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的与复活的

尽管有三位自命不凡的评论家出台助阵，长篇小说《废都》还是难以勾起人们亲近的兴趣。屈指十六年，一本作者自称用心写作的书，就已经褪去了吸引力，变成砸在出版社手里发霉的馒头。

平心而论，《废都》并非一部诲淫诲盗之作，只是模仿古代作家性写作的赝品而已。撇开出于营销而设置的那些小把戏，它还是一部可读的消遣品。性的丰饶只是用来装饰一个贫瘠时代的道具，一切都无可避免地堕落了，逃避是暂时的，被捕获后将得到加倍地惩罚。良辰美景转瞬即逝，恣意纵情的日子仿佛更大黑暗前的嬉戏。表面上华丽、热闹，骨子里凄凉颓丧。人生无常，几个多情活泼的超现实侍女，在温暖过庄之蝶疲惫的身心后，扑闪着翅膀飞走了。这是一个短促的春天，也是最后的春天。书中的文人们，这些戴面具的跳蚤在时代的玻璃镜面上一跃而过，没有留下一丝痕迹。一股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字里行间，这是一部自我安慰的书。贾平凹借此渡过人生的低潮。想象力与洞察力的双重欠缺，使得这部小说平庸不堪。

期望不朽的已成烂桃，作家贾平凹这下该服气了吧？

贾平凹是这个时代被高估的作家之一，自从抖出流浪女作家三毛的拜“大师”信件以来，他很快被默许为“文学大师”。事实上，贾平凹一直乐于扮演时代小号手的角色，他吹奏的不是高亢的冲锋号，而是伤感的小夜曲。在他忧郁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游刃有余的油滑之心。可以不客气地说，他是被时代养育的文学势利鬼。他以柔弱示人，终获世俗暴利。貌似无力被动的经营，最后成为跨体制的大赢家。

他的粉丝，因其笔下故作的风情而迷恋其文字。在我看来，那是一种病态的抒情叙事，他那些被人称道的土匪美女故事，令人捧腹。那是一种幼童的想象力，对世情人事的不解，使其笔下的人物多处于童话一路水准上。生硬的人物，无力的叙事，矫情的抒情，构成了贾平凹作品的基本特征。那种被评论家刻意发掘出来的美，无一例外地令人作呕。腐烂的霉味，是其与时代相处的特殊定情物。他的作品媚态十足。他有小人物的真性情，却无作家敢担当能担当的真性情。

作协体制培养出来的职业作家，在获得既定利益之后，大都丧失了写作者的本能。矫饰的心，在欲望的沼泽里挣扎。

他们已经与土地、民众失去了关联。

操持文学的成功者早就忘记了文字的意义。在商业出版掮客的操纵下，他们争先成为垃圾制作者。他们的作品只能抚慰可怜的读者。

文学超越时空的力量，仅在少数中国作家身上体现。过眼烟云，是更多作品的命运。

在媒体时代，文学的香火只在极少数作家心里燃烧着。

真挚的情感，正当的想象力，对事物独到的见解。文学本应给予人类光明的那些因素，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文学一旦堕落，将非常彻底。

在无良商人的操纵下，文学成为一宗生意。某文学互联网公司的CEO，曾经这样反问质疑其利益动机的记者：衡量一部作品价值的标准，除了钱还能有别的吗？该文学硕士执掌的公司，以点击率分成做诱饵，将一批写手送上赚钱的战车。吸引住读者，点击率就是钱，钱就是成功的标志。

写小说，挣大钱。这是该公司的口号。在冠冕堂皇的背后，是码字者沦为金钱奴隶的事实。据最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报道，每天数千字的写作，已经让一些签约者心神俱疲。“许多专业写手每天都保持几千字甚至上万字的更新频率，以防读者流失。写作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很大程度上成了体力活。”

这不是创作，是码字。神经兮兮的写手，源源不绝制造着垃圾，填充着自己和读者的空间和时间。

由新概念作文而起的少年写作，自韩寒、郭敬明等人相继成功后，经由书商绞尽脑汁的刻意制造，已经升级为巨大的文学产业链。这些以青春文学网络文学之类名义横行无忌的作品，其实与文学无关，他们只是些模仿写作的练习册而已。不幸的是，这些出版物已经取代经典作品，充斥于年幼读者的心灵。

一个个被书商控制的写作者的自我制造，造就了一个貌似成熟的消费市场，财源滚滚之际，一代人的情感教育真的完成了吗？那被完成了的又是怎样的一个情状？

文学掌门人志得意满，小觑天下。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智商而窃喜：我知道什么是好的，但我只出版那些能赚钱的。他们已经通过不择手段的运作，制造了流行标准。从点击率的作假、绯闻奇闻的编造，到影视联手做局，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说，他们已经建立了文学流行物产业的江湖。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文学无关，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一丝文人的气质。不管他们如何包装自己的形象，如何招摇于公众场合，在他们挺括的西装革履下面，喘息着的是一颗虚无而无耻的心。

他们不屑甚或不愿知道，在财富的盛宴下，有多少被扭曲了的心灵在街头徘徊？

商业的就是高尚的，我从他们脸上读出了这样的底气。但他们的行为，足以将其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并非文学低能儿，但他们阉割了文学的特性，使之变成恶俗的流行物。想象力在他们眼里，就是勾引读者沉溺其中的邪恶蛊惑物，作品无正邪之分，无美丑之别，唯勾引力是举。久而久之，培育了一批批空心人。

我曾有幸聆听过上面这位文学CEO的精妙演讲。他口出宏论：屈原是一个失败者，他本来可以做一个成功者，仅仅因为他不会与楚王沟通。他举例说，自己为什么喜欢提拔一个平庸的女人，因为她能与他进行无障碍沟通。在他放光的小眯眼里，世间只有两种人：成功者和失败者。在他宣讲的人生哲理里，充满苟合、顺从、市场等字眼，唯独没有正义、道德。当他在上司那里接受辱骂时，他是乖巧的合作者，他要寻找更乖巧的合作者，以便自己发泄情绪时，畅通无阻。那里只有奴才和管家，能生存并得到提拔的，一定不是屈原那样的人。

你如果从这些精英人士鼓捣的出版物里嗅出一股小聪明味和鬼魅气，那毫不为奇。

而这样聪明的作为，正在扼杀一个民族的创造力。

作为反例的是，一本二十二年前出版的书，如今在上海书展上出现了。这本名为《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的书，是活跃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写的。甫一出版，便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现在，在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人又发现了它的现实价值。写这样的书是叫人尊敬的，出版这样的书的人才是值得骄傲的。

学者邓正来先生说的好，在集体性知识生产年代，这样一本个体性知识生产的著作令人羡慕。这本书的再版启示我们，尊重人的首创性，中国社会才有可能真正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