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之光帝天pvp技能:“好中国”还是“坏中国”

章子怡们还坚持停留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新华网除了推荐“中美互信，先要自信”和“美民众：哪国能如中国这般好”的和谐气氛外，还重点预报中国国家形象片角度篇发布在即。根据酷六网提供的视频，这段长达18分钟的视频与此前的“名人篇”不同，出镜者中有普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得到商业门户网站同时推荐的还有总策划对450亿投入的否认，据《21世纪经济报道》早前报道，上海灵狮广告朱幼光称“总价不及60秒商业广告的一半”，“少到不好意思说”。

赞美和嘲弄都有各自的渠道。支持者称赞普通民众出镜已经展现真实风采，反对者说“不！出镜的普通民众还是太少。”新浪评论频道在一幅聚集出镜名人的群像下推荐《齐鲁晚报》之问：“谁才有资格代表中国？”作者站在了名人精英们的对面，文章写道：“能打动中国人的维吾尔族老妈妈阿里帕和乡村女教师李灵，也一定能打动美国人。但一个中国的成功人士，却未必能打动美国人，因为美国这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成功者太多了。”

不过，四川以外的市场化媒体显然更愿意向韩寒的支持者提供帮助。《扬子晚报》以评论发声，批评成都官方有“抵触情绪”：“在指责公民‘不了解情况’前，应该先想一想自己是否履行了信息公开、让公民‘了解情况’的义务才对。”《东方早报》报道以标题发问“成都行政中心四幢楼卖给谁了”，形容搬迁可谓“悄悄”：“去年12月20日搬迁基本完成后，成都市有关部门还曾要求有关市委、市政府两办及相关职能部门南迁一事不作报道。”根据这家报纸推荐的论点，从表面上看，舆论的质疑是由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到位而引起，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成都市新行政中心从立项、建成到政府承诺“卖楼赈灾”，再到现在的规划变更、资金变现，都是在当地政府的强力主导之下进行的，整个过程在法定决策程序和监督环节上存在着重大缺失。

根据腾讯专题《成都“卖楼”赈灾疑云》所示，整个事件仍然疑云重重：“三笔交易总共卖出去四幢楼，这四幢楼的交易价格已经达到15亿元。如果另外四幢楼也交易了，那么钱去哪了？如果没有交易，那么成都方面的澄清就是在说谎。”

在过去两周里激动评述祼模苏紫紫的媒体人或许也是中了采访对象的圈套。《长江日报》今刊记者赴宜昌调查报道，质疑早前流传故事中的“贫穷、被强拆、上访”都是幕后推手精心设计，评论员刘洪波发问：“在一个有职业精神的媒体体制下，哪怕对‘裸模’尤其是负载了苦难的‘裸模’故事有特别兴趣，仍然会做得专业一些。现在我们可以问一句，报道过‘苏紫紫’的媒体，有信心说报道是可信的吗？”

在一个盛产“被剥夺感”的时代，悲情故事和激昂时评都可以按需生产。假新闻的榜单上很可能还要添上那位骑摩托千里探儿的母亲。继《都市快报》评论员徐迅雷率先向“母亲千里走单骑”发难、质疑过程不合常理后，《华商报》今从重庆发回调查，亦是指证早前报道“疑点多多”。不过，作者也尝试理解“春运一票难求引发的广泛情绪”：“这一现代传奇，直到目前仍缺乏直接证据，几乎很难证实。而在公众关注的背后，则是对离家农民工漂泊命运的广泛同情……”

春运在南方雨雪天气中持续，抱怨也在持续，抱怨高速公路的收费乱象，也抱怨票贩子把840元火车票炒到1400元。周六，铁道部副部长王志国公开承诺，今年铁路职工倒票，一律解除劳动合同。但他收获的称道显然没有怀疑多，《青年时报》希望铁路部门不要“光说不练”，《新华每日电讯》强调“重申百遍不如真抓一个”，《南方都市报》作者则是顺势而上，刊文要求“公布历年因倒票被解雇人数”：“不要总是关起门来‘捉鬼’，却对是否抓到了鬼、最终到底抓了多少鬼对外只字不提，甚至就觉得没有对外发布此类消息的必要。”

不过，在这样的舆论绝对劣势下，王副部长偶然也能发现“厚道”的媒体人。人民网和环球网首页共同推荐来论——《“别把“屎盆子”都扣向铁道部”》。文章批评那些要求问责运输系统、无限扩张运力的“简单线性思维”，认为要运输系统负起“解痛”全责实在是一种不理性的苛求：“城乡二元结构不彻底改变、区域失衡态势不显著消弱，人员的季节性大挪移现象就难以避免。”

和房产税一样，限购令也在严肃的政府条文间收获民间嘲笑。多有媒体转载早前《经济观察报》信息，称住建部官员明确表示将向地方官员施压，“不限购，就约谈”。《广州日报》随即刊发评论质疑“如果约谈有用，还要限购干嘛？”：“限购令效果本身就漏洞百出，再拿‘约谈’来吓唬宏调政策的执行者，能否有效值得怀疑。因为这个约谈其实早就有了时间表，一拖再拖，拖不过去了，才在年底的时候‘意思’了一下，并且没‘谈’倒一个官员。”

地方两会也是新闻富矿，媒体管理相对宽松的广东更是如此。在刚刚开幕的广东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一份《广东省2011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中有关“省八所幼儿园一年花费超过6863万元，比去年有所增加”的条目引来关注。据《羊城晚报》引述，财政厅干部解释此系“历史原因”：这些幼儿园是相关机关的一个附属事业单位。这家报纸随即发表评论质问，“不能总拿历史原因做挡箭牌”。《辽沈晚报》则刊文指出：问题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只是由于广东方面率先开展财政透明而凸现出来。而新浪重点推荐的《长江日报》评论最是辛酸：“我们削尖了脑袋将孩子往好一些的幼儿园里送，花了大量的择校费、赞助费，最后却发现，这是一个冤枉钱，因为有些人根本不用花，财政预算已经安排好了一切。窘迫的现实告诉我们，我们不曾站在起跑线，一直在那里趴着。”

央视因为在春运首日时报道“回家变得容易了”而受到批评，《扬子晚报》请作者就此分析媒体行为准则：“媒体以一个个案作为普遍性的宣传样本，很容易引起公众的反感……经历买票难的众多人必然会把这种报道理解为一种忽视现实的矫情报道。显然，作为报道者应该对这种公众情绪有所了解，而在措辞上注意缓解这种情绪。”

事实上，对于媒体呈现内容选择上的争论由来已久，“媚上”、“媚愤”阵营都大有人在，都在指责对方“以偏概全”。《环球时报》显然不满那些只愿意刊载负面报道的媒体，周六以社评阐述新闻观：“很难说中国是个‘多么好’的地方，也很难说它是‘多么坏’的地方……中国应揭露更多‘特招门’及368万元天价过路费这样荒唐的事情，监督权力的运行，一块补丁一块补丁地修补我们的国家。媒体还应在揭丑的同时，宣扬这个社会的每次重要进步，构筑最接近中国原版的真实。让中国人全面了解自己的国家，而不是用同质的信息强行塑造他们对国家的态度，这是民主的基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联系邮箱:xudanei@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