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条钳:文革四十年 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伊始，千千万万的红卫兵成为冲击刘少奇权力集团的政治武器和先锋部队。他们忠心不贰，对毛泽东的崇拜狂热到近乎宗教信仰的境界。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付出了忠诚、热血、青春乃至生命。同时，在这种盲目的革命激情冲击之下，卫卫兵成为一股恐怖力量，对国家行政体系、社会秩序、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千千万万人的无辜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红卫兵运动大体上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6年5、6月兴起到该年的12月。此时期的特征是以干部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以血统论为旗帜，破四旧，打砸烧杀的时期。文革深入后，老红卫兵的作为已严重妨碍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于是中央文革小组转而扶植大多出身平民的造反派红卫兵，极大地冲击了各地的党政系统，在这个过程中，造反派红卫兵成为主流，老红卫兵赖以维持的血统论甚至遭到批判，12月间，老红卫兵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发起反扑，随即遭到镇压，到1967年1月老红卫兵彻底瓦解。

　　第二阶段从1966年2月到1968年8月。这是造反派红卫兵的极盛期。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策动下，掀起宏大的群众运动，冲击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行政体系，直到将其在全国范围内瘫痪，从而“全面夺权”。北京红卫兵出现了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全国的造反组织基本上都是红卫兵，红卫兵成了造反派的代名词，不分年龄、性别。在此期间，造反派分化组合，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地方都分化成两大派，相互武斗。到1968年夏天，冲击旧体制和夺权任务基本完成，红卫兵恶性膨胀，局面动荡不已，又成为毛泽东战略部署的累赘，被有计划地抛弃，镇压一部分狂热分子。毛泽东派军队和工宣队出面稳定局势。红卫兵遂被压制。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昔日的造反派立即被发配到了农村，据统计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人，造反力量遂被彻底肃清。

　　第三阶段属于红卫兵运动的余波阶段。1968年10月以后，造反派虽然一部分进入了领导机构，有些组织以各种名义保存下来，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曾掀起过风浪，但基本上已经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红卫兵作为一种党团的外围组织，在中学里保存下来，但已经丧失了原来的造反意义。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毛泽东在党内威信遭受重挫后，立意颠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的党政体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使用了体制外的力量。他的新的力量来自青年学生，因为他认为，青年学生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正适合作为造反先锋。这就是红卫兵的由来。

　　1966年5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数名学生提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的口号，并于5月29日秘密组织红卫兵组织，随后北京许多中学纷纷效仿，这群中学生高喊“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 从此，“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主力军的统称登上历史舞台。

　　红卫兵的第一仗是对刘少奇派遣到各大高校的工作组发起进攻。他们在“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的思想指导下，漫天盖地张贴大字报，还批斗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毛泽东予以坚决的支持，在7月下旬严令撤消了工作组。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印发了他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非常明确地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狂热的红卫兵向毛泽东誓忠

　　8月10日，毛泽东亲自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造反有理 革命无罪”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破的方法却没有说明。当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后，三十万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红色风暴”开始席卷北京的千家万户，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各大城市乃至广阔的农村，偏远的新疆也没有幸免于难，难以估量的文物古迹受到冲击，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在扫荡之列。而揪斗“牛鬼蛇神”则使难以计数的当权派官员、教师等饱受人身侮辱乃至被剥夺生命，
 
　　1966年11月，在陈伯达的批示下，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领袖谭厚兰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挖了孔子墓，砍毁孔林松柏，三孔书籍也被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他们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称：“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为了显示革命忠诚，红卫兵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改名浪潮。所有带“封、资、修”色彩及有小资情调的名字，例如“梅、兰、竹、云”、“春、夏、秋、冬”，或带有儒家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除了人名外，地名、店铺、汽车站、机构名称都逐一改名。

红卫兵分裂 两派武斗

　　红卫兵势力的不断发展导致内部走向分裂。以“红五类”子弟（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学生）为基本队伍，以高干军干子女为头目的第一批红卫兵被称为“保守派”（保皇派），他们以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为目标；而不注重家庭成分，以“平民子弟”为骨干的另一组织被称为“造反派”。

　　两派由于在政治立场上存在偏差——例如，造反派坚决要打倒省市地方实权人物，而保守派则力保这些人，由是产生武斗。两派之间的武斗由文革初期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才告一段落最终，保守派被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击败而瓦解，并退出了文革历史舞台。在对待由谭震林等元老级将领发起的“二月逆流”上，造反派红卫兵也开始走向分裂，分为“拥军派”与“反军派”。事实上，当毛泽东转而重用工人阶级并派出军队介入地方武斗后，红卫兵的这种分裂已在所难免。

鸟尽弓藏 红卫兵发配农村

　　当夺权目的已经实现后，红卫兵作为造反力量已经妨碍了毛泽东新一轮权力平衡的安排。在这个新的目标之下，毛泽东所倚重的力量转向工人阶级，他此后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红卫兵夺权了。

　　为了能让工人阶级从红卫兵手中夺过文革的权力，毛泽东向学校派驻工宣队和军宣队，甚至由工人和军人直接掌管学校，同时由工人和军人掌握行政体系。

　　逐渐边缘化的红卫兵仍然保持了造反的惯性，由于停课闹革命，全国的学校几乎瘫痪，学生到了毕业期亦无法分配工作，66、67、68连续三届高中毕业生共四百多万人在城市中无所事事。这股力量对毛泽东掌握政治形势甚为不利。他于是开始将这些学生遣送到农村，大学毕业生到工厂和军队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再教育，中学毕业生则发配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千六百多万知青因此上山下乡，后来引发了大规模的返城浪潮。亦有革命激情无法磨灭的部分红卫兵，自动流亡东南亚，参加了缅甸、老挝、越南的战争。www.stn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