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收获机视频播放:中国官吏“进化史”

　　与所有的人类一样，中国的历史也是从神话开始，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创造了一个智慧的民族和这个中央之国。对智慧的崇拜体现出人类相对其他动物最为特殊的优势。中国的神话历史高度颂扬那些促进科技进步的能人，并将他们奉为首领、帝王甚至神灵：轩辕氏发明了轮子，有巢氏发明了房子，伏羲氏驯化了动物，神农氏驯化了植物，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仓颉发明了文字……这种对智慧的推崇是中国得以率先在地球村发迹的重要原因。

　　随着农业社会的逐步成熟，政治开始成为一种极其发达的社会主导力量。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别开始被贫富差别代替。随着政治的继续进化，人成为一种等级化动物，人与人的主要区别不再是智与愚、贫与富，而是贱与贵。贵族与贱民的分裂使人类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氏族社会，每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被别人的生殖器确定了命运：贵族的子女永远是贵族，贱民的子女永远是贱民。贱民与贵族之间的差异在于他们父母，而不在于他们自身。

　　氏族社会延续时间之长以至于到现在，我们依然无法摆脱。即使先进如西方，政治世袭与遗产税的改革始终困难重重。落后如中国，则早已经将氏族社会深化为家族社会。从秦始皇开始，2000多年来从未动摇。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化制度形式，在中国历史中亦打上深深的家族文化烙印。官吏阶层作为政治文化主要操盘手，他们在贵族与贱民之间扮演着极其重要而微妙的角色。官吏联盟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主导和左右了中国历史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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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与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两汉之前，官一般指政府，吏则指官员;两汉之后，官指较为高级的官员，吏则指低级的官员。或者说，长期以来，只有那些朝廷(皇帝)任命的政府官员才可以称为“官”，而一般的办事人员则只能称“吏”。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极其严格的等级社会，而官与吏的分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使中国传统政治发生明显的裂变。“官僚”集团与“胥吏”集团形成一种严格的等级关系。官是吏的统治阶级，吏又是官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官对皇权负责，吏对官负责。皇权、官僚、胥吏，这种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最下层，就是芸芸众生的平民百姓。

　　皇帝对官僚的倚重，使官员与皇帝的常常发生龃龉抵牾，甚至矛盾不可调和。这时候皇帝常常以吏代官，甚至以吏治官。武则天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对李唐王朝官僚集团进行大清洗，朱元璋朱棣父子采用的锦衣卫和日后的东厂西厂更胜一筹。

　　不仅皇帝与官僚之间的斗争借用酷吏势力，而且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常常使酷吏得以渔翁得利鸡犬升天。曾国藩乘满清朝廷危难之机，大开幕府，以自己的门生故旧为官，成为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曾国藩系统的官僚势力基本都来自师爷宾客和刀笔吏，酷吏势力强大的办事能力使曾国藩集团在晚清变局中扮演起主导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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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上来说，官与吏的分野来自中国传统的仁政理念，也就是“以德治国”思想。与其说官是统治者，不如说是布道者，官的重要职责是教化百姓，使民向善。官为民之父母，官德首先要求“爱民如子”。在这种政教合一体制下，皇帝既是“人王”，同时也是“天子”，是人神合一的代表，类似西方的“教皇”。而对官的要求则不仅是职务性的行政官员，同时他也是一位牧师。“愚民无知”，“群众”如同迷途的“羔羊”一般，需要官的引导和管束。“州牧”、“巡抚”、“司徒”都是官职的名字，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官的主要使命。对较低级别的官来说，他的主要任务是“体察民情”，了解和知道实际现状是其核心工作，所以他们的官职叫做“知县”或“知府”。

　　官员内部以金字塔式的结构形成一种严密的组织，管理和监督一部分中低级官员的官叫“总督”、“巡按”或“监察使”。为预防施政错误，还设置了“御史”和“拾遗”一类的谏官，他们的工作就是批判批判，往往职业风险极高，因为中国人最忌讳负面信息。但无论怎样的政治高压下，中国历史上总不乏“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谏官，所谓“文谏死，武战死”。

　　“尹”是很古老的一种官职，表示这个官可以发号施令。“君”则“金口玉言”，他的命令叫做“圣旨”。“尚书”作为中央核心高官，首先表示担任该官职的人是一个喜爱读书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尚书”与“大学士”正是代表了官僚集团的知识分子精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传统中国政治的核心思想是知识分子思想，以知识分子的智慧主导和保证国家的文化特色与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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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官员的遴选来自中国悠久的科举制度。两汉时期，中国官学与私学就极其盛行，教育的发达使优秀知识分子如过江之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在儒教教义上产生了最大共识与凝聚力，考试制度开始形成。后汉以降，知识分子遭遇政治迫害，荐举制度(举孝廉)的滥觞产生了世袭罔替的垄断豪门贵族，政治的崩溃随即引发了五胡乱华的“永嘉之乱”。隋唐重新确立了完善的科举制度，宋朝理学兴起，八股渐成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1000多年来，皇帝常常亲自主持对帝国官员的遴选与栽培，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来自民间知识分子。通过对他们儒家意识形态的统一，统治者尽可能选拔到最具才干的帝国精英。

　　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数年之间往往只有寥寥人数可以成为帝国股肱，由此可见对官员素质要求之高。所谓“进士”，就是说已经进入官员(士)队伍。进士及第后，一般需要进入翰林院寒窗苦读传统经典，这一过程往往要持续一二十年。寒窗孤灯，清贫布衣，这些是担任帝国重担之前必不可少的磨砺。进入中年以后，一个合格的官员才算诞生，由皇帝委任外放。这种体制设计理论上杜绝了庸人庸政，但实际操作中往往并不是那么回事。即使在官员任用方面极具政治智慧的乾隆，亦不免以不学无术的和珅为军机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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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官僚的知识分子出身和文化背景不同，胥吏只是做事情的仆从，因此并不需要他们有什么头脑或德行。与官僚的高尚相反，胥吏的社会地位从来都是极低的。在历代政治统治者，胥吏常常与妓女乞丐戏子挑客(阉猪)并列。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有钱能使鬼推磨，等等传统偏见一般都是针对胥吏而言的。

　　吏不仅与官存在严格分界，而且吏的子孙后代不许参加科考。也就是说，祖上为吏者，子孙不得为官。“衙役”是吏的典型职业，有时也叫做“差”，意思就是被奴役和被支配。他们一般也以“奴才”自称。从政治上他们被完全的去人格化。

　　正因为“吏治”的严重溃败，使中国传统政治呈现出周期性动荡的恶性循环。“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对官员严格的监督制度使官员处于频繁调动之中，而吏则是从来不动的。在《红楼梦》中，作为官的贾雨村上任伊始，就被吏给上了一课。这并不是小说家言，而是中国历史的现实。低贱堕落流氓化的酷吏集团实际操纵了整个帝国，而眼高手低清高虚荣的知识分子在实际权力角逐中常常处于无奈的守势，甚至有时候被完全架空。在现代，则被称为“秘书现象”。

　　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酷吏群体的众生相：宋江、戴宗、李逵、武松、施恩、黄文炳、杨雄、蔡福等等。酷吏集团的流氓性与草根性使他们形成中国传统的黑社会文化。在官场精英文化压迫下，这种黑色文化逐渐衍生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矩”。吴思先生将其命名为“潜规则”。酷吏集团以“规矩”来对抗官僚文化的“制度”，最终官僚集团被完全“同化”，并逐渐接受了酷吏集团的“孝敬”。

　　酷吏集团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具体事务方面，对官僚集团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官僚意志最后以酷吏文化的方式体现出来。官僚沦为道貌岸然的伪善，而酷吏则成为炙手可热生杀予夺的权势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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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希腊的城邦制到古罗马的共和制，都是贵族垄断国家权力。在罗马共和国，贵族议会(长老院)推举最高执政官凯撒，甚至将他称为第一公民。而贵族之外的“普通老百姓”则被完全剥夺了公民权，贵族们认为他们不是“人”。贵族以精子来确定贵族身份，他们是天生的公民。只有公民才可以成为共和国的官员，但并不介意以奴隶为“吏”。伊索能说会写，寓言讲得特别好，但他只是一个奴隶(吏)。

　　清末立宪运动使持续了几代皇朝统治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但仍然不能挽回立宪的失败和帝国的崩溃，随之皇权官僚体制也彻底崩盘。40余年的军人当政并不反对知识分子精神，民国时期的官僚集团仍然传承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虽然良莠不齐。

　　中华民国政府在农民战争中的失败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就是极端的精英主义。这种自恋和自负催生了一个暴力集团支持下的底层农民革命。新帝国以一个知识分子精神的《共同纲领》开始，很快军人脱下军装成为这个军事国家的新官僚，而无数跟随造反的农民则成为新政府的铁杆酷吏。一场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清洗和迫害运动，使知识分子从此与政治脱离干系。正如乾隆骂纪晓岚所说：“尔一介腐儒何敢言国事!”

　　在农民酷吏和军人官僚统治下，新中国成为一个被严厉管理的军营，或者说是劳改场、监狱。卖力的酷吏们制造了一场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和大迫害。“砸烂公检法”和“夺权运动”是酷吏集团向军人官僚的进攻和清算。文革中国实现了完全的酷吏政治，而所谓的“四人帮”就是典型的酷吏代表。王洪文以一个酷吏打手一跃成为国家的擎天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酷吏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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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错误的坚持必将导致罪恶的产生，而任何罪恶最后都将得到报偿，无论时间早晚。这场酷吏欢歌以另一场酷吏欢歌的方式结束。最后军人官僚在10余年之后取得了完胜。军人成为中国官僚集团的前世，军营成为培养制造中国新式官僚的学校和生产线。而低级军人则纷纷成为新的酷吏托拉斯，他们浩浩荡荡垄断了中国从公检法到工商税务金融卫生科技等几乎所有的行业和部门。军人元首的死亡使军人官僚向贵族官僚转变，第二代第三代贵族逐渐成为中国官僚集团的主力军。而酷吏集团在延续军人酷吏的同时，也出现酷吏集团的内卷化和世袭化。

　　官僚集团和酷吏集团经过60年的“摸索”和“实践”之后，终于在世袭化封闭化和利益化这个“新规矩”面前达成共识。在消灭了皇权和强人之后，平庸成为官僚集团和酷吏集团最为推崇的政治美德。稳定久远默契和谐成为新官吏集团最大的愿望和期待。为了这个过于美妙的目标，官僚酷吏还有他们的子孙们将要付出极大的智慧和辛苦。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在新时代的官吏制度下，知识分子早已经被政府抛弃，只有武器专家还可以为统治者增添一些信心与荣光。而那些热衷于思想的家伙都已经被圈养了起来，或者在官僚统治下的大学、或者在酷吏统治下的作协文联科协研究所。对民间知识分子的消解，使传统的精英文化完全被官僚文化酷吏文化流氓文化小市民文化农民文化代替，社会文化走向迷信和愚昧。官吏文化以意识形态的方式钳制主流思想，大众文化最后成为低智的、无趣的、浅薄的、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种残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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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讳言，中国传统的官僚集团体现了精英治国的人类普遍常识。知识分子精英与官僚精英的统一使官僚组织保持着社会结构的流动性，出身贫寒的青年才俊亦有可能施展经邦纬国之才干。人类的技术与历史越来越远，而中国官僚集团的贵族化却终于回到了历史的起点。今日之官僚并不意味着才干和精英，而只是意味着生殖器和精子，或者加上阴道。人类在从贵族向精英发展了数千年后，精英重新向贵族屈服。继往开来，精英文化的落魄将开创一个漫长的平庸时代。

　　在社会底层，酷吏集团在官僚集团的领导下亦步亦趋，对公共职位的世袭化正在使这个国家公器日益沦为流氓作恶的私器。无论公安局长李刚还是规划局长逯军，酷吏集团的利益联盟在无力的社会舆论面前正越来越牢固。现代的法律与传统的道德已经同时失效，对酷吏唯一的约束只剩下来自贵族官僚集团的杯葛。而在酷吏集团的联合打击下，上访已经越来越成为一条末路危途。

　　富平对上访者示众和永州对“可能上访者”的拘捕只是当代酷吏文化的一个细节。万载县酷吏皮里阳秋地讥讽于建嵘先生“不强拆你吃什么”，这只是崛起的酷吏集团对知识分子毫不掩饰地一种鄙视。如果说曾经2000年来，酷吏只是与妓女乞丐一样的贱民的话，那么今天的酷吏终于出了一口恶气，将自视清高自命不凡精英主义的知识分子视为“吃饭活命”的妓女与乞丐。

　　毛主义者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将明清的衰退和没落归结为酷吏集团对中国破坏和桎梏。他认为，身处江湖之远的酷吏集团的势力和影响要远远大于庙堂之高的官僚集团。“县官不如现管”，酷吏集团构成了最具影响力的草根政治，与官僚集团的贵族政治既有合谋又有算计，既互相利用又处处设防。与传统政治一脉相承的是，官吏之间依然泾渭分明。作为政治草根的酷吏集团想要进入政治贵族的官僚集团难如登天。中国特色的等级政治使酷吏集团始终处于被利用被鄙视甚至被宰割的低贱地位，这也是他们人格堕落良心沦丧毫无底线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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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官僚集团和酷吏集团的利益合作和秘密阴谋下，公民权以及国家权力被完全垄断在一个由贵族寡头和流氓蛇头构成的利益联盟手中，其余大多数民众被他们以“群众”和“普通老百姓”的名义排除在政治之外。对公务员考试和入党的热衷反应了大多数被抛弃者的恐慌和自卑，他们以加入酷吏的热切愿望表现自己对贵族精英的效忠和向往。而更多的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在恐惧和绝望之中开始逃离这个国家。他们不屑于成为酷吏，他们也永远不可能成为(第一代)贵族。他们只能试图去在一个平等的国度里找到一种平等的人的身份。

　　与这些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的逃国移民者相比，政治垄断者的贵族与流氓则成为最为坚强的爱国者，因为国家成为他们在人世间最后的庇护所。在鼓吹革命的毛主义者与弘扬人权的自由主义者相互攻伐互相消解的诡异背景下，贵族与流氓的利益联盟竖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他们以陈腐不经的意识形态消解法治与理性，以狂热与傲慢主导着这个国家的当下和未来，而无数群氓在犬儒知识分子的教育下，正逐渐汇成大旗下的滚滚洪流，向着遥远的资本主义风车冲去。

　　曾经贵为“帝王师”和“国之栋梁”的知识分子早已经沦落为稻粱谋的知识搬运工，或者寻章摘句追求文凭名利的冬烘腐儒。没有了科举制度的所谓高考只是对一只饭碗的想象，而公务员考试不过只是对无数贱民一点残羹剩饭的宽宏象征。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精英已经被彻底消灭，仅剩的所谓知识分子知道分子大多成为电视上的小丑，或者宫廷里的巫师。他们无不以明珠暗投的急切心理，或者期望得到贵族的恩宠，或者渴望得到酷吏的重用。于建嵘先生的不幸在于他只是一位被酷吏雇佣的贵族文人。酷吏们需要的是维稳技术，而于先生给他们的却是良心提醒。这种鸡同鸭讲的吊诡在于建嵘身为官吏集团一员时发生了“灾难性”的结果。酷吏集团对拆迁的热衷和坚持，充分继承了这个历史集团天生的掠食精神——“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