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光国产售价:商代生活系列之军事 战车与青铜兵器纵横沙场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5月28日09:36 郑州晚报
晚报记者 游晓鹏/文 陈平生
商是我国第二个朝代，开国之君成汤十分清楚自己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也知道要将其稳固下去要靠什么。在率领军队攻灭夏桀的誓师大会上，成汤曾威风凛凛地说过一句“吾甚武”，并因此得号为武王，足见其勇猛与尚武的精神。他的后代也一秉其勇武血脉，四处征战杀伐，将商的疆域扩展到空前的大，这个范围以王都所处的中原地区为中心，东到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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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半岛，西至陕西西部，南抵江汉流域，北达河北北部。
然而，疆域的扩展还只是商代人军事生活的一个侧面。置身于当时社会，诸侯方国之间的激烈冲突、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奴隶的反抗与暴动都使军事斗争频繁上演。在甲骨文中，有关战争的卜辞有5000多条。有句话将商代社会概括：“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没有任何事比祭祀和军事这两件更为重要了，而军事是立国之本，又堪称两件事中的头等大事。
“杂牌军”不逊常备军
常备军的产生是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可见常备军的地位。但在商代，“杂牌军”因其数量巨大，在军事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地位并不逊于正规军。
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民说，在我国早期奴隶制国家产生的时候，往往先出现一批既从事生产劳动又进行军事训练的亦兵亦农武装。虽然我们称之为武装，但他们一年里拿锄头的时间要比拿武器的时间多得多，因此并不是常备军。不过也不能小觑了他们，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朝代更迭，即商灭夏，依靠的就是这种力量。
当时，成汤向即将出征向临时受训出征的军队说了一番话。因为大敌当前，这些“杂牌军”却顾虑重重，老是惦记着家里土地的收成，不愿意违背农时出来打仗。这着实让成汤恼火，因此立下规矩，谁再不听话就要重罚。事实上，兵士们惦记农活也是为成汤的江山考虑，虽然当时国家已经产生，但社会生产力仍旧十分低下，要想养活一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正规军是相当困难的。
成汤灭了夏确立商朝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李民教授说，此时，国家政治统一体的建立和发展，迫切需要一支常备军来保护商王朝，拓展疆土，征服和控制方国。那些被征召参加灭夏、历经多次征伐的老兵，极有可能首先转为常备军。
常备军无疑是商王的精锐部队，但数量有限，在打仗时未必够用，因此临时征召的亦农亦兵的“众”武装仍旧存在。常备军和“众”武装，一起组成了由商王直接统率的军队。“众”武装平时分属于大奴隶主贵族、王族或者地位较高的王妃等，他们平时从事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一旦奉召便由首领率领，配合商王的常备军一起出征。在甲骨文中，“众”武装与常备军的称呼也不一样，前者被称为“左旅”或者“右旅”，后者则被称为“我旅”或者“王旅”。
名字的差异，是否代表着商王可能对两支军队厚此薄彼呢？从甲骨文中的大量记载来看，商王也十分关心由“众”组成的非常备军。商王随时要大量征召这类军队参加征伐、戍守等军事活动，而“众”武装一旦奉召便无条件服从，倾全力参与战争。因此，“众”武装虽是“杂牌军”，却也因其数量巨大而在商代军事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丝毫不逊正规军。
“师长”是最高军事将领
商王直接统率的常备军组织叫“师”，《尚书·盘庚》中提到商代有邦伯、师长和百执事之人，邦伯是方国的诸侯，百执事是百官臣僚之长，师长就是武官之长。师长地位要高于一般官员，并且是专职的武官。
事实上，“师”用在军事方面，最早是专指驻扎在都城和各军事重镇的军队。他们由于长期戍守而首先从“亦兵亦农”性质的“众”武装中脱离出来，成为最早的常备军。后来，商王的常备军扩大，师也就发展成为常备军的组织。由于常备军在整个军队中的重要地位，师被进一步引申泛指整个军队，《尚书》中的师长，就是整个军队的武官之首，常备军和“众”武装都要听从他的指挥。而根据甲骨文中师字原形出现的时间判断，商王武丁时期，以师为组织的常备军已经确立。
师的下面设有百夫长和千夫长，根据研究，我国古代普遍采用传统的十进制组织编制方法，一个师就是1万人。武丁时期可能已经直辖有右、中、左三师，也就是3万常备军。但参加一次征伐并不是三师并举倾巢而出，而是只出动一个师。到了商末，常备军不断增加，已在“六师”以上。《帝王世纪》中说牧野之战商纣王征召诸侯军队17万人阻止周的进攻，《史记》则说纣王“发兵七十万距(拒)武王”，虽然实际数字尚不能确定，但商纣王的军队十分庞大是无疑的。
那么，军队是怎样征召起来的呢？电影《地雷战》里有这么一个情节：高家庄民兵队长一敲响村中老树上悬挂的那口钟，男女老少就从四面八方跑到大树底下集合。商代征召战士的具体方式应该与此类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镇豪告诉记者，当时在战争或农忙季节之前要进行人口普查，以方便聚集人力。通常以族为单位，族里的首领擂鼓或者用其他约定的方式发出信号，全族的人就聚集起来，首领清点人数，然后再选择强壮的男子去服役。
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商代，军队的大部分士兵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临时凑起来的。要想在残酷和频繁的战争中活下来，他们肯定也是训练有素的。据考证，当时军事训练的一种方法就是配合贵族的狩猎活动。大概这种以动物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效果不错，在甲骨文记载中，商王经常率领奴隶主贵族和军队进行狩猎。
金属兵器时代的开始
人类最初的战争，手里的武器只有石块和骨器。夏朝建立后，虽然已能生产出刀、戈、戚、镞、矛、匕首等青铜兵器，但石器仍是主要武器。商代出现了专门炼铜的坩锅，能够较大批量地生产青铜兵器，开始进入以金属兵器为主的时代。
在郑州市博物馆商城展厅里，陈列着不少商代的兵器，这些历经数千年的青铜器至今依旧光亮锋利，令人不得不叹服当时军事工业的先进。根据考古发现可知，无论是商王直接统帅的军队还是臣服方国的军队，其武器装备都是以青铜制品为主，武器的种类也十分繁多，根据其在实战中的用途可分为进攻型和防御型两类。
进攻型兵器包括戈、矛、钺、斧、刀、匕首、剑、戟、镞等，囊括了商代绝大多数兵器的类型。戈是最常见的格斗兵器，形状如镰刀，装有长长的木柄，戈的下刃留有铸眼，可将木柄牢牢固定，既能横击，又可钩杀，还能啄击，在车战中用途广泛。矛也是车战中的常用兵器，主要用于刺杀，早期的矛窄而粗糙，晚期以后多阔刃，中间是矛锋，左右扩展出带侧刃的扁体矛叶，威力大大增加。钺是一种特殊的武器，状如大斧，较重，既可作战用，也是执法的刑具，有象征最高统治者或军事统帅权威权杖的意义。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两件铜钺，宽达38厘米，重量都在8.5公斤以上。矢镞是安装在弓箭上的远射兵器。郑州商城内出土了相当多的镞范，也就是浇铸镞的模子，一范可铸七镞。在实战中，矢镞是射手的主要进攻武器，有不交手而杀敌之效。需要说明的是，矢镞射出是一去不返的，如果铜材不充裕，人们肯定舍不得用铜做镞。
商代的防御型兵器不多，主要是甲胄和盾牌。甲护身，胄护头，前者多用硬皮缝制，外面涂漆，后者多用更为坚硬的青铜，且左右及后部都延伸出来，以保护耳朵和脖子，顶上还插有缨子。盾牌是与戈配套使用的必不可少的防护兵器，分为步盾和车盾，士兵一般左手持盾，右手持戈，一守一攻。据考证，商代的盾先用木材做成框架，再蒙上皮革或者编织物，盾面涂漆。当时人喜欢在胄和盾牌上画上老虎的图案，用意大概是要如老虎一般勇猛。
除了青铜兵器，马匹也是作战时不可或缺的。一些学者认为，古人开始骑马作战并不是始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在商代就出现了马刺，当时军队中可能已经出现了骑兵。骑兵是否真的已经出现现在不得而知，但当时作战常用到的战车是肯定要用马匹来拉的。商代人养马技术已相当高明，他们已经会按马的毛色、特性、外形来“相马”，并且有了专门给马看病的兽医。这无疑也是商代军备的一部分。
战车是当时的“坦克”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首先使用坦克开始，这种号称“装甲堡垒”的铁家伙就占据了陆战的霸主地位。商代也有一种武器，功能类似现在的坦克，是当时战场上最令人惧怕的武器，它就是战车。
文献记载，夏代己出现战车，但数量不多。商汤在灭夏的鸣条之战中，使用“良车七十乘，必(毙)死六千人”，依靠这种先进武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到了商代后期，各方国军队都已配备战车，车辆越来越多，车战也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据记载，周武王讨伐商纣时已用战车300乘，西周时周宣王攻楚更是用车3000乘。两军对垒，可以说，谁的战车多谁就先胜利了一半。
从出土的遗物看，殷商的战车大多为一车二马，也有一车四马的，每车乘三人，分为左中右，每人一套弓箭、戈、刀、砺石等武器。中间的人位置稍微靠前，主要负责驾车，左边的人负责用弓箭射击，右边的人则持戈战斗。车战一般在平原地区进行，要根据地形情况列成方阵，通常为左中右三列。进攻时，战车的后面跟有步兵，配合作战。
郑州商城内出土了两块用以浇铸青铜车轴头的陶范，说明战车的制作已经使用金属，更加坚固。李民教授说，当时的车由车辕、车舆、车轴、车轮和车厢等组成，车厢在上面，呈半圆形或簸箕形，周围有栏杆，车门朝后开。从甲骨文中“车”的字形看，有的车可能有车顶，应该是商王或者贵族所乘，但在战场上是不可能有带顶车的，因为加顶会使本来就不大的车厢空间更狭小，不利于士兵作战。
鼓进铙退指挥作战
殷商的战车以迅捷著称，速度极快。那么，一旦两军对垒，冲入敌阵，在杀声震天的情况下怎么指挥军队呢？
在商代考古中，发现了一种乐器铙。它个体不大，形状与后世的青铜钟相近，形状类似两片瓦粘合在一起的腔体，两面装饰有带角的兽面纹，敲击能发出清脆的乐声。据文献记载，铙最主要的功能并不是宫廷宴乐，而是用于战争——指挥军队撤退。军队作战时，通过击鼓来指示士兵冲锋；需退兵时，则通过敲击铙来指示停止击鼓，从而达到大军撤退的目的。
战俘难处理曾被吃掉
一场大战打下来，胜利者直接获得的不仅仅是财物和土地，还有大量可以继续创造财富的俘虏。但在最初的战争中，胜利者却认识不到俘虏的劳动力价值，不知道如何处置，常常将他们杀掉了事，甚者直接吃掉。
专家考证的结果是，商代俘虏的名称有羌、大、亘、尸、美等几十种。这些人被俘虏之前，是氏族的平民甚至贵族，但被敌人捕获之后，能够活下来，做一名地位最低贱的奴隶都难。因为商代十分流行杀戮俘虏作为人祭，特别是商代后期，据甲骨文记载，武丁以后商王所用的人祭数量多达1.3万人以上，而实际杀戮的数目肯定更多。相对而言，女性俘虏，特别是有一些姿色的女性俘虏，更容易活下来，她们常常被作为“贡品”供商王或者奴隶主淫乐。
到了商末，情况发生了转变，奴隶主贵族逐渐认识到了将俘虏简单杀掉实在是一种浪费，而将大量的俘虏转为奴隶，用于人祭的数量越来越少。
女将挥戈引万军
由于战事频繁，商代出现了一些战功显赫的将领，如侯告、沚等，其中有一位女将，身为王妃却不时披上戎装带兵出征，丰功伟绩丝毫不逊于其他男将。她就是商代最有名的女人——妇好。
商代妇女的地位与后世相比还是比较高的，她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封地、独立经营田产，可以参加祭祀活动，担任主祭，还可以带兵打仗。妇好就是典型代表，她的墓葬中出土了大批青铜兵器和礼器，充分说明其贵族和军事将领的地位。
妇好的丈夫商王武丁，即位后励精图治，没有门第观念和男尊女卑思想。他任用出身低微而有才能的傅说为相，让自己的妻子妇好指挥商朝大军，实行文治武功，终使“殷国大治”。妇好的成就，虽然与丈夫的宠爱有不少关系，但武丁充其量只能为其提供一个舞台，角色扮演好坏还是要靠妇好自己。
正北方有一个强悍的土方部族，常常任意侵入商边境的田猎区，掠虏人口财物。商王对土方进行过多次战争，但都未能制服敌人。武丁即位后，命妇好率兵出战，只一仗，就打退了入侵之敌。妇好乘胜追击，彻底挫败了土方，从此再也不敢来骚扰。
西南的巴方，与商时常发生战争。一次武丁亲自出兵，战前他与妇好议定计谋，让妇好率兵在巴军退路方向预先埋伏，武丁自己则带领精锐部队去偷袭巴军军营。巴军遭到突然打击，惊慌失措，不及应战就纷纷溃逃，妇好指挥伏兵迎头截杀，结果巴方的这支军队被全数歼灭。
据史料记载，武丁时期较大的战争包括对土方、羌方、夷方、巴方的征讨，妇好都带兵参与。每次出征，妇好都带有成千上万的人马，有一条甲骨卜辞写着“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意思就是商王征发妇好所属三千人连同其他士兵一万人，命他们去征伐羌国。妇好带着一万三千人的队伍，在当时来说，真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
妇好早于武丁死去。妇好死后，北部逐渐强大起来的吾方部落成了商的主要劲敌，武丁每每为自己征服不了吾方而忧心仲仲。他不时地占卜，祈求妇好的在天之灵帮助自己。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妇好生前作为军事将领有多么厉害。
商纣算盘落空亡了国
在周武王伐纣的决定性战役牧野之战中，商纣王将毫无作战经验且大批饱受折磨的奴隶临时赶上前线，而落得阵前倒戈大败而归的结局。根据史书记载，纣王军队的主力常备军没有参与这一仗，国家生死存亡之秋他们到哪里去了？
原来，纣王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到了商国的东南部，全力对付人方。人方是活动在今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一带的强大方国。商纣直接面临周武王的兵戎威胁之前，曾经两次大规模地征伐人方，但其一直叛服不定。而此时，周已经从渭水流域向东发展，越过陕西、山西之间的黄河向晋南进攻，纣王之前的几代商王，已经渐渐招架不住，在晋南呈守势。同时面临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强敌的威胁，纣王也面临着抉择：是全力拒周，还是先灭了人方？
在周灭掉距离商王畿之地已经很近的黎国之后，纣王再也按捺不住，调兵对周进行反击。但他随即又将主力调回淮水流域，直到牧野之战前夕，大部队仍旧徘徊在淮水商丘一带。无疑，纣王选择了先灭人方。
李民教授推测，在面临周的猛烈进攻的严重局势下仍然锲而不舍地征伐人方，纣王有自己的小算盘。首先，周已经攻占晋南，商王赖以生存的豫北王畿之地门户大开，想在中原一带与周继续周旋已不太可能，所以想退回商族的根据地，即商丘一带；其次，商代的两个铜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一是晋南，一是淮水与长江一带，只有获得了丰富的铜矿资源支持，商才有可能继续维持其青铜文明，与周抗衡。
结果纣王的计划只完成了一半，人方确实被他的军队阻止在商丘一带，周武王却更快地攻入王都，将其灭掉。如果纣王全力抵抗远比人方更为强大的周，牧野之战的结局其实未必就是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