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鬼传极局域网联机:死去的杨善洲与活着的义丐徐超

    杨善洲死了，义丐徐超还活着。

    活着的义丐还在乞讨，死后的杨善洲火遍了全国，这把火从火葬场烧出来，烧遍了整个神州大地。

    那些他抛洒汗水工作过的地方，那些点点滴滴的如烟往事，甚至连同他无偿捐献的山林，都在我们这群活人的面前熊熊燃烧。

    我们的心中火光一片，可是有谁感觉到了这种灼烧所带来的痛？为什么那么多的英雄和义士都在生前得不到善报，而在死后却功盖千古呢？

    1

    我们的社会评价一个人喜欢盖棺论定，而倘若他活着得到名利就不是真的英雄，这说明，我们的头脑中藏着一根冰冷铁钉，这根铁钉就喜欢干一件事，那就是钉棺材！

    但结果又是怎样的呢？义士依旧孤单，英雄依旧独行，一群大活人依旧在充当着唏嘘感慨的观众。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主流思维难以从人的行为而深入到精神层面，以至于我们在激励某个人的行为的时候，常常把人类共有的精神送给这个人。

    就像我们很多人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马克思的主义，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毛泽东的思想一样，我们也把雷锋精神当成了雷锋的精神，而学习雷锋也变成了模仿雷锋。

    我们这群大活人，毫不吝啬地为死去的义士和英雄们编织着花圈，撰写着挽联，然后再噙着热泪，围着他们的尸体、棺材和坟墓一叩二拜三鞠躬。

    我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直到死后才得到报答，这种迟来的善报能够激励那一大群活人吗？

    于是，在众人的心目中，烈士的事迹就如同他们葬礼的白花一样苍白——仅供瞻仰，难以效仿。

    2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榜样只有化成众人的行为才能变成无穷的力量，而若只满足于高高地悬挂在墙上，所形成的只能是一时的影像。

    道德本应是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在举手投足之间践行着道德，并享受着别人的赞赏所带来的精神愉悦，以至用自己心中的正义、善良和高尚绽放起个人品牌的光芒，而得到名利。

    子路因救人而被馈赠了一头牛，结果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因为那样会有更多的人去救人，子路得利反而符合义；相反，子贡解救了自己的鲁国同胞却拒绝领取朝廷的赏金并被奉为楷模之后，却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因为那样就不会再有更多的人去解救鲁国的同胞了，子贡拒金反不义。

    义和利是辩证的，不图利未必是义，而得利也未必是不义。同样，义和名也是一样的道理，让好人得好名，让恶人得恶名，这才更有助于社会的进步，也才是一个充满正义之气的社会。

    然而，在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纵横交织的当今时代，在品牌规律支配了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今天，我们仍然在用无私奉献的老调，重弹着淡泊名利的旧曲，仍在用集体意识的冰冷铁钉剥夺着个体权益的利和名。

    不懂得精神生产，不懂得品牌规律，不懂得名和利的转化规律，不懂得义和名的关系，别谈什么淡薄名利。所谓淡薄名利，只有得到名利的人才有资格去淡薄！

    这种旧思想的沉碴泛起，在将义士的英名堂而皇之的挂在墙上的同时，只会继续将整个社会对名利的蝇营狗苟变成桌子底下的潜规则——多少个欺世盗名的不义之徒已经名满天下名利双收，而我们的英雄和义士却在火化之后才得以名垂不朽！

    3

    道德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名声却是他们各自的无形资产，人们都可以尊奉这个共同的义，出各自的名，得各自的利。

    而我们，在义士活着的时候不去尊重他们个人的英名，却在他们死后送给他们一个永垂不朽的身后名。我们这些活人啊，把共有的人间道德变成了义士们个人的道德，却把他们个人的名声变成了一个精神大餐加以共用。

    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没有谁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都需要物质，也需要尊重和认可。哪里是我们的义士们淡薄名利啊，是一群活人以集体的名义剥夺了他们的名利，而这个所谓“淡泊名利”的词汇，正是一个名声的剥夺器。

    这种落后思想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把共有的精神和个人的名声一分为二，不懂得共有的人间美德可以实现每个人的名声进而实现个人利益，也不懂得这种“义可取利、德必有得”的机制恰好可以反过来让每个人自动自觉自由的尊崇道义。

    这种思维在本质上是统治思维而非管理思维，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个道德超人顶着道德远离了大众，而一群高高在上的活人，却纷纷反过来指责大众的道德滑坡。

    榜样可以树起来，但榜样绝不是被权力之手挑选栽培的树；榜样可以出众，但决不能反过来压倒大众；榜样可以挂在墙上，但决不能只是在死后供人瞻仰。

    要管理好这个社会，我们的领导们更应该做的，是怀着礼贤下士之心俯下身来，甘当义士和榜样的粉丝，构建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必然机制，让有情有义的人有名有利，让不仁不义的人丢名弃利。

    我们要把单纯的表彰人，转变为激励一种行为，倡导一种人人都可践行的精神，而最好的报答则是让他们出名，让他们得利，这个名和利既是个人的价值，也是社会对义士的认可和回报。有谁知道，这正是信息时代带来的一种管理社会的崭新方式呢？

    最后，我不得不引用一段旧文作为结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道德的牌匾继续满足于高高在上地悬挂于只能供大众仰望的地方；如果社会责任的自觉践行仍然只默许个人承担风险甚至付出生命而不鼓励其通过市场手段带来利益；如果我们听任集体意志的冰冷铁钉将义士的义举钉成彪炳史册光照千秋的凄美风景——

    那么，我们都将应该羞愧地站在逝者的遗像前，站在往圣先贤的墓碑前，环顾和反思我们这些活人自身的丑陋——对于个体权益的集体漠视暴露的是整个群体意识中蕴藏着的不义。如果这样，我只能这样解释整个物质社会的道德滑坡——不是众生抛弃了本应卑之无上的道德，而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远离了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