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脱党除名能否恢复:《中国人的口误》之十九：中国文化

《中国人的口误》之十九：中国文化

错误说法：中国文化

建议改为：中国少数文化人的文化

改正理由：“中国文化”是一个长期指代不明，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是被滥用了的概念。我们认为，当今中国人最大的误会，莫过于就表现在对“中国文化”这四个字的传统谬释和现实解读上。很多问题，如中西文化之实质、中西文化之比较、爱国主义之根据、民族主义之矫情，以及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过分良好的自我感觉，其实质都是一种妄自尊大、无知愚昧的心理使然，是一种社会性的精神性顽疾。它们的偏颇，甚至颠倒之处，究其原因，几乎都可以归结为人们对“中国文化”这几个字的理解失误上。

    人们通常所说的、所理解的“中国文化”，我们完全可以大加怀疑，是否是指鹿为马，张冠李戴，找错了对象?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人们(无论是人文学者还是普通百姓)平常所言说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它压根儿就不代表中国文化的普遍特征和实质性内容。

    这儿有两个基本的概念必须弄清楚，并应该加以严格的区别。其一是中国文人或官人的文化，并且是少数中国文人或少数中国官人的文化；其二是中国人民的文化，即中国之最为普通者、最为一般者的文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化”。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混淆替代的。必须明白，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就像宋祖英唱《好日子》时的表情与张大妈借钱、李二姐下岗、王三妹失学时的表情之不同一样。前者是少之又少的少数人的文化（请注意一个明显的事实，鼓吹和倡导这种文化的不是做官的，就是与官家有勾连的做学问的，这非常有意思），它不具有普遍和整体的意义。这种文化的特征及其证明仅存在于书本和文字、自夸与口头的论证中，只存在于少数几位所谓的中国先贤或智者的言论和著述里。后者是普通老百姓的文化，它具有一种整体显现和全息反映的性质。它的特征及证明在民间，在中国的大地上(如具体的西南山水、黄土高原)，在一般人(如都市居民、穷乡山民)的日常举止和行为言谈中，在他们自然流露的眼神和表情里。也只有在这些地方，我们才能找到真正能代表中国文化其实质和根本性的东西。对中国文化，人们普遍存在一种严重错位的误解。他们认为老庄、儒学、佛教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我们认为此乃天大的误会，殊不知从实际情况来考察，无论老庄、儒学，还是佛教，它们与一般中国人几乎毫无干系。它们充其量只不过是少数中国人(所谓文人、学究、智者、贤士)的文化梦想或人生理想而已。甚至根本谈不上什么梦想和理想，只不过是他们用来另有所图的幌子、道具、遁词罢了。应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理念与其具体的行为表现是互为映照，相互印证的。从来就没有一种毫无表现的文化，也从来没有一种文化不在人的行为中表现出它的基本内涵和实质性内容。如果说儒、道、释果真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文化，如果说这种文化果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高雅至极、博大精深，那么毫无疑问，这种文化的高雅性和博大精深性就必然会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般中国人身上表现出来，至少我们会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这种文化的痕迹，嗅到这种文化的气味。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够从都市文化人的身上，而且也能够从乡村庶民的身上明显地感受到这种文化的浓郁气息。正因为它是博大精深的，所以它必定源远流长，绝不会突然断裂和销声匿迹。如果承认文化和行为是互为里表，互为因果的，那么我们就能在大众的行为中找到这种文化的表现，因为它们有一种血肉相契、相辅相成的关联。

    但当我们环顾四周，拭目静看时，我们在一般人的身上究竟又看到了多少道家风骨、儒家风范和释家气质呢?几乎绝无仅有。相反，我们感到更强烈的倒好像是所有人生的浅薄、粗野和蛮横，所有心性的浮躁、贫弱和苍白似乎都一股脑儿地、迫不及待地直奔向人们的表情和眼睑。真可谓是纸包不住火啊，那脸上似乎明明白白只写着无知、空洞、颓废和匮乏，有一种明显的祛文化和无文化的痕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发现多少中国人身上表现出了这种道家风范和儒雅之气，这些东西我们只能在这两家代表人物的著述中方可发现其蛛丝马迹。实际上是另一种性质的语言上的提虚劲、打把式。我们怎么能够用以点代面，以局部代整体的方式来推论一般中国人也具有这种道风和儒气呢?实际上各朝各代的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人其行为本身与任何文本上、口头上的儒、道、释都无关联，儒、道、释，在过去是一种文本式虚拟，在现实是一种文饰性放大。中国人原本就是实实在在的实用主义者、无神论者、今生今世的经世格物者。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呢?你硬要把它拔到一个宗教哲学、精神伦理和形而上学的高度，那只是一种语言的迷幻和感觉的自恋，实质与生活本来的样态无关。当我们在考察一个民族的文化本性时，切不可以某几个独特的人为参照的标准，要取大众平日所思所言所表所为的某种综量指标和参数，因为只有后者才有资格去代表生活中具有一般和普遍意义的东西。你想想看，有这么大一个基数的人群，要想在其中找几个会说话的、会写字的（而且是很会说、很会写的）还不容易么？但问题不在于有几个会说话的、会写字的，而在于要看这些美丽的言说是否真正化育进了人心，是否真正在人的行为中得到了表达，这才是关键的关键。当我们说中国文化时，它理应代表中国人内心中那种更为普遍和本质的东西。在此意义上，我们以前所说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而是少数中国文化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这种文化表达的仅仅是少数文化人的文化追求和文化理想，并不代表一般中国人的人性素质和生活品格。如果这种文化不能反映中国人精神的普遍性，那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它是中国人或中国人民的文化。

    比如，当我们谈到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文化时，这种文化就可在一般西方人的身上找到其对应性和恰切性，或一种相互印证性的说明。比如西方文化中的神道、理性特征就能通过一般西方人的身上表现出来，即我们能够在一般西方人的日常行为(比如进餐、社交、婚俗、葬礼等)中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底蕴。只有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认为西方文化之说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因为不仅在西方大师的著作中，而且更是在西方人的行为表现中显示了此种文化的根本特征。

    纵观中国的历史，我们发现，在其文化理想(由书本和文字表达的文化理想)与现实表现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惊人的差异，一个巨大的鸿沟，甚至是一种彻底的背反。这种差异、鸿沟和背反，不得不使人对中国的真正文化进行反思和考察。由此，我们自然会提出以下的问题：难道一个民族的文化表述能够与它的具体行为表现截然划开吗?看来中国的事情就是如此，天是天，地是地，话语是话语，行为是行为，天地不呼应，言行不接榫。倘若我们置一切客观的存在而不顾，那么在文化优劣的论证上我们只需做好以下几项工作就可以了：①不需要真正的文化新质和启蒙，只需办好几个大学的修辞系，多培养几个文字论证家和口头雄辩家就行了（事实上，一个本质反动的社会从来就不乏这方面的“专家”与“人才”）；②把文化问题还原成语言学问题，再把语言学问题还原成修辞学问题；③把文化问题完全当作文字问题来处理，把它弄成一种思想大麻与精神幻剂。

    但这样做的后果是悲剧性的，它最多只能维护和强化一种文化的自恋倾向，而于这种文化自身的发展毫无裨益。如果文化问题果真可以化简为文字问题，那我们就有理由设想：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毛里求斯也完全有能力去证明自己文化的优越性。这很简单，它们只需花功夫去培养几个能够为这种文化进行辩护的雄辩家和修辞学家就行了。当然，这样做需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假设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化理想与这个民族或国家的具体现实无关。唯有这样，这种雄辩的可靠性才有其自身存在的前提。但事实与雄辩家们的假设恰好相反，就像一个生物体的血肉之躯不可分离一样，一个民族的文化必然与它的行为方式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文化和行为是截然不可分开的。也许一种文化经得起文字的论证，但却无法经得起现实的检验。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想与其行为表达没有关系，那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文化是虚拟的、伪善的、假的，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文化幻觉和梦想，而不是一种可以与其现实生活互为参照、互为印证的理性之镜，更不是一种在历史的过程中能够真正推动生活向前发展的精神性效素。

    有人经常会感叹，中国文化丢失了，式微了，风光不再了，还经常指责人们数典忘祖。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谬说，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我们看来，真正优秀的东西、真正有力量、有魅力的东西，它是不会消失、式微的，尤其当这种东西是文化的时候。因为文化是一种血脉，是一种精神的底蕴与思想的传承，它是不会由于一两次革命、几代的朝变就像打胎一样被彻底打掉的。如果它确实没了，这只能说明它压根就没有真正产生过，没有真正流行过。所以，我们非常怀疑那些人的感叹与痛惜。试想看，怎么西方人就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呢？因为他们的文化早已化育了人心，同时也被人心所化育，所保存，这种文化已在他们的行为中、他们的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就是说，这种文化已使他们收获了科学之果，享受了民主之益，成就了强国之梦。一切的一切是写在了行为中，映在了现实里。

    一般人认为，儒、道、释是中国文化——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并不这么认为。在我们看来，中国文化可能有两套，或两种，一套是作为一种样本（肯定是选最N.B.，最无瑕疵的一种）用来对外展示的（不管是对异族异国人展示，还是对同族同国的圈外人展示），另一套是被普通的中国人在平凡的生活中真实地执行与运用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一套是橱窗中穿在模特身上的精致样服，另一套是穿在普通人身上的日常便装。也就是说，拿来说事的、摆谱的是一种，而实际遵从、生效的又是另一种。还有，在我们总的印象中，道和释是一种出世的文化，实际上更像是一种“隐匿“、“躲蔽”与“规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姿态显然不是主动前倾，自觉相赴的，而更像是一种被动与无奈的选择。那为什么要“隐”、“躲”、“规”呢？可能是现实生活中有些东西太过粗砺，太过残酷，让人心安不下，气喘不来，可谓刀山火海，水深火热。但作为人，他又有思想的欲望、精神的诉求，于是唯一的出路就是“道”，就是‘释“，归隐山林，沉溺香火。这无疑是中国“道”、“释”得以产生并强大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一种发生学原理。与“道”、“释”相比，儒学更像是一种入世的文化。它诸如“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天下重任，匹夫有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等豪言壮语似乎更能显示出一种积极、主动、进取的处世风格，呈现出一种人本与人文的色彩。我们认为，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许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所谓的：忠、孝、仁、贤、礼、义、廉、耻。但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里面也大有问题存在。就拿这“八字方针”来说，也有很多的讲头。这“八字”实际上并不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被普遍遵守的原则，比如对统治者来说，他最想倡导与强调的实际上只是“忠”字，而且是一种特指的“忠”，即民对官的“忠”，臣对君的“忠”，下对上的“忠”，百姓对皇帝的“忠”。其他的一切，他实际上是不想提倡的，甚至是要竭力加以反对的，因为它们在实际的实施与运用过程中多多少少会降低这种“忠”的纯度与浓度，甚至会给这种“忠”构成抵触与威胁。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无限忠于×××！”“无限忠于×××！”既然是无限了，实际上也就把其他的东西给排除掉了。

    现在再来说说其他几项。实际上其他几项的实施也是有严格的对象要求与空间限制的，它们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在一定的人际圈子范围内才会发生效力。比如说，师生关系、师徒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等。一旦逾越这些关系，这些礼、义、廉、耻也就不复存在。也就是说，这“八字方针”并不是一种在社会的公共空间由一般人来普遍实施或表达的文化，而是一种在特定关系和条件下由具体对象来决定的情境伦理。

    我们总觉得，中国的圣人文化是一种挂在云端、束之高阁的东西。就拿儒家文化来说，那也不是一种身体、行为、做事、实践的文化，而是一种言说、话语、文本、著述的文化。我们真怀疑，中国人的言论与文本之儒是现实生活之非儒与反儒性的一种倒影，一种精神性代偿的反衬。那刚好形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画卷的两个极端，它们是互为对峙，互为逆存的，但不是互为应照，互为渗透的。当然，更不是水乳交融、鱼水相适的。也许正是现实中那种骨子里的非儒、反儒性才“理”所当然地孕育、促成了中国人文本里的那种儒学的优雅与道德的光鲜。之所以这么说，证据是大多数儒学著述在文字与言说的层面都显得非常的雅致、通情、达理、动听，但在现实中，在现实的中国人——尤其是一般的中国人——身上却少有这种儒性的呈现与流露。

    我们认为，过去中国人对儒（当然也包括道和释）的强调、看重与放大与今天中国人对毛马主义的强调、看重与放大是一个道理。这种被强调的东西并非是在现实生活中抽丝出来，概括出来，提炼出来的，而是生活中本身就缺乏的一些东西的语言填充剂，或精神虚拟物。其目的是要充生活本身就缺儒、乏马的坑，堵现实本身就非儒、反马的漏。从这个意义上说，儒、马刚好就成了中国人现实生活状况的一个反面镜象，是一根倒立的道德标杆。其意义是为了在另一个层面弥补现实的不足，贴补生活的亏空。我们认为，这才是事情的真相，其他的都是扯淡和瞎掰。

    既然中国文化指的是中国人民的文化，中国大多数人、一般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文化，那我们在考察这种文化时，就不应该仅仅在中国圣人、中国文人身上，甚至不应该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国城市精英、白领身上去捕捉这种文化，而应该在普通人，那些更多的乡镇人、山里人、边陲人身上去概括这种文化。中国文化肯定指的是一种普适性文化，而不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极点式文化。既然一种文化没有在一般人身上表现出来，那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文化是属于这些人的，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文化在统计学大基数的意义上真实地反映了这些人的道德品性与文化诉求。既然人们一般情况下说的“中国文化”并不是中国人民的文化，不是一般中国人的文化，那真正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又是什么呢？不好说，也不便说，也许是一种无文化、乌文化、玄巫文化，或无所谓什么文不文化的一种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