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安琪旗舰店:任靖玺: 南洋教育十年炼狱2啊

　　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开学12年了，南洋学校在全国已发展到12所，近万名学生和二千多名老师，这担子沉沉压在我肩头，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快被耗干了。在现行教育制度的控制下，在现行教育政策的不断挤压下，我们南洋学校发展的空间和希望何在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南洋学校实现我们的教育价值观和理想呢？我们有没有可能真正走通以教育养教育、实现经营与教育的良性循环之路呢？我们有没有可能真正搞出我们的南洋教育特色将南洋建成百年名校呢？多年来，我们用“百年教育，百年南洋”这样的目标来激励我们自己，而现在，我对此是愈来愈缺少信心。

　　我们南洋学校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熟悉民办教育的人们会说：不就是招生吗？那个民办学校不为生源问题而苦恼？这话说得并不错，如果没有学生，还有什么学校呢？在中国的民办学校中，南洋学校的招生情况相对算好的，我们现在仍1万多学生，但是，从我们的建校规模来看，我们并没有能招满，我们确实面临着巨大的生源压力。但是，仅仅一个招生难题并不是我内心最痛苦的东西，这个难题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解决。最痛苦的，是我体会不到价值，看不到意义、希望和未来。多年的思考使我认识到，南洋面临的本质问题不是招生问题，而是无法走新教育之路的问题。生源问题只是表相，它绝不是我们南洋学校面临的最深层的问题。我们南洋学校、中国的民办学校乃至全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症结，就是中国以专制特权、垄断利益、僵死模式为特征的残酷的应试教育制度。我们南洋人给自己设定的使命之一，是探索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教学方式，是探索转变中国应试教育的方式方法，但到现在，我不得不承认，十二年来，不是我们改变了应试教育，而是应试教育改变了我们。我们过去希望在应试教育的夹缝中寻求突破，但是，近年来，教育行政部门把夹缝那点可能的空间都一一填满了，我们愈来愈被关进应试教育的铁牢之中。除了在教育行政部门制造的教育铁牢中强化应试教育之外，我们没有其它选择的可能。中国的基础教育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病，从教育乱收费到占用学生的假期补课，从学生身体被搞坏到个性被压制，从中小学生自杀到禽兽老师强奸小学女生，从老师打骂学生到学生自尊心被毁灭，从考试做弊到教材买卖中的腐败，从应试教育日趋强化到素质教育只喊不做，所有这些现象，都是这个教育制度的烂根子结出的烂果子。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枝叶花果遭到虫害的问题，而是根子腐烂的问题。没有素质教育的空间，我们南洋就无法以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来调整我们的教育，我们就无法学生为中心搞出我们的教育特色，没有素质教育的可能，我们就只有重返应试教育，而这就把我们逼向了死路。12年来，我建起12所学校，但我们的学校最终也不是素质教育的乐土，而仍然被强迫成应试教育的领地，这让我愈来愈怀疑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意义和价值，我的教育梦慢慢开始破碎，我过去所下的苦撑教育的决心开始动摇。

应试教育的利益根源

　　所谓应试教育，指的是为了考试而开展的教育。这个概念，是与为了学生发展而开展的素质教育相对立的。只要是教育，只要是学校，都必然会有考试。中国绝大多数教师、家长和学生对中国的考试制度深恶痛绝，是因为我们特定的考试制度不是以学生为本的，不是为了测试学生的整体素质并改进学生素质上的缺陷，而是压制了学生的个性、毁坏了学生的身体、破坏了学生的自尊和自信。我们的考试不是帮学生的，而是整学生的。为什么多年来，应试教育的弊端有目共睹，成为社会共识，为人们所普遍痛恨，但是应试教育为什么不仅没有丝毫改善反而变本加厉了呢？我思考再三才终于明白，应试教育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观念认识上的问题，因为上至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谁都知道应试教育害苦了孩子，对应试教育的反感不存在什么观念上的阻碍。应试教育之所以长期不改，根本原因还是在权力和利益结构上，是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代表的教育专制特权利益集团需要应试教育，惟有这种一统天下的应试教育模式，最符合他们控制的方便，最符合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诉求，是他们的私利在不断强化着应试教育的神经。惟有通过应试教育来吸食成万上亿的孩子的青春少年之血，才能很便利地把他们养得愈来愈肥。考虑到这一层，我感到了恐惧、愤怒和无奈。

　　考什么和如何考，决定了教什么和如何教，考试制度决定着教学制度，教学制度则决定着学生受教育的命运。没有人性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就没有人性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没有人性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学生就会受到非人性的对待。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下，学生受制于教师和校长，教师和校长受制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是教育领域的皇帝和主宰，他们利用他们控制的统一的高考、中考、会考和种种测试的指挥捧，将全中国的学生、教师和校长指挥得团团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巨大的教育特权给教育官僚们带来了巨大的特权利益，他们巨大的特权利益又使他们不愿改变教育险恶的现状，就这样形成了以教育行政部门为核心的权力与利益的相互滋养和相互强化。

　　搞素质教育，就是搞适应学生个性特点、以学生素质发展为核心的教育。从课程选择和设定上来说，就必须权力下放，应当以教师、家长、学生和专家为核心，共同来选择和设计每个学校的校本课程。但如果这样做，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教材和教辅卖给谁呢？他们的垄断利益如何实现呢？全国中小学的课本定价总额，每年在200亿元左右。全国中小学的教辅定价总额，每年在600亿左右。如果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要突破1000亿元。根据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辅的回扣费用约在30%左右，也就是说每年约有300亿左右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这就是统一教材教辅和考试的好处。在美国，公立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向学生提供教科书。由于教科书是公共资产，所以学校要求学生要爱惜好教科书，学期结束后，学生都要将教科书还给学校，给下一年级的学生用。一本教科书，要经过许多届学生的手。但是，我们教材所每都有一点变化，学生不能从上一届学生处借用，这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教材每年销售的利润吗？近年来，面对全社会要求素质教育的呼声，教育行政部门也于近年在全国推广称之为素质教育和个性的新教材。也就是说，搞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也必须是全国统一模式，只准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一种模式的素质教育和个性教育，这不是素质教育的笑话吗？其实这不是笑话，而是权力和与此相联系的垄断利益。2001年初新课程出台，教育部开始全面推广，就有专家批评“课程改革领导者”的三重身份：以行政官员的角色在制订新课程，以学者的身份在宣讲新课程，以商人的身份从新课程中获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