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修复机构:丁力：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2011年01月15日 00:01经济观察报   丁力

2010年是热闹的一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还没有退去：美国负债累累，国内对经济政策的看法有很大分歧；受南欧一些国家拖累，欧元区面临解体的危险。东亚各国浮在危机的水面上。中国表现不错，对美贸易顺差加大，军事技术大有长进，提升了不少国家的隐忧。东亚的安全局势不稳定：中国与日本因钓鱼岛而争吵；朝鲜与韩国两次走到了小规模战争的边缘——尽管这个边缘是一道颇为牢固的墙，两边都不愿越过，却在努力造势，而本地区其他国家束手无策。美国借机加大了对东亚事务的介入，在南海及周边地区也斩获了新的影响力。

在这个背景中，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在本月18至21日访问美国。除了出席商业合同签署仪式之外，胡主席此行还将增加两国的“战略互信”。这表明，中美之间目前缺乏足够的信任。因为力量对比在变化，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与一个相对衰落的大国之间存在着微妙关系，时时需要调整判断、心态、政策。这很正常。在这个阶段也容易产生误判，并由此导致冲突。

虽然深厚的信任不可得，但两国仍有可能减少彼此的戒心，达到更多的合作。两国之间有不少对立，但不是根本的对立；也有很多共同利益，而且还有很大的挖掘潜力。中美既不是盟国，也不是敌人，两端之间的活动空间很大。这给两国的外交官们留下了纵横捭阖的充足机会，他们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说，在世界的双边关系中，中美关系的进退是最值得关注的。

毫无疑问，胡锦涛主席访美将改善今后一段时间的双边关系，而更长时段的关系还有待铺垫，因为它是不停变化的。中美关系是正在发生的全球权力结构变化的重要部分。我们须注意其中的三个要素：中美实力的对比；世界权力中心的转换方式；中国对新增权力的使用方式。

中美实力的对比

实力是战略的基础。在很多时候，力量对比有很大的主观因素。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国往往高估自己，而美国经常低估自己，高估对手。这两个因素一进一出，可能产生非常大的误差。美国的赞美或警觉不一定表明出现了现实的挑战。有时那只是一个虚幻的苗头，转瞬即逝。

在1960年代初，美国人不断发出苏联超越美国的警告，总统约翰·肯尼迪也说过类似的话。苏联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已经准备好埋葬美帝国了。罗纳德·里根总统鼓起勇气，对苏联发起绝地反击。在1970年代末，美国人又很看好日本，哈佛教授预言日本将是世界第一。因此，日本的爱国者们要对美国说“不”(其实，不是第一也可以说“不”)。事实证明，美国虚惊了两场。苏联、日本衰落得非常快，而且一蹶不振。美国春风得意，冷战后还顺手打了几场战争。现在他们又在喊：狼来了，这次狼真来了。这条新来的狼是中国。但愿如此吧。

次贷危机的扩展说明美国政府缺乏转嫁危机的权力，致使事态扩大。然而，危机的爆发却能及时消除病灶，避免更大的后患。另外，自由的媒体把每一个问题都揭发出来，而不是掩盖起来，因此对受众造成很大的冲击力。虽然这场危机对美国的打击确实很大，但美国并没有大伤元气。美国的教育、科学、高技术的设计与生产仍然是世界一流的，创新能力更是无出其右者。更重要的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有很大的弹性和韧性，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是政府消费与投资、出口、房地产等，政府消费与投资的钱来自后两者，而出口与房地产的增长正在遇到阻力。这个增长模式还能持续多久？另外，人口老化、贫富悬殊、贪污腐败、官民冲突、环境恶化、缺乏创造力等问题恐怕是世界级的，都将阻碍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与社会中潜在的危机可能比美国的更大，等待美国衰落也许不是一个明智的想法。

跨国投资银行、会计公司做出了很多增长预测，大都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表示乐观。根据它们的数字，中国GDP赶上美国的时间短则一两年，长则20多年。尽管这些数字令人振奋，我们还是有必要回归常识与知觉，知道差距还很大。一个是有多年积累的世族大家，一个是刚涨了工资的进城年轻人。即使他们在某月有同样的收入，实力也不能同日而语。在艰难的转型时期，如果我们不能准确评估自己的实力，那么，低估要比高估好得多。

本月11日，中国的第四代战机J-20首飞成功。这标志着中国的工业(不仅是军事工业)有了大跨越。不过，即使J-20原型机在技术上接近F-22原型机，首飞时间仍晚了近21年。J-20在中国可能已是最先进的武器，其他大多还要落后得多，中国还在修理20年前报废的苏联航母，准备启用，而俄国在向法国购买军舰。

中美大概都有部分兵力把对方列为假想敌，政府却避免公开把对方称为敌人。这是明智的做法。但美国显然占据外交主动，它一再逼问中国为何开发新武器，中国官方却顾左右而言他，没有请教美国持续向西太平洋集结兵力用心何在，虽然在官方正式发言之外，很多人已经公开指明了美国的用意，并严加批判。其实，中国直言又何妨？直言之后，双方可以坐下来认真地谈一谈，避免进入另一场冷战。毕竟，在国家利益层面上，两国没有必然冲突的诱因。

中美都要裁军，但两国最难处理的部分还是军事。最近几天的新闻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美国抱怨中国军事不透明。他自己倒很透明。美国欠了一屁股债，却花很多钱制作刀枪斧戟棒，扛着它们一趟又一趟在债主的院墙外走，还招呼小兄弟们一起呼哧呼哧地练。中国只有一把菜刀，不便拎出去示威，就坐在家里磨。美国呼吁中国实行“菜刀实名制”，要求说明菜刀的数量和功能。中国却说，磨刀不针对任何人。中国应该直说：磨菜刀针对耍大刀者，只为防身。乔良将军说，美国充满自信，公布核弹头数量是战略威慑；中国在许多方面处于劣势，不公布核弹头数量也是一种战略威慑。这个战略绝对必要，美国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9日至12日，就在胡锦涛主席访美前几天，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访问中国。这表明，尽管美国还没有从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拔出腿来，美国心目中的两国关系重点仍然在军事上。盖茨最感兴趣的是第二炮兵。其实，六十周年国庆阅兵时，地上走的、天上飞的都不对美国构成威胁，除了游行队伍最后那几根又粗又长的导弹。在军事技术上，中美之间的距离还非常大。

在J-20首飞前很多天已经透露出滑跑试验的非官方消息。11日，胡锦涛在会见时告诉盖茨J-20当天首飞成功的消息。这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情节。盖茨一定不会为最高级别的信息源而感激涕零。在此前一天，盖茨已经说过，美国将对中国的四代飞机和反舰导弹做出回应。

小布什总统于2006年12月任命盖茨为国防部长，接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当时盖茨是一家公立大学的校长，再以前是情报官员。2008年12月，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挽留他留任原职。在美国历史上，盖茨是两党更替后第一位留任的国防部长，可见两党的军事政策有相当大的连续性，虽然奥巴马被认为比小布什更温和，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盖茨在任内停止继续采购F-22，并提议停止建造弹道导弹核潜艇，把更多资源用于发展特种部队。

来中国前，盖茨放风说，那些与美国作对的国家都被抛入了 “历史的垃圾箱”。如果是这样，从印第安人到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都在垃圾箱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已经很少在中国听到这个意识形态用词。这个词表明历史是有方向的，某一个国家(或阶级、民族)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而历史垃圾箱是存放那些没有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国家 (或阶级、民族)的地方。盖茨在“历史垃圾堆”中找到了小布什政府中新保守主义者的共同点，纳粹德国、苏联在“垃圾箱”中与他产生箱体共鸣。嗨，盖茨同志，这实在不是一个好想法。

战争有时候确实能够决定历史的进程，但不能找到历史的正确方向，打了败仗的国家也不一定非要进垃圾箱不可。美国入侵越南，肆意屠杀平民，但越南仍在战斗；美国在越南战败之后，也没有进入垃圾箱，反而赢得了冷战。如果非要在美国找一个历史的路标，那将是微软的比尔·盖茨，而不是五角大楼的罗伯特·盖茨。微软的盖茨不仅提供了改善世界的技术，还提供了他的爱心。

再次强调：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也许不是杞人忧天，但肯定过于夸张。这是美国人的风格。他们总在寻找自身不足，随时准备应对挑战。这是政府的职责所在，这些美国人自己不是反美势力。没有人为他们歌功颂德，没有谄媚与欺骗。他们没有陶醉的机会，也不愿意自娱自乐。

世界权力中心的转换方式

很多年以后，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次经济危机作为美国衰落的起点。这个起点绝不是衰落的整个过程。要经过数十年的时间，这个过程才会显示明显的结果。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不是崩溃(如苏联)，或停滞(如日本)，原因只是其他国家的增长更快。快速增长的国家不止中国一家，还有其他多个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等。这些国家都有人口多、面积广的优势。

多个大国同时崛起，使得美国不能集中力量打压一国，否则按下葫芦又起瓢，顾此失彼还伤自己的身体。力量消长在较长时间内显现，使得各国有时间调整心态和政策，犯了错误也有机会纠正，一起避免战争。这两点增加了和平的安全系数，还有另一点，那就是历史的教训。

在大革命中，法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目标，在王权的欧洲异军突起。在拿破仑的带领下，法国军队横扫千军如卷席。但拿破仑终于加冕为皇帝，革命屈从于他的个人野心。在打败拿破仑之后，欧洲的皇帝们和他们的大臣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聚会，商讨如何瓜分胜利果实，建立新的欧洲均势，其中也有战败的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与会者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均势原则”，避免任何国家坐大；此外有“正统主义”，即占有权力和领土必须有合法性。他们在1815年签订《最后议定书》。虽然有许多不公正，维也纳体系维持了欧洲的百年和平。

在19世纪，欧洲列强忙于海外殖民扩张，又受制于均势，彼此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只有两场例外。为制止俄国向地中海扩张，英国与法国联合击败俄国，主战场在欧洲边缘的克里米亚半岛，史称克里米亚战争 (1853-1855)，受挫的俄国转而向东方扩张；在1864-1871年间，普鲁士打了三场战争，分别击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统一了长期分裂的德意志各邦，但把奥地利排除在外。此后，帝国首相梅特涅小心翼翼地维持欧洲均势，不给对手反击机会。

维也纳体系中的霸主是英国。到20世纪初，大英帝国已经疲惫不堪，新生国家德国生机勃勃。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工业、技术、科学、教育都是世界一流的。但梅特涅之后的德国统治者不知收敛，忽视德国的地缘政治劣势。另一方面，几乎被瓜分殆尽的世界也没有给它留下多少机会，而德国想得到的却很多。它咄咄逼人的进取心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其实是一场战争的两个阶段。一战结束后，战胜国举办了1918年的巴黎和会，它们对战败国德国太苛刻，不久就激起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崛起，而日本也在和会中感到了强烈的种族歧视。战胜国中国更是饱尝辛酸，它想从德国那里收回的本土利益被日本夺去了。

二战开始了。德国要报一战的一箭之仇，发起了闪击战，欧洲各国几乎不堪一击。但德国仍不知收敛，战线拉得太长，终于在1945年战败。日本和意大利跟错了领导，也投降了。美国、苏联是主要战胜国。但它们是意识形态的敌人。裂痕在战后很快扩大，美苏进入冷战。不过，它们在胜利前已经划定了势力范围，在冷战中没有破坏这个约定。冷战中也有热战，如在朝鲜、越南等地。美国在热战中赤膊上阵，苏联却没有出面，为苏联冲在前面的是中国。

在冷战中，美国阵营中的一些国家发展很快。在1980年代，日本的繁荣达到顶点，它的后面跟着亚洲四小龙，甚至刚开放的中国也在山寨“日本模式”了。日本公司步步进逼，美国企业步步后退。不少美国人几乎把这个亲密盟友看成敌人。但日本政府的控制太多，资源利用的效率低。只有在陷入长期经济不景气之后，日本才重建了它在美国政府心中的美好形象。

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中，貌似不可战胜的苏联帝国在1991年突然消失了，世界进入“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与许多国家一起享受“和平红利”，但只愿独享世界权力，也乐意充当世界警察兼城管。苏联解体主要是因为积累了太多先天的、集权国家不能解决的内部矛盾。外因是美国要挤垮苏联。冷战结束是半个世界权力的转移，因为美国已经掌握了另一半权力。转移的方式是半对抗、半和平的。这是一个好苗头，可以看作是向完全和平转移方式的过渡。

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无法与冷战后的美国相比。英国当年的优势在海军，它的目标是保证没有任何其他两国海军的军力相加超过英国。在今天，世界前10军事大国的军事开支相加也比不上美国，而美国的军事技术更是无人能及。在经济力量下降之后，美国的文化与道德号召力必然随之下降——这与文化或道德本身的优劣无关。那时，为了维护它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优势的军事力量，因为它没有别的顺手工具了。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美国曾提出 “中美共治”(G2)的建议，试图把中国纳入它的运行轨道。这对中国不是一个坏主意。在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有一个军官对着众人大喊：“谁敢惹我？谁敢惹我！”一个魁梧的军官站出来对他说：“我敢惹你。”他想了一下又喊：“谁敢惹我们俩！”这正是美国的共治思路，完全是利益考量，不含任何黑色幽默。虽然美国没有正式提议，而且中国比美国更单薄，仍可再次提议共治。但中美肯定不想站在一起向全世界高喊：“谁敢惹我们俩！”

比如，在钓鱼岛、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站在日本、台湾一边向中国喊：“谁敢惹我们俩！”为了对付中国，美国想要拿到更多的牌。在有所收获之后，美国再回过头来改善对华关系。这也算是“获利回吐”吧。虽然没有战争，国家利益同样在一次一次智力较量中增加或减少。

中国也有不少好牌。有些是大自然赋予的，有些是祖先留下的，更多的还需要我们去创造。

如果中国能够持续发展，并善于获取和利用各种资源，对美国实行“和平演变”，建立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新模式，而美国也愿意接受这个模式，两国必将共同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对新增权力的使用方式

世界权力在国家权力之外，不排斥国家权力，也不因各国行使自己的权力而减少，可以为多个大国共享。可以说，主权之外还有权力。如果美国能够冷静接受权力相对下降的事实，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谨慎使用新获得的权力，并取信于各国，这将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对于世界权力的使用有两组主要的制约因素，一是道德的，一是地缘政治的。以下简要说明。

道德制约包含很多内容，有些近似维也纳会议的“正统原则”，有些是成文的国际法、不成文的习惯、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未必称“普世价值”)，等等。“中国威胁论”高烧不退，原因之一是中国已经拥有了权力，却只否认有威胁他国的意图，没有说明权力的使用规则。

在国内明确权力的使用规则，使官员们服从法律，尊重国民，这些必将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政府的责任与慈善事业也应该从国内开始。向经济危机中的南欧国家大笔撒钱并非必要。中国也曾经帮助过南欧的那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现在与那时一样，中国有更多、更穷的穷人。进一步改善他们的境遇能够信服地说明中国政府将善用新得到的权力。

高调的 “中国模式”还没有跟随者，没有跟随者就没有模式。朝鲜与过去的中国最相似，现在还没有采用“中国模式”的迹象。朝鲜“强行拆迁”韩国军舰，向平民开炮，中国好像无话可说。中国在别处努力树立“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在自家门前却不知所措。中国应该“回防”，先致力于建设一个安全的周边环境。中国还没有大到欧洲，须少听欧洲人的忽悠。

地缘政治的约束也包括很多内容。崛起的不止中国。日本、印度、俄国等世界大国是中国的邻国，它们都在提防中国；美国在本地区有不少朋友，总扛着家伙在附近转悠；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有相当大的实力，并在持续增长中；除了巴基斯坦，中国没有朋友，也许力不薄，却有些势单。这些国家的合力将形成亚洲的均势，远比19世纪的欧洲均势复杂。

中国是当今世界秩序的受益者，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美国是这个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中国没有理由破坏这个秩序，只应在其范围内行使权力，以谋取更多的国家利益。

当然还可以增加一个制约因素：国内的民间和平力量。这点依赖一个自由的、有活力的社会。

东西方之合流

为了解释东亚国际关系的复杂程度，有一个老生常谈说法：东亚在历史上第一次同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和一个强大的日本。但这个说法可能招致韩国人的不满。忽视韩国算不上一个大问题。人们忽略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画面：世界历史上将第一次同时出现一个强大的西方和一个强大的东方。当然，强大的东方目前还只是一种可能，还取决于中国今后数十年的发展。印度人可能会认为这个说法不够详细——他们是东方崛起的第二梯队。以前东西方并非没有同时强大过，例如，秦汉王朝与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在时间上是并立的。但它们分处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没有密切的直接往来，更没有利益冲突。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于500多年前。此后，西方在与东方的交往中占据了上风。日本在20世纪初还遭遇种族歧视。

但是，在21世纪同时出现的强大的东西方与种族对抗无关。在历史上，由于地理分割，文明在不同区域各自发展，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发展快一些，彼此交往不多。东西方都曾有领先的时候。西方在近500年来跑在前面，率先进入现代。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西方只是先行者，奠定了现代化的框架。在已经发生的历史 (不是对未来的预设)中，确有正确的方向，但五角大楼抛掷在垃圾箱里的东西却不多。历史没有固定轨迹，更不是五角大楼独家设定的。

五角大楼的作用还在减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多中心合作的全球化。超级大国的时代即将结束。中国已是大国，却不可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将有很多大国，其数量也许像慈禧太后宣战的对象一样多。在世界舞台上，大国仍然不够大，今后将是区域化的时代。世界将从区域化走向真正的全球化。如果幸运，人类将抵达某种程度的世界大同。

中国的发展目标是“小康”，而先进人士们早已超越“小康”，直奔共产主义绝尘而去。尘中，大部分人还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面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儒家早有答案。根据《礼记·礼运》，历史分为“天下为公”的“大同”阶段和“天下为家”的“小康”阶段。公羊家把历史的发展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后世多有把“大同”与“太平”对应者，“小康”在经济和精神两个层面上都处于初级阶段。康有为说：“小康之后，进以大同。”

康有为把“三世”分别对应于绝对王政、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种政治制度。他在《中庸注》(1901)中说：“当今升平之世，应发自主自立之义，公议立宪之事，若不改法，则大乱生。”他又著《大同书》，完成于1902年，提倡去国界、(阶)级界、种(族)界等，实现世界大同，迎接自由、平等、和平、民主。今天看，他的观点殊多可笑之处，亦颇有发人深思之处。

各文明的先哲们并无不可调和的歧见，只有掌握无边权力的人才彼此排斥。为实现“大同”，重要的是权力间的调和，如此，和平才有保障。与100多年前相比，各文明在趋“同”的道路上已经走出很远，涓涓细流汇成大潮。这是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中国可以做出较大贡献的地方是稳步完成国家向现代化的过渡，以便在东西方之间建立更多的共同点，促进合流。

胡锦涛主席即将访美。他可能签署大宗商品订单，做出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承诺。美国也会做出回报，例如强调重视中国的地位，重申一中一台的政策没有变化。两国的政治关系也将改善。这些都很重要。在有形的成就之外，出访更重要的收获也许是无形的。在世界权力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中国持续推动“大同”趋势，为今后的和平奠定基础，则善莫大焉。                                    中国需要更多智慧与远见
                                              世贸总干事分享 
  芮成钢：你觉得本届达沃斯论坛最主要的关注点是什么？
拉米：今年达沃斯论坛的主要关注点就是消除危机，如何更好地走出危机，并保证已经出现的复苏具有持续性，亚洲已经大范围显现复苏迹象，但欧洲和美国等地区还不是非常普遍。为了保持强劲的复苏，我建议保持贸易开放。去年我们经历了非常可怕的危机，人们估计贸易量将减少，而贸易量确实下降了。人们还估计贸易保护主义案件将增加，但事实并非如此。西方国家失业率明显上升，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增大。我们虽然在预防贸易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这仍将是我们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要保持并进一步促进贸易开放。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印尼等国家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会通过更广泛参与国际贸易来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
芮成钢：目前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我们许多很重要的交易伙伴都破产了,他们不再需要我们的产品或者服务，我们必须依靠内需，所以整体来讲贸易额将会减少。
拉米：你说得没错，中国政府也反复强调要拉动内需，适度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但是贸易出口对于中国经济仍将起到关键的作用，因为中国的产品价格仍然很有竞争力，所以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如果这些产品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售价增加，也就意味着这些地区的消费者购买力会提升，所以中国产品出口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因此整体来讲，我们需要中国通过具有远见的智慧，并运用政治手段来尽可能维护海外市场的稳定。
芮成钢：我们再来谈谈国际贸易，我记得你说过，多哈贸易谈判已经完成了80％，剩余的20％进展情况如何？
拉米：我们差不多还处在同一阶段。去年一年来，我们在一些地方取得了技术性进展，但是我们必须突破最后的冲刺阶段，这就需要国际舞台上各个政治力量强有力的决心，如欧盟、美国、中国、巴西、印度等。这种政治决心是否存在，还是一个问号，我们也在积极准备在今年3月对此进行检验，到时我们将以一个全面的评估来回答这个问题，看看去年各国领导们所表达的在2010年完成多哈谈判的决心是否依然存在，这种决心在现阶段是否可以实现。我对这个问题目前没有准确的答案。从技术层面讲，作为一个专家，我的答案是，在今年完成多哈谈判仍然是有可能的，但是从政治层面讲，问题的关键不握在我手里，而是握在参与谈判的政治家们手里。
芮成钢：我对今年年会的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是，中国的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在本届会议上被高估和夸大了，中国在达沃斯论坛上经常会被低估或高估，现在中国似乎又进入了一个被严重高估的通道，对于中国力量的夸大，也会引发外界对于中国的过度期望。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拉米：是的，一些类似的主观看法的确存在，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很多政治家会把责任转嫁给其他国家，这种政治的老把戏已经被用了上百年了。但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的经济增速超过了其他很多国家，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也在加强，这些和其他任何变化一样，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震动。但中国不用因此而感到遗憾，而应该非常小心地去管理这些预期，这样中国可以更好地了解，其实一些不合理的预期的根源是其他国家自身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说，其他国家也应该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为减少国内的贫困而努力。所以我的建议是，中国和其他国家都要更积极主动地了解对方行为产生的原因。所以这是一个管理预期的问题，这种管理能力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远见，而不是在危机时刻陷入容易被煽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误区，这就会给世界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芮成钢：也就是说中国应该管理好世界对我们的预期，这样中国也就不会被要求承担原本不应该或者根本没有能力承担的责任了。
拉米：我想你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对于世界越来越重要，影响越来越大，世界对于中国的预期也会越来越多，权威和责任是相伴而生的。当然，预期的程度，特别是对于在变革时期里管理能力的预期，是非常微妙的。但至少在国际贸易领域，对这种预期进行管理是完全可行的。我们有很多渠道来防止这样的预期演化成政治或者外交冲突。
芮成钢：你会如何总结WTO对于中国比较现实的预期？
拉米：中国加入WTO的目的之一就是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框架条约中受益，而享受这种权利的代价是中国必须开放自身的经济，而且实现中国经济管理制度的现代化。目前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成绩，我们要确保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我们还需要完成多哈谈判，需要给现有的国际公约增加更多衍生的内容，中国在谈判中也将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为此已经做好了准备。
芮成钢：在达沃斯之前很多人说我们浪费了这次经济危机，因为很多原本应该改变的旧的秩序、机制并没有被改变。另一方面，也有人非常担心奥巴马政府对公平财政监管改革的攻击。在你看来2010年会发生些什么，看样子美国和欧盟已经就重组大型银行达成了一致。
拉米：这个问题不在WTO的职权范围之内，在国际体系中负责金融体系改制的主要是金融稳定委员会。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多地遇到的话题是，是否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以确保2008年的金融风暴不重演。这就意味着我们要降低银行业的风险，然而银行的盈利也会因此而减少。从财务数字可以看出，银行的产权回报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时候，他们去冒更多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需要更多的监管，但是监管的程度也要适度，防止扼杀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起到的润滑作用。监管者可能会说，我们要限制这些银行业的“猛兽”，而银行家们也会说，如果我们被过度监管，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正常运营，在这两者之间，我们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这既需要每一个国家对本国进行监管，同时也需要在国际范围进行协同监管，所以我们需要为这种协同监管导航，这样的话，如果有人企图寻找监管相对宽松的地区去开展业务，他们就不会得逞了。良性的国际金融流通将会使整个世界受益，特别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外投资和金融监管。
芮成钢：最后我们来谈谈对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会复苏，但是经济增长率将会低于2003－2007年期间的水平。不知道WTO的判断和IMF的预期是否一致？
拉米：在这方面我们和IMF以及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世界经济走势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贸易就是供方与需方之间的资金流动。尽管贸易金融和贸易保护主义也会为全球贸易带来一些边际影响，但贸易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体的经济状况。就最近几个月的情况来看，伴随着经济的复苏，贸易也在增长。我们对于2010年全球贸易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预期，我觉得应该会比2009年更好，但究竟好到什么程度我们还需要谨慎地去观察。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谨慎，关注以及加强监管，我们毕竟还没有走出困境。
芮成钢：你对中国经济在今年的增长前景如何看待？
拉米：我想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应该会在8％至10％之间。我对于中国的贸易也比较乐观。中国的贸易数字需要得到正确的解读，因为很大一部分中国出口的产品是从国外进口原件在中国组装生产的，这一点需要很多西方的评论者认真考虑。中国的出口商品并非完全是中国制造的，这中间也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并不只体现在整体的贸易数字上，也体现在中国带来的附加值上，而这部分附加值在持续增长。在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能对未来有一个可靠的判断了。【经济观察网】本文网址：http://www.eeo.com.cn/observer/qqsj/2010/02/09/162766.shtml为敌还是为友 中美关系面临重大抉择  2011-01-19 18:03张斐斐/文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本周的访美之行再次点燃了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关系的关注。然而要认识清楚这对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必须对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做出合理的判断。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看来，虽然中国对于G2的概念并不接受，但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事实上的G2时代。中国尚不具备挑战美国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却应适时对某一领域的制度进行修正。

面对着一个复苏缓慢的美国与快速增长的中国，两个国家都需要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做出选择，2011年初的“胡奥会”就会成为这场抉择的开端。中国与美国如何克服利益上的分歧与认知上的错位，避免做出错误的选择将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

当然，2010年中美之间最精彩的故事悉数发生在亚洲，作为一名出生在中国大陆，治学美国、新加坡等国的学者，我们更愿意借用他的 “亚洲视角”。郑永年认为，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是为了给中国承担更多义务施加压力，而并非针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中国也应该反思2010年的南亚政策，并建议将解决岛屿冲突的问题放在多边框架当中。

经济观察报：这次胡锦涛访美，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将成为30年前邓小平访美以来最重要的双边首脑峰会，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郑永年：我觉得从国际关系权力格局的角度上来说，布热津斯基说得很对，现在的中美关系远比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要重要得多。对于这个重要性，中国国内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重要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事实上的重要性，另一部分是认知方面（Perception）的重要性，就是说外在的世界认为中国怎么样了，美国认为中国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更加重要。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就是美国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对手了？

郑永年：对。尽管中国本身不这么看，但是美国已经这么看了。双方都必须进行选择，是继续合作还是走向对抗，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访问非常重要。如果双方选择得好，中美以前的这些系统，中美接轨呀，就可以走得下去；选择不好呢，最坏的情况就是局部的冷战。

所以我认为2011年中美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中美在两国关系发展方向上做出错误的选择。其中任何一方选择错了，就会完全改变今后的世界权力格局。

经济观察报：现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看待中国国内从部分外交人员到学者，再到民众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

郑永年：对于美国来说，看起来在衰落，事实上也在衰落，如果老二要赶上了，那它就更担心了。这个时候，中国越需要冷静对待。越是民族主义，美国方面越担心，美国方面越担心，它就会做很多对中国不利的动作，从朝鲜半岛到南海各个方面。虽然美国国内说美国衰落了，实际上美国的实力还是很强大，中国远远没有挑战美国的实力。举个例子，美国经济危机了，情况不好，但它可以利用主导的货币体系大量印制美元，将风险转嫁给中国。中国大量印人民币，只能转嫁给中国自己的老百姓。

我觉得中国从邓小平以来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邓小平的选择是从毛泽东开始的，就是跟美国友好，进入美国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慢慢地上升，这是非常好的，现在升到第二位了。现在有些观点认为，这个老大不行了，自己的经济也起来了，军方也强大了，是不是可以取代它了，我个人觉得不是好的选择。

经济观察报：你判断现在是一个世界秩序重构的时代吗？

郑永年：我觉得言时过早，国内有人讨论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文章。美国霸权衰落以后，对中国没有好处，反而有压力。美国从1914年就是大国，我们可以说美国这个世界警察当得不好，当得不好我们可以骂他批评它，但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么一个警察，没有这个警察世界秩序就乱了。很多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都需要这个警察。中国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美国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是高度制度化的，虽然这个制度没有以前那么有效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在许多领域我们不想出头，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样做的利弊是什么？

郑永年：这就是中国需要自己考量的问题。中国不想出来，每次动不动就“被当领导”了。以前中国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但是现在可能要把有所作为放在前面，才能韬光养晦。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机制确实是存在风险的。中国不能简单的把自己看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因为中国是处在一个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缝隙中。应当多跟发达国家去沟通，而不是说带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头衔，跟发达国家去谈判，去斗，应当更是一种协调沟通的角色。现在看来中国几次外交都不太成功，动不动就被人家当成领袖了，代表发展中国家，冲在最前边，跟发达国家去斗了。尽管它的本意可能不是这样的。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中国应怎样看待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

郑永年：中国把美国作为敌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美国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一旦有一个敌人，它的动员能力比哪个国家都强。尤其是经济动员能力，看看以前的苏联是怎么被美国搞垮的。第二就是美国也需要中国。中美关系越好，美国霸权才会更长久。如果跟中国对抗，美国实际上没有很大利益，只是美国现在某些方面得求着中国，你要承担起国际责任，区域责任，不能老是什么都不做。美国施加这样的压力、那样的压力，目的就是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不是像国内很多人说的，要回对中国了。

我觉得美国现在非常烦恼，尤其是在朝鲜问题上。朝鲜炮击事件以后，我观察美国就是要走冷战的路线。六方会谈弄了这么长时间，朝鲜不但没有任何屈服，反而变成朝鲜的秀场，那美国就说六方会谈“Idon’tcare”。美日韩用一种新的冷战形式来遏制朝鲜。美国也在观察，也在做选择，看中国怎么选择。因为美国在亚洲有很多优势，重返亚洲是和中国合作还是和中国对抗，这完全是两个国家选择的结果。如果是当美国感觉到中国的崛起是为了把美国挤出亚洲，那美国就要利用各方面来对付中国，如果是中美军事、经济上合作很多，那就能理解为一种合作。所以说中国的崛起是和美国合作过程的崛起。

经济观察报：中国怎么去破南亚之局？

郑永年：我认为中国在对南海岛屿争端问题上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中国总是强调双边来解决问题，但是越南等小国认为这个领海问题能不能放到多边框架来解决。中国不同意。其实多边只是一个构架，像新加坡和印尼等与中国没有领土纠纷的国家，不会说是靠哪一边。把双边的问题放到多边的框架下，那些国家就会放心一些。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半岛形势会怎样发展？现在六方会谈能谈下去吗？中国应该怎么应对？

郑永年：我觉得现在这样很难谈下去。美日韩现在已经在用一种局部冷战，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锦涛访美也很重要，如果局部冷战，对中国很不利。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美日韩同盟一旦形成，肯定没戏。半岛如果局部冷战的话，也会影响东南亚。

至于中国应该怎么应对，首先，朝鲜是中国的后院，不能放弃；第二，要保证朝鲜的安全。胡萝卜要甜，大棒要硬。政权的安全是朝鲜的内政，中国做不了主，但是国家安全你可以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中国必须向朝鲜施加压力，比如要改革开放，主动地与国际世界吻合。这是中国最大的意义。

朝鲜半岛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大国关系的问题。六方会谈，我觉得中国做得很好，但是角色有些错了。中国把朝鲜问题看成美国的问题。中国提议六方会谈就会为了把美国和朝鲜拉在一起，中国成了一个端盘子的服务员。自己的角色定位错了。朝鲜的核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美国对朝鲜的问题也进行了变化，美国到最后就发现，你有没有用核武器不重要了，你只要不核扩散就行。美国人知道如果发现核武器了，比起美国来中国更是受害者。

经济观察报：那你怎么看中国高层对欧洲的穿梭外交？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外交关系的一个亮点？

郑永年：我跟其他人理解不一样。从战术上角度上来说，因为中国买债券也好，投资也好，开大单也好，我觉得这种“采购外交”已经用了二十来年了，作用非常有限，也应该总结总结了。

从战略层面上说，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当然很重要。但是，中国的外交某些方面缺少重点。现在世界上那么多热点都跟中国、跟亚洲有关系，中国对亚洲的重视太不够。世界各地着火了，他到处去救，这是舍近求远。亚洲都搞不定，还到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到处救火。一个国家的外交资源也不是无限的，应当先用到需要巩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