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活着鬼丑:惟一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中共一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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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董必武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报告了武汉早期组织的情况,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那一年,董必武35岁,年龄仅次于何叔衡,为与会者中第二位的年长者。会议主席张国焘这样评价董必武:“为人醇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崛强风格。”

 

在党内,董必武年长且德高望重,他与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何叔衡并称“苏区五老”,又与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他的资历也很老,是惟一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中共一大代表。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诞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为清末秀才。黄安后来成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新四军五师的诞生地。黄安籍人士中,曾出了两位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在残酷战争中走出了200多位军级以上的干部,解放军首次授衔时便有50多位黄安籍将军,是全国名列第一的“将军县”。

 

1903年,董必武毅然抛弃封建功名,转向新学。1905年,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赶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官,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军政府总务科长等职。

 

1913年,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董必武流亡东京,入日本大学读法律。当时孙中山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只有几百人,董必武就在其中。1915年,董必武潜回原籍组织反袁起义被捕,袁世凯死后出狱,返回日本完成学业。留学期间,董必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1917年回国后在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并办学,成为湖北颇有些名气的教育家和律师。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董必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和对俄中两国革命成败原因的比较,他深切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列宁的道路”。由此,他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重大转变,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他一生不变的信仰。1920年,他在湖北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1920年初,董必武同几个好友筹办私立武汉中学,却因原先答应出资的人反悔,经费无着。他倾其所有,虽正值冬季也将身上仅有的一件皮袄脱下,送到当铺,才使中学得以开办。由于办学投入多,收费少,董必武和身边的同事几年中生活一直很窘迫。天凉后就将蚊帐典当,有时只剩下一条裤子,只好晚上洗了早上再穿。由于经常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需要着长衫,董必武就与他人轮流穿着。一个本可就高职、赚大钱的归国留学生和社会名流,为理想追求甘愿过这种生活,也作为无声的教材感染教育着身边的青年。

 

“一大”后董必武返鄂,公开职业是主持武汉中学,并在湖北一师等校兼课。他在校内秘密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从而在省内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党团员。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董必武成为湖北省政府三常委之一,并兼农工厅长,积极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推动工人运动。1927年7月武汉政府反共后,因他已遭通缉且目标太大,由党组织安排赴日本,再转往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江西苏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等职。

 

1934年董必武以近五十岁的年龄和体弱之躯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其间拉着马尾巴爬过雪山,拄着拐棍走出了草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董必武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做党的统战工作。当然,此时的他再不能一身粗布衣的延安打扮了。到了武汉,要换换装,要打扮成国民党统治区的绅士模样。董必武是党的领导人,要同社会各界打交道,要找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谈话、做工作,有时还要与外国使者、记者谈话,按理应该穿戴得像样些。当时,比较好的礼帽要10元一顶,但董必武特意吩咐工作人员,只能买一顶3元钱的礼帽,一双最普通的皮鞋。当然,这也只是装装样子,迎送客人时穿戴一下而已。

 

工作人员不理解,对董必武说,社会上有名望的绅士穿的是丝绸马褂,一般的中等知识分子也要戴好一点的礼帽,共产党人又不比国民党人低贱,为什么不能买好一点的呢?董必武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的,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的,没有理由为自己讲阔气讲排场,更没有必要去同国民党比这比那。要比就要比革命,比谁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吃饭穿衣戴帽非小事,我们出来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党中央、毛主席和根据地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情景。因为工作需要,我们只要扮演一个舞台绅士就行了,应付应付就行了,下台后谁还穿它呀!买好的长袍马褂、礼帽、皮鞋,不是太浪费了吗?”

 

1937年9月下旬,董必武坐船从武汉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那时,从汉口坐客轮去南京,旅途漫漫,耗时甚长。在船上,董必武只肯坐普通舱,吃饭时从不要炒菜,只吃一人一份的普通饭菜。董必武对随行工作人员说:“这已经很好了,很奢侈了。目前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太艰苦了,党中央领导人、毛主席还每天吃着黑豆、小米饭。这种黑豆硬得很,要先用小铁锤打碎后才能煮着吃。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着党中央,想着毛主席。”

 

董必武以学识渊博著称。他自幼古文便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且留学国外多年,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尤深。自抗战开始后,他长达十年间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战工作,广泛交友,以学识和风采感动各界。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经中共努力争取,国民党政府被迫在中国代表团的五名成员中让出一个名额,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起初,代表团中许多人认为共产党都是粗俗的农民造反者,一路上与董必武接触,才知道竟是这样有学识的人。到美国后,他向华侨、新闻界、友好人士和部分上层官员大力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扩大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时,董必武又用毛笔苍劲地在旧金山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姓名。他逝世时联合国秘书长专门发来唁电,称其为参与创建者之一。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董必武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7年从国统区撤回后,主管华北财政工作,翌年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政法委员会主任,领导过司法工作。后因年岁已高,主要担负名誉性职务,1959年任国家副主席,“文革”中还代国家主席。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因肝癌去世,享年89岁。(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