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行走:破解干部“下”和“出”难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1 15:59:42
江苏苏州:  破解干部“下”和“出”难题 本报记者 李章军 2010年11月30日07:15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背景】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是新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点难点。为进一步规范干部岗位管理,着力破解“下”和“出”难题,苏州市从2007年起探索领导职务聘任制改革,今年初又出台文件规定,凡新提拔担任副处职领导干部,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全面实行聘任制。

  

  【本期嘉宾】

  江苏省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王立平

  

  问:在党政领导任用中,选任制、委任制是常见的普遍的制度,聘任制较少地出现在公众视野。苏州市探索领导职务聘任制改革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从大的方面说,苏州的新政是为了贯彻中央《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精神,着眼于推进干部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需要;从小的方面看,随着事业单位开始全员聘用,党政部门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一般职工和干部使用制度发生了重大改革,对较高级别领导干部任用办法的改革也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

  问:三年的试点,取得了哪些效果?新出台的政策和原来有哪些不同?

  答:自2007年开始,苏州市对部分市级机关专业性较强的领导职务开展聘任制试点。聘任人员实行试用制,试用期满后,经考核胜任现职的,方可正式聘任,聘任期满后,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表现决定是否续聘;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探索定期开展民意调查、实绩分析的有效形式,着力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角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

  在此基础上,今年初,苏州市委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除特殊岗位外,凡提拔担任市级机关县处级副职干部,实行聘任制,党内职务实行任期制。聘期、任期一般为3—5年,试用期为半年或者一年,并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首个聘期、任期的期限,使聘期、任期逐步与党委、政府届期接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问:目前,苏州有多少干部是聘任制?聘任制干部会不会“矮人一截”?

  答:目前,已对74名副处职领导干部实行聘任制。去年以来新提拔的副处职领导干部中实行聘任制的占80.5%。

  聘任制与原有委任制的区别在于,对聘任管理和聘任待遇等作出具体约定,在聘任期内,受聘方根据其工作要求履行工作职责,参照所在单位同等委任制领导干部享受工资福利保险等待遇。按照意见规定,聘任期限届满,聘任合同即终止。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续订聘任合同。而如果到期经考核受聘方没有过关,不能胜任领导岗位的,将根据不同情况重新安置,有的则需要自谋职业找出路。但在使用上,聘任制与委任制是一样的,各项工资、福利、保险等待遇都是一视同仁的。

  问:您认为,推行领导职务聘任制有哪些好处?

  答:推行领导职务聘任制,一是可以实行规范化的契约管理,通过合同形式,在《聘任合同书》内合理确定双方权利义务,从而实现权责对等原则;二是建立刚性化的退出机制,通过规定无条件解聘情形、年度考核不合格和聘期考核不合格三个刚性淘汰机制,增强了干部“下”和“出”的可操作性;三是实现最大化的选用效益。聘任制作为一种干部任用方式,与竞争性选拔方式有较好的兼容性。我们除对一般领导岗位直接聘任外,对专业性较强、紧缺急需的岗位,采取竞争性选拔方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聘任制与多种选拔方式的组合运用,有利于激发体制内干部的生机活力,有利于吸纳体制外优秀人才,有利于弥补竞争性选拔干部后续管理的不足,从而放大了聘任制改革的效应。近三年,我市共推出26个副处职岗位面向社会竞争性选拔,这些新选任干部全部实行聘任制,其中还引进企业和市外优秀人才7名。调查显示,93.2%的机关干部对聘任制的积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责任编辑:赵健) 有制度不执行 比没制度危害还大 盛若蔚

2010年11月30日07:13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大“工地”,时时听闻轰鸣声、处处可见脚手架。然而,在这样一个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中,如何确保“工程上马、干部不落马”,确已成为各地不得不面对的新挑战。

  “愿望很美好,现实很残酷”。这几年,工程建设领域内的大案要案频频出现,“大楼立起来、干部倒下去”一演再演。半年前,监察部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4月底,全国共受理工程建设领域举报线索17269件,立案9188件,给予党政纪处分5241人,其中地(厅)级干部达57人。就在一个多月前,河南又爆出6名厅级干部因工程建设领域腐败而落马。舆论在发出一声声惊叹之余,也连连追问:在各项规章制度堆积如山的今天,为什么总有人以身试法?

  很容易想到的一条理由,是制度的大网织得还不够密,让魑魅魍魉钻了空子。没错,很多典型案件都源由此生。可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现有的制度又有多少被严格遵循了呢?是不是制度完备了,权力寻租的空间狭小了,就意味着腐败的几率必然降低呢?笔者曾专门请教过一位长期从事工程招投标的专家。他的回答出人意料:现在的工程招投标程序设置得越来越严密、越来越精细,但如果不按规矩办事,穿过这看似密不透风的“程序防火墙”玩点猫腻,也并非难事,甚至后果更为严重,因为“通过所谓严格程序的中标结果给腐败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

  “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危害还要大。”300多年前,英国哲人培根的话至今发人深省。反腐倡廉制度如果在执行方面存有漏洞,极容易使制度本身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和公信力,导致一些地方、领域涉贪涉腐行为屡禁不止,腐败案件多发易发。工程建设领域尤为如此。事实上,监管不力堪称这一领域的最大“漏洞”,因为工程建筑领域本身就是个系统工程,系统的每个环节都可能滋生“细菌”,正是一个个“关口”的失控,导致了相关部门的监督常常脱节。

  由此,不能不注意到一些地方在约束权力、预防腐败方面存在的某种倾向:相形之下,有关部门更注重立规矩、发文件,不断地出台新制度,但对制度执行得怎么样却不大关心。不少制度“看上去很美”,一旦进入运行,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务实管用”。执行制度时,有的有规不依,有的变通规避,有的标准多重,有的奖惩不明,结果导致“雷声大雨点小”,“制度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念在嘴上”,“牛栏关猫”等现象一而再、再而三的“巡演”。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切实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这一论断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进一步指明了着力的方向。

  制度只有执行,才有生命力。与制度设计相比,制度落实这条腿迈出的步子更需坚实。可以想象,如若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不坚守、不到位,包括工程领域在内的各种“前腐后继”怪象便难以根绝。

(责任编辑:赵健)
戴焰军:官方和民间相结合的形式效果好

2010年12月01日16:33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教授

  人民网北京12月1日电 (记者 赵健)11月28日上午,第一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论坛暨最佳和优秀基层党建创新案例颁奖活动在京举行。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戴焰军教授出席并点评了具体案例。会后,人民网记者专访了戴焰军教授。

  戴焰军认为,本次论坛对及时总结,推广基层党建创新形成的经验,具有很明显的意义。这几年基层的各个领域在探索中所形成的经验,经过实践证明确实有效,但推广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本次论坛很好的达到这一效果,尤其是官方和民间相结合的形式,本身就对推广经验有重要意义。

  第一,本次论坛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在网友中的重大影响,使基层党建创新工作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第二.本次论坛使基层党建创新工作的经验得到了理论提升,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

  第三,本次论坛本身就是一种经验,这种既非纯官方,又非纯民间的形式,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能反映真实情况。

  第四,本次论坛为基层党建工作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各地的党建工作者可以在会上、会下进行交流、切磋、传播各自的经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比在网上和报上的方式更直接,对基层党建创新工作的深化更有意义。
警惕“网络水军” 绑架网络民意

 □当一方的声音过于强大时,独立、理性、客观的声音就会消失

  □“网络水军”真正考验的是公众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也可以说考验的是网络舆论的成熟度

  

  在当下的中国互联网上有支队伍几乎无所不能:他们或雇佣大量的网民充当“水军”,到处发帖、跟帖,在短时间内打造出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事件”,形成自编自导的舆论场;或为企业提供品牌推广、口碑维护的服务,对己不利的帖子进行删除,对竞争对手进行诽谤、栽赃和陷害,通过网络舆论传播,打击、破坏竞争对手的形象。

  “网络水军”的存在固然有互联网监管体系不健全,行业自律缺乏的原因,但其本身是互联网自由开放的一种代价,也是中国网络舆论走向文明的一堂必修课。

  网络平台是一个自由、平等、开放的公共舆论空间,它的一个特点是当一方的声音过于强大时,独立、理性、客观的声音就会消失,因为谁也不愿意逆势而上,成为网络上的“众矢之的”。因此“网络推手”的拿手好戏之一,就是迎合网民大众的心理和趣味,将时下的新闻热点和网民情绪结合起来,通过“借势”和“造势”使网民在无意之中充当了其炒作的“托儿”或者“打手”,一旦舆论的洪流聚集,就很快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席卷网络。

  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在当事人的身份涉及“富、官、警”这些敏感词语的时候,网络舆论总是刻意强调受害者的“漂亮”、“学业优秀”、“孝顺”、“贫困”等等,来获取同情的力量,加大对施害者的仇恨,而仇恨的情感一旦过度膨胀,就会左右我们的判断,让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远。

  “网络水军”的组织、策划严密,行为分散,制造谣言或传播话题快速而有效,导致受害者往往维权成本高昂且效果有限。更为严重的是,网络民意的力量不仅仅局限在互联网上的虚拟空间,在如潮的民意之下,往往会对司法的公正执行形成巨大的压力,甚至造成权力部门为了“平息民意”以及“民愤”使裁决屈从于网络舆论的现象发生。

  究其本质“网络水军”真正考验的是公众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也可以说考验的是网络舆论的成熟度。成熟的网络舆论平台应该具有严格而完善的监管体系,应该使思维清晰、理智健全的网民声音得到有序表达,应该使理性宽容成为舆论氛围的主流。

  “网络水军”是我们走向网络文明必须要克服的一个拦路虎、一堂必修课。“网络水军”的存在是对所有网民的一种历练,在尝到了“被操纵、被利用、被忽悠”的滋味之后,迫使我们认真反思自己面对网络上漫天而来的信息的心态,找回通往理智和真相的路径。

(责任编辑:赵健)
葛傲天 2010年12月01日07:2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秦华)

贺雪峰:为什么要警惕“土地换户籍”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贺雪峰  

2010年11月30日08:42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阻碍中国农民城市化的主要障碍是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如果取消目前基于身份基础上的户籍,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将大为加快,城市化率将大幅提升。

  不仅学界在讨论,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土地换户籍”的实践。

  从一个方面来讲,若农民愿意退出自己的土地,国家或地方政府因此给农民以城市户籍及城市户籍所享受到的社会保障,这对农民来讲,显然是好事,因为这增加了农民的选择,也增加了农民进城的能力。

  但从宏观上讲,农民进城存在很多的陷阱。我们必须将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他们进城后的处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白,用土地换来城市户籍后的城市化的前提。

  首先,“中国制造”决定了城市的低就业率。“中国制造”的重要特点是“低技术、高竞争”,既无法获得垄断利润,也无法实现高附加值,往往不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制造”无法承担起工人的高工资和社会保障,第二产业就业无法为第三产业提供消费能力。消费性的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服务业的高就业就无法实现。城市就业机会因此不多,大量农民进城的结果可能就是大量失业。

  其次,“土地换户籍”抬高农民生活成本。当前在沿海外向型企业工作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农民劳动力再生产的主要场所是农村,农村消费比较低,且有相当一部分自给自足经济。同时,外出务工已经无优势的中老年人,可以在家从事小农经营,种10亩地,一年有1万元收入并不难。年轻人外出务工,有多少收入都不要紧,收入多就可以积蓄下来办大事,收入少,有父母在家务农的收入,温饱问题也能很好解决。正是通过这种代际分工,一家两代人同时务农和务工,因此有两笔收入来源,农民家庭可以温饱有余,生活得体面。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结婚生子,孩子就寄养到农村父母家中,农村的生活费用低。支出少,两笔收入合起来却不少,每年年终,总是收入多于支出,每年都有节余,这样在经济上就不感到捉襟见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再年轻,在城市务工,工作越来越不好找,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劣,工资越来越低,开始年老的农民工就回到家乡。年龄越大,在外越是没有归宿感,思乡念土之情越重,农村的家乡是永恒的归属。正是因为有农村这个最终的归属,在城市努力劳动和节俭生活才显得有意义。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夸大农民的城市梦。当农民有足够收入时,他们当然可以做城市梦,但若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又逐渐老去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做城市梦吗?城市梦碎,家乡难回,这才是进城农民的真正悲剧。无论如何,尤其是那些无法在城市体面生活的进城农民,家乡的农村不仅是他们生活上的归属,更是他们精神上的归属。

  正是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流动,可以有城市和农村的两笔收入,可以为进城之后若不能获得足够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还可以返回家乡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也使进城农民工的劳动力可以继续廉价,可以为“中国制造”继续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以上两个问题才是讨论中国城市化的根本性前提,是最为关键的基础并决定中国未来发展大格局的问题。糟糕的是,当前学界及政策部门讨论城市化时,却将主要注意力投放到土地、房地产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表面问题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