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九院704所研究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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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重庆大公报特大号字体标题──“日本投降矣!”(图片来源:香港大公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重庆《大公报》刊登的有关日本投降的消息冠以特大号字体的标题──“日本投降矣!”既醒目,又令人振奋。香港《大公报》今日(十五日)发表文章表示,使用这样的大字号标题,在重庆报界是不多见的,这是该报总编辑王芸生的激情策划。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早在八月十二日,中国新闻界就已频频披露日本准备投降的消息,《大公报》的王芸生也早早规划着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时的报纸版面。他找到报馆有经验的编辑,甚至排字房的工友,一起研究版面的设计。他感到,这次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其意义非同寻常,他力主在报道日本投降消息时,一定要使用从未使用过的大号字体。他还亲自到排字房,与刻字师傅崔永超研究字号、字体,并特意刻铸制作了五个特大号铅字。八月十五日清晨,标有特大字号“日本投降矣!”的《大公报》出现在重庆街头,读者争相购买,山城一片沸腾。就是这天《大公报》的版面,最近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整个十五日这一天,王芸生和《大公报》同人沉浸在欢乐之中。报馆人来人往,记者出出进进,不断把采访到的新闻赶写成稿件,送到总编室;版面编辑收集着各种有关日本投降的信息,准备着第二天报纸的内容。当晚,王芸生还专门通知后勤部门,为大家准备酒菜,让诸位欢乐一番。有的记者喝得烂醉。在喜庆的晚餐上,同人们一致请对中日关系颇有研究且能言善讲的总编辑讲讲话。此时,王芸生的确感慨良多,要讲的话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该从何谈起。他二十八岁进入《大公报》,随着八年抗战的炮火不断辗转,吃尽了游子离家的辛酸。这时,面对抗战胜利,他最直接的联想就是两个字──回家。最后,他为大家即兴背诵了诗人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欲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随着王芸生的吟诵,在场的编辑记者个个唏嘘,有的甚至老泪纵横。他们回忆起不平凡的八年,《大公报》从天津到上海,从汉口到重庆,从香港到桂林,不断迁徙,不断颠簸,过着动荡的生活,但为抗战的呼吁和吶喊却从未停止;诸多的优秀的战地记者如范长江、杨纪、孟秋江、陆诒、高元礼、吕德润、朱启平、黎秀石、萧干、高公、徐盈、赵惜梦等,冒着生命危险,奔波在各地战场,真实而准确地报道着抗战的进程,用激扬文字鼓舞抗战斗志,尽一份知识分子的绵薄之力。因《大公报》对抗战做出的大量出色报道,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把一九四一年度的荣誉奖章授予该报。在众多中文报纸中,《大公报》首次获得这一荣誉。
据王芸生的长女王芝芙回忆,长期办报生涯使王芸生养成了随出报运转的作息习惯──“每天晚饭后,父亲都要到报馆看第二天的要闻稿件和版面大样,并撰写新一天的社评”。但八月十五日这一天,王芸生却没有回家吃饭,一直在报馆忙碌。就在报馆欢聚晚餐散去后,晚班编辑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王芸生却独自一人回到办公室,准备为第二天的报纸写一篇社评。夜深人静,王芸生陷入沉思,他脑海中浮现出八年前上海《大公报》因抗拒日军的新闻检查而被迫停刊时自己写下的社评《不投降论》中的几句话,“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这一段铿锵的话语,当时曾被广为传诵。就是在这种“不投降”的民族情感激励之下,王芸生和《大公报》的两位前辈张季鸾、胡政之在抗战期间,以“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不惜牺牲营业,抛弃财产,擎起一枝秃笔,天南地北,播迁流离的巡回办报,和日阀撕拚”的精神(胡政之语),坚持办报,坚持不懈地为抗战将士助威。
夜深了,白天的欢庆喧嚣渐渐平静下来。王芸生坐在写字枱前,思索着第二天社评的结构。他首先在稿纸上抄录了杜甫的“闻捷诗”,把它作为社评的开场白。他接着写道:“日本投降了!抗战结束了!在八年苦战之余,得见这胜利的伟大日子到来,我们真是欢欣,在笑脸淌下泪来。……杜子美闻捷诗,有『青春作伴好还乡』之句。抗战胜利了,使流离播迁的人们人人能够快乐还乡,我们的胜利就可算是胜利无缺了。我们以闻捷而喜,并为还乡而祝!”这些话,既是他此时的真切的感念,也表达了抗战胜利后大后方老百姓的心情。他为这篇社评写下的标题是《日本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