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纸水转印技术:还神话传说以本来面目

刘正英的远古文化研究

杨忠明

 56岁的刘正英是江苏省淮阴市的知名学者。多年来，他一直潜心研究我国上古时代的文字、符号、破解了许多千古之谜。他经过仔细地分析、研究，发现了被称为千年古谜的河图、洛书的真实用途；破译了6000多年前西安半坡的30个文字符号；证明女娲并非神化人物，而是我国上古时代的氏族首领，从而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溯到10000年前。他对这些千古之谜的考证结果，受到国内众多历史、文字、考古专家、学者的认可，获得中国艺术研究院论文奖。

破译“河图·洛书·八卦图”

——上古结绳记事的工具书

河图·洛书与八卦图是我们祖先在没有文字时代创造出来的。由于年代久远，绘有河图、洛书的实物以及这些图的真实用途却未能流传下来。直到宋代，一些研究《周易》的著作中才出现各种图式，许多人想弄清这些图式在上古时代是否存在，以及它们在上古时代的真面目，但一直没能解决。随着岁月的流逝，河图、洛书与八卦图便成了千古之谜。

1995年底，刘正英在研究上古史时，发现了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早在八九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从事农业生产，这就需要掌握历法，才能确定适宜的播种期。要掌握历法，必须经过长期的观察记载，才能将日月（实质上应为地球和月球）的运行规律总结研究出来，没有文字如何进行记载呢？刘正英忽然想到，我国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曾出现过河图、洛书。他记得自己曾在《辞海》中看见印有河图、洛书的图式，他意识到，河图、洛书在中国上古时代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些图即使不是文字，至少也对文字的产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于是，他想将河图、洛书在没有文字时代的真实用途考证出来。可是，从有关文献看，河图、洛书的真伪（是否存在）尚难断定，欲搞清其真相更难。然而，刘正英没有因此退却，他运用自己几十年所学到的多门科学知识向这一千古之谜发起进攻。

刘正英根据在文字产生以前，我们的祖先是用结绳进行记事这一传说，利用没有文字时代所具有的语言、绘画、绳子三个已知条件，大胆地进行起结绳记事模拟试验。他以我们的祖先所在部落（或氏族）为中心，画一个圆，圆心代表部落（或氏族）所在位置，圆就代表周围的世界；从圆心向南、北、东、西画四条射线，在圆上得到四个点，分别代表南、北、东、西；太阳大多数时候在南边，可以用南代表阳，相反北就代表阴；太阳在天上，可以用南代表天，相反北就代表地；用南代表日蚀，北就代表地震；可以让东、南、西、北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相对应，南方热，北方冷，可以用南方代表夏、北代表冬，东代表春、西代表秋；从中心向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再画四条射线，圆上再增加四个点，这样，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四个方向也可以表达出来了。再用这八个点代表其它事物，如，可以将中心点也算上，用1—9九个数字与这九个点一一对应起来，北1、南9、东3、西7、西南2、东北8、东南4、西北6、中心5，这样一来，这些数字就可以和前面指定的方向、季节、事物一一对应起来，就可以用数字代表时间、地点和相应的事物了，要表达哪一个项目，就按其相应的数字并按照一定的规则在绳子上打结，这样就可以把事“记录”到绳子上了，然后再用图画或共同认可的某种实物表示出所记事件的名称，这样，其他人就可以“读懂”结绳所记的事了。模拟试验做完以后，他惊喜地发现结绳记事所用的图正好与河图、洛书及八卦方位图相似。至此，刘正英终于将这一千年难解的古谜破译：河图、洛书与八卦图相配合，是我们的祖先在文字产生以前作为结绳记事用的工具书。为了证明结论的可靠性，刘正英进行了系统推论，结果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考古实物上都获得了证实。如，使用结绳记事的部落，最先发明出来的文字应该是象形文字；使用结绳记事的部落，最先发明出来的文字应该是1—9九个数字；当1—9九个数字发明出来后，对结绳的信息就可以转录，在转录及一般使用过程中，“1”出现的频率最高。

后来，刘正英还用概率论对考证结果进行可靠性检验，计算出犯错误的概率远远低于百万分之一，说明考证结果非常可靠。

刘正英将自己考证的结果撰写成长篇论文《解河图、洛书与八卦图》。1996年4月中旬的一天，他带着论文，径直来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该院对他的这一重大研究成果十分重视，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的论文在1996年第4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面世了。国内《人才开发》、《文化时报》、《扬子晚报》、香港《大公报》等数家新闻媒介迅即作了报道。1997年7月，他的论文获江苏省淮阴市社科成果一等奖。1997年10月，他的成果被山东大学编入历史专业书籍和中小学科普读物中。

破解“半坡文字符号”

——不仅是确切的数字，而且可作为表达其它确切含义的数码

1952年，在陕西西安的半坡村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30个文字符号，由于这些文字符号刻划在陶钵口沿上，多年来一直没有人能辨识出来，有的学者认为是汉字的起源，还有的学者认为不是汉字。然而，刘正英利用他《解河图、洛书与八卦图》的研究成果，很快地就将这些文字符号辨识出来了。

刘正英根据考古及结绳记事的结论和推论，经过分析、整理和辨识，发现这些文字符号大部分是象形文字，可以分成两套，并且都是表示1—9数字的，其中有一套数字就是利用与河图、洛书中“五”象形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半坡陶符不仅是确切的数字，而且还可以作为表达其它确切含义的数码；由于这些数码使用频率很高，它们必然有确切的读音；有了这些数码，人类就自然而然地由数码结绳记事阶段过渡到数码符号记事阶段了。

刘正英经过分析研究指出，半坡的文字符号已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它们已成为汉字的字形并为造字方式确定了基本框架。他仔细考察了半坡人遗址，推算出“半坡人”与现代人相隔300代，会建造房屋，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过着定居生活，“半坡人”还会种菜，饲养家畜，种麻织布，编织鱼网，制造弓箭，农闲时捕鱼打猎。他们的遗址、遗物，给人以一派田园生活的景象。安定的生活环境为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半坡人”已掌握一定的气象知识，会生产彩色陶器，绘画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半坡人”是十分文明的，“半坡时代”被称作文明时代是受之无愧的。

探寻甲骨文起源

——汉字有8000年的发展史

在刘正英的头脑里，一直有两个重要问题萦绕着，这就是半坡陶文的继续发展问题和商甲骨文的起源问题。

由于我国考古学起步较迟，甲骨文发现也较迟，其它早期文字材料就发现得更迟，而且很少。西方学者以1625年发现的一块同时刻有汉字和叙利亚文字的景教石碑为依据，认为汉字是由中东传入的，这种观点在国际学术界一直占统治地位。

遗憾的是，我国一些带有疑古倾向的学者，竟然认为伏羲、黄帝都是神话中的人物，伏羲制八卦、仓颉造字都是无稽之谈，这些学者无根据的怀疑和无意识的否定与西方学者对汉字外来说的有意识的肯定几乎同样有力。

刘正英认真钻研古文字知识，查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经过近一年时间的钻研，他的灵感终于被激发出来，既然《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最权威的文字学著作，何不就用说文解字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呢？

刘正英经过反复分析研究，认为把“黄帝史官仓颉造字”作为攻坚点比较合适。据史学家推算，黄帝是距今4600年左右的人，距半坡时代1000多年，距商中后期也有1000多年，正好处在中间位置上，如果能将这个问题考证清楚，则半坡文字的继续发展问题和商代甲骨文的起源问题，就有可能同时解决。

刘正英是这样分析研究的：在中国历史上，在黄帝以前有名的领袖人物只有几个，关于他们的事迹流传下来的很少，只有关于黄帝的事迹流传下来的比较多，说明黄帝时代应该有一位会造字的史官，他造的字能记下许多事。刘正英接着分析，如果黄帝有一位会造字的史官，那么这位史官首先就应该会造“黄帝”这两个字。黄帝是尧、舜、禹及夏、商、周三代公认的祖先，假如“黄帝”这两个字被造出来，就应该能被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而且这两个字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基于上面一层一层的推理，刘正英认识到，保存于甲骨文中的“黄帝”二字应该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于是，他对甲骨文中的“黄帝”二字进行了仔细研究。他首先研究“帝”字，发现甲骨文中的“帝”字显得非常抽象，按文字学家唐兰的“三书”法进行分析，它既不是象形字，也不是象声字，而只能是象意字，而这个字的特点与半坡文字符号非常相似。刘正英根据自己对半坡文字符号的辩认结果，立刻就看出，甲骨文中的“帝”字是由半坡陶文中的“一”、“三”、“五”、“七”、“九”几个数字组合而成的。《易·系辞》称这五个数为天数，说明古人确实是把这几个数当成同一类数字看的，用这几个数字符号组成的“帝”字有表示“天”的意思，这与古代一些文字学家对“帝”字的解释完全吻合。刘正英又分析出甲骨文中的“黄”字基本上是由半坡陶文中的“二”、“四”、“六”、“八”与上古的“田”字合在一起组成的，有表示“地”的意思。这和古代的文字学家对“黄”字的解释也基本相同。

显然，用“天”、“地”之数来创造当时最重要的人物“黄帝”的名字，表示“黄帝”位居天地之间，管理四面八方一切事务，可以与天地相等同。

这样，刘正英把“黄帝”二字的造字原理研究清楚了，造字的过程也分析出来了，同时也就把半坡陶文的继续发展问题和甲骨文的起源问题一同解决了。原来，半坡陶文是商甲骨文的重要源头。

刘正英将自己考证的结果撰写成长篇论文《从半坡陶文看甲骨文起源》，发表在1997年第3期《淮阴师专学报》上，后被收入中共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共同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宝典》（1998年8月）大型理论工具书。

还神话传说本来面目

——中华民族有10000年文明史

刘正英在研究中阐明，人类100万年就开始使用语言。在结绳记事之前，一些重要的事是靠语言代代相传的；有了结绳方法后，一些远古的事就可以用结绳来表示。但将结绳所“记录”的信息再转化为语言或转录成文字时，就可能因不了解结绳规则或不了解古人的用字方式而造成误解。

史书称炎帝“牛头人身”就是误传。刘正英在研究结绳记事时发现，事件名称是结绳记事最关键的部分。由于没有文字，自然现象可以用图画或实物来表示，而记人的名字时，只能用大家共同认可的实物或图形来表示，如记名字叫犬的人的事迹，只能用狗皮或画一条狗来表示。炎帝的名字可能叫牛，或者大家都赞同用牛来代表炎帝，所以记炎帝的事迹时，记事者就在结绳前系上牛头或系上画牛头的木片，以代表炎帝的名字，后人就误认为炎帝是“牛头人身”。炎帝与黄帝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之间曾发生过战争。相传黄帝是“人面蛇身”，这是结绳记事时记黄帝的名字所用的一种标志。这同时也说明结绳记事一直用到黄帝这个时代。由于黄帝有一位会造字的史官，造出的字能用于记事和记人的名字，因此从黄帝以后，中国历代帝王中再未出来“牛头人身”或“人面蛇身”形象的人物。伏羲是距今8000年左右一位有名望的首领。相传伏羲因河图而制八卦，说明这个时代已有河图，人们不仅用河图进行数码结绳记事，而且依据河图创造出八卦符号，用符号进行记事。刘正英对仰韶文化时代各居住中心的方形大房的遗迹进行严密考证，发现这些大房结构基本相同，在一座遗迹保存较好，编号为405的大房墙壁上，有许多横向排列的草绳，每两根草绳相距5—6厘米，这些草绳至少有60层，这与刘正英所做的模拟实验情况完全一致，说明我国在8000年前就已有规模宏大的结绳挂藏室，保存着那个时代所记录的各种资料，即相当于现代的档案室或图书馆。

《搜神记》中有一则关于神农氏的传说：神农以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过去人们常将这则传说看成神话，神农用鞭子抽打百草，不仅能闻见气味，而且还能知道平毒寒温之性。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之所以会产生误解，是由于不了解古人使用文字时常用假借字，有时借形，有时借音。如这则传说中“赭”鞭是借形，是指红色的打有结的绳子，象鞭子一样，实质上是指结绳。后一个鞭字是借音，实际上应是“编”字，意思指神农氏根据各种植物不同的特性和使用价值，将他们分别系（编）到红色的绳子上，这样人们就可以根据神农氏所做的植物分类，知道各种植物的特征特性和应用价值，于是，人们将这位领袖人物称为“神农氏”。

对女娲事迹的记载也是一样。女娲是母系氏族社会一位有名望的首领，距今10000年左右。关于她的事迹，主要有“造人”和“补天”两件事。所谓“炼五色石补天”，实际上是烧制石灰，用石灰制成石灰浆，修补屋顶。现在人们还将顶棚称为“天花板”，说明女娲时代的人，已在平地上建造房屋，过着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关于女娲造人，《风俗通》记载比较详细：“女娲抟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A泥中，举以为人。”还有传说称女娲抟出的泥人变成神，用绳子抽打出的小泥点变成普通的人。这实际上也是误解。女娲“引绳A泥中”里的“A”字实际上是“横”的假借字。女娲抟黄土为人的目的是用来记氏族的系谱，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族系，避免近亲婚配。倘若对每一个人都用泥人来表示，工作量就非常大，于是，女娲就对这种记事方法进行改进，只用泥人来表示每个氏族的祖先和首领，而在横向排列的绳子上用小泥球表示氏族内每个普通的人。“举”在古代有“记录”的意思。古代秘鲁人也是用相似的结绳方法来记氏族人口的。所传“女娲一日七十化”，实际上是指女娲每天在70根横向排列的绳子上记录氏族人口变化。由于每天都可能有人出生或死亡，所以这70根横向排列的绳子上，每天所做的标记也随着发生变化。

刘正英通过考证认为，女娲时代的人已离开山洞，在平地上建筑房屋，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那时已掌握历法，制造陶器，烧制石灰，用结绳记录氏族系谱，实行族外婚。当时已具有一定规模的结绳资料室，氏族首领直接参与资料的“记录”和管理。

刘正英说，既然目前国际学术界仅根据秘鲁古代有完善的结绳记事，就确认当时的秘鲁进入文明时代；那么，我们就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宣布，我国早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女娲时代，就已经进入有科学、有知识、有理性的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