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信息技术学院官网:从蔡元培到胡适（三）

梁思永东北之行

　　就在梁启超去世前的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大显身手，四处网罗人才，并意气风发地喊出了“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等等响亮口号。口号喊过，傅斯年把目光投向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这个时候，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仍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陈寅恪独木难撑，清华国学研究院已成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学界背景和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榄枝，对方很快做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氏聘请，分别出任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待搞定“二大”之后，像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这两座文化昆仑存在一样，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龟”，但李济毕竟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哈佛大学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誉日隆，为中外学界所瞩目。鉴于这种现实，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邀请李济入伙史语所出任考古组主任。

　　李济经过与傅斯年交谈，对傅的热情与抱负很是赞赏。从事新式的专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是李济的梦想与追求，现在有这样一个能实现梦想的地方，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于是，李济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组工作。1929年6月底，仅开办4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高举的大旗之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顺利完成了由本土学者向欧美派“海龟”转型的嬗变过程。

　　--这一年，傅斯年33岁，李济33岁，赵元任37岁，陈寅恪38岁。

　　1929年6月中旬，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全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大主任”。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海龟”吴定良博士担当主任。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大显身手了。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独特的学术眼光和非凡的识见，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紫禁城内阁大库档案以及西域出土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田野调查。与此同时，二组的工作也在赵元任担纲下，相应地开展起来。未久，考古组进军安阳，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的调查以及小屯的田野考古发掘，轰然打开了殷商王朝湮没近四千年的历史之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由此得以改写。②

　　1930年夏季，梁思永于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归国，此时梁启超去世一年有余，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已解体一年，梁思永举目四望，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其伤感悲痛之情无以言表。正在北平的李济感念梁氏家族与自己的情谊，主动把梁思永介绍给傅斯年。从此，梁思永正式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学界名流，开始了近20载交往共事的人生旅程。

　　梁思永入所不久，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处得到线索，中国东北中东铁路一线，有人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近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线索传到蔡元培与傅斯年耳中，蔡、傅二人立即意识到这个遗址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意义，遂萌生了派人前往调查的愿望。当时傅斯年正酝酿组织力量撰写《东北史纲》，其理由正如傅氏所言：“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辨。”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正准备与日本人就东北问题在学术上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展开一搏的傅斯年，忽见“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梁思永学成归国，并归属史语所大旗之下，心中大喜，立即电商蔡元培，欲抢在日本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派梁思永前去实地调查发掘，以地下出土实物书写历史，藉此堵住日本人煽惑众人的嘴巴，揭穿他们为占领中国领土而叫嚣“满蒙非支那领土”的谎言。

　　这年9月19日，梁思永根据傅斯年指令，打点行装离开北平向东北进发。尽管此时离“九一八”事变还有一年，但日本关东军已原形毕露，经常无事找事地挑起事端，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制造借口。梁思永抵达黑龙江省辖区后，顶着当地正在流行的鼠疫，冒着时断时续的战火，于28日与助手从容来到偏僻荒凉的昂昂溪五福遗址开始调查。这个时候的昂昂溪气温开始急剧下降，天气已如关内的冬天。梁思永一行到达后，顶着寒风，对一、二、三、四号沙冈进行巡视，很快发现了古代遗物和遗址。梁思永与助手携带发掘工具，于次日对几个沙冈进行考古发掘，每次都必须脱掉鞋袜，裤角卷到大腿根部，光着脚趟着冰凉的积水往返于乡村驻地与遗址之间。继9月30日在第三沙冈挖出一个墓葬并清理后，梁思永与助手又在各沙冈开探坑，寻找遗址和墓葬线索。梁氏本人在五福遗址水淀里亲自发掘了四处沙岗与一座墓穴，发现了300多件石、骨、陶器。10月3日，因突降大雪，天寒地冻无法开工，发掘工作只好暂停。

　　梁思永将发掘器物作了初步整理、研究，部分交与当地政府保存，取道热河回北平，以便沿途考察其他地方的史前遗址。10月21日，梁思永由通辽出发，经过开鲁、天山、林东、林西、经棚、赤峰、围场，抵达热河，历时38天，跋涉上千里。其中在天山发现查不干庙遗址，在林西发现林西、双井与陈家营子等遗址，在赤峰城东北发现赤峰遗址，并于塞外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了大量陶片、石器等文物标本。梁思永以一个经过严格科学训练的考古学家的眼光，对沿途地理环境作了考察，于11月27日回到北平。

　　经过对热河与东北三省发掘材料对比研究，梁思永根据共同出土打制石器及印文陶（至少在热河）的特点，把西辽河以北之热河同松花江以北之东三省划为一区，（广义的）辽河流域为一区（其特点是盛出磨制石器），进行了条理清晰的文化区系划分。随着对黑、热二地史前文化材料进行鉴别和比较，初步得出了“昂昂溪的新石器文化不过是蒙古热河的新石器文化的东支而已”的结论。1932年10月，梁思永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册，发表了长达44页近7万字、插图和写生达36版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此次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报告的问世，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在对这一地区的石器研究中，梁思永就热河，特别是查不干庙和林西、赤峰等一带采集到的细石器（当时称为幺石器）、石核制器、陶片等概念和分类标准，进行了创新性的时代划分，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树立了科学典范。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广泛分布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主的原始文化类型，被称作“昂昂溪文化”，这一文化类型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由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在北平出版，书中第一条就理直气壮地指出“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这一事实而扩展为“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由此，傅斯年发出了“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的大海潮声。《东北史纲》由李济节译为英文，分送来华的国联“李顿调查团”参阅。这份文本与梁思永的发掘报告相为呼应，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国人大出了一口恶气。在历史实物见证面前，日本人尽管仍极力狡辩，一意孤行，最后以退出“国联”相要挟，但在后来不得不改弦易辙，另外编造侵吞中国的谎言，配以赤裸裸的军事冒险行动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梦想。殷墟发掘的光芒

　　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期间，董作宾（左一）、李济（左二）与梁思永（右一）在小屯驻地欢迎傅斯年所长前来视察1931年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第四次安阳殷墟发掘宣布开始。此次发掘，在李济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将殷墟遗址划分为五个大区，每区由一位受过专业科学训练或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以“卷地毯式”的新方法进行发掘。发掘人员有董作宾、吴金鼎、郭宝钧、李光宇、刘屿霞、王湘、周英学，以及河南省派出的关百益与河南大学实习生石璋如、刘燿（昭邻、尹达）等人。特别令人瞩目的是，梁启超的二公子梁思永告别新婚刚刚三个月的爱妻李福曼，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神采飞扬地来了。

　　此前，安阳殷墟附近有许多满布陶片的遗址，只因不出有字甲骨而不被重视，当李济主持第四次发掘时，感到有发掘这些遗址的必要。于是决定在殷墟遗址的东南部，靠近平汉路一个明显凸出地面、名叫后冈的地方进行发掘，并把该区划为第五区，发掘工作由刚刚到来的梁思永独立主持。

　　殷墟王陵区M1550大墓出土的四排人头骨梁思永堪称中国学术界唯一一位真正受过考古学训练的“海龟”，也就是李济所言“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梁思永很快显示了学有所成的深厚功底和识见，其思维方式和技术技能，比包括李济在内的其他“海龟”更胜一筹。发掘中，梁思永带领吴金鼎、刘燿等几名年轻学者，采用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依照后冈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和包含物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并以超凡的才识，于荒芜的田野发现黄土之下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之间，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这一奇特现象引起梁思永高度警觉，他以其掌握的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独特的学术眼光意识到：既然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在仰韶特别是甘肃所发现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此前李济等人发掘的济南章丘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意味着龙山文化不仅局限于城子崖一地，所涉及范围应更为广阔，并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史前文化。这一极富学术眼光的洞见，无疑找到了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面对史语所同仁“天天梦想而实在意想不到的发现”，李济等考古学者感到城子崖遗址是获取这把钥匙的关键所在，实有再度发掘以详察内容及充实材料的必要。于是，傅斯年决定暂缓编印殷墟发掘报告，派梁思永率一部分考古人员赴山东济南城子崖遗址再度展开发掘，以验证此地黑陶与安阳殷墟所出黑陶是否为同一种文化。

　　1931年10月9日，梁思永率领吴金鼎、王湘等人由安阳转赴济南章丘城子崖，开始继李济之后的第二次发掘。与第一次发掘相比较，梁思永指挥的此次发掘，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科学的改进：

　　一是设法提高工作效率。开工伊始，根据梁思永的建议，经同仁一致同意，改变上次发掘中六名民工同开一坑的做法，分阶段逐次增人。开坑之初，仅派两人同挖一坑，即一锨一镢合作；掘至两米深的时候，因坑旁积土增多，翻运困难，再增一人；至三米深后，每坑增至四人；再深之后，每坑增至五人，并改用辘轳往外提土。以此方法，各坑人数虽不固定，但每人都有固定分工，干活快慢极易比较，且坑内由于人员减少而增大了每个人的立足之处，可以自由活动，工作效率比上次大为提高。

　　二是利用布袋盛装出土遗物。上次发掘主要以麻纸包裹出土遗物，然后放在筐中，以便搬运，出土之处的坑位也写在包裹出土物的麻纸上。当时麻纸一角钱仅买10张，只用一次便破损无法再用。此次发掘，为节省费用，改用面粉口袋代替麻纸。只有一些小物件及特殊物件，仍用麻纸和封筒包装，并作特别标记，然后再装入面袋。面袋一角钱一个，每个可用数十次不坏，并且文物装袋之后不易混乱和碰撞，尤其便于运送。每个坑的出土文物分别装入同一袋中，另写一小纸条放入袋里，标明出土坑位、地层等情况。三是改换记录方式。第一次发掘中，出土物只标写总号，未标出地点，在后期整理中区分十分困难，不得已又重将全部材料铺展开来，一一查对核实方辨别出来。当把地点标完之后，再进行整理，发现既有出土地点的标志，就没需要标出总号了。梁思永指挥的发掘方法，每层出土物仅标明出土地点，而一概不进行编号。只是遇到极特殊的出土物，除出土地点外还需标明其他情况时，才进行编号，例如下列情形：“125（编号），A25：15（出土地层、坑位）其附近有红烧土及木炭，炭中夹杂烧焦之兽骨（记载）。”出土之物，洗去泥土，即比照面袋内纸条上所写的出土地点，分别标在每件实物上，再取登记本，连同一般的出土物及特殊出土物一并进行登记。这种登记本为活页式，且每个探坑单独制作，每个探坑内的深浅及各层之间的异同也就一目了然了。

　　第一次发掘，只记录了每坑中实际拣取的出土物，对于舍弃不取的出土物则无记载，这对发掘结束后对遗址、遗物的研究很不利。梁思永主持发掘的记录，无论拣取数量多少，逐项记录。例如：某探坑，出陶50件，拣30件；出骨20件，拣10件，等等。如此这般，取舍的数量一望而知，编号和数目统计也变得容易多了。

　　殷墟王陵区M1400大墓东墓道及墓底积水情形

　　到了城子崖发掘后期，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将几个已经掘进一米多深的探坑，变成了一个个灌满浑水的陷阱。按以往的办法，要等待坑中的水全部自然干涸后才能继续发掘，而这要耽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面对此景，梁思永与发掘人员心急如焚，眼看天气越来越寒冷，日本人步步进逼，敌占区已扩大到离殷墟不远的冀东，而殷墟的发掘还在紧张地进行，况且，有限的一点经费也不允许在此多加耽搁。经过商量，梁思永决定采纳吴金鼎的建议，打破常规，借用老乡的水桶将水排干，以便尽快发掘。当水桶等工具借来后，梁思永第一个卷起裤腿跳入水坑，与大家一起把雨水一桶桶提出坑外，然后赤脚趟着冰冷的泥浆，弯腰弓背用手一点点向外发掘。至10月31日，发掘工作暂告一个段落，除去星期日休息，实际工作20天。最高用工人数每天48名，共开挖探坑45个，总面积15208平方米，发掘遗物共装60箱，由龙山运至济南山东古籍委员会保藏。

　　1932年3月，第二次发掘的物品全部整理完毕，发掘的结果证明，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一文化范式，证明了梁思永天才式推断的正确。--正是由于这次意义非凡的田野考古发掘，以鲜明亮丽的事实证据，打破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并轻率地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标。③

　　城子崖遗址发掘结束后，梁思永又率队返回安阳。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殷墟西部的同乐寨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个发现使梁思永更加坚信后冈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叠层，按存在先后时间划分的科学依据。这一发现，“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梁思永对后冈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飞跃。自此，干涸的历史长河重新翻起沧浪之水，并沿着时间的脉络由久远的过去向未来一路流淌荡漾开来。梁思永也因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奠定了其在近代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代大师的地位--这一光辉成就，正应了其父梁启超当年的愿望，只是梁任公早已身赴黄泉，无法与之举杯同庆了。

　　1932年春，在李济主持的第六次殷墟发掘中，发现了商王朝宫殿基址，这一发现无疑较单纯的发现甲骨与甲骨文具有更大的科学考古价值和意义。　从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董作宾、郭宝钧、李光宇、刘燿、石璋如、李景聃、尹焕章为主力队员的考古学者，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连续性发掘，并把目光由小屯转移到后冈和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南地、南台等处，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代王陵之所在，此前从未见诸记载。

　　1935年，梁思永（右）在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发掘工地，接待前来参观的傅斯年（右）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中）1934年秋与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殷墟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此时，史语所考古组主力几乎全部调到“这一推进历史知识最前线的发掘行列”中来，发掘专业人员达到了整个殷墟发掘的鼎盛时期，除总指挥梁思永外，另有石璋如、刘燿、祁延霈、胡福林（厚宣）、尹焕章、李光宇、王湘、李景聃、高去寻（晓梅）、潘悫等考古组“十大金刚”（又号称“十兄弟”），另有临时工作人员与实习生马元材、夏鼐（作铭）、王建勋、董培宪、李春岩、孙文青，外加史语所元老级人物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当然，傅、李、董三人是作为视察的高级人员由南京来到安阳，穿梭于考古发掘现场，协助梁思永处理各种棘手问题与事务的。其间，黄文弼等监察人员参加了第十二次发掘工作，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徐中舒、滕固、王献唐以及河南大学、清华大学的师生相继前往工地参观。一时间，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殷墟发掘工地上，大师云集，气势如虹。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周密，指挥若定，每天用工达到550人以上，如果连研究人员和参观的学者计算在内，最多时达到近600人的数字。据参加发掘的石璋如回忆：西北冈的发掘，有5个最多，即参加的工作人员最多；用工人最多；用钱最多；占地最多；收获最多。其中“单就工资一项来说，每人每天工资四角，五天发一次，每人二元，五百人，五天便要发大洋一千元。本次工作一百零二天，除了星期天、下雨天停工，实际的天数约八十五天，要发十七次工资，即一万七千元。这个数字在现在听起来，简直不算回事，可是在当时听起来，真是骇人听闻。一万七千元，那还了得！”

　　1936年6月13日殷墟第十三次发掘，YH127甲骨坑出土完整的甲骨灰土柱三次大规模的发掘，使湮没地下数千年的古老遗址得以大面积揭露，共发掘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1200多座小墓和鸟坑、兽坑、车马坑等祭祀坑，所发掘出来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雄伟壮观，虽经盗掘，成千上万件丰富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石雕等出土文物令人瞠目，举世震惊。

　　1936年，继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YH127号商代灰坑中，一次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且刻有卜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比之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其学术价值更高一筹。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

　　1937年春，由石璋如主持的第十五次更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再度展开。此次发掘从3月16日开始，一直延续至6月。此时，华北地区已是战云密布，局势一日紧似一日，日本人磨刀霍霍，即将喋血中原。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大战，为防不测，殷墟发掘不得不于6月19日匆匆结束--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最后一次发掘，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员与殷墟考古工作的诀别。

　　至此，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持，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共进行了9年15次，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出土。发掘规模之大，牵涉人员之多，收获之丰，前所未有，世上罕见。这一创世纪的伟大成就，正如张光直所言：“在规模上与重要性上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但殷墟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无匹的。”

　　当发掘人员将出土器物整理装箱，风尘仆仆押运到南京钦天山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厦，喘息未定，额头的汗水尚未抹去，震惊中外的卢

　　殷墟出土的完整的带字卜甲及其背面（有明显的烧灼痕迹）沟桥七七事变爆发。紧接着，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华东陷入全面危急。当时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朱家骅已出任浙江省主席，无法继续兼任该职，只好请傅斯年出面代理。傅氏顾及各方面的情形，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以事实上的总干事身份处理中央研究院各项工作。
醉别清溪阁

　　1937年8月13日，驻上海日军万余人突然向江湾、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举世瞩目的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上海战事正酣，南京国民政府即根据蒋介石拼中华民族全力与日本决战到底的战略方针，开始设法动用一定的运输力量，把国家珍宝、工业设施、战略物资和科研设备，经长江、陇海铁路与各条公路悄悄运往内地，以保存实力，准备长期抗战。与此同时，根据国民政府命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与平津两地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所大学也开始向长沙与南昌一带转移。

　　此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根据战争形势的演变，在富有远见和责任心的李济指挥下，开始对历次发掘的器物和各种购置器材打包装箱，准备内迁。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条：“本所随本院西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长沙。但部分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

　　此次行动，按照石璋如的说法，“因为南京离上海很近，战事吃紧，所以先行装箱”。在具体作业中，首先选择重要的文物装箱，“像骨头就选人骨，其他部分就留下，这也是一种决定”。根据不同的情况，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商定，已捆装完毕的60箱最珍贵中西文图书及善本书等，由李济亲自负责押运到南昌农学院保存，其他800多箱出土器物，陆续运到南京下关码头装船，分批运往长沙，由梁思永总负责，组织雇用船只、运输、安置等事宜。

　　就在装船过程中，上海战事已到了最为酷烈的阶段，日本飞机开始飞往南京实施轰炸。在炮火硝烟中，一批又一批满载着成箱国宝的轮船悄然离开下关码头，沿长江溯水西行，向长沙进发。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连同家眷一同随船起程，流亡西南。

　　在淞沪战场上支撑了三个月之久的国军最终力不能敌，全线败退。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进攻首都南京，12月13日，南京失守。未久，骄狂的日军沿水陆向武汉三镇疾速推进，随国民政府撤往重庆的蒋介石发表“扬子江将有巨战”的讲话。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遥，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刚组建不久的长沙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迁往长沙的几个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何处是安身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在迁往重庆还是昆明之间摇摆不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此时正在香港，傅斯年已随中研院总办事处迁往重庆。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中，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的几名常务委员，几番讨论未能达成共识，谁也不知要流落何处更为有益。在进退维谷的绝境中，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代所长李济共同召集所内主要人员开会商量对策。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总算拿出了一个大概的应对策略，这便是许多年后石璋如在回忆录中所说：“为了此地同仁的安全，不能够留在长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点目前虽然还未确定，只有一个先决原则：同仁的家庭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庭沦陷的话，可以跟着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着所走，也可以自便。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

　　1936年左右，梁思永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留影史语所考古组（三组）经过协商，决定先把个人手头的工作尽快结束，全部交付李济主任处，再谈个人去留问题。经过几天紧张忙碌，所有资料全部收集起来，按顺序打包装箱，倘日后有其他人接手，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继续工作，不至于茫无端绪。待这项工作结束后，梁思永和李济召集考古组全体人员集会，议决各人的去留问题。商量的结果是：李济是组主任，不能走；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安阳殷墟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负责保管研究（按：当年殷墟发掘时，李济与董作宾有一个君子协定，出土甲骨由董作宾研究，其他出土器物由李济等人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遗址西北冈出土的器物，同时又是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务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暂时不动。同时，李、董、梁三人属于中央研究院的高级委员，都带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谓拖家带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到万不得已，前行的脚步是不易迈出的。

　　李、董、梁“三巨头”无法脱身，考古组的“十大金刚”却要各奔东西了。10人中，除尹焕章于殷墟发掘后留在开封外，李景聃、石璋如、刘燿、祁延霈、王湘等5人要走，只有胡福林、李光宇、高去寻、潘悫等4人留下。这个结果，使每个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表的悲怆、苍凉的阴影。

　　去留问题在吵吵嚷嚷中好不容易拍板定案，天色黑了下来，梁思永与李济决定三组全体人员到长沙颇为有名的酒肆--清溪阁举行告别宴会。据李济等人回忆，清溪阁乃长沙一小有名气的湘菜馆，兼营面食，门店位于八角亭鱼塘街街口。该店所售“卤子面”以碎香菇、金钩及海鲜余料为码，且码多，鲜味异于常家，深受食客的欢迎，为各方人士云集之地。后来清溪阁名声远播，尤其扬名于海峡两岸学术界，实因与文化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事件--此次史语所考古组同仁前来聚会有关。正是有了这一意义非凡的聚餐，才使它有幸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段久远的印痕。

　　这个晚上参加的人员，除李、董、梁“三巨头”和“九大金刚”外，还有几位技工。由于人员较多，一室分成两桌围坐。此时，众人的情绪都有些激动，悲凉加忧伤无形地袭上心头，菜还没有上桌，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叫酒，很快喝将起来。“三巨头”的酒量都不算大，只能勉强应付。而年轻又经常下田野的几个北方汉子，如王湘、刘燿、石璋如、祁延霈等，倒有几分中原好汉与山东响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待把各自面前的酒杯倒满，几条汉子就迫不及待地招呼开席。

　　众人端着酒杯站起来，“九大金刚”面色严峻地相互望着，齐声呼喊“中华民国万岁！”各自举杯，一饮而尽。第二杯酒端起，众人皆呼“中央研究院万岁！”一饮而尽。第三杯酒端起，再呼“史语所万岁！”又是一饮而尽。第四杯喊“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喊“山东古籍研究会万岁！”（按：该会最早成立，并促成了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都是常务委员。）第七杯是“河南古籍会万岁！”第八杯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大金刚健康！”如此这般痛快淋漓地喝将下去，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等表现最勇猛的“四大金刚”，端着酒杯各自摇晃了几下，眼前发黑，腿打哆嗦，一个接一个“扑通”、“扑通”倒了下去，霎时进入了酒场中所谓的“默默无语”、人事不省的最高境界。

　　第二天，石璋如等“五大金刚”从沉醉中醒来，各自收拾行李，含泪作别同仁，离开长沙，星散而去。

 

　　苦难的李庄岁月

　　1937年12月，根据国民政府指令，设在长沙的临时大学撤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中共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等几位书生闻讯，急速来到临时大学讲演，坚决反对西迁，鼓动学生抵制国民政府与学校当局的号令。无奈形势比人强，徐特立等人的操纵只能是一厢情愿，临时大学师生义无反顾地打点行装，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

　　几乎与此同时，中研院总办事处于重庆发出指示，电令在长沙的史语所与社会学所、天文所、物理学所等设法向昆明转移。据《史语所大事记》本年度十二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暂且封存于长沙。”

　　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所陆续向昆明进发。在梁思永具体指挥下，史语所人员押送300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暂租赁云南大学隔壁青云街靛花巷三号一处楼房居住。西南联大师生已陆续赶到并开始筹建校舍，梁思成一家已由长沙先期抵达昆明，并在翠湖边一个大宅院里落脚，史语所同仁与梁家在短暂分手之后，又于这个陌生的边陲小城再度相会了。可惜好景不长，因昆明上空日机炸弹不断向下倾泻，入昆的教育、学术机构不得不入川躲避。

　　李庄史研究专家左照环说：“这就是当年梁思永住居的房子。”（岳南摄）据石璋如回忆：“史语所在昆明时，梁思永曾抱怨此处的天气不冷不热，搞得人一点进取心都没有，工作情形不佳。四川的天气有冷有热，人会精神得多，也就不会呆钝，所以当芮逸夫在李庄找到房子后，梁思永很赞成搬家。”按梁思永的想法，或许到了四川就可以提起精神多做一些工作，因而到了李庄之后，尽管路上受了很多苦，但梁思永精神很好，跑前忙后不亦乐乎。当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迁入李庄郊外板栗坳张家大院后，梁思永考虑到山上的环境可能对自己身体不利，便住进了李庄镇羊街8号罗南陔家中的一座偏房。

　　因罗南陔属读书人出身，且时任李庄党部书记，无论是思想还是眼界都较一般人为高，自梁家入住之后，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罗家种植了近三百盆兰花，见梁思永身体比较虚弱，还伴有类似气管炎的病症，春天来临时，罗南陔就命家人把几十盆上等兰花搬到羊街8号梁家院落，除了便于观赏，还借以改善环境，调节空气。当梁思永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于院中望着碧绿的兰花，嗅着扑鼻的芳香，心中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时在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的梁思成经常到羊街8号看望弟弟一家，罗南陔与梁思成也渐渐熟悉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时罗家还开办了一个“期来农场”，仅菜地就达一百多亩，从开春到秋后，每当新鲜蔬菜下来时，罗家总是专门精选两份，一份送给梁思永，一份送给梁思成，以接济他们的艰难生活。梁家兄弟在李庄近六年，与罗家的友情一直保持下来。

　　由于史语所在山上板栗坳办公，上山下山都需爬五百多级台阶，来回异常辛苦，梁思永便周一上山在史语所宿舍居住，周六下山回家休息，在家中的时间是每周两夜一天。据石璋如回忆，在昆明时，梁思永骂当地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李庄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梁思永“在山上时，忙于工作，不分昼夜。虽然是研究室内的工作，但拼命的程度，不减田野工作的精神”。可以看出，当时梁思永的身体尚好，工作热情颇为高涨。自1934年史语所编写、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考古专门报告《城子崖》问世之后，学术界好评如潮。受其鼓舞，傅斯年、李济等开始筹备安阳殷墟发掘报告《小屯》的编写、出版事宜。1934年秋，梁思永主持殷墟西北冈发掘时，恰好小屯的发掘由一次至九次告一段落，即着手进行发掘报告的编著。受城子崖报告编写方法的启发，梁思永拟把自己主持的西北冈告一段落后，接下来做室内整理工作，其他人可以主持另外遗址的发掘，这样田野、室内均可工作。待报告完成，再去做田野工作。如此循环往复，遗址不断发掘，报告不断出版，中国的考古事业将出现一个良性发展的盛况。遗憾的是，卢沟桥一声枪响，惊碎了这个辉煌的大梦。抗战之前，梁思永只写出了《后冈发掘小记》、《小屯龙山与仰韶》两篇文章。但仅此二文，即令学术界人士“在当时都认为在中国考古学上是划时代的贡献，使中原史前文化的层位予以确定”。
在李庄羊街住宅的梁思永一家石璋如回忆梁思永到李庄的第一个夏天，“日间工作之暇，他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不能做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这种气候对于他的身体不适，第二年的初夏即卧病不起，由山下搬到山上的戏楼院旁，居住养病”。这样一番折腾，梁思永不但不能再到田野工作，还差点丢了性命。

　　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的气候是造成梁思永发病的一个原因，但梁氏本身就有沉疴，其病症肇始于1932年的那个早春。

　　自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梁思永于1931年与时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李福曼结婚。李福曼是梁启超夫人李蕙仙的娘家侄女，小梁氏三岁，属于姑表亲，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按当时社会风俗，梁、李这对表哥表妹的结合，是属于“亲上加亲”的婚姻典范。在梁、李共同生活的十几年岁月里，二人心心相印，相濡以沫。④

　　1931年春，27岁的梁思永来到殷墟参加史语所考古发掘团工作，由此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揭开了中国考古史上光辉的一页。正当他满怀信心欲向新的高度跃进时，不幸于1932年在一次野外发掘时病倒。此次患病开始时只是普通的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梁思永来回奔波，不能稍离工地，病情未得到及时控制。直至高烧几日，转成病情严重的烈性肋膜炎，才急忙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梁思永的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协和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如同啤酒一样颜色的积水。经加量用药和多方设法救治，方稳住了病情。当时李福曼已怀身孕，日夜守在丈夫病床前加以照顾。梁思永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直到1932年底才渐渐好转，但未能完全康复，且在他未来岁月留下了隐患。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参加安阳殷墟侯家庄南地与同乐寨的田野考古发掘，接着于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也就在这次发掘中，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深远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对于这次相会的情形，事隔20年，夏鼐回忆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间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冈。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得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是生龙活虎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

　　抗战爆发后，由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一同随梁思永流亡到昆明的李福曼，不得不在街道摆地摊变卖家中的衣物艰难度日，其悲苦之状令人唏嘘。据梁思永的外甥女吴荔明说：当梁思永一家从长沙撤往昆明绕道越南海防时曾稍事停留，五岁的女儿梁伯有在商店看见一个模仿美国当时红透世界的女童星外形设计的洋娃娃--秀兰·邓波儿，便在柜台前转来转去不肯离开，软缠硬泡让妈妈买下来。当时生活已极清苦，但梁氏夫妇实在不忍伤孩子的心，一咬牙买了下来。这个洋娃娃在昆明陪伴幼小的梁伯有度过了一段欢乐而难忘的时光，给予她幼小心灵以莫大的慰藉。令人不忍追忆的是，1940年冬，当梁思永携家随史语所同仁即将迁往四川李庄时，由于家中生活实在困难，李福曼忍痛把女儿已爱抚了两年多的洋娃娃--可爱的秀兰·邓波儿，以十八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富商的女公子。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变”，年仅七岁的梁伯有大哭不止，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久久难忘的伤痛。
傅斯年与梁家兄弟

　　来到李庄后，梁思永开始着手撰写抗战前殷墟西北冈的发掘报告，并有“一气呵成”之志。这部报告自南京撤退长沙时即开始撰写，梁思永一有机会便拿出标本，加以整理。在昆明时已将西北冈的全部出土古物都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报告的内容组织也有了大致的轮廓，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未过几个月，梁思永便一病不起。关于此次病情，梁思成在给他的妹妹、当时正由广东准备流亡四川的梁思庄信中有所披露：

　　三哥到此之后，原来还算不错，但今年二月间，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据医生说是所谓gallopingT.B.(奔马痨，一种肺病)好几次医生告诉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旧历端阳那天，医生说anythingmayhappenanytime(随时可发生意外)。形势异常危急，把我骇的手足无措。其实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医疗看护方面都有了些经验，所以三哥占了这一点便宜。Hewasbenifitedby二嫂'sexperience。幸喜天不绝人，竟度过了这难关，至六月中竟渐渐恢复常轨……

　　此信说的是1941年夏天之前的事。想不到秋后，梁思永的病情又开始反复，有时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躺在病床上孤独地忍受病痛的煎熬。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正在重庆出差的李济写信汇报了三组的工作情况，顺便谈了自己的病况：

　　一、技术员张曼西君试用期满，成绩不佳，已于上月底辞去。三组绘图员一席又虚悬。请兄就便在重庆招考。关于资格，弟意：学历不必限制；年岁在廿五岁左右或以下，年青一些好；能绘图兼摄影为上选；绘图以钢笔黑墨画为主（尤着重线条）；须能写生兼机械画。三组各报告大致都进行到绘制图版之阶段，此项技术人员之需要甚为急切；如研究所不能供应，工作只好让实君（按：指绘图员潘悫）一人慢慢做，何年何月做得完，就无法估计了。三组现积之绘图工作，非少数人短期内所能完成；这次招考，研究所如能取用二人更好。如用二人，其中至少一个须能兼摄影。

　　二、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

　　信中看出，此时梁思永尚能带病坚持工作，并为撰写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之事操劳不息。但随着冬季来临，梁思永肺病复发，且发展迅速，梁氏自称是“闪击战”，极大地威胁到生命。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傅斯年辞去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一职，由重庆赶往李庄。

　　在李庄镇羊街8号，傅斯年详细询问了梁思永的病情，得到的结果是病情暂时得到遏制，但仍“颇使人忧虑”。傅斯年环视周围环境，认为罗家的房子虽好，但少阳光，且有些阴冷，这对肺病病人极其不利。经过反复权衡商讨，傅斯年决定在板栗坳山上史语所租住的一座院内，专门腾出三间上好的房子，请来当地木工安上地板，钉上顶棚，在窗上装上玻璃，打造凉台等等，让梁思永搬来居住，以便能每日晒到太阳，并可在凉台上作简单的室内活动。待一切准备停当，梁思永已病得不能走动，只得请人用担架抬到板栗坳。但上山需跨越五百多级台阶，为求万无一失，傅斯年与梁思成亲自组织担架队伍，先由梁思成躺在担架上请人抬着在上山的台阶上反复试验，出现问题及时设法解决，感到切实可行后，方请人把病中的梁思永抬到板栗坳被称作“新房子”的地方居住下来。

　　此时中国抗战由于珍珠港事变和美国对日宣战而有转机，但除极少的贪官污吏与发国难财的奸商外，全国军民的生活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央研究院各所同仁无不在艰难中苦撑度日。鉴于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的生活都已“吃尽当光”，只剩了一个“穷”字，傅斯年意识到非有特殊办法不足以救治梁思永和同样处于疾病中的林徽因。于是，1942年春天，他贸然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其文曰：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此信发出十一天，未见回音，担心重庆方面无能为力或深感为难，情急之下，傅斯年召开所务会，想出了一个新的援助办法，再度写信给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满怀挚诚与爱慕之情地历数梁思永功高过人之处，并请其核准史语所做出的决定。

　　骝先先生院长

　　企孙、毅侯两兄赐鉴：

　　梁思永先生病事，兹述其概。十年前，思永于一年过度劳动后生肋膜炎，在协和治愈，但结疤不佳，以后身体遂弱。自前年起，忽生胃病甚重，经二年来，时好时坏。去年胃病稍好，又大工作，自己限期将殷虚（墟）报告彼之部分写完。四个月前，即咳嗽，尚听不出肺病声气。上月医生大疑其有肺病，送痰往宜实验，结果是+++！所听则左右几大片。此次肺病来势骤然，发展迅速，思永自谓是闪击战，上周情形颇使人忧虑，近数日稍好。思永之生病，敝所之最大打击也。兹谨述其状。

　　思永虽非本所之组主任，但其moralinfluence甚大，本所考古组，及中央博物院之少年同志，皆奉之为领袖，济之对彼，尤深契许。彼学力才质，皆敝所之第一流人，又是自写报告，编改他人文章之好手，今彼病倒，殷虚报告之进行，一半停止矣。思永尤有一特长，本所同人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其自己范围事，弟亦颇觉到敝所有暮气已深之感。思永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其于公家之事，不管则已(亦不好管闲事)，如过问，决不偏私而马虎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明，素为同人所佩。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然此事不可不先有准备。抗战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风服，即他所同在长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称道不置之一人)。以后弟在重庆时，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渐渐养成一种空气，俾弟一旦离职，彼可继任耳。彼于代理殊不感兴趣，强焉亦可为之。自胃病后，不肯矣。弟此次返所，见其精力甚好，前计又跃于心中，今乃遭此波折，亦弟之大打击矣。

　　彼如出事，实为敝所不可补救之损失，亦中国考古学界前途之最大打击也，故此时无论如何，须竭力设法，使其病势可以挽回。此当荷诸先生所赞许也。查敝所医务室现存之药，在两年中可以收入二万数千至三万数千元(如照市价卖去，当可得六七万，今只是用以治同人生病之收入，故少)。拟于此收入中规定数千元为思永买其需要之药之用(本所原备治T.B.之药甚少，所备皆疟、痢等〉。此事在报销上全无困难，盖是免费(即少此项收入)，而非另支用经费也。此意昨经敝所所务会议讨论通过，敬乞赐以考虑，并规定一数目，其数亦不可太少，至为感荷！若虑他人援例，则情形如思永者亦少矣。以成绩论，尚有数人，然以其在万里迁徙中代弟职务论恐济之外无他人，故无创例之虑也。如何乞考虑赐复，至感！

　　专此，敬颂

　　日安！

　　傅斯年谨颂

　　四月二十九日⑤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此信发出十一天，未见回音，担心重庆方面无能为力或深感为难，情急之下，傅斯年召开所务会，想出了一个新的援助办法，再度写信给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满怀挚诚与爱慕之情地历数梁思永功高过人之处，并请其核准史语所做出的决定。

　　骝先先生院长

　　企孙、毅侯两兄赐鉴：

　　梁思永先生病事，兹述其概。十年前，思永于一年过度劳动后生肋膜炎，在协和治愈，但结疤不佳，以后身体遂弱。自前年起，忽生胃病甚重，经二年来，时好时坏。去年胃病稍好，又大工作，自己限期将殷虚（墟）报告彼之部分写完。四个月前，即咳嗽，尚听不出肺病声气。上月医生大疑其有肺病，送痰往宜实验，结果是+++！所听则左右几大片。此次肺病来势骤然，发展迅速，思永自谓是闪击战，上周情形颇使人忧虑，近数日稍好。思永之生病，敝所之最大打击也。兹谨述其状。

　　思永虽非本所之组主任，但其moralinfluence甚大，本所考古组，及中央博物院之少年同志，皆奉之为领袖，济之对彼，尤深契许。彼学力才质，皆敝所之第一流人，又是自写报告，编改他人文章之好手，今彼病倒，殷虚报告之进行，一半停止矣。思永尤有一特长，本所同人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其自己范围事，弟亦颇觉到敝所有暮气已深之感。思永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其于公家之事，不管则已(亦不好管闲事)，如过问，决不偏私而马虎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明，素为同人所佩。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然此事不可不先有准备。抗战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风服，即他所同在长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称道不置之一人)。以后弟在重庆时，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渐渐养成一种空气，俾弟一旦离职，彼可继任耳。彼于代理殊不感兴趣，强焉亦可为之。自胃病后，不肯矣。弟此次返所，见其精力甚好，前计又跃于心中，今乃遭此波折，亦弟之大打击矣。

　　彼如出事，实为敝所不可补救之损失，亦中国考古学界前途之最大打击也，故此时无论如何，须竭力设法，使其病势可以挽回。此当荷诸先生所赞许也。查敝所医务室现存之药，在两年中可以收入二万数千至三万数千元(如照市价卖去，当可得六七万，今只是用以治同人生病之收入，故少)。拟于此收入中规定数千元为思永买其需要之药之用(本所原备治T.B.之药甚少，所备皆疟、痢等〉。此事在报销上全无困难，盖是免费(即少此项收入)，而非另支用经费也。此意昨经敝所所务会议讨论通过，敬乞赐以考虑，并规定一数目，其数亦不可太少，至为感荷！若虑他人援例，则情形如思永者亦少矣。以成绩论，尚有数人，然以其在万里迁徙中代弟职务论恐济之外无他人，故无创例之虑也。如何乞考虑赐复，至感！

　　专此，敬颂

　　日安！

　　傅斯年谨颂

　　四月二十九日⑤

 

　　林徽因的感恩信

　　傅斯年对梁家兄弟以及林徽因的关照，很快得到回应，林徽因给傅斯年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的感念之情。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因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幸运），终总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在李庄时病中的林徽因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

　　双安

　　林徽因此信，当时不为外界所知，许多年后，当它被台湾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整理者王汎森发现时，已没有落款日期。据辗转得到这封信影印件的梁思庄（梁思成妹）之女吴荔明推测：朱家骅收到傅斯年的求援信后，与翁文灏等人设法作了援救之策，而傅斯年得知确切消息或收到款子后，在转给梁思成的同时，顺便把他给朱家骅信的抄件一并转来，意在说明缘由。而此时恰逢梁思成外出（最大可能是去重庆办理公务），信落到林徽因的手中。林看罢自是感激莫名，未等梁思成回李庄，便先行修书一封，表示对傅感谢，同时顺便做些谦虚性的解释，并问及其他事宜，如“思永已知此事否？”云云。
　至于傅斯年为梁家兄弟讨来多少款子，吴荔明说：“因为当事人都已经谢世，无法妄测，只有耐心等待相关档案后才能真相大白。但是，林洙舅妈记得二舅曾告诉过她：收条是傅孟真代写的。……傅斯年为思成、思永兄弟送来的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二舅妈林徽因和三舅思永，从此生活质量有了改观。”（按：林洙是林徽因去世七年之后，梁思成于1962年在清华时代的续弦。）

　　为了证明傅斯年确实送来了款子，吴荔明还引用梁思成给好友、美国学者费正清的信作补证，梁氏在信中写道：“你们可能无法相信，我们的家境已经大为改善。每天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到吃力，她说主要是她对事情的看法变了，而且有些小事也让她感觉不错，不像过去动不动就恼火。当然，秘密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两个月来增加了八磅半。”

　　吴荔明的推测，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令人困惑之处，从梁思成致费氏的信中看，内中并未述及傅斯年送款之事，而后来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在写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传记中，引用这封信之前是这样说的：“可是，他（梁思成）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他现在成了管理者，一个什么都得管的'万事通'，奔波在李庄和陪都之间筹集资金，成天忙于开会和联系人等等，而不是从容不迫地专注于他的研究、绘图和田野调查。”从这段记载分析，似乎费慰梅更倾向于梁家生活的改善是梁思成本人奔波的结果。

　　当然，要彻底推翻吴荔明的论断是困难的，除了林洙一面之词外，最能证明梁家得款的证据是林徽因在给傅斯年信中那句话：“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倘若梁家未见成果，何以凭空生出“引见访谢”之意？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采用吴荔明之说，梁家兄弟得到实惠，其数目也绝没有傅斯年在信中请求的那样多。这年8月6日，傅斯年在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的信中这样说道：“又云弟平日办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并“已受同仁责言”。又，8月14日信中云：“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

　　如果傅斯年通过朱家骅搞来他信中所求的专款数目，以资助梁氏弟兄，想来不会把一个史语所医务室弄得“完全破产”。正是由于专款的数目过少，杯水车薪，根本不可能把梁思永从生死线上解救出来，傅斯年才以他的霸气加梁山好汉的哥们义气，把医务室本来并不厚实的家底，几乎全部倾注在了梁思永身上，也才有了史语所同仁不满舆论的滋生，以及后来傅斯年本人有些恼火情绪的流露。事实上，在如此艰苦卓绝、生死茫茫的紧急关头，因一个人的病情把整个史语所同仁、家眷所依靠的医务室弄得破产，这对全所人员造成的惶恐是显而易见的，舆论对傅氏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非议也是一种必然。由此两难境地，更可见傅斯年处世之风格，用心之良苦。而这诸多的不易，只能徒令后人感慨万端，对天一叹了。

　　梁思永的病情时好时坏，基本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但生性倔犟的他仍想竭力把自己主持的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整理出来，以对当年的工作有个交待。他在病榻旁放置一张小书桌，所需资料放在一旁，另外专门制作一块木质写板，纸张夹在木板上，人可以半坐在床上，垫起后背随时书写。凭着这种坚强的毅力，在抗战胜利的前夜，梁思永完成了整部报告的纲领和一部分初稿，后因赴重庆手术治疗，报告撰写工作被迫中断。

 

　　梁思永之死

　　随着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李庄，梁思永更加急切地盼望自己能恢复健康，以便完成报告撰写工作，并继续到田野进行考古发掘。就在这时，他偶然从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一个新的医学成果，即患肺病者如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肺萎缩下来，健康的肺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消息令卧病在床饱受病痛折磨长达四年之久的梁思永极度兴奋，他当即决定赴重庆实施手术。征得傅斯年同意，在梁思成帮助下，梁思永乘船来到重庆，入住高唐奎医院，并在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凯主持下，切除了七根肋骨（一说切除六根）。自此，梁思永一直在重庆医院疗养。当1946年全国性的复员工作开始时，傅斯年通过柏林大学时的同学，且是郎舅关系的交通部长俞大维帮助，让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北平。此时梁的身体仍未恢复健康，只能躺在一张帆布椅上被抬上飞机。傅斯年以个人名义拍发电报，让时在北平的妻兄俞大孚帮忙接机。梁思永一到北平，即由俞大孚等四人抬下飞机舷梯，专车护送到梁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顺家暂住。一个星期后搬到东厂胡同原黎元洪大总统居住的院内三间北房休养。因北平气候和医疗条件较好，梁思永病情稍有好转，但仍无力赴已复员到南京的史语所工作。

　　1948年7月2日，李济由南京致信仍在北平的梁思永，除了交谈业务上的事宜，还对梁致以亲切慰问：

　　思永吾兄：

　　考古学报第三册近已出版，拙著《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抽印本，今晨寄到，特航寄一本，送呈吾兄评正。此文于付印之前，未能就正于兄，为弟一大憾事。排印期间，校雠数次，仍有脱误。原文尚有数处未作到十分满意，诸祈指正，曷胜盼祷。中篇《锋刃器》已将脱稿。“小刀子”一节拟借用侯家庄材料作比较参考之用。至希惠允为感。又上篇亦有数处用到侯家庄材料，以为旁证，并希吾兄加认。近日第四期已可集稿；本组同仁，均努力异常，一年以来，不少佳作，此亦穷苦生活中之另一境界也。尊体近日何似？嫂夫人想必康健。柏有读书想必大有进步。自令姊令娴夫人北归后，即未得兄消息，但心中无日不念也。余不尽，专此并颂

　　暑安

　　弟

　　李济谨启

　　据许多年后得到这封信原件的李光谟的解读，此信前半部所言，反映的是史语所考古组一项不成文的规矩，即，凡田野发掘的出土物或其他发现，主持发掘人有第一研究权，其他人若要在论文或报告中使用，需征得对方同意。因梁思永在安阳殷墟主持了这一遗址的发掘，故李济利用这批出土材料著文，就需按规矩取得梁的认可。

　　同年8月5日，梁思永回信：

　　济之我兄：

　　考古第三册抽印本和里面附带的信收到了，多谢。大著已拜读过，佩服佩服。偶有鄙见与尊说不尽合之处，也只是彼此看法上稍有差别，且多涉及枝节问题，无关重要。他日会见时再当面请教。侯家庄材料请兄随便使用，三组工作兄所领导，何须如此客气。

　　弟五月底入协和医院，住院十二日。检查身体，结果是右肺健全，左肺压塌状态良好，胃肠透视都没有发现毛病。除了气管里的结核病灶可能尚未痊愈外，可以说没有病了。不过身体经过这几年跟病菌斗争之后，真有如战后的英伦，虽然战胜敌人，但元气消蚀殆尽，就要恢复到小康的局面，也万分困难。为了肃清气管里病菌，现正试用链霉素。已注射了六十三克，似颇有效。预备再注三十七克就停止。

　　弟近间起坐之时已加多，且能出到院中行走。只可恨注链霉素后发生头晕现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很稳当。

　　看情形秋后大概可以开始做点俯案工作。欲想趁机整理两城报告。不过在这动荡不定的大局中，把珍贵的稿子拿到北方来，又觉不甚妥当。盼兄分神考虑考虑这问题。内子小女托庇粗安。即此顺祝

　　暑安

　　嫂夫人、光谟统此问候。三组同人，见面时祈一一代候。

　　弟思永拜上
据可考的史料推知，这是梁思永在生命暮年，与史语所同仁最后一次通信，信中流露出彼此的学术情谊、相互尊重以及各自在研究工作上的良好愿望。

　　1948年9月23日至24日，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北极阁举行。作为共同当选人文组院士的梁家兄弟，梁思成出席了会议，梁思永因身体原因未克出席，仍在北平养病。

　　1948年12月底，国民党败局已定，军政人员开始向台湾孤岛大举溃退。根据蒋介石密令，由朱家骅、傅斯年亲自组织指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部分人员如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携带所内保藏的青铜器、甲骨、玉器等珍贵文物，连同大批孤本藏书，由李济任总押运官，乘军舰与货轮撤往台湾。未久，傅斯年也乘机仓皇离开南京赴台北，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兼史语所所长，整个史语所留在大陆的仅有梁思永、夏鼐、郭宝钧、吴定良等几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个新的时代随之到来。

　　1950年8月，梁思永以他在考古学界巨大的影响力，被新生的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名列夏鼐之前，考古所所长由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兼任。尽管梁思永身体虚弱无力，不能直接指导所内事务，但仍在家中参加或主持所内一些重要会议。据夏鼐回忆说：“他（梁）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和我来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材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

　　1953年，梁思永在北京大学中关园96号梁思庄家休养，每天上午都在院内葡萄架前晒太阳自1950年秋开始，中科院考古所人员几乎倾巢出动，在夏鼐带领下，先后对河南辉县琉璃阁和赵固、北泉等地东周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发现车马坑数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梁思永不仅在家中主持考古所的日常工作，还为参加发掘的青年考古学家们撰写《辉县发掘报告》具体辅导，并亲自撰写报告参考提纲。当时刚进所不久的青年学生，后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安志敏晚年回忆：“从我们到考古所那天起，（梁）便给我们布置了必读的书目和学习计划，每周还要填表逐日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并经常同我们谈话以便作更深入的了解，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包，以督促和爱护的心情帮助我们克服思想上和学习上的缺陷，为考古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

　　就在这一时期，各地基本建设全面展开，几乎每天都有地下文物出土，而专业考古人员十分短缺，难以应付四面开花的新局面。为有效抢救、保护地下文物和古代遗迹、遗址，1952年至1955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号称文物考古学界的“黄埔四期”。梁思永对这项工作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从教学人员的配备、课程设置，以及实习选点等等细节问题，都作了认真建议和安排，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来自全国三百四十一位文物干部接受了培训，并很快成为各地区的业务骨干，许多人后来成为文物界著名的大佬。同样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北京大学历史系于1952年成立考古专业，梁思永带病给予支持并参与筹划，为新中国考古学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许多年后，1952届的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生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念念不忘梁思永作为这项事业的开拓者施于自己的恩泽。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大幅度衰竭，身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安心在家休养。到了1954年春天，梁思永心脏病发作，入北京人民医院救治。3月8日，李福曼打电话叫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当梁思庄匆匆赶来时，头脑尚清醒的梁思永握着她的手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要和大家永别了！”

　　据吴荔明回忆，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一直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着，为战胜病魔奋斗着。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二十二年的三舅妈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病逝，中国考古学界一颗巨星在他五十岁的英年陨落，科学界同仁无不伤感悲泣。梁思永的遗骨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由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汉白玉卧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撰写的墓志铭：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之墓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

　　郭沫若敬题

　　对于梁思永的墓志铭，许多年后，有人认为郭沫若如此题刻，是对这位学术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来源于他对中国考古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的业绩是通过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的身份创造的，绝非一个“考古所副所长”这样一个官僚职位可与之相提并论。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头衔，梁思永便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术大师梁思永，而只能是宦海浪潮中，一个整日战战兢兢的刀笔小吏。1927年2月，梁思成由美国致信父亲梁启超，对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于国家民族进步，提出了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的询问。对此，梁启超作了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说：“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的确没有做成近代的李、杜，但却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构筑起前无古人的名山大业，成为近代田野考古学与建筑史学这道星河中最亮丽的明星，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贡献，怎是一个小小的副所长的官帽所能涵盖得了的？

　　当年梁启超所提出的一个王朝的宰相若此，而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论，一个皇帝或一个总统，对于文化的进步所充当的角色同样若此。梁启超深邃的思想与宏阔的历史见地，很能令人想起美国第三届总统杰弗逊的墓碑碑文：“在这里安息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创办人，托马斯·杰弗逊。”--这个令世人传诵的墓志铭，据说是杰弗逊生前所题，死后刻到墓碑上的，他没有提及自己生前曾做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事，其深层的原因自不可究，但李敖的解释或许能参破几分内情：“美国总统算老几？这个是世俗的职位，值不值得这样谈呢？不谈，不值得这样谈，不值得这样重视。”

　　同理，只有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考古学家的梁思永，他的光芒才显得耀眼夺目，才令一代代学人景仰怀念。梁思永墓志铭，必须在姓名前加上“著名考古学家”或相应的学术头衔，或镌刻象征他学术业绩的标志性术语，才显得对逝者的公正与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