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绒棉好还是纯棉好:梭嘎日记２００５年８月２7日 生态博物馆好还是坏？？

父母官的视察与谈话

中午吃完饭，徐馆长来叫我们，说是六枝特区的区长来看我们。到了博物馆的会客室，我看到会客室里坐满了人，有六枝特区的区长，还有一位是梭嘎乡的书记，一位旅游局的局长，另外还有几个工作人员。他们是到这里来搞调研的，知道我们在这里顺便来看看，想听听我们对生态博物馆今后发展的看法。区长和旅游局的看法是，生态博物馆搞了这么多年，地方政府也投了不少的钱，但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回报，反而还在不断的投钱。主要是旅游还没有搞上去，长角苗一共有十二个寨子，但游客往往只到陇戛寨就当天回贵阳了。呆的时间太短，而且也没什么东西看。所以这样的旅游不仅不能带动周围寨子的经济发展，就连拢戛寨的收入也很少。区长说，在一般的情况下旅游局和文化局总是有矛盾，文化局要保护文化，旅游局要开发经济，而保护文化和开发经济在一般人眼里总是有矛盾的。但在贵州现在有句口号，就是保护文化不等于保护贫穷。因此，要打破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有矛盾的看法。旅游局的局长的看法是，要将十二个长角苗的寨子都开发出来，每一个寨子搞一种特色旅游。旅游的内容多了，游客呆的时间就会长，经济的收入也相对的会多起来。

他们要我谈谈看法，我的看法是首先要保护文化，一旦文化的资源被破坏，旅游开发也无法进行。当然，利用文化资源来发展经济也不是不行，但一定要有良性循环，要可持续发展。我认为现在寨子里的文化消失得很迅速，即使在这里搞旅游也必须是文化旅游，文化都没有了，游客们自然会不感兴趣。我的想法是首先进行乡土教育，恢复文化记忆，让当地村民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承自己的文化，为自己的文化自豪，从中找到自己的文化自尊。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谈到旅游的开发问题，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乡民们才会在旅游开发的同时，自觉地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

区长让我们的队员们也谈谈自己的看法，孟凡行认为，他在考察的过程中，发现当地的文化虽然很落后，但在他考察的工艺范围中，他发现了许多有关当地工匠非常善于利用当地材质，在没有任何仪器的情况下，能准确地做出不少有用的器具。他认为我们在研究中要能挖掘出当地的这些智慧资源，告诉村民，以激发他们的自豪感，可能会对他们自觉地起来保护他们的文化有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也是我们现在和以后要做的工作。

当地政府特别重视陇戛寨的人文景观建设，吴昶在这次研究任务中，承担的是当地的民居部分。因此，区长让他讲讲对当地民居建设的看法。吴昶的看法是，在老寨山上的民居，看起来是随意的，但如果仔细观察确是错落有致的，一步一景，很有讲究。但现在新村的建筑，则是在平地上随意建房，没有任何讲究。而且现在建的房子和当地传统的房子在式样上没有任何联系，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人文景观。

我的想法是，人文景观和文化保护的关系极大，一个生态博物馆，如果人文景观完全被改变了，以后要来参观的人，首先就看不到当地原有的文化外貌了。当地的建筑都是为了适合当地的气候、当地的地形地貌，用当地随手可得的材料建成的，形成了它自己特有的建筑文化和人文景观。因此，即使要修建新的建筑也必须要考虑这一特点。还有当地的绿化，也要考虑到尽可能的少用从外面引种过来的观赏性的花草，而尽量用当地本身的植物。

区长让他们的工作人员也讲讲看法，有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姑娘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争论。这位姑娘好像是区旅游局做接待工作做的，其实她的发言前面很不错，对当地的文化保护工作还是有一定认识的，比如说她提出来，将当地每一代的民居都做出模型展示出来，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现在寨子里的第一代房子都已成了废墟，第二代的房子也保留的不多，如果将这些房子做成模型，让参观者看到当地房子的变迁过程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她是做接待工作的，在很多想法上和我们不一样。比如，她认为，当地的三眼箫固然有特点，但音量太小，吸引不了观众，是否可以请专家改造一下，将其音量加大。另外，这里的舞蹈也还需改进，请专业的演员来进一步规范。

我们的同学一听就急了，孟凡行说，三眼箫不能改，它的箫声不大是因为其是用于谈恋爱，声音不宜太大，如果太大了，就违背了它的传统。安丽哲也发言说，这里的舞蹈不少是表现战争和狩猎的勇猛，如果我们随意改变，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因为同学们没有经验，发言时比较激动，双方开始争吵起来。

最后我出来调解，我首先肯定了对方的好的建议，然后指出，由于我们这是生态博物馆，不是专门的歌舞演出，所以表演给观众们看的应该是文化的本来面目，不应随便乱改。观众如果不理解可以由讲解员讲解。所以我们应该培养一些熟知当地文化的讲解员，最好是由本民族的人担任。现在我们的博物馆没有一个当地人，也没有一个专职的研究人员，更没有一个专职的讲解员。甚至作为文物的展品也不齐全，连当地曾经流行的口玄都没有，曾经收集到过一把，现在也不知丢失在何处，现在其在寨子里已消失了。还有许多的有关当地衣食住行的器物都没有收全，有的现在都可能收不到了，随着游客的大量进入，这些东西都在陆续的被出卖。还有当地的草医草药，也都应该有所整理，有所展示。以后医疗水平的发达，上医院也很方便，这些草医草药只是很可能会迅速流失。另外，这么大的一个生态博物馆竟然没有有关当地文化历史的详细文献资料，图片资料和录像资料，对当地的人文资源没有一个全盘的清点和认识，就这样作为旅游景点来开放是非常危险的。作为生态博物馆，无论你在修建公路上，修建各种基础设施上，修建房屋上，绿化环境上投了多少资。如果你没把这些资料研究和整理出来，并展示出来，这个博物馆就不成立。

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当地的文化历史进行全面的研究，对当地的人文资源进行全面的普查，最后整理出一系列有关的资料文献，并建立一套具有这一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文字数据、图像数据和录音、录像数据的数据库。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希望能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与配合，我们不仅是在为梭嘎乡工作，也是在为国家抢救一批珍贵的人文资源，一批珍贵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另外，我也希望博物馆将尚未收集齐的当地的文化展品尽快收集齐，事不宜迟。但徐馆长说，一是没有收集的经费，二是即使收进来也没有地方展示，甚至没有地方保管。国家投了那么多资，来建生态博物馆，重修建公路到修建基础设施，从修建房屋到绿化环境，据说是投资几千万，但为什么不在这最重要的地方再投一点资，而且这是生态博物馆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地方。

区长和乡党委书记及旅游局长，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感谢，他们也很虚心的接收了我们的意见，但今后如何做还要商量。

开完会，对方请我们坐车下山去吃饭。吃饭时我们和区长及乡书记坐一桌，大家闲聊起来。乡书记和我们说起当地人的风俗，当地的姑娘一旦长到15、6岁，就要有小伙子来追，如果没有父母会感到脸上无光。以前这里的房子都是那种栏杆似的，上面住人，下面养牲畜。这种房子除养牲畜外，还为女儿提供跟小伙子幽会的方便。但在陇戛寨我们已经看不到这种房子了，他们说在更远一点的长角苗寨子里还有，吴昶是做建筑的研究的，听说后就想抽时间去考察。

我们问，像这样的情况，万一女方怀了孕怎么办？回答是万一怀了孕，就结婚。但结婚对象未必就是幽会的对象，所以这里的第一个孩子在家里是没有地位的，甚至没有财产的继承权。这种风俗现在已经淡化了，淡化的原因来自于计划生育和婚姻法。按婚姻法男女青年都必须满20周岁才能结婚，这样如果在未满20岁时怀了孕就必须引产，很麻烦，对身体伤害也很大。另外计划生育规定每个家庭只能有两个孩子，一旦超生将要罚款。看来一项政策的实施也往往会带来文化的变迁。

我们的工作计划

吃完晚饭，我们回到宿舍，我觉得在这里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应该讨论一下我们下步的工作。于是大家晚上一起开会，首先我肯定了大家今天开会时所具有的参与意识，以及这次来考察的工作热情。同时也批评安丽哲在开会时，竟然在另一个房间大声嚷嚷，她告诉我，她之所以大声嚷嚷，是因为她和吴昶两个人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吴昶做的是有关建筑的研究，所以他边开会边在画一张有关嘎房的俯视图，房子中间是一个棺木，在由四个木主子支起来的嘎房周围，人们依次序到棺木前来哀吊，哀吊者们的队伍是呈一种花瓣形的，两个大小套在一起的四方形，套上一个花瓣形就是嘎房和哀悼者队形的俯视图。安丽哲看到这图，突然发现，其和她考察的长角苗衣服上的一种图案一模一样，只是在这一图案上花瓣形的队形，不是由人组成，而是由一只只的狗耳朵组成。

我听了也非常高兴，看来以前我判断这些衣服上的刺绣可能与它的民俗有关，是正确的。乘胜追击，我问她还有什么弄不清的花纹也许我们会知道。她说在衣服上有蛇的纹饰，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杨秀说，她在考察时，听老人说，这里的人特别忌讳蛇，无论谁见到蛇，都不吉祥。如果见到的是弯曲的蛇，可能会有小的灾难，但如果看到辽直形的蛇，就会大难当头，要请鬼师来化解。

还有，吴昶在考察建筑时，听当地人说，长角苗刚到此地时，曾有一段居住在树上窝棚中的历史。他询问徐馆长，徐馆长说不可能，因为这里虽然有很多树，但都不粗，无法承受得起在上面搭窝棚。但在安丽哲考察的花纹中的确发现了有一种二方连续花纹，外面是梯田，中间有树、树上有窝棚，还有飞鸟。这组花纹证实了当时的确有巢居的现象。

还有在衣服上，有一排排有序的方块，问老人这是什么图案，回答是，斧头。但斧头不四方形的，孟凡行说，斧头的侧面就四方形的，的确是这样。而且斧头是当地人用得最多的工具之一。还有一种牙齿状的花纹，安丽哲不知应该如何解释。我突然想起在和家师交谈时，他曾让我看过一个器物，使用木块作成的像锯子一样的东西，他将其称为木刻刻。是用来掐算日子，打卦用的。是家师和鬼师的必备器具。相当于一种神器。我想上面的花纹就是这种木锯齿，大家听说了，也觉得有道理。

按传说，这支苗族是被清兵驱赶到这里的，一路打仗，山上还有打仗的石头营盘，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很难证实战争的规模和组织状况。但安丽哲在衣服中找到了一种类似旗帜的图案，经老人证实就是当年长角苗的旗帜。如果有旗帜，就说明当年的战争还是一场有组织的正规战争。

破译这些纹饰非常有意思，在考察与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感到了大家合作的必要性，大家分头在各自的每一部分去精专，然后相互启发，并相互研究，相互提供信息，最后把所有的研究整合在一起，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文化集合体，非常有价值。

陇戛寨的生活

下午，我们一起进寨子看看，我们知道也许不会有多少收获，因为寨子里的人都很忙，没有人有时间跟我们讲话。走进寨子看见寨子里的人都在忙着搬石头砌水窖，据说，乡里下来了扶贫款，主要用于帮助寨民们在枯水季节的用水问题。由于资金有限，不能把钱发给每一家。而是政府发给一千五百元，寨民们自己出一千块钱，有一些人家出不起一千块钱，就没有这一千五百元的补助，也就没法修水窖。为这事有些村民有意见，觉得这样就穷得越发穷富得越发富。这里的扶贫款总是分不均匀，就像村里建了新村，只有四十户人家，有些搬进去了的人家很高兴，没有搬进去的人家则不高兴。开始我们也觉得不公平，后来才知道，那些没有住到新房的人，是因为他们的房子比较好，又住在路边，所以政府就先期给了二万五千元人民币帮他们修缮。而搬进新村的人大都是以前的房子比较破旧的人，当然，还有一些门面户。所谓的名面户都是当地经常要接受采访的对象，如熊华艳、杨明珍、村长等。

我们在路上走看到这里搬石头的方法都很原始，有的是在背上套一个背垫，用双手背着走，有的是用一种木头作成的背石头的工具。一个小孩走过来，我们看到他用一个很小的用木头做成的推车在推石头，和我们一起来的小叶告诉我们，这是这一带汉族农村孩子玩的一种自制的木头车，叫鸡公车，到这里却成了以最先进的推石头的工具。这种车虽然小，装不了多少石头但也比背和搬要省力得多。这里的路很窄，有高低不平，大车根本用不了。

走到半山腰，同学们指着一个破旧的牛棚告诉我，那是当年村里的牛棚小学，半边喂牛，半边用来当教室。当时村子里只有十个不到的学生，由一个彝族教师沙老师在这里上课，一个这样臭烘烘的教室，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在牛棚小学门口，看到了熊华艳，她看见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约好昨天下午她到我们那里去，她没有去。让她今天给我们当翻译她也没有来。她说主要是她家的事情很多，在这里女人比男人还忙。我们表示理解，但无论如何应该打句招呼。这里的人几乎没有时间概念，也不守时，同学们常常为此而抱怨，我告诉他们不必抱怨，不守时，没有时间概念，并不是这个村里人的陋习，而是整个农业社会的特点。

在路上我们遇到了村长王兴宏，早就听到过他的名字，知道他是村里面最能干的人，初中毕业，39岁。我一直很想和他聊聊天，但一直没机会，碰到了真好。他看见我们，告诉我们说屋里有人，你们进去坐。我们以为他一会就会来，于是，我们到了他家，家里只有他妈妈在，一位六十几岁的老人。

我们想和她说话，但她听不懂汉话。正在不知怎么办时，王兴宏的儿子来了，这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今年在读初三。他非常有礼貌的将我们让进了他家里。我早就听说，王兴宏是村子里最富有的人家之一，有彩电、冰箱，还有各种机器，有压面条的机器、有磨面粉的机器，还有碎石机等。

但进了屋子后，我还是很失望，这是他们家最“豪华”的房间，有一排沙发、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还有一个茶几。摆设很简陋，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处都很乱，很脏。同学们说，他家已经很不错了。其他的人家鸡、鸭、猪人同居一室，到处是苍蝇。这里一般的人家，都是三间房间，一间客厅，两间住房。往往是年轻的夫妇带着较小的孩子住一屋，老人带着较大的孩子住一屋。他们的床一般都比较窄，一个房间往往只有一张床，非常挤。以往我出去考察都是住在农民家，因为那样才更能够和农民交流感情，沟通信息，从而更能真正地了解他们的生活。但在这里几乎是不可能，我们无法在他们家住，因为住宿条件实在太简陋，卫生条件也实在太差。

昨天我们和区长、乡书记一起吃饭时，乡书记曾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村里检查工作，发现有一个长得很清秀的姑娘坐在门口绣花，村里人他基本上都很熟悉，但这位姑娘他却从未见过。一打听，竟然是一位日本姑娘，她在这个村子里主了四个月，就住在农民家学苗绣。

我们听了非常感叹，一个日本姑娘孤身一人，竟敢住在苗寨的农民家，条件那么差，她也能忍受。乡书记说，在这个寨子里住过的日本姑娘她还不是第一个，以前还来过一个只是没有她的时间长。

在王兴宏家来的路上，我们曾看到一座很新很漂亮的石头房子，同学们说，他们进这一家考察过，这是寨子里最干净和最整洁的一家，厨房里还铺着白瓷砖。这一家因为男主人在外打工的时间比较长，经济收入较高，卫生方面的观念也比较强。

我想仔细的观察一下王兴宏的家，看得出来他们家还是尽量讲究，在墙上的四壁贴了不少的明星照。这和我在陕北农村见到的一模一样，看来明星照在在农村还很深入人心。打开房子的一扇门，通向的是一间客厅，这正是挖洋芋的季节，房子里堆满了洋芋。穿过客厅到了房子的另一侧，这里有一间厨房，在厨房里我才感到了王兴宏和其他家的区别，其他人家没有专门的厨房，炉灶就在房间里。在厨房的右则还有两间房间，一间是王新红夫妇的卧室，一间是王新红妈妈和她女儿的房间，楼上是储存包谷的地方。和一般的人家比较起来，他们家的房子是相当大了。

一会王兴宏的妻子和女儿都回家了，据说王兴宏的妻子是村里最能干的女人，花绣得特别的好。安丽哲走到什么地方都要带上她的苗绣照片，让别人看。今天正好是机会，她把自己的照片拿出来，给王兴宏的妻子看。但王兴宏的妻子可以用苗语讲花纹的名字，却无法将其翻成汉语。一会王兴宏的女儿回来了，我们请她来翻译，但她也翻译不了。就为了弄清楚这些纹饰的意思，安丽哲没少花功夫。但看来直到她走还弄不完，下次她不能来了，因为他要开始做她的博士论文，说好最后的工作由我来结束。我很担心，我们可能永远也做不完整，尽管我们知道苗族妇女服饰上的花纹就是他们历史和文化的记载，但人们似乎正在失去这些文化和历史。寨子里的年轻人几乎没有知道，也没人关心这些，老人们真正能记住这些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少。要再过几年来，恐怕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无法知晓了。

王家非常热情，煮了一大堆洋芋给我们吃，这里的洋芋是用白水煮，然后沾辣椒吃。这里的辣椒特别香，是先用火将干辣椒烤香，然后舂成辣椒面，放点盐和花椒。我开始只想尝一点，因为毛大哥还在等着我们去吃饭，谁知一吃就放不下了，接连吃了好几个。

天已经黑了，看来王兴宏一时半会不会来了，我们只好先回去了。

长角苗的姑娘们

王家的女儿王芬，今年十四岁，读小学六年级，非常可爱。我们请她和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吃饭，因为我腿不好，她一路上掺着我，我们边走边聊天。

她告诉我，他们班上一共有37位同学，其中有12个女同学。我看到这里的男性，平时基本已不穿本民族的服装，而女性没有受过教育的，年龄大一点的还在穿自己本民族的服装。但只要受过教育，读过书的女性，平时就不再穿自己本民族的服装了。就连刚读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也不再穿自己本民族的服装了。问她原因，她笑着说，主要是不方便。还有一个就是相互的影响，学校里没人穿民族服装，自己一个人穿就会显得怪怪的。

但大家还是留长发，为的是一旦有表演，这些在学校读书的姑娘们就是主力，她们活泼而且有文化。常被集中起来参加培训。据说，最早长角苗有自己较复杂的舞蹈，后来慢慢被遗忘了，只剩下一两种简单的舞蹈，在打嘎和跳花坡时跳。但建了生态博物馆后，为了吸引参观者和游客，生态博物馆到六枝地区请来了专业的舞蹈老师，为他们编创了许多新的舞蹈，虽然是新的舞蹈，但用的却是他们民族的音乐与名字，所以在外来者看来还是他们传统的民族舞蹈。

长角苗的姑娘们很聪明，也很机灵。以前的长角苗姑娘，由于没有文化，她们不敢离开寨子，也不会讲汉话，显得比当地的男人更封闭。但现在这些受过教育的女孩子，显得比男孩子更胆大，也更有见识。这里普及女性教育是从90年代末开始的，大多数有文化的姑娘都不超过20岁，以十几岁的最多。我们每次进寨子都是她们最热情，和我们说话，给我们带路，帮我们翻译等。

同样，当她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找到了编舞蹈的规律后，她们开始自己编民族舞。生态博物馆的建立，给当地年轻姑娘带来的变化最为深刻。她们成为当地第一代受教育的女性，她们也成为自己民族的代言人。也许是由于她们比男性保持了更多的传统打扮，也许年轻的姑娘更招人喜欢。这里的第一个省人大代表，是年轻的姑娘熊华艳，第一个走出国门，第一个到过北京的也是熊华艳。今年六月，在贵阳召开的国际会议上，代表生态博物馆社区居民讲话的，则是寨子里的另一位16岁的姑娘——杨明珍。

这些读过书姑娘接受新鲜事物快，她们向往外面的世界，也向往新的生活。熊华艳到过挪威和北京后，就不再想一辈子在寨子里生活，不顾丈夫和其他家人的阻拦，一心想到北京打工。而杨明珍到过贵阳，接待过不少的外来客人后，也开始剪掉了自己的长发，唱起了流行歌曲。为了戴头饰，长角苗的姑娘不可能没有长发，剪掉长发就意味着，不在乎自己的民族打扮。

看到这一切，徐馆长很着急，他本来希望熊华艳和杨明珍们成为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代表，带领大家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谁知道，她们受了教育，见识过外面的世界以后，却开始尽可能的摆脱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认同。

本来，长角苗的女性是他们本民族文化最忠实的传承者，长角苗的家族历史是藏在女性的头发里，民族历史确是绣在她们的衣服上。长角苗的女孩子，稍一更事就开始学绣花，绣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一段历史，或代表一个民俗故事，其不仅是一种美丽的形式，更是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和社会事件的组合。但外面精彩的世界，让她们慢慢的遗忘了，她们所绣的衣服花纹中的意义与内容，尤其是读书后，她们不再有更多的时间来绣花，也不再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花纹中的内容。她们现在业余时间仍然还在绣花，但她们的心已经飞向了更宽阔的世界，她们绣花时，所想到的只是如何让她们的衣服在表演时更漂亮，在出售时能卖到更多的钱。当然，也许若干年后，寨子里的许多姑娘不再会绣花了，她们是新一代的知识女性，她们有更多的更有意义的工作要做，绣花可以请专人来绣。当年的杰斯特龙就担心这样的后果，看来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谁能阻止这些姑娘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谁能剥夺她们受教育的权利呢？

因此，生态博物馆建立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陇戛寨开办女童班，让寨子里没有机会上学的女孩子全部免费上学。发展和保护真的是一对矛盾吗？我不知道，但的确受过教育的苗家女性和没有受过教育的苗家女性，有着天壤之别。那些没有受过现代教育的长角苗女性不仅不会认字，汉话说不好，而且还自卑和腼腆，羞于与外人打交道。

在读小学或中学的长角苗姑娘，不仅有见识，而且胆大热情，见到外人没有任何陌生感。王芬一路走，一路跟我毫无拘束的聊天。突然，王芬让我停下脚步，听听远处的声音。她说好像在不远的树林里有人在晒月亮，因为她听到了隐隐约约的歌声。我知道这里的年轻人在晒月亮是不是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爱情，而是用歌声和三眼箫的箫声来表达自己的爱情。这是一个多么浪漫的夜晚，一个浪漫的民族营造的浪漫的夜，但愿这种浪漫的夜能够天长地久，也但愿这里的姑娘能够永远不断地讲述自己民族的故事，传承自己民族的历史。

外来的客人与小学生

下午有两个小姑娘到我们这里来玩，我问其中一个叫什么名字，她回答我说，叫熊丽。这个名字我非常熟悉，总是听朱阳讲。朱阳拍过她的照片，临走时和Jacky一起到她家买了两个绣花包。他们之所以这么关心她，一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另一方面也是她家比较困难，没有父亲只有一个母亲。

熊丽，13岁，王家英，15岁读小学六年级。今年五月分成因为参加生态博物馆的国际会我到过这里，对这里的小学生印象特别深。这里又有一段我第一次来这里写的话“会议组织大家，到梭嘎生态博物馆参观，这次的参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国际论坛有15个国家的一百多位博物馆和人类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参加，还有挪威大使馆的官员，声势浩大。在贵州省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整个会议的规模是二级保卫，走到什么地方都是警车开道，这一行浩浩荡荡的车队在盘旋的山路中行走了四个多小时，中午12点半，车队进入了梭嘎生态博物馆的管辖区。远远的，车上的学者们看到了道路的两旁站满了右手高高举过头行少先队礼的中小学生，烈日下这些学生们的脸上充满疲倦和无奈。通过打听得知这些学生们，从早上8点到现在，在这里等了整整四个多小时。中小学生正是活泼好动的年龄，在这里站立这么久，他们愿意吗？有学者问，但孩子们回答说，愿意，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是村长布置的任务，边说，脸上边露出卑谦的笑脸。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感到一种酸楚，他们的一只手高高的举起，另一只手还拿着一张绣了花的手帕，以示对我们这些外来者的欢迎，我知道这并不是他们的传统，在他们的传统中没有这样的欢迎仪式。”

这里没有饭店，中午我们是在小学的教室里吃得我们从贵阳带来的盒饭，但是在走廊上还有许多的小学生，我曾和他们交谈过。

我问她们：“你们还记得今年五月份这里来过很多外国人吗？”

“不记得了，这里来的人太多。”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们都站在马路旁敬礼。”

“我们这里来了重要的人都要在马路旁敬礼。”

“真的？我还以为是我们那次来的外国人多，规格高，才那样。那不会耽误你们的学习吗？”

“会的，但没有办法。”

安丽哲在旁边插嘴说：“一次我们路过小学，看到学生们不上课。都在打扫卫生。我们就打听是不是要来什么大人物，知情者就告诉我们说，是六盘水市的一位官员的女儿，在美国读高中，利用业余时间打工挣了一千美金，要捐给拢戛小学，学校要举办捐赠仪式。好隆重哦，寨子里拉了好几条大横幅。我们还看到了有专门的日程安排表，有许多人陪同，还到许多地方旅游，住宾馆吃饭。全寨的人还穿上盛装为她表演。”

杨秀说：“我们都在议论，这么大的声势，动用了这么多人，这一千美金还不知道够不够。”

“还不是这位副市场拿女儿来作秀，一个高中生能挣多少钱？说不定这钱是他父亲掏的，就当是拿给女儿旅游了，而且一般的旅游哪里有这么舒服，这么高的规格。”

“她要把这个钱用来旅游了，无声无息，但用来捐赠，又热闹，还比自费旅游便宜。而且她还在博物馆考了很多资料准备去美国发表。”

两个小姑脸说：“她还给我们讲话，她说，她叫马丽（化名）她今年十五岁，五岁就和妈妈去美国了。她的英语很好，六盘水就她一个人在外国读书，要我们好好学习，以后也到外国去读书。”

“我们看到了，一个穿着牛仔裤，烫着头发的小姑娘，在寨子里参观，后面跟坐一大堆人，前呼后拥，真是很过分。”杨秀说。

“我们也捐一千美金，看看有没有这么隆重。”我开玩笑的说，大家都笑起来了：“不可能。”

我不知道，寨子里长年不断的这样一些参观、旅游、捐赠活动，会给当地的孩子们的心灵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每次来了人，他们都要去敬礼，去表演，去当听众，在政府或游客的眼里，他们好像只是旅游途中的一道风景或表演的道具，谁都没有去留意过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情感。

我问两个小姑娘：“你们都是跳舞队的吗？”

“是”。

“你都不知道，她们一穿上民族服装我们都认不出来了，非常漂亮。”杨秀说。

“你们班上有多少学生？”

“37个。12个女生。”

“还是男生多，但咱们见的都是女生，没有见到一个男生。”杨秀在一边插嘴说。

我说：“女生可爱，愿意和外面来的人接触，男孩子反而没有女孩子大方，怕见生人。王家英，你说对不对？”

“我们说的话不好听，我们喜欢听你们说话。”这么小的王家英竟然有文化自卑感，这些小姑娘总来找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外来文化的象征，她们渴望外面更大的世界，渴望融入更高级的文化。她们的母亲连贵州当地的汉话都不会说，而她们却在努力的学习普通话。她们甚至还渴望学英语，因为生态博物馆的开放不仅让他们接触到了许多来自国内大城市的人们，还让她们接触到了许多不同国家的人，当然还有马丽这样在国外留学的人。如果说他们母亲一辈的长角苗女性的眼光只局限在梭嘎乡，她们的眼光已注视到了全世界。这是在这一地区短时间内发生的一个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