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中天印染厂图片:毛泽东参加一大的时候是团员还是党员？

2011年01月28日 08:37:24 　来源： 人民网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资料图：青年毛泽东
正方：早期的共产党人彭述之也回忆说：“一九二〇年九月我抵长沙时，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个什么模样呢？我在长沙逗留时间太短促，未能亲自了解它。根据贺民范的叙述，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同上海的大不相同，它当时在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形成，而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了中国拥护苏俄式革命分子的核心，并且是他们的先驱组织。然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它已拥有五位成员，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相当活跃的教育界人士，在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彭述之点出贺民范、何叔衡、毛泽东等5人的名字。《共产主义小组》（下），第599页。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说明，1920年湖南就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又都肯定毛泽东是发起者，这充分证明了1920年毛泽东已经是共产党员。
反方：1962年“七一”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的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465页。）
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这就是说，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或者说，这样的“小组”还没有达到建党的层面，上引毛泽东所述“我们……是很小的小组”，这个“我们”，应该是就全党而言的，并不一定专指长沙。因而可以这样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
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写信时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陈仲甫”即陈独秀。这表明毛泽东知道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建共产党，也表明他本人或长沙方面当时还没有组建共产党。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也说：萧子升“1920年12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68页）。”毛泽东“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又提出‘有组党之必要’”，大家并“达到了完全一致的认识”。（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一版，第317页）所有这些都表明，说毛泽东是1920年入党证据是不足的，即便毛泽东自己填写了，也只是孤证。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2009年初，笔者应《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所约，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的入党时间：1920年》的文章，发表于2009年3月2日《北京日报》，回答了“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时自己填写的一份登记表上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的问题。该文认定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但因为这只是回答读者的问题，不是一篇专门的学术文章，且篇幅所限，文中没有提供更多的史料依据。《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10期发表一篇题为《毛泽东入党年月考》的文章，随后“炎黄春秋网”以《孤证不立--也说毛泽东的入党时间问题》（以下简称《也说》一文）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作者对毛泽东自己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提出质疑，而且作者仅仅根据对《李达评传》一书作者的采访，及《李达评传》一书的内容就得出“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因而可以这样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的结论。这一问题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的历史事实，又造成较大影响，因此，笔者觉得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辩明的必要，以开展理性的讨论。
一
《也说》一文的作者说中共一大召开前，“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历史当事人和见证人提供的直接史料。除直接的历史当事人毛泽东多次谈过湖南在中共一大前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外，中共一大的其他代表也提供过相同的史实材料。《也说》一文的作者说：“李达从1921年2月起曾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集中共筹建中的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中共一大召开就是他发的通知。”随后，《也说》一文的作者以《李达评传》中的说法及他采访《李达评传》作者的说法为依据，得出“长沙有无共产党小组或可存疑”的质疑。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历史当事人之一，对此没有人否认。我们先看看李达在1955年8月2日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的说法：“这个组织（共产党）发起后（1920年），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页。在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李达文集》第4卷中，1949年李达谈到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时说，“首先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另外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S.Y.）。于是，陈独秀函约李大钊在北平组织，……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李达1958年在他的《七一回忆》一文中说得更明确：“一九二〇年八月，陈独秀等7人在上海发起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发起组，邀约北京的李大钊同志、武汉的董必武同志、长沙的毛泽东同志、济南的王烬（尽）美同志等，分别在各地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此外还邀约广州、东京、巴黎在当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发起了中国共产党。截至一九二一年六月为止，共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巴黎8个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李达文集》第4卷，第611页。这三篇文稿，都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个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李达生前公开发表的回忆，可信度应该比《也说》一文的作者采访《李达评传》一书的作者的间接说法可靠得多。
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中共一大的其他代表也回忆说中共一大前湖南或长沙有共产党组织，虽然有的叫共产主义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其他，但肯定湖南有共产党组织是一致的。如董必武回忆说：召开中共一大时，“上海、北京、济南、湖北、湖南、广州有组织”《“一大”前后》（二），第365页。1937年，陈潭秋也回忆说：“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除留日学生与留法勤工学生外，只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几个地方。”《“一大”前后》（二），第289页。周佛海回忆说，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年，第114页。中共一大另一代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94页。由于历史原因，周佛海和张国焘不会去有意奉承毛泽东。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也回忆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后又相继成立了五个支部，总共是上海、北京、广州、湖南、湖北、济南六个组织。”《“一大”前后》（二），第373页。这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充分证实，在中共一大前的1920年陈独秀组织共产党的时候，湖南或长沙不但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而且在中共一大召开前湖南或长沙的共产党组织就成为既有其名、又有其实的组织。其他中共一大代表和早期的共产党人对此还有回忆文章等，恕不一一列举。
1996年，以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陆续在中国出版。这套资料丛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的第2册，有若干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档案资料。这其中的一份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在1920年年中成立的，当时共有6个小组，其中提到了长沙。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说：中共一大前上海共产党小组在7个到8个中心地区有它的支部。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以上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和档案材料说明，中共一大前湖南（长沙）有共产党的组织，绝不是孤证。通过整理20世纪的研究成果，有学者评述说：“从‘一大’代表的回忆来看，‘一大’十三位代表（包括包惠僧）除四人（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何叔衡）牺牲较早外，其余九人的回忆中都认为‘一大’前湖南就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的回忆材料是最可靠的依据。”金松林、田夫：《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评述》，《党史通讯》1983年第9期。这个评述有充足的依据，因而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