆明黄州麻城会馆。[31]同治《新宁县志》也载：“护国祠．楚籍黄州人公建”。
在各省的移民中以湖北为最多，因此湖北会馆也多，在川湖北会馆至少有172所，而全国的湖北会馆总计219所，四川占了78．5％。在川省的172所湖北会馆中，大部分在川南，计86所；其次分布在成都府中心地区的有42所，其中最早的一所设于康熙十一年(本文作者按：据何智亚称，万县有建于明代的黄州会馆，已毁。[32]其余多设于18世纪；再其次是分布在成都府四周及西南部28所，亦多在雍正至嘉庆年间所建；而分布在川东的却最少，仅8所。[33]
湖广人在四川修建的会馆多，时间早，这或许与明朝嘉靖年间大学士张居正的提倡有关。张居正发起湖广籍在京为官人士，捐资兴建“湖广会馆”，为赴北京参加会试的同乡士子和求业的乡亲提供住所和方便，并以此作为联络湖广同乡感情和相互帮衬的活动场所。此举深受同乡认同和称赞，北京湖广会馆成为较早的同乡会馆之一，旅居外省州县的湖北人争相效仿，也是情理中事。
在四川的黄州会馆，不仅分布于各州县治所，甚至深入到乡里。如：
民国《大竹县志》记载了四川大竹县的湖广同乡会馆：三圣宫在城小东街，清乾隆五十二年建，祀川主、土主、药王。道光三年增修。同治十年并塑帝主像。原籍楚黄人祀之，一曰黄州会馆。光绪间两次补修。除川主官祭外，神会颇多(乡镇三圣宫十三。按：石河场、北季家场、高穴场、妈妈场、周家场、童家场、观音桥、长塘场、双合场、杨通庙、南李家场、石滓滩土主庙、牌坊坝各一)。黄州亦湖广属郡，旧同一馆，后以微有争执，黄籍人始募资增修三圣官，作为黄州会馆。
民国二十四年《云阳志·祠庙》记载全县有会馆54座。其中帝主宫（湖北黄州帮建）15个。
《金堂县志》载，帝主宫俗名黄州馆，在同兴乡场镇中部，占地1806平方米，四合院布局。为清初湖北麻城、黄州会馆，从碑刻来看，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或更早。
………
黄州会馆多供奉福主。如：
1933年重修《安县志》：
安县会馆分布全县场镇，共47处，有湖广馆、黄州馆(帝主宫)
民国21年《北川县志》卷2“会馆”：
帝主官(供帝主神像，为湖北黄州人会馆，俗曰黄州馆，乾隆九年建)。
民国17年《续修大竹县志》卷3“祠祀志·郡祀”：
祀土主，原籍楚黄(州)人祀之，一曰黄州会馆；
………
黄州会馆尽管供奉着福主，但会馆已成为工商机构。黄州会馆由“黄帮”出资兴建，“黄帮”者，顾名思义，谓之黄州籍商帮也。就地区而言，属于古代湖北黄州府的黄安、黄冈、黄梅、稀水、蕲春、麻城、罗田、广济等八县的商贾。以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平台，牟取着间接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这便是
“黄帮”与帝主宫的关系。有竹枝词讽曰：
黄州帝主宫原盛，字号川河最有声。
竞把头衔捐得到，神仙也自爱功名。 [34]
“黄帮”们不遗余力抬高福主身价，然后挟神自重，其功利目的昭然见之。
虽同为奉祀福主，这显然与明初移民至鄂东北、江汉平原之麻籍人家，户户供祭张七相公有着质的不同。
问题与商兑
孝感乡人填蜀，不仅《南溪县志》颇为质疑，而民国《荣县志》对“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人川，人人言然”的疑惑也是呼之欲出的。
不仅古人对此颇为质疑，今人亦大有质疑者。如雷兵先生之《清代 “湖广填四川 ”质疑》（载《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4期）、陈世松先生的《大迁徒：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都有颇有见地的质疑意见。而本文是继其后的又一质疑。
诚如陈世松先生所言：“在清初移民高潮中，来自两湖的移民都异口同声称自己出自于湖北麻城县，而且还集中在该县孝感乡，这在情理上就令人生疑。……其实，这种动辄称麻城孝感乡的现象，何止川南，在川东、川西、川北地区到处都存在。”（
同上参见第59页）。
在有明一代的湖北填川，为便于分析，按本文对福主信仰展示的实例，应分三段论之。
一是方志、家乘所载洪武四年前的移民，其时四川尚不在朱明版图，移民多属明氏政权招徕或安置军属之民。在这拔移民中，必有部分麻城籍移民。张七相公在宋代已是麻城一隅的地方主神，家家户户皆供奉之。为何填川的这部分麻城籍移民，不见记载供奉张七相公？这或许与明玉珍有信仰明教背景有关，这些从龙之臣、从龙之民大约是不愿与明氏信仰相悖抵而不公开供奉张七相公。对此，暂权当作此解释，更深层的原因有待专家们点拨。
二是明朝前期的移川之民，年代为洪武年间。此间麻城人亦同步在向省内鄂东北、江汉平原移民。大量实例证明，向省内鄂东北、江汉平原迁移之麻城人，“于是凡麻城过籍来者，均于堂屋塑土主张七相公祀之。”而同期“过籍”至四川者，为何不见“于堂屋塑土主张七相公祀之”？
三是洪武以后至明末以致清代的填川麻城籍民，这部分移民中麻城土著甚少，而江右迁来之民极多。这部分移民或在麻城居住了至少二代以上，虽不是麻城旧户，而称之为“土著”当不为过。鄂州竹桂堂周氏始祖文图公元季由江西迁湖北麻城，又由麻城迁武昌县(今鄂州)洪道乡，其迁徒与麻城新“土著”的迁徙十分相似。周氏迁鄂州的第四世祖先保留了在麻城时对张七相公信仰，仍是家家供奉。为何此时段的麻城填川之民并不见家家供奉福主张七相公?
自洪武以后的填川麻城籍民，不仅不见家家供奉福主张七相公，为何也不见“闯麻城”的儿童游戏、童谣流传?
明玉珍是随州人，元末至洪武九年前后，随州属黄州路。[35]
因此明玉珍部多黃州（含麻城）、孝感（此处指今孝感地级市所辖区域）人是很自然的。元末明初群雄逐鹿之际，一部分麻城人追隨麻城籍义军首领邹普胜（邹普胜任天完政权及陈友谅大汉政权太师，后被陈友谅谋杀），一部分死于战乱及避难他乡；一部分随明玉珍入川。随明玉珍入川的部队和随军家属，据曹树基先生估计有40多万人，那么，究竟有多少麻城人随明玉珍进川？又有多少孝感乡人在此间进川？《麻城县志·人口》（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称麻城县最早的人口记载是洪武二十四年，其时麻城县有15809户， 105112口，约为每户6口，而这十余万口大多数是战乱基本平息后由江西迁来的移民。以此为据推估，元末明初麻城县可提供的迁川人口，除去因种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填川的、拟向省内邻近州县迁移的，迁川人口可能不足万人。这与40多万人相比，可谓微不足道。因此，移川之民的冒籍现象是大量而普遍存在的，早在洪武年间的移民中就应存在着冒籍现象，更遑论其后朝的冒籍了。恕再引陈世松先生一段话：“如果明初移民人蜀称祖籍来自麻城孝感乡，尚可说也；但清初战乱，四川旧有土著人户大量流亡，所存无几，新移民始于清初，而孝感又于明朝的成化六年(1470年)就撤销了，其间相距已有200多年，这时还说什么麻城孝感乡，岂不成了‘无稽之谈’么? ”[36]
中国人重史。因此，寻根问祖是中国人永远割舍不断的历史情结。身在异乡为异客的麻城及孝感乡民的子孙们，发思古之幽情而寻根问祖是理所当然的。然检点填川之麻城及孝感乡之民，其家谱竟无一记载奉祀福主“张七相公”者，这是怀疑谱主祖籍是否为麻城（孝感乡）的依据之一。张七相公亦不是随意可祭祀的，只有融入当地社会，接受当地文化，成为“土著”之一员后，方会接受祭祀张七相公。此乃区别冒籍、新民和老民、土著之重要文化标识。四川之民到麻城（孝感乡）寻根，诚为好事，而找错祖宗也会令人贻笑大方的。
[1]
民国《大竹县志·祠祀志·群祀》。
[2] 光绪《黄州府志·建置 · 坛庙·土主神祠》。
[3] 康熙《麻城县志·艺文志上》。
[4]
乾隆《麻城县志》上卷4。
[5]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黄州府》。
[6] 光绪《蕲州志·寺观》。
[7] 民国 《英山县志·寺观》。
[8] 光绪《黄梅县志·寺观》。
[9] 同治《大冶县志·祠祀》。
[10] 光绪《黄安县志·祀典志》。
[11] 光绪《蕲水县志·外志 · 寺观》。
[12]
参见左启：郪城王爷庙帝主宫及其神祗考述。《宗教学研究》2001年 第2期
44页。
[13] 《云梦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47页。
[14] 《应山县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90页。
[15]
萧放编著：《荆山楚水的民俗与旅游》。
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5年，65页。
[16]《孝感市志》，新华出版社。1992年，104页。
[17] 《云梦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517页。
[18]
周荣：《明清社会保障制度与两湖基层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212页。
[19]
萧放编著：《荆山楚水的民俗与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年，64-65页。
[20]
同治增修《施南府志·典礼志·坛庙寺观附》。
[21]
同治《巴东县志·建置志·寺观》。
[22]
同治增修《施南府志·典礼志·坛庙寺观附》。
[23]
同治增修《施南府志·典礼志·坛庙寺观附》。
[24] 《十堰文史》
第1辑。1991年， 272页。
[25]
乾隆《郧西县志·寺观》记载，黄州会馆在郧西县南门外，此处为郧西县最重要的商业区。
[26]
张沛主编：《旬阳县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 545页。
[27]
张沛编著：《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258页。
[28] 《紫阳县志·文化志》三秦出版社。1989年，631页。
[29] 《白河文史资料》第2辑。1989年，19页。
[30] 《新宁县志·庙坛》。
[31]
蓝勇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509页。
[32]
何智亚著 重庆湖广会馆历史与修复研究. 重庆出版社, 2006. 62页。
[33]
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
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 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560页。
[34]
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 2647页。
[35] 参见《元史·本纪·世祖第十七》、同治《随州志·沿革》。
[36]
陈世松著《大迁徒：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