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出我人生4在线播放:梭嘎日记２００５年８月２2日星期二，阴

２００５年８月２2日星期二，阴，

寨子里最早出外打工的人

上午在房间里写东西，中午在博物馆吃饭。吃饭时，和徐馆长聊天，他告诉我，这个寨子以前非常封闭，在90年代以前没有一人出外打工，就连文化大革命都没有波及到这里。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寨子的变迁时，只需注意两个大的转折，一个是解放后，一个是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后。尤其是身态博物馆的建立几乎改变了这个寨子的一切，从传统的文化习俗，到个人的价值观，包括寨子里的人文景观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包括经济收入和受教育的程度。这些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

当然，还要关注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两年寨子里出门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几乎占了寨子里男性青年的百分之七十。外出打工的人越多，寨子和外界接触的机会也越多，思想观念变化也越快。这些苗寨长期与外界隔绝，在建生态博物馆之前，对外面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谁有勇气出外打工。当然，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徐馆长告诉我说，这里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一位男性青年，那是在1990年，这个青年人，由于不满意自己的婚姻，和家人闹矛盾，最后一气之下，离开了家乡，到昆明打工。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汉族姑娘，两个人在外地结了婚。后来由于他偷东西被抓抓住坐进了监狱，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来到了他的家乡。但在这里她没有受到丈夫家人的接纳，因为长角苗自古不和外人通婚，她的婚姻是得不到家人的认可的。到了寨子里，她得不到她应有的权利，住在寨子中几乎要倒塌的房子里。尽管她孤儿寡母生活很困难，但政府拨给的贫困金从来分不到她。徐馆长到这里来办生态博物馆发现了她的处境，想办法在寨子里为她争取到了一些她应有的权利。徐馆长告诉我们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这里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固，对于外来户非常排斥。同时，也使我知道在九十年代初，寨子里就有人出外打工了。

这位青年出外打工的结局是悲惨的，在那以后几乎没再人出外打工。但97年博物馆建立以后，情况开始发现了变化。这时，寨子里开始有了电视机，一台在博物馆里，对村民开放，另外，就是居住在寨子里的乡长杨洪祥家买了一台电视机，也经常有人到他家看电视。

电视机让当地人看到了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外面的世界，这种冲击对当地人的生活是巨大的，因为它让当地人了解到了自己的生活有多么的贫乏，看到了自己与外面世界之间的鸿沟差距。同时，生态博物馆的建立，道路的修通，使寨子里有了许多的外来者，他们也给当地民众带来了许多寨子外的信息。于是人们再也耐不住贫困的生活，年轻的男子开始离开寨子外出打工。据徐馆长说，97年外出打工的青年有五分之一，2000年初有三分之一，而到现在则达到了百分之七十。

但出去打工的全部都是男性，到现在为止寨子里只有熊华艳一个女性出去打过三个月的工。博物馆建立之初，政府想培养当地的女性到博物馆工作，因为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就是，当地的民众才是他们文化的主人，因此，博物馆的工作应该由当地人来承担。当时，寨子里的女性只有熊艳华一人读过初中，又长得漂亮，所以，将她吸收到博物馆，作为本民族的一个形象代表，讲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接待外来的客人。为了进一步培养她，政府派她到挪威去接受培训，于是一个长角苗的妇女的命运的到了彻底的改变。

徐馆长说，熊华艳从挪威回来的当天，在寨子里引起了轰动。她是寨子里第一个出国的人，受到注目是理所当然的，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还是她回寨子时的打扮。那天熊华艳穿了一件白衬衫，一条蓝色牛仔裤，头上带着一顶红帽子，拖着一个行李箱。当她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乡亲们面前时，大家惊呆了。这里的妇女，在这之前祖祖辈辈穿着民族服装，没有人穿过汉装。熊华艳的这身打扮着实让寨子里的人吓了一跳，徐馆长学着当地人的话说：“那个熊华艳可了不得，打扮得跟电影上的明星一个样。”

从那以后，除非要接待外面来的客人，平时，熊华艳再也不穿民族服装了。在这之前，寨子里的男性由于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而且出外打工的人很多，基本都穿汉装了，但女性从没出过寨子，因此，也没有穿过汉装。但在熊华艳的带领下，寨子里的许多姑娘也开始穿起了汉装。

徐馆长说：“本来培养她是希望她能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带头人，谁知她从挪威回来后，开始瞧不起自己的民族，瞧不起自己的文化。”“从那以后她再也不安心呆在寨子里，当时为了进一步培养她，将她选为省人大的代表，村子里的妇女主任。但她一点也不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荣誉，前不久，她还到北京打了三个月的工，刚回来。”她是寨子里最早出外打工的女性，也是寨子里走得最远的人，她到过挪威，到过北京。寨子里虽然有很多男性青年出外打工，但多数只是到六枝和贵阳，几乎没人到北京。这是一个胆大，而又敢和命运抗争的女子。

坐在旁边的一位记者鹿鸣说：“实际上是生态博物馆改变了她的命运，可想而知，她到过挪威，到过北京，住过星级宾馆，面对过无数的媒体。再回到家乡重新住进简陋的茅屋，每天照样讨猪菜割青草，她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们在外面看到熊华艳，觉得她光鲜漂亮，但我昨天到她家去采访，看见她带着两个孩子，家里一贫如洗，丈夫刚喝完酒回来，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顿时觉得非常的同情她和理解她，这么大的生活反差，能让她心里平衡吗？她还能是她从前的熊华艳吗？”

我觉得他说的话很有道理，其实失去心理平衡的不仅仅熊华艳一个人，而是这整个的民族。这几天我一直在看孟凡行写的考察日志，在日志中看到，考察队员们对寨子里的一些现象很反感，每当寨子里来了游客，村民们就穷追不舍，甚至将一些外国游客关进家里，强行要别人吃饭或买东西。队员们想找人做访谈，或拍照片，村民们张口就是要钱。而且他们总是打听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寨子，因为他们知道客人们总是会在离开寨子时买点纪念品。对于金钱的追逐，和别的旅游区比较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有很多地方的文化发展是渐进的，而这里几乎是一夜之间的。

由于这里是中国建成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受到了世界的瞩目，陇嘎寨从一个完全封闭的苗家山寨，一下子成为被推到了世界民族的闪光灯下，让他们惊恐不已，但回过神来，又觉得这是改善自己生活的极好机会，于是，所有人都在开始打自己的经济算盘，这是这个民族从未有过的经验，所以生活变得比以前富裕，但又比以前慌乱无序。

外来游客的大量进入，不仅打破了当地人世世代代平静的生活，也把他们的传统文化一掠而尽。考察组在考察时，记录一些当地的民间器具，发现很多都被外来者一买而光，我们所能记录的只是一些名词及村民们的描述。博物馆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民族所有的生活起居和一些一时的道具收集全，许多东西就已经消失了。我们考察得越细致，这种遗憾就越深刻。

徐馆长深深地知道这一点，他也感到了深深的忧虑，但又非常无奈。他说，这里的村民向往外面的世界，但他们一旦离开这个村寨外出打工，他们又会有很深的失落感。因为受教育程度的问题，由于语言的问题，还由于文化传统的问题，都使得他们很难在城市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就包括熊华艳，她当时去北京打工，决心下得很大，丈夫和父母都不同意，甚至到火车站去拉她回来也没拉住。但在北京呆了三个月以后，她感到了自己的差距，因为一旦进了公司，她就不再有民族优势。以往到挪威参加培训，到北京为中央电视台做节目，到贵阳参加省人大代表会议，都因为她是民族的代表，民族的代言人，所以身上被罩上了一道光环。

但在公司打工，没有了这道光环，也没有了这一特殊的身份，其个人价值就大大的降低了，于是发现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并没有自己合适的位置，所以，有很失望的回来了。村里的许多青年人也一样，向往出去打工，但每次打工的时间都不长，两三个月就回来，但在家呆不了多久又出去了。

寨子里的“家师”熊金祥

因为我的腿不方便，不能进寨子。所以，昨天我让熊金珍给我找她的舅舅来博物馆做访谈。据徐馆长的介绍，她舅舅是寨子里的家师，如果想了解这里的宗教文化，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访谈对象。熊金珍答应了，但她很难有把握，应为她不知道她舅舅是否有时间，好在今天又是一个雨天，大家都闲着。10点多钟，熊金珍的舅舅来了，这是一个个子矮小的中年男子，叫熊金祥。今年42岁，上过小学六年级。

这是我接触的这个寨子里的第一个男子，我们在这里考察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障碍，只有我和吴昶比较好。他是湖北人，家离这里不远，语言有相通之处。我因为在贵州生活过，能听懂贵州话。但我和吴昶也只限于能听懂贵州汉话，遇到苗语就没办法了。

好在熊金祥的贵州汉话说得不错，所以交流起来几乎没有多少障碍。在还没有到陇嘎寨考察时就看了资料，知道在长角苗的寨子里有鬼师和家师，两种进行巫术活动的神职人员。在没有文字的民族中这些从事巫术活动的神职人员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本民族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他们行走于人和神之间，深谙本民族的文化心理以及各种宗教意识。是我们的重点考察对象。

据介绍，在整个陇戛寨有一位鬼师，两位家师。寨子里的鬼师叫熊玉安，今年快七十岁了，我一直想找他，但据说他到毕节去给别人看病了，还没回来。

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让熊金祥耽误自己地里的活过来，恐怕不容易，所以我让熊金珍告诉他，我想请他过来为我治脚。因为我知道，所有的民间巫师都会治病。当然，他们并不是专职的，寨子里所有的人都是农民，虽然不少人有自己的特长，但都是兼职的，只有农民才是他们的本业。

寨子里对有特长的人是很尊重的，尤其是对这些具有巫术能力的人。他们平时称家师为“先生”。听说家师只会看风水、治病和驱鬼，不会算命和打卦，在这方面好像是鬼师更擅长。当然，有关家师和鬼师是博物馆的说法，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想通过我们的考察来了解。

熊金祥是一个个子不高，但很精明的中年男子。寨子里没有一位男子还在穿自己的民族服装，除非有表演。因此，从外表看，熊金祥和当地的汉族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我很想知道他是怎样成为家师的。下面就是我和他当时的交谈。

熊金祥告诉我说：“在我们这里，当家师是祖传的，但一般不是爸爸传给儿子，是由爷爷传给孙子，而且是长孙。还必须是在爷爷魂归西天以后，在生是不能传授的。我当家师的本领也是我爷爷传给我的。

在我三十岁的那年，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的爷爷（爷爷早已去世了），他画了好几道符给我，并把他的法术传给了我。醒来后我就病了，在床上迷迷糊糊地躺了三个月。病好以后我就开始有了法术”。

我听了很惊讶，问他：“你爷爷在梦中教你的一切你都能记住吗？”他肯定地点点头。我说：“你能将你在梦中梦到的符，画给我看吗？”

他说：“这还不容易。”

因为他为人治病或看风水，每次都要用到这些符。很快，他就在我的本子上画了五个符，每一个符的外形都是一个大大的鬼字，再在鬼字的那个弯钩里，写上各种字样和画一些我们外人看不懂的图形。

他告诉我说，他之所以有法术就是因为有一个阴师，常在他身上附体。每一个家师都有自己的符和自己附体的阴师。

他说：“这个附在我身上的阴师叫白花公主，她平时在天上，如果需要她的时候，我就会上天去叫她下来。她每次来的时候，后面总是跟着三头牛，七匹狮子。一般都是谁家有难了或生病了才来找我，这时候我就上天去请白华公主来。她会知道来请神的人家里究竟有什么难，或病是如何起因的。大部分是由于祖坟没埋好，或撞到了鬼，或中了邪。白花公主会告诉请神者怎么做才能摆脱困境。”

他说到看病时，则告诉我，他看病的方法有好几种，有的是用画符或求神来治，有的也是用草药来治。但就是用草药，也是在请阴师之后，阴师会告诉他，到哪匹山的什么部位去采哪种药，又如何使用这种药。然后，他按照指点到山上去挖草药，并按其所说的方法让患者服用。这里用的草药大都是新鲜的，当时挖来当时用。

他画的符，上面有鬼、雷、牛、马、白华公主、大王等字样，我觉得奇怪的是，苗族人没有文字，他们不认识字，为什么熊金祥的符上有汉字，我问他，他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我问他读过书没有，他回答说读过小学。我又问他，是不是没有读过书的人就不能当家师，因为我看到所有的符上都有汉字，如果不认识字如何理解？他的回答是这些字都是在梦中得来的，如果你要成为家师的话，神会教你认识这些字，而且这都是一些简单的少量的字，认起来并不难。

在他画的符中除有汉字外还有各种符号，其中有一串圈圈，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熊金祥说，那种圈圈一共有六个，代表的是六天。我们问他为什么是六天，而不是七天，他的回答是，他们这里的风俗是六天赶一次集，所以六天算一个周期。

以前的长角苗人不会算日子，所以用与十二地支对应的十二生肖来代表日子，为了记住什么时候到什么场去赶集，他们就要记住有生肖代表的场的日子。我们觉得奇怪的是十二生肖有十二个，他们6天算一个周期。不知是哪6个，他为我们数了半天也没有数清楚，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里的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因为有变化，他才没说清楚，这都是后话。

在长角苗的人的观念中，祖坟是非常重要的，它会影响到子孙后代的幸福和平安。所以家师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看坟地的风水。我问他在他们的观念中什么样的风水才是好风水，他回答说，首先讲究的就是“青龙抱白虎”。我不理解什么叫青龙抱白虎，他画了一张图给我看，并解释说，一般坟地后面要背靠一座大的人形山，山的左面有一条长的山脉，叫做青龙山，对面有一个小的山包叫白虎山，坟埋在这样的地方风水比较好。但一定要注意不要让“白虎穿堂过”，也就是说白虎山不能太大或太长，太大太长就会挡住后人的前程。但我觉得这和汉族人看风水很像，是受汉族人的影响吗？

我问，长角苗信什么神？家师的回答是，信天仙。当他们信天仙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直接祭拜天仙，或向天仙祈祷，家里是没有天仙的牌位的。人要想和神灵说话，向神灵表达自己的愿望，或想知道神灵的意愿，都必须通过鬼师或家师转达。所以在这里，鬼师或家师，是人和神沟通的媒介，是神在凡间的代表。但有关苗族人信天仙的说法，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也没有在任何文献上看到过，所以对他的说法是半信半疑。

我问他，天仙是如何向你传达她的意志的呢？他说是显灵，然后，用苗语在他耳朵里说话。我问，天仙一般是什么时候显灵？他的回答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你求她。但实际上他也往往不能直接和天仙说话，附在他身上的阴师——白华公主，实际上就是天仙手下的一位神，家师直接联系的神是白华公主，在天仙手下有好几位神，除白华公主外，还有天福官、天家福等几位神，下面又管着五百位天兵天将。

     他说：“每次白华公主显圣时，都是驾着白云飘然而来。穿的是白色的衣裙，夹杂着有绿色和青莲色。总之全是素色。”坐在旁边的安丽哲非常好奇地问：“她的衣服是薄纱的？还是棉布的？装束和苗族人一样吗？”

“棉布的，装束和苗族人不一样，衣服上没有图案，而且袖子很长，身上还有飘带，头发是挽起来的。大约有一张五尺高。人站在云上，前面后面都环绕着云。”

我们问：“你能把她的像画出来吗？”他为难的笑了笑说：“我不会画画。”我们说没关系只要画个大概就行，我把我的笔记本递给他，他就在上面画了起来。听他的描述，我的感觉，这位白华公主不像是苗家妇女，倒像是汉族古代的仕女，或像汉族神话故事中的仙女。但看他画完的画像，我又觉得像基督教中的天使，因为他把后面的飘带画得像长在身上的翅膀了。

我问他：“这位白花公主除了你，其他人能看到她吗？”

他说：“不能。”

“那你是怎么和她联络的？”

“如果有人来看病，我就会拿来一只碗，然后再往里倒上酒，将画好的符，放在酒里烧然，然后用手沾点酒往火中一弹。我就失去了知觉，而灵魂随着火中的烟雾，一直飘到天上，这是可以听到天上有擂鼓的声音，白华公主听到擂鼓的声音头就会痛，就知道是凡间有时叫她，她就会和我一起来到凡间为人治病。”

我很想知道长角苗对宇宙的整体认识，我看过文献资料，知道苗族人是鬼神不分的，甚至只有鬼的概念，而没有神的概念。而熊金祥说的天仙、白花公主是神吗？他也说不清楚，由于语言的问题，也由于文化不相同的问题，我们考察的许多问题都不是一下子能弄明白的。

我想知道在他们鬼的世界里有那些鬼，它们和人有些什么关系，又是怎样受制于神的？回答是，在长角苗的世界里，鬼也是有不同类型的。主要的鬼有四种，一种是凶丧鬼，这种鬼是跌死、打死、或被压死等，总之是意外身亡；第二种是拴骑鬼，这是一种流浪鬼，生前没有家，死了以后变成鬼也是躲在山洞里，树洞里等，鬼魂可大可小。第三种是迁棺木鬼，这种鬼是因为当时下葬时没有选好风水，需要迁坟。在这里迁坟是不迁棺木的，只是将棺木中的尸骨取出来，另外用新棺木装着，然后选新址埋葬，旧的棺木还在原址不动。而这旧的棺木空了，有的鬼会穿过土层进入棺木，而这种鬼就叫迁棺木鬼。家师说，人睡觉时，如果感到有东西压在自己身上，往往是因为撞到了这样的鬼。第四种鬼叫天龙地碗鬼，这种鬼的解释很有意思，他说的是地上如果打破了一只碗，天上的神骑着天龙或天马路过这里，不小心踩到了那只破碗，如果有一个人正好路过这里，就会因受到惊吓而成病。

   总之，这些鬼往往都是造成人生病或倒霉的重要原因，家师的任务就是如何安抚或降服这些鬼，以帮助大家从病痛或灾难中解脱出来。看病、驱鬼、求神，这就是家师的工作。因为安丽哲的分工是研究服饰，所以她非常关心有关服饰的那一部分的解释。所以她问：“在寨子里我看到有人带铜项圈和藤项圈，不知这里面有什么讲究？”

寨子里的男性一般不戴项圈，而女性戴的项圈一般都是铜条外面包着粉色的塑料装饰，前面裹着一个绣了花的宽布条，颜色非常的漂亮。但奇怪的是少数人却带着没有任何装饰的铜项圈和藤项圈，安丽哲听说这与鬼有关系，所以问熊金祥。熊金祥的回答是，一般是因为要好的朋友死了，想念生者，希望在生的朋友能到阴间和自己做伴，于是鬼魂找到生前的好友。这位鬼魂生前的好友会因此生病，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这位生者可能会因病死去。于是，要做一个铜的或藤的项圈戴在脖子上。我们问，这位生者怎么知道自己是被鬼魂找到了呢？回答是，请家师或鬼师看出来的。问，为什么有人带藤项圈有人带铜项圈呢？回答是，如果是孩子带的是藤项圈，而老人带的则是铜项圈。因为孩子不到年龄就去世了，一般很难成神只能成鬼，鬼的法例不大，故带藤项圈就能保证生者不会被鬼魂带走。而老人因为时寿终正寝，死了往往能成神，法力比较大，所以要用铜项圈。这些项圈的作用就像一把锁，能把生者的灵魂锁住，不让鬼魂带走。

   安丽哲又问：“为什么有些老人也带藤项圈呢？”

他说：“这是从小时候就开始带上的，这种项圈一旦带了，就要带一辈子，直到死时才能取下来。”

“这些铜项圈和藤项圈由谁来做呢？”

“铜项圈是由专门的铜匠来做，而藤项圈则是由孩子的大舅来要做。式样是有一定规定的。”

我接着问：“苗族人是怎样看待死的？也有生死轮回这一说吗？”

熊金祥回答说：“有的，有些人会轮回成动物，有些会轮回成植物，有些人会轮回成不同的人，这要看你前身的造化。”

我觉得这些观念和佛教差不多，看来是受汉文化的影响。熊金祥说，寨子里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有的孩子生病总是不好，请家师看后，发现这孩子是投错了胎，本来应该生在杨家的却生在了王家，因此，就要拜一对王家的夫妇当干爹干妈，病才能好。所以家师在寨子里是非常重要的，他要帮助寨子里的人找出种种的病因，然后治好他们。因此，家师在寨子里非常重要。

我问他，你现在还用这种方式给寨子里的人看病吗？回答是，当然。我觉得，我们仅仅是通过问话来了解，其实是不完整的，更何况，我们在语言上还有差异，虽然家师会讲汉话，但许多苗语是无法用汉话表达清楚的。只有经历具体事实的现场，我们才可以真正的理解他们的宗教的世界。所以，我问：“如果你给病人看病我们可以去看吗？”回答是：“当然可以。只是要碰机会，并不是天天都有人要看病。”以前因为寨子里没有医生找他看病的人很多，但现在乡里有医务所，寨子里也有医疗站，一般的病寨子里的人还是请医生看，只有一些看不好的病，怀疑是撞到了鬼，或得罪了神，才会请他看。这样的病就少多了，因此，我们想亲临现场去看他治病的机会也就少多了。他说，29日有人请他去看病，到时我们可以去看。熊光禄在旁边说，我以前也看过，但还是没看懂。

他治病的方法，除用法术之外，还用草药。尽管现在的医术发达了，找他看病的人少了，但我觉得这些草药疗法还是很珍贵的。以前这里并没有医院，也没有医生，家师就是寨民们的医生，大山就是他们的药房和医院，生病了临时上山，在溪边，在山崖上，在山坡上，在地头，扯一把草药，敷上，或泡酒，或煎汤，服下，不久就照常下地劳动。我看到地方志上的资料，在这里也有活到100岁左右的老人，7、80岁的老人非常多。他们的这一套医学体系，也许我们会觉得很原始，但他们的这种完全没污染，而且具有很好生态价值的医疗方式，很可能是以后我们需要寻找，或能启示我们的未来医疗病痛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不去记录它，不去保存它和研究它。它也许就会永远地被遮蔽和埋葬在现代文化的后面，在一片我们再也找不到的黑暗中。当然现在我们人类所面临的不仅是我们在失去长角苗的文化，而是我们正在失去千千万万种类似长角苗的各种文化。

我们这支考察队的力量有限，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的记录我们能想到的，和我们能做到的一切有关长角苗文化的方方面面。我们没有多少医学知识，但我们至少可以和家师一起到山上去采药，了解不同的药的生长环境，习性，以及不同的药用效果。因此，记录当地采医草药，成为了我们这次考察的附带的内容之一。

和熊金祥一起找草药

于是我和家师商量，让他带我们一起去采药，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由于我的脚不好不能跟他一起上山采药，只好让朱阳带着摄像机，一路拍摄他采药的地点和环境，让孟凡行带着笔记本记录所有采药的名称及采药的地点与方式。

大约三个多小时，熊金祥和朱阳、孟凡行回来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在熊金祥的带领下，竟然采回了十几种药。这些草药的名称，有的可以用汉语表达，有一种草，叫马鞭子，是治拉肚子的，其服用方法是用水煮来吃，或用鸡蛋蒸来吃，这种药一般常在土坡上。小瓢药，使用来治皮肤过敏或皮肤痒，用法是将其洗干净，其捣烂，敷在皮肤上，为了方便，许多人家里栽有这种药；红芋头，用来泡酒喝，治腰痛。这是一种非常漂亮，而且巨大的草药，类似家种的芋头，只是根部呈粉红色，长在深山里，只有石头山上才有。小血藤，其根部是一种紫红色的藤，将其切成片，泡酒，可喝可擦，治跌打损伤和骨折的，长在深山的山腰上；还有一种药，没有相对应的汉语，我们让他用苗语讲，他说叫“ran re”，捣碎后，长在路边，治跌打损伤；还有一种叫小白花的药，也叫泥板豆，常在小河边，捣碎后敷在膝盖上治关节炎；小米草，果实里的东西像小米一样，也叫伤口药，如果手脚被割破了，可以将这种药揉碎敷在伤口上，止血消炎。补血藤，治肚子受寒，长在坡坎上；小豆草，煎熬成水，用来洗眼睛，治沙眼，这种药长在平地或山坡上；“a bu lei”(苗语)，治红痢疾。以上的这些药我们都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并拍了照片和录像，还将制成标本。我想这一定是一份珍贵的资料。

我问他，除了这些药之外，还有其他药吗？他回答说，多得很。比如还有治胆囊炎、肺结核、头痛等等的药，只是一些药比较难采，有的在山崖上，有的在很远的深山里。他答应，等农忙以后他带我们再去采。

朱阳自从到龙戛寨来就的皮肤过敏，手和嘴都肿起来了，熊金祥将小瓢草，捣碎后让朱阳擦，并说，明天一定会好，只是好以后，小兄弟一定要记住谢谢我。为了治我的脚伤，熊金祥今天专门挖了小血藤，切片后，泡酒给我擦。

    熊金祥为我们工作了一天，晚上，我们留他吃饭，饭桌间，他不停的和我们喝酒敬酒，我们感到他很大方，也很会应酬。他虽然只读了小学，对我们的汉文化他懂得不多，但对他自己民族的文化却烂熟于心，知识那么的丰富，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还想了解长角苗的文化，我们还将要不断地请教他。

     朱阳的手和嘴，过敏一个多星期不能好，擦了熊金祥的药以后，果然第二天就好了。苗家的草药看来还真有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