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尚家纺怎么样:“中国”与“天下”的观念

在古代，“中国”是一个地理和文化概念。至少在周初就已经有了“中国”。1965年，在宝鸡贾村出土了一件青铜器“何尊”。铭文有“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其中的“或”即“国”字，那时还没有加上外层防御圈 （或+囗=国）。“中或”即“中国”。与此类似，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把法老的名字放在 “口”（cartouch，形状介于方框和椭圆之间）中。何尊是目前有关“中国”的最早实物记载，制作时间在周成王五年（约公元前1038年）。铭文中的“宅兹中或”证实了《尚书大传》关于周公营建洛邑的记载。洛邑在“中或”，位于西周都城镐（在今西安西南）的东方。“中或”指殷的统治核心地区中原，新建立的周朝需要在那里显示足够的力量。何尊铭文显示，那时“中国”已经有了宗教和政治含义。据有中国表明获得统治天下的天命，因此，周公营建洛邑要“廷告于天”。许倬云在《西周史》中说：

天命只能降于居住 “中国”的王者，这个观念，是中国数千年政治史上争正统的理由。……甚至“中国”一词，在中国文化中有极重要的意义。而其渊源，也当在何尊所代表的周初受命思想。

受命就是接受天命。“得中原者得天下”并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含义，也表示获得天意支持、获得正统地位。在周成王五年之后，“中国”出现的次数很频繁。在2800多年前，《诗经·民劳》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这5个句子出自同一首诗。“京师”或“中国”都指“王畿”，是天子直辖的土地，是统治中心，与“四方”、“四国”相对应。四方或四国就是四方诸侯。《诗经·荡》写道：“女（汝，指周厉王）糓?（咆哮）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以上这两首诗都作于西周末年周厉王（约前877-前841在位）时期。

“中国”的范围是有限的，专指京畿一带，东周时以洛阳为中心。春秋时，晋国还不在“中国”之内。《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说：某人 “自晋复归于卫”。《?梁传》解说道：“复者，复中国也。”卫国属于中国。又，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相距千里，相去千年。他们“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孟子还没有把舜和周文王当作中国人。两个圣人得志后把统治中心设在中国，法度（揆）是一致的。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现代版图上的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文明的曙光。从辽宁到浙江，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共同点，如对玉的珍重、对龙的崇拜。大概因为相似性，中国在文明的早期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大禹统一中国之后，今天河南的黄河附近成为统治中心，边缘地带也得到安排。据《尚书·禹贡》，禹划分九州，又以王畿为中心，把土地划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每服的宽度是500里。五服的文明程度向外渐低，承担的责任也减少。其范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然后，“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禹贡》是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也是地缘政治著作。它描述了大禹统一后的世界模式。即使“五服”是后人的想象，至少也在西周初期成形了。周穆王（约前976-约前922在位）“将征犬戎”，祭（zhài）公谋父对他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先王之制”就是大禹的五服制。祭公谋父还指出，夷蛮有向周王室进贡的义务：“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史记·周本纪》）周穆王比大禹晚1000多年，但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西周没有改变，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

以自我为中心并非为中国古人独有。在《历史》第一卷，希罗多德说：波斯人 “认为他们自己在各个方面比所有其他人都要优越得多，认为其他的人的居住地离他们越近，优越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居住地离他们最远的，也就一定是人类中最低等的了”。波斯人的想法与大禹的五服没有本质差别。文明如同以石击水形成的波纹，从中心渐渐地散开。边缘地区的游牧民族更崇尚武力。因此，怀柔远人是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大事。对于一个较为静态的农业社会，怀柔的成本比战争的代价低。为了和平，古代中国人总是怀有天下一统的理想，即使能力欠缺的统治者也会有这个宏大的目标。在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回忆说，梁襄王向他咨询：

“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孟子的“天下”也许不包括蛮夷土地。在春秋战国时期，残酷的现实政治与儒家理想并不兼容。在激烈的对抗中，实行儒家思想只能削弱国家的竞争力。到了汉武帝时，天下定于一，泛道德化有助于统治，儒家思想才得以大行其道。如果能够保持世界和平，或者为了保持世界和平，儒家思想可以为今后的国际关系学提供很大的帮助。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放大了的古代中国的天下。这个天下必将定于一。定天下需要以武力为后盾，但绝不能嗜杀，不能集权，必定以自由、民主为先导——正如孟子所说：“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 （约前372-前289）之后不久，天下的观念就遇到挑战，古代中国人扩大了眼界，知道他们不是“天下”的唯一。齐国的阴阳家邹衍（前305-前240）的想法虽然被认为是闳大不经，却对后世的政治哲学有很大的影响。他首先提出了“五德终始”和“大九州”的观念。邹衍认为，每九州组成一个大九州，为海所包围；共有九个大九州，为更大的海所包围。这样，共有九九八十一州。邹衍论证说，“赤县神州”（中国）只是八十一州之一。由此增添了“海内”的观念。余英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他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说：

由于邹衍的理论传播日广，中国对于它的位置的自我意识经历了一次根本的改变。视中国等于“天下”的旧观念让位于较为实际的观念，即认为中国位于“海内”。……“海内”是在地理学意义上使用的，表示中国领土的界限，而“天下”则是较纯粹的政治概念，与现代的帝国是同义语。

其实，《庄子·秋水》已经有“海内”的概念：“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乎薒米之在太仓乎。”薒（tì）米类似小米。庄子的中国比邹衍的神州在“海内”所占比例要小很多。庄子（前369-前286）比孟子小3岁，比邹衍大60多岁。《秋水》篇可能出自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之手，从而有邹衍的影响。齐国临海，齐人会有四面皆海的想法。有了新的地理观念之后，中国人身处“海内”一隅，但仍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感，如王勃这句广为传唱的诗句。

人们认识到中国的有限，却相信天命只授予统一的王朝。天下和海内是与王朝相关的地理概念，都必须完整，而国家则可大可小。王朝是一人所有，而现代国家的主权在民，不在主。迟至1899年，梁启超还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不知有国，也不知爱国。他在《爱国论》中说：

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

今天的爱国者仍然会遇到这个问题。梁启超意犹未尽。不到一年，他又写《少年中国说》：

且我中国畴昔者，岂尝为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而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梁启超准确地指出了王朝与国家的区别。但是，他有点乐观了。他设想的“人民之公产”的“少年中国”至今仍在怀胎之中，已经是百余年的怪胎。所谓“爱国”仍被贬低到爱某个人或某一小群人。这是不知国为何物的爱国者的悲哀。用权贵之国家代替一姓之朝廷，不比战国时期的政治更进步，也不符合当今世界潮流，更不符合中国之国家利益。

（丁力，学者，著有《地缘大战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