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笼 零:十年一梦新教育

十年一梦新教育

这场运动发展很快，借助2002年创办的教育在线，迅速地赢得了许多一线局长、校长、教研员，尤其是普通老师的热烈拥护，也引起了媒体持续多年的关注。这场风暴，于2004年达到了高峰，并初步形成了以六大行动为核心的一套实验体系。如果说，朱永新老师是新教育实验永远的领袖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真正主持新教育实验的，是昆山市教育局教研室的储昌楼老师领导下的六大行动项目组，成员全部是兼职。如果允许我命名，我觉得不妨称之为新教育实验的总课题组时期。

总课题组时期有几个特征：

1．学术研究采取的是“石头汤”的形式，即朱老师提出理念框架，实验学校在理念框架的背景下发挥各自的创造性。尤其是许多实验学校，在加入新教育之前，已经在阅读等领域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在这种情况下，新教育实验又推动了阅读和师生写作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断地从实验学校中汲取经验加以整理。总课题组时期，特征是名师荟萃，项目众多，新教育成为一道亮丽华丽的教育风景。新教育在学术方面的成果，以《与理想同行――“新教育实验”指导手册》为代表。而实验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朱老师的博士生张荣伟。张荣伟的意义，一方面是对新教育实验进行理论总结，即一种归纳提炼；另一方面，则是协助朱老师，试图为新教育实验认祖归宗，与欧洲新教育运动以及晏阳初等人的努力接上血脉，同时，将新教育实验这个“野孩子”归于学院派的实验体系之下，使之成为新时期八个主要的教育实验流派之一。

2．实验传播是以讲座以及年会的方式为主，主要是“理念＋案例”，尤其强调“营造书香校园”和“师生共写随笔”，带有一定程度的励志和成功学色彩。早期，更多的是朱老师利用周末奔走于各个学校之间，以自己的激情感染一线老师，再加上朱老师官员的身份，传播速度相当快。随后，越来越多的名师、名校长加盟到新教育旗下，或者因加盟到新教育的旗下而声名大振。（当然，这是一种松散的联系）例如：李镇西、窦桂梅、徐斌、袁卫星、高万祥……在这种推动之下，许多实验学校重视阅读与写作，也出现了一批典型，有一批老师大量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甚至出版书籍，新教育也出版了不少书籍，形形色色，良莠不齐。当时，打开任何一本教育杂志，都能看到熟悉的面孔，这并非夸张。――基本上每期杂志上都不止一篇。一些媒体和电视台，也为新教育实验推波助澜。

3．在组织形式上，这一时期，组织是松散型的，朱永新老师亲力亲为，储昌楼老师居功至伟。由于新教育实验从一开始就秉承公益原则，不收一分钱实验费用。所以大量的费用源自朱老师的稿酬和演讲等费用（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而其他几个项目负责人，尤其是秘书长储昌楼老师，则都是自掏腰包。新教育因此几乎不需要财务制度，因为也没地方报销。这纯粹是依靠理想与激情，是另外的人难以想象的。但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实验学校数量的扩张，明显地缺乏实验指导。

到2005、2006年的时候，实验已经出现了危机。初期的热情渐渐冷却，实验面临深化的问题，而来自学界的批评的声音也开始传来。其中最主要的公开批评者是黄甫全老师和郭元祥老师。

黄甫全老师的批评充满了火药味和不实之词，缺乏学术含量。因为他并不了解新教育实验，只是根据外面的只言片语，尤其是朱永新老师的一些演讲，便轻率地下结论。这种批评是外围的批评，但也包括了许多合理因素。我认为，如果他更了解新教育一些，批评得会更有力。

郭元祥老师的批评，是相当理性的学术批评，有理有据。我记忆中当时团队内部在谈起郭元祥老师的批评时，也是充满敬意的。但是，新教育最终不会走那条路，这是随着岁月的推移看得越来越清楚的。

2006年新年刚过，我来到苏州，成为新教育实验第一位专职人员。在来苏州的那个寒假，我写了半部武侠小说，叫《哀江南》，不幸的是，这个“哀”字，很能代表我在苏州时的心情。

从我进入新教育的第一天起，我便成为新教育实验尖锐的批评者，这批评波及新教育的方方面面，从学术、管理一直到人事。――我的这种个人风格，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来苏州，我读的第一本书是《与理想同行――“新教育实验”指导手册》，我觉得这本书非常之粗疏，到了读之坐卧不宁的地步。以我当时的眼光，觉得实验研究几乎是空白，只有理念加实践总结，而没有真正的学术研究在内。此外，这样的一些现象引起我的不安：

1．浮夸风。脚踏实地的研究不够，过于重视展示所谓的实验成果，过于重视媒体宣传。这种风气纠缠实验多年，并且，越是实验不扎实，越急于获得媒体认同。从这个角度讲，黄甫全老师的某些批评是有道理的。近几年，朱老师在许多场合对这个问题也有所检讨。

2．成功学。在早期，新教育实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外在尺度为标准的。朱老师的“成功保险公司”先天地带有这种缺陷，结果出现悖论，一些实验榜样在外面名气很大，但是却教不好自己的学生。

3．关系学。因为早期实验组织松散，很多时候靠彼此的关系维系，再加上朱老师特殊的官员身份，关系学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实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最终，导致了组织的低效。

出于对这种现象的厌恶，我以各种方式多次进行了抨击。自然地，我也成了某些人厌恶的对象，而我在苏州的日子，也因此成了我人生中最不愉快的时期之一。这种不愉快，也波及家人，一家人在苏州生存艰难。这种艰难状况，后来因为台湾企业家营伟华女士的出现而得以改变，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回过头来总结一下总课题组时期，我感觉到当初我的看法也过于极端，对早期新教育实验的意义重视不够，缺乏一种客观冷静的现象学姿态。公正地说，新教育实验从一开始，就在创造着奇迹，而能够迅速传播，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尤其是学院派批评者深思。

2

2006年，干国祥和马玲分别从成都和深圳来到苏州，新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最初叫理论部）。

干国祥是带着比较成熟的理论思考来到苏州的，那时候，大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他身上所蕴含的能量以及创造力。他在第一次会议上给大家描述的新教育的蓝图大半被否定掉了，（现在都在逐渐变为现实）不同观念以及人事的剧烈撞击，是这一时期的特色。

2006年，还有两个人悄然进入新教育，一个是台湾企业家营伟华女士（我习惯称之为营姐），一个是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先生（我们现在习惯称之为卢院）。营姐的出现，对新教育实验意义重大，她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经理人，雷厉风行，直指新教育实验组织上的低效。再她的介入下，团队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鼎力支持，新教育转型得以顺利完成。2006年北京年会是一个转折点，年会上，朱永新老师第一次对外公开提出新教育实验的理念“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新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后，需要以某种方式证明自己足以担当新教育研究重任。2006年暑假，研究中心在苏大附中组织了“毛虫与蝴蝶”高级研修班，这意味着新教育儿童课程正式起步。2006年8月，在灵山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下，新教育研究中心奔赴贵州，正式开始比较专业的公益行动，开始形成具有新教育特色的田野培训模式。（之前的新教育公益，多是讲座以及捐赠的形式）

与此同时，卢志文先生正式加盟新教育，次年，新教育研究院成立，卢志文先生成为首任院长，这意味着，团队从总课题组时期迈入一个研究院时期。研究院（研究中心、研究会）时期，特征是把项目日常教育化，日常教育教学新教育化，以及从同一个理念来打通所有冠名为新教育的项目。

同时，朱老师的另一个杰出的学生许新海博士也进入新教育，并且最终负责江苏新教育研究会，这是对总课题组时期总课题组的继承和深化。

研究院时期有这样几个特征：

1．学术研究是以新教育研究中心为核心的。先是形成了三大课程――儿童课程、理想课堂和教师专业发展。之后研究又扩展到了校园文化，并逐渐确立了新教育实验的哲学和心理学基础。从六大行动到三大课程，本质上是从活动化走向专业化。这意味着新教育实验又走出了很大的一步。

2．实验传播多元化。其中主导的模式有：以项目为核心的共同体（例如毛虫与蝴蝶实验群落），以“2＋5”（两天讲座＋五天进校研修）的田野培训模式，以及新近成立的新教育实验网络师范学院。实验管理上，越来越强调“底线＋榜样”的管理模式。

3．确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成员包括了新教育部门负责人以及深度介入新教育实验的企业家。联席会议制度的灵魂，是打破了传统的管理模式，采用了部门负责制，使整个组织更民主，更有效率，尤其是更有创造力。但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例如理解不够），联席会议制度，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持。

这一时期，因为一些错误决策，团队也错失了一些良机。

其中尤其可惜的是，新教育研究中心离开苏州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土壤，特别是自己能够控制的基地学校。没有基地学校，只不断地针对实验区校进行培训，是无法促进实验深化的，这是令人心痛的浪费。庆幸的是，这段时间团队在公益方面做了不少开拓，尤其是贵州和北川，这些开拓，为未来的公益开拓积累了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一时期，研究中心也有适度的扩张，引进了几位年轻人。各个项目的研究也在深化，并于2009年正式出版了系列指导书籍，这是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版实验指导书籍。

3

上面的描述，仅仅代表我个人的一点感受，未必便符合实际情况。

突然想起写这样一篇吃力不讨好的文章，是因为今天研究中心全体成员和办公室陈主任一起去看下学期即将成立的新教育小学。此刻，那里还是荒野。

我想，当这所学校矗立在这里，将意味着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我们的梦想很大，很大……大到时刻感觉到它的压迫，感觉到生命中那种不能承受之重，似乎芦苇般脆弱的生命，随时会被它压垮。

十年一梦新教育，我不知道朱永新老师的内心深处，是否常常会有时不我待的焦灼？我进入新教育也有四年多时间了，尤其是最近两年，常常感觉到一个人的一生非常有限，在这有限的生命中，我们能将新教育往前推进多远？在这浮躁的时代中，如果守住一方纯净的梦，不让它沾染上另外的毒素？

对于未来，我有一些朴素的愿望：

我不希望未来再出现“×××时代”，新教育永远只有一个时代，那就是朱永新时代，或新教育时代。让小我变得更卑微一些，让自己融入到一份大事业中，成为其中的音符。让权力远离新教育，让联席会议制度名副其实，让每个人的创造力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一个人在团队中的地位，应该是自然形成的权威，这种权威，来自对团队的贡献，并且，不能转化为世俗的权力。

我希望新教育能够创造出中国教育上的“第三样时代”。忠诚于事实，忠诚于自己的良知与对这片土地的责任感，不让任何私欲和对名利的追逐冲昏自己的头脑，不追逐任何时代浪潮，只向这片土地的深入扎根，让更多的孩子因新教育而受益，而并不在乎是否声名远播。包括，对任何人的批评，无论是善意的批评，还是恶意的嘲讽，均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一方面要聆听各种声音来滋养自己，另一方面，不迎合任何一方的声音，尤其是来自学院的声音。新教育永远要向大地低头，而不是向学院低头；向真理低头，而不是向头衔低头。

对于脚下这片土地，我也会信守自己的承诺：

永远真诚而谦卑（不是表面的那种所谓的谦卑），不让面子等困扰自己，从而妨碍了学术上对真理的永恒追求；也永远不要以为自己真理在握，而是保持一种倾听的姿态。竭尽所能地以勤勉来弥补自己的笨拙，凡事力求卓越。

有感于许多朋友与长者被媒体所异化，除工作性接触，远离媒体，不写无关痛痒的文字；同时，不轻易出版书籍。作为工作任务的出版是职责所在，此外，避免出版类似个人随笔集之类的东西，除非确认有价值。

有感于许多朋友和长者被利益所挟持，纵使我以后学术上有了大的长进，除承担必须的培训任务（实验区培训、公益培训及其他指定培训任务）外，一般不在非实验学校或地区做讲座和开展培训。如果确属不得己，个人不从培训中获得收益。（工作性质的，照团队规则领取津贴，假如有的话）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个人所拿到的讲课费除路费外，全部上交，不得从任何外出讲座中牟取私利。这一条终生遵守，大家可以监督。

 2010年5月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