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々村竜太郎:中国：天下观念中的国名定位 ——北大李扬 博客

中国：天下观念中的国名定位

2011-06-28 01:18: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无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天下观念的理想主义也可称为“世界主义”，“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实在并不错，错的只在他的世界主义上。要真实表现出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则非真达到世界主义的路程上不可。但中国人自始就自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大世界。中国文化在此一点上走过了头，使它和现实的世界脱节，不接头。”[1]理想主义的后果之一就是自身身份的模糊性。在天下观念的支配下，中国自统一王朝建立之后直至晚清，一直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国家名称”，而只有王朝名称。换言之，传统中国在民族身份认同上出现了问题。迟至晚清，中国学者才幡然醒悟般意识到这个问题。1900年，主张新民说的梁启超论曰：“吾中国有最可怪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2]为了唤醒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梁启超把中国人国家观念的缺失总结为三个特点：“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3]
    梁启超意识到要树立近代国家观念，首先必须从“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的传统天下观中摆脱出来。“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他深刻地批判了那种用天下代替国家的传统思维，指出传统天下观的弊端导致“中国人一方面骄傲而不愿与他国交通”，另一方面“又怯懦而不欲与他国争竞。”梁启超强烈感受到在这个“自由竞争最烈”的当今世界，已经容不得这种超脱的思想。[4]这是中国进入20世纪后对国家和国权十分敏感的根本原因。

后来的学者也深刻的反思了这个问题。梁漱溟先生曾评论道：“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旧有‘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常有人引用顾亭林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以证成其义（甚且有人径直写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完全是不看原文。”[5]冯友兰则直截了当的总结道：“人们或许说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但是我认为这正是要害。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6]

在讨论古人对自己身份的认识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即是“我们是谁”？“中国”是我们共同具有的身份，但是，这个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代表“这个地区”具有的政治身份。在历史上“中国”有多种含义。

在金文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成王（前1042年-前1021在位）时代，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记载：“隹（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7]与《逸周书·度邑》对读可知，这里的“中国”指的是河洛交汇的今洛阳地区。在古书中，“中国”最早见《尚书》之《梓材》篇“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思是上帝既然把中国的臣民和疆土交给了先王。

“中国”可以表示“京师”：《诗·大雅·民劳》中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可以表示华夏族或汉族居住地：《诗·小雅·六月序》中说：“《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在此已经说明上古时期中国即具有了华夷观念；可以表示三国时的魏：《晋书·宣帝纪》：“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可以表示不属于汉人或华夏的地方：《史记·天官书》中说“其后秦灭六国，并中国。”对自身的称谓认识的模糊性，说明天下观念长期代替“民族-国家”观念的后果是深刻的。

王尔敏指出，先秦典籍中的“中国”一词虽有“京师”、“国境之内”、“诸夏之领域”、“中等之国”、“中央之国”五种含义，但最主要的是被用来指称“诸夏之领域”：“在秦汉统一以前，‘中国’一词所共喻之定义已十分明确。那就是主要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至于此一称谓之实际含义，则充分显示民族文化一统观念。诸夏列邦之冠以‘中国’之统称，主要在表明同一族类之性质与同一文化教养之两大特色。因为实际上自远古以来并无政治统一之事实，而族类之混同，则已构成一致同血缘之庞大族群，在当时则称为诸夏。同时文化之融合与同化，也已构成一致之观念意识，生活习惯，语言文字与社会结构，在当时则形容为中国。所以‘中国’称谓之形成，实际显示出当时中华族类全体之民族与文化统一观念。”[8]比如，管子用“中国”表示与戎狄的区别，以“诸夏”表示中原地区。如“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管子·小匡》）。

东汉末期“中国”概念已经在新疆地区流传。1995年10月，在中国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座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双人合葬墓中，由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所出土的一件织锦护膊上发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同时出土的另外一块织锦上有“讨南羌”三字，两块织锦可以和缀为一，原来很有可能是一句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9]不过，“中国”一名虽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但它仅仅是一种地域观念，从夏、商、周开始直至清末，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尽管在许多场合用此词表达了国家的含义，但是没有广泛使用。

唐朝亦曾用“中华”表示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唐太宗曾问群臣：“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10]

“中华”最初指黄河流域一带，南朝宋裴松之（372-451）在《三国志》注文中最早使用了“中华”一词，并借诸葛亮之口说了“中国”一词。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11]甚至于远在漠北的柔然（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当其强盛之时，也曾自号“皇芮”，宣称以“光复中华”为己任。“皇芮承绪……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永敦邻好，侔踪齐、鲁。使四海有奉，苍生咸赖，荒余归仰，岂不盛哉！”[12]唐代韩偓（842-923）诗曰：“无奈离肠日九回，强摅离抱立高台。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四序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日宫紫气生冠冕，试望扶桑病眼开。”[13]“中华”和“外国”第一次作为对应的称号被提出。但同时期“中国”也有使用。唐代杜佑著的《通典》（卷193《边防》9）中曾说：“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或云，本中国人也。”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1225），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拓展至“日本——天竺——大秦——摩洛哥”的范围。在叙述中，他使用了“中国”概念。说大秦“其人长大美皙，颇类中国，故谓之大秦。”[14]赵汝适继承了唐代对“大秦”一词的原意的定义。

前文所引石介（1005-1045）作《中国论》并非将“中国”作为宋朝的国名，而是强调这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中心位置以及由此发生的华夷秩序观念。因此，“中国”在此尚不具备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名称含义。

西方人最初称中国为拉丁文中的“塞里斯（Seres）”，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已接受过耶稣的福音。我们知道，罗马人和希腊人曾称中国人为‘塞里斯人（Seres）’。”[15]莱布尼茨在这里说的中国接受福音指的是景教曾经到中国流传。从欧洲方面来讲，至少在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3/64 –公元24）的眼中，丝国人（Seres）就是指中国人。[16]

在公元1000年左右，诺特克尔-托伊托尼库斯（Notker Teutonikus）在他的波伊提乌斯评注中，首次用德语提到了“赛里斯”（seres），意指一个遥远、梦幻般以生产丝绸著称的亚洲国家。随后，海因里希·勒弗（Heinrich der Love）在其《卢西达留斯》（1190），鲁道夫·冯·艾姆斯（Rudolf von Ems）在其《世界编年史》（1240）中也提到了赛里斯这个名字。[17]

《圣经》中有一个叫“Syene”或“Sinim”。圣经古卷中希伯来文写的是Sinim，今日较通用的英文圣经《修订标准本》（1952）与《牛津圣经新译本》（1970）已将Sinim（希尼，埃及一个古小国）改为Syene即“秦”国。《圣经》，《以赛亚书》，第49章12节：“Lo, these shall come from far away, and lo, these from the north and from the west, and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yene.”（译文：“看啦，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原文是西尼）国来。”）[18]但是，对于“Syene”是否是指中国的秦国，是有争议的。其中主要是时间问题。以赛亚作为先知的时代是公元前720年至公元前681年，当时中国处于东周时期，秦国当时仅是数百诸侯国之一，且其影响力无法与后世的秦帝国相比。但是，鉴于秦国处于中国最西段，并且陆上丝绸之路必经秦国，因此，用“Syene”指代中国也是可能的。西方传教士们相信，这就是指中国。本书后面论及西班牙的门多萨、法国的李明等传教士的时候，他们坚持认为中国古人早就和基督教有了接触。1842年，美国长老会海外传教差会派到中国本土的第一位传教士娄礼华（Walter Macon Lowrie）到达澳门，他就认为，圣经中的这段话就是神派遣他们到中国传教的预言。[19]

事实上，中国一直以朝代名称代替国家的固定称号，这一中国身份认同的特殊问题的凸显并非来自晚清西方的冲击，在晚明和清初时期，中国身份问题即已凸显出来。

明初在北伐中原和定鼎中原后向朝贡国宣谕中国政权更替的消息时，交替使用“中国”、 “中华”、“中原”等词。朱元璋北伐檄文（1367）中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屦倒置之叹。”“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20]1369年（洪武二年）的致日本国书说道：“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21]同时赐爪哇国王玺书曰：“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海内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国，……”[22]因此，就明朝廷而言，自我身份的认同主要发生在对外关系当中。但“中国”、“中华”、“中原”的混同使用，也说明明朝没有将“中国”作为固定的、正式的国家名称。

中国没有自己固定的国名，这在晚明时期即已被传教士们观察到了。1549年非法进入中国被中国俘虏的葡萄牙人伯来拉记述道：

我们习惯把这个国家叫做“China”，百姓叫做“Chins”，但当我们被囚时，我决定了解一下他们的名称，有时他们也问我们，因为我们叫他们Chins，他们不懂我们的意思。我回答说，所有印度的居民都叫他们Chins，因此我请他们告诉我，为什么他们叫这个名字，或许他们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城，像葡萄牙得名于葡萄牙古城（Porto, Oporto），其他民族也同样得名于他们的王国。他们对此的回答始终是，没有这个名字，从来都没有过。然后我问他们，整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如果有别的民族问他们是哪国人，他们怎样回答。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国家在古代有很多国王，尽管现在都归一个统治，每个国家仍拥有它最初的名字，这些国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省。他们最后说，整个国家叫做大明（Tamenb），居民叫做大明人（Tamenjins），因此在本国没有听说他们名叫China或Chins。我认为邻近另有一个叫做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国家，爪哇（Joas）和暹罗（Siames）人因靠近马六甲，对它必定有最初的认识和了解，由此既产生一个民族和另一个叫做Chins的名字，整个国家也被叫做China，但他们的本名则如上述。[23]

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欧洲对中国的称谓主要来自马可·波罗的记述。在《游记》中，中国被称为“Cathay”，葡文常写作Cataio，就是曾经在中国北方称雄一时的“契丹”。自中国向西，明末以前，中国被称作China 或 Chys、Chin、Cina、Sina，这是阿拉伯人、马来人最早对中国称呼的转音。这一称谓，当始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并发展对东南亚通商贸易之后。可知，China 一词所表示的既不是“瓷器”，也不是“茶”，而是对外产生重大影响的强大的“秦”，或“秦国”。自15世纪中叶起，葡萄牙人一直向往到达那个“遍地黄金”的 “Cathay”。然而，他们并不清楚这个Cathay其实就是Chin。

1508年4月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D. Manuell， 1495-1521在位），向东方远征舰队司令塞格拉（Diogo Lopesde Sequeira）发出训令，要求调查中国国情：

“你必须探明有关秦人（Chijns）的情况，他们来自何方？路途又多远？他们何时到马六甲……带来什么货物？每年来多少船？他们的船型和大小如何？……他们是富商吗？他们是懦夫还是勇士？他们有无武器或火炮？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体格是否高大？……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是一个大国？国内是否不止一个国王？是否有不遵奉他们法律和信仰的摩尔人（Moors）或其它任何民族同他们一道居住？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那他们信奉什么？崇拜什么？他们遵守的是什么风俗习惯？他们的国家延伸到什么地方？与何国接壤？”[24]次年，塞格拉到达马六甲，但失败而回，未能完成使命。

1581年，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曾准备从西属墨西哥前往中国，并携带着国王费利佩二世的信，但墨西哥方面没有支持他的行为，致使他滞留于兹。在此期间，他利用所收集的大量有关中国的宝贵资料，写出了震撼欧洲的旷世杰作：《中华大帝国史》，在1585年出版。被称为“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从此关于中国及其制度的知识的一部适用的纲要就可以为欧洲的学术界所利用了。”[25]尽管他没有到中国，但他记载了当时中国人对国家的称呼：“这个大帝国我们习惯称之为中国，没人知道这样称呼的来源和根据。中国附近各帝国将它称作‘常来’（Sangley），中国自己的语言称作‘大明国’。大明国的含义就是‘帝国’的意思。”[26]

1603年，鄂本笃（Bento de Goes）修士奉印度上司之命，穿上亚美尼亚人的服装，携带为了生活、也为了便于通行的商货，从莫卧儿国都城拉合尔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契丹国。第二年冬天，他们到达长城，经由一个叫做嘉峪关的地方进入中国，他认为这就是契丹的别名。[27]鄂本笃是近代第一个从西部进入中国的天主教士，这极有利于澄清中国与曾经存在的契丹王朝的关系。

直到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据鄂本笃日记辑录整理，了解了中国西部情况后，在1608年3月8日自北京致函耶稣会会长，指出 China 就是过去人们所说的 Cathay，北京就是马可·波罗讲述的 Cathay的古都汗八里，最终证实了 China 就是 Cathay 的另外一个名字时，这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争执才算结束。[28]

利玛窦到达中国（1582）后，对中国的名称作了最明确的考证。晚年他将自己的传教经历写下来，由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于1613年，在回欧洲的途中，翻译、整理了利玛窦的回忆录，即《利玛窦中国札记》。其中写道：

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那在托勒密（Ptolemy）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洲人颇为熟知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Cathay。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葡萄牙人在大规模海上探险之后到达这个王国，并且直到今天仍在东南部的广东省进行贸易。China这个名称被意大利人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稍加改变，因为他们不熟悉和拉丁语略有不同的西班牙语的发音。所有西班牙人读China的发音都和意大利人发Cina这个音相同。……毫不足奇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外国人给他们的国度起过各样的名称，而且他们也完全没有察觉这些国家的存在。他他们当中，没有发现这些名称的任何迹象，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这么繁多的名称。中国人自己过去曾以许多不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国家，将来或许还另起别的称号。这个国度从远古时代就有一个习惯，常常是统治权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于是基的君主就必须为自己的国家起一个新国号。……从目前在位的朱姓家族当权起，这个帝国就称为明，意思是光明；现在明字的前面冠以大字，因而今天这个帝国就称为大明，页就是说大放光明。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很少有知道这些不同名称的，因此中国境外的人民有时就称它这个名称，有时又称它另外一个。今天交趾人和暹罗人称这个帝国为Cin，从他们那里葡萄牙人学会了称这个帝国为China。日本人称它为唐。鞑靼人称它为汉，而生活在更西边的撒拉逊人（Saracen）则称之为Cathay。在中国人自己——拉丁作家们总是按托勒密的办法经常称他们为中国人——除了新王朝以来就取一个名字以外，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称号，有时候别的名字就和这个称号连用。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Ciumquo）或中华（Ciumhoa），第一个词表示王国，另一个词表示花园。两个字放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于中央’。我听说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29]

被利玛窦称作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中国”或者“中华”，在明朝时期的确也在使用。通常是在提及外事时使用。

洪武二十八年（1395）九月，明太祖在垂暮之年，为明朝的万世基业着想，将发展和平邦交的构想忝列之于祖训之中（始纂于洪武二年，1369年），其中使用“中国”概念，并早于洋务运动470多年提出“富强”的概念。曰：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度量来扰我边，则彼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以干天和，切记不可。[30]

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次年（宣德九年，1434），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这是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最初著述。书中记载明朝的国名为“中国”：占城国（今越南南部）“所喜者中国青瓷盘碗等器。”“国王岁采方物犀角象牙茄蓝等香赴中国进贡。”[31]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通用中国铜钱：“中国铜钱通使。”（第6页）“亦有村主，管番人千余家门。亦有中国人。”（第7页）“国人多富，买卖俱用中国铜钱。”“每斤二十两，每两十六钱，每钱四姑邦。每姑邦该中国秤二分一厘八毫七丝五忽”，“以八升斗，名曰捺黎，该中国一斗四升四合。”“国人常采方物，遣使进贡中国。”（第10页）暹罗国（今泰国）“若其妻与中国男子情好，则喜曰：‘我妻有美，能悦中国人’。”（第13页）古里国（今印度西海岸一大城）国王“遣头目乃那进贡中国。”（第32页）。

记载郑和下西洋的另一著作、费信的《星槎胜览》中，也用“唐人”称呼中国人。如说真腊国刑罚规定“蕃人杀唐人偿其命，唐人杀蕃人则罚其金，无金卖身赎罪。”[32]

在论及海防、或论及与海外关系时，明朝士大夫是也使用“中国”这个概念的。如，

永乐末年，翰林院侍读李时勉、侍讲邹辑等人就曾上奏称，“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而明成祖“嘉纳之。”[33]

嘉靖年间，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多次用“中国”与“倭”（日本）对称。如记载主事唐枢所说：“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人，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间有之，夫岂尽能为倭也。”[34]

嘉靖四十三年（1564）福建巡抚谭纶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指出，“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中国续绵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35]

曾任过行人司行人的嘉兴人严从简，编成《殊域周咨录》一书，其中“中国”、“华”用以表达国家名称。万历二年（1574）严从简写到：“按四夷使臣多非本国之人，皆我华无耻之士。易名窜身，窃其禄位者。盖因去中国路远，无从稽考。朝廷又惮失远人之心，故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不暇问其真伪。射利奸氓，叛从外国益众，如日本之宋素卿，暹罗之谢文彬，佛郎机之火者亚三，凡此不知其几也。遂使窥视京师，不独经商细务，凡中国之盛衰，居民之丰歉，军储之虚实，与夫北虏之强弱，莫不周知以去。故诸蕃轻玩，稍有恁陵之意，皆此辈为之耳。为职方者，可不慎其讥察也哉！”[36]

在1603年的西班牙人屠杀华裔事件中，明朝不仅为西班牙人开脱，还在《谕吕宋檄》中对中国商贾大加贬斥，称“海外争斗，未知祸首；又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兵之反以劳师……尔等当思皇帝浩荡之恩，中国仁义之大。”[37]其中也正式使用“中国”概念。

在1637年中英发生第一次冲突后，两广总督张镜心等的题本汇报了此次冲突后期谈判的事，其中用了“中国”一词：“九月初九日……夷商梦帝牟等呈称：‘牟等虽系西海远夷，颇知信义。商贩中国业已八年。”[38]

《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鄂本笃修士1605年年底到达甘肃，“一进入长城，再走一天便达肃州（Soceu）城，在那里他们听人谈到北京和他们曾经听说过的其他地方。就在这里，鄂本笃修士最终打消了他对契丹和中国除了名字之外完全是同一个地方这一点所抱的任何怀疑。”[39]

从此，China 便成了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称呼。然而，自从公元912年阿保机即皇帝位建立契丹国，中国北部邻邦俄罗斯即以КИТАЙ（契丹）称中国，[40]且至今没有更改。

虽则利玛窦等外人对中国看得清楚，但是中国人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万历四十四年 （1616）五月，攻击天主教的南京礼部侍郎沈 在《参远夷疏》中还是拒绝一个新的世界观和一个真实的中国观，他说：“自称其国曰大西洋，自名其教曰天主教。夫普天之下，薄海内外，惟皇上为覆载昭临之主，是以国号曰大明，何彼夷亦曰大西？且既称归化，岂可为两大之辞以相抗乎？三代之隆也，临诸侯曰天主，君天下曰天子，本朝稽古定制，每诏诰之下，皆曰奉天，而彼夷诡称天主，若将驾轶其上者然，使愚民眩惑，何所适从？”[41]

明清易代的17世纪，天下观念受到东亚政治巨变的冲击，这种冲击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内在涌动的力量所致。一般的观念认为直至19世纪后半期，天下观念才开始瓦解。但是，对这一问题的考察，需要深入到这一时期东亚主要政治行为体的自我认识和相互认识的观念之中。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而言，因为明清易代的冲击，东亚主要政治行为体（晚明、满清、南明、郑氏集团、日本和朝鲜）[42]无论是对自身的认识还是相互的认识，均经历了一个迷失和重新认同的过程。

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等的治理，是中国历史上重新界定中国国家特性的一次巨大突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宏伟大业。[43]因此，在国家性质上已经完全不同于明朝的清朝，其世界观（以朝贡体制展现出的）也必然不同于明朝。不能简单的将清朝视为中国改朝换代历史直线前进当中的一个段落。清朝统治者在完成自身身份认同转变的同时，也重塑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身份。在这个框架下推行的朝贡体制，必然将内藩（蒙古、新疆、西藏等）和外藩（朝贡国、外国）明确的区别开，从而既加强了对帝国内部的政治文化整合和治理，又厘清了对外关系的主要线索。

作为主体的入主中原的满清，直到雍正时期，才正式的就“天下”巨变带来的身份迷失作出政治上的权威解释。[44]雍正六年（1728），曾静并不成功的谋反导致雍正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敏锐的认识到满清尚未取得统治的合法性是导致汉人不认同的根本原因，这是夷夏大防的传统价值观产生的心理隔阂。于是，雍正著《大义觉迷录》颁布全国，为其以夷变夏的合法性辩护。

雍正帝承认满洲为“夷”，“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45]但是，他指出华、夷的本义不是文化的差别，只是地域上的区别，“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而统一天下最重要的是德，不管是华还是夷，有德者可得天下，“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也就是说，满洲人因德有天下，“舜为东夷之人, 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德乎。”[46]

但是，雍正在解决以夷变夏的统治合法性时，仍然混同使用了“天下”，“中国”和“华”的概念，这与陆贾当年游说南越王的时候并没有本质改变。

最终得到“天下”并巩固了治理之后，至乾隆中期，“天朝”和“中国”都可正式作为清朝对自己身份的确定称谓。[47]

从晚清开始，中国和外国的传统朝贡关系，开始由条约关系逐渐取代。条约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约定。如此，如何在条约中称呼自己则体现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通常情况下，“中国”代表了国家，“大清”代表了政府。当然也有用“中华”代替国家者。

在与欧洲国家的近代关系中，与俄罗斯的关系是清朝比较特殊对外关系。由于俄罗斯一直拒绝被纳入朝贡体制，其使臣也拒绝向中国皇帝行象征臣属的三拜九叩之礼，加上俄罗斯在几次战役当中，使清朝认识到其强大，是以在最初与俄罗斯签订的条约都是以典型的欧洲条约为蓝本，中国在这些条约中体现了何种自我认同呢？

 1689年9月7日（七月廿四）《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条约开头称“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 ……”，[48]但此约只有拉丁文、满文和俄文本，并没有汉文本。中俄双方于1727年11月2日签订《恰克图条约》，在此前谈判过程中，一开始沙皇就被称为“察罕汗”即“白帝”。该约所付通商定约规定：“中国行俄罗斯之公文，仍照从前用理藩院印信，咨行二龙山萨那特衙门，及托博勒城守尉印信，咨行中国理藩院衙门。”“此次议定，互相给与之文凭，使臣萨瓦用俄罗斯文字兼书拉替努文字，钤印书押，交中国大臣存貯；中国大臣用满洲文字兼斯拉替努文字，钤印画押，交俄罗斯使臣萨瓦存貯。”[49]其中的“中国”一词均属俄文、拉丁文和满文翻译过来。

《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是第一个与欧洲国家签订的有中文本的近代条约。其中说：“兹因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来之不和之端解释，息止肇端，为此议定设立永久和约。”割让香港岛的规定是“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驻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所欠英商三百万元，“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关于释放罪犯的规定“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50]这是第一次在外交中正式混同用中文使用“中国”和“大清国”的称呼。

《虎门条约》（即《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1843年10月8日），称“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第七款）。[51] 可见也有用“中华”的情况。

洋务运动期间，在使节递交的国书当中，中国自称“大清国”，如薛福成向英国女皇维多利亚递交的国书抬头即说：“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好。”[52]

经过60年的中外冲突，中国人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发生什么变化了吗？从《辛丑各国和约》（1901年9月7日）来看，“大清国”、“大清国国家 ”、“中国”和“中国国家”仍然在混同使用。甚至在一句话当中，也是混同使用。如在同一段中都混同使用：“大清国国家既如此，按以上所述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足适诸国之意妥办，则中国愿将一千九百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诸国亦照允随行。”[53]

国人对自己国名的认识，反映出“天下”观念导致国人在身份认同上的混乱。1907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存藏的毕业纪念题名录《鸿迹帖》第四册中，共有95人题词，其中有62人附记了自己的国籍，其写法如下：支那18人，[54]清国12人，中国、中华7人，不附国号者25人。[55]

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地，它反映出天下观念对中国人对自己国家身份认同的影响是深刻的。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以后，“中国”的称呼才固定下来。革命党人于1911年11月11日晚组织了谋略处，作出了下面这样一些重要决定：“一、以咨议局为军政府及都督；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三、四（阙）；五、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56]“称中国为中华民国”的含义深远：其一，它说明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是这个地方的国家和民族的称号，“中华民国”只是将其具体化。即先有中国，而后才有中国的各种解释。其二，它说明自此后，“中国”概念由文化、地域和模糊的指称正式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含义。中国不再是文化共同体，而是现代政治共同体的指称了。在这里，“中国”不是“中华民国”的简称，中国人通过“中华民国”完成了身份的现代认同。

可以说，“中国”的名称是在天下观念的崩溃和王朝循环历史的终结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并最终成为中国人集体的国名认同。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中国概念的模糊性对当代中国外交是有益的。在国际上，把华人、华侨、中国人等混同使用，以淡化一国之概念，强化民族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