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爱康国宾官网:哈佛改制

　　【财新网】（特约作者 郭雳）2011年的哈佛大学将与以往不同，至少就其治理机制而言。

　　一个月前，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Faust）女士刚刚宣布，决定对已实施360年之久的哈佛理事会（HarvardCorporation）制度进行变革。在哈佛现行“双峰”治理体系中，理事会相比监事会（Harvard Board ofOverseers）更为重要。理事会于1650年由当时的马萨诸塞地方立法机构授权成立，最初希望效仿英国牛津、剑桥模式成为驻校导师的自治团体，但不久演变成主体为非哈佛管理者的校外贤达所组成的治理机制。哈佛校长即由理事会任命并作为其当然成员，此外理事会长期以来一直都只设六个其他席位，没有任期限制，自行选定新成员，在任时间最长者获得“资深理事”（Seniorfellow）称号。除了校长福斯特，现任理事包括大公司、投资管理机构总裁、其他高校著名教授、律所合伙人等，大多数都拥有哈佛学位（或荣誉学位），其中最知名者如美国前财政部长、现任花旗集团高管的鲁宾，而资深理事由权威智库Urban Institute领导者赖肖尔（Reischauer）担任。

　　哈佛监事会设立的时间其实更早，规模也更大，但更多地具有咨询性质，更显超脱，虽然其对某些重要事项也具有投票权。现在除校长、校财政主管（Treasurer, 目前为JamesRothenberg）依职权作为当然成员外，监事会另设30席，每年通过哈佛校友新选出五位担任，任期六年。多数监事候选人由校友会提名，也有个别以征集校友签名支持方式自荐的，例如1989年当选的南非大主教图图，而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在1991年自荐参选时铩羽而归。同样身为校外人士，相对而言监事会成员更趋多元化，例如现任监事中就包括有宇航员、小提琴家等，对学校事务的影响力较弱。

　　是次针对理事会的改革措施主要有：（1）规模显著扩编，人数几乎扩充一倍，即在两三年内由目前的七人增加到十三人；（2）对理事任期加以限定，每届六年，可连任一届；（3）资深理事将不再按资历而改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对其职责也进一步明确；（4）理事会新设财政、设施与资金筹划、治理等三个专门委员会；（5）理事会与监事会共同设立一个校友事务与发展委员会；（6）探索增强透明度，完善与学校各界信息沟通的渠道。

　　即便没有金融危机肆虐造成美国各大学教育捐献基金缩水，即便不是法学院校友奥巴马当选总统并提出“变革”口号，对哈佛治理机制的改革其实也并不令人诧异，毕竟三百多年过去了，这所学校早已由当时数十师生、千余图书的羽翼未丰蜕变为如今全球领先的标杆型教育机构。这番改革措施发轫于2009年秋季起动的治理评估，由七位理事及三位过往具有丰富监事经验的各界翘楚组成的评估委员会，对哈佛各学院院长、教员、学生、校友、前任理事/监事等开展了广泛的走访调研，最终提出了面向未来的领导架构方案。

　　仔细品味，上述革新的重点是在新环境下前瞻性地探索发掘一种新的平衡：平衡对卓越的恒久追求与对现实的不断适应，平衡教育规律惯例与自身鲜明特色，平衡方略思路的延续性与新鲜智慧的融入，平衡专业分工合作下的效率要求与通盘智识基础上的人文传统。实际上，长期以来美国公司等商业组织的治理模式演进一直就对大学产生着重要影响，例如将以外部董事为主体的董事会制度映射到哈佛理事会，有意使其与校长及其校务团队所负责的日常管理进行区隔。这次改革举措更是直接体现了美式董事会的特征，如设立专门委员会、对理事采取任期交错、强化信息披露等。专门委员会的设立令对相关事项的讨论更为专业、频繁，也使理事会全体会议的间隔有可能变长但讨论更加充分，凸显其着眼于宏观战略的定位。理事会规模扩容、理事任期限定及交错，有利于凝聚更多的集体智慧，更及时地吸收新鲜潮流和思维。

　　与此同时，此番改制也并未完全照搬美国公司治理的做法。最突出的，理事会与监事会并存的“双峰”格局得以延续。事实上，福斯特校长、赖肖尔资深理事在谈到这一问题时都肯定了该模式的积极贡献，尤其是其“制衡”效应，认为两者是互补而非排斥的，其协同价值值得继续发掘。此态度与当下我国国内公司法界认为监事会形同虚设、应该立即废除的呼应相映成趣，当然从另一角度也折射出学校不同于公司的特殊性——更广泛基础之上产生的哈佛监事所发挥的咨询和监督作用，以及校友这一特殊群体在塑造大学品格中的独特功能，毕竟即便是在利益相关者进路下，对公司前股东、前雇员也无法获得哪怕是接近的照护。另一与公司操作显著不同的是哈佛理事长达六年的任期，治理评估报告指出对于切实了解和把握哈佛这样的大型复杂机构，这一时间跨度其实并不过分。

　　无论如何，上述努力都旨在强化大学掌舵人的受托义务，保障其不断成长。同时这也和福斯特校长的理念相吻合，即“将哈佛打造成更具凝聚力、更为一体的机构，形成大于各学院简单加总的效应”，打破某种程度上“强枝弱干”的印象，通过整合专业教育，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事实上，对于学生的关注和爱护，在哈佛是一以贯之的。从2004年起，首次引入了以需求为基础的大规模资助计划，对于来自年收入6万美元以下家庭的孩子，其父母不需再负担任何学业付出。2007年后，年收入不足18万美元及拥有相应财产的家庭支付其哈佛学生的花销平均不到其收入的10%。即便是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造成大学财政紧张的情况下，这种支持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2010年，超过60%的哈佛本科入学新生获得了基本必需的各类奖学金，平均每人每年达4万美元。

　　正如胡锦涛主席近期访美时所揭示的，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双方可以通过共同努力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而青年和教育正是弥合分歧，促进交流的重要抓手。对哈佛的审视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国内高等教育的现状，我们难道不应对自身可能的变革做些沉稳扎实的思考？近些年，以清华、北大为首的自主招生联盟（即所谓“华约”“北约”）争夺优质生源的竞赛上演得如火如荼，被诟病为“抢跑掐尖”。反观哈佛从2006年起则宣布取消了提前录取政策，再度引领美国名校风气之先，其理由是提前录取使得少数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申请时处于明显劣势。看来，我们的“一流”相比之下还是欠缺些胆识和底气。

　　类似地，热议不休的学术自由、高教自主在美国似乎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美国约有3600所大学，部分公立，部分私立。有意思的是，公立大学往往倾向于找商人、专业管理者来做校长，而这种情况在私立大学则很少见，大多数校长职位是由教授来担任。但无论哪种情况，校长们在向政府申请经费或其他项目时好像都不需要什么行政级别来支持。同样，从课堂到庙堂的相互流动非常自然，一般也很少听到猜忌和非议。以经济学家萨默斯（Summers）为例，从明星年轻教授到美国财政部长，从哈佛校长到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新近再返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授。试问我国当下哪位知识分子能有这般的进退从容？

　　面对挑战的实际上远不只是中美两国，或是某几所大学。杜克大学开展了“全球化的杜克——提高学生成为世界公民的能力”的主题计划，康奈尔大学不断完善自身的教学评估体系。法国则通过推进高校和科研机构合并改组，即以“做大做强”的方式跻身世界前列（听起来同样似曾相识，希望他们能造就“西南联大”而不是其他什么），即便是相对保守的德国，也已全面启动了学制学位改革，推行以“理论结合实践、素质兼容专业、强调自学能力”为主要教育理念的模块化教改。因为按照1999年欧洲29国签署的博洛尼亚宣言，一体化的欧洲高等教育体系应即被建成。成功的亚洲改革者包括韩国首尔大学、日本筑波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而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不约而同都在试验着美式的研究生法律教育。不难理解，以怎样的姿态迎接挑战，将决定着全球化人才竞争条件下所处的各自位置，优秀的大学其实就是最好的国家形象广告。

　　当然经常容易被忽视还有领跑者的压力，想想两三年前的刘翔。从比尔盖茨到扎克伯格，从肯尼迪总统到布隆伯格市长，最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占比最高的国家科学院院士、最多的SCI（SSCI）收录论文、最多的《自然》《科学》杂志发表、最低的录取率、最高的录取接受率，《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泰晤士报》全球大学排名榜首……也许正是这份“高处不胜寒”抑或“身后对手的呼吸声”在促使哈佛不断内省求变，自我超越。约有35000名学生申请了2011年秋季的本科入学资格，较去年增加了15%，再创历史新高。渴望和追求“与真理为友”的梦想，哈佛在这些方面看上去没有变化。■

　　（作者为北京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