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社会化:穆斐文　给纪委书记讲反贪

李 涛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0年08月18日   第 07 版）

穆斐文近影
日前，香港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处长穆斐文在中央党校登台，为全国400余名市级纪委书记讲授“香港打击腐败的经验和成功要素”，这也是“香港廉政经验”首次走进中央党校。据悉，香港廉署每年平均接待6000多名内地官员，向他们介绍香港反贪工作。
提问纸条收到厚厚一沓
回忆起一个月前在中央党校的讲课经历，穆斐文的第一感觉是“时间太少”，她说：“因为时间关系，我只简单地介绍了廉政公署的工作和使香港廉政成功的元素。”课上最后的提问环节，纪委书记们采取了大学里传统的递纸条方式，穆斐文收到了厚厚一沓纸条，“至少有几十张”，原计划两个小时的课程，拖堂长达半个多小时。
“我认为国家有决心去反贪，这是毋庸置疑的。”穆斐文告诉记者，内地制定的一些法规在细节上比香港更严格，如近日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在香港不需要上报配偶和子女的情况。”
穆斐文认为政府的决心和公民的信心是香港廉政成功最重要元素。香港廉署在1977年时面临非常大的危机，因为初期廉政公署查出的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警务人员，当时警务人员上街游行反对廉政公署，如果政府没有决心，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废掉了廉政公署，那永远达不到现在的成绩。穆斐文特别强调了香港廉署对于外逃贪污人员的态度——“不惜一切代价要带回到香港法庭上”。
课上，穆斐文着重介绍了“三管齐下”的反贪策略，即廉政公署下属的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三个部门相辅相成，执行处通过严格的执法，积极鼓励举报，让贪污分子“不敢贪”；防止贪污处审视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及程序，并提出建议以减少可能出现贪污的情况，让有心贪污的人“不能贪”。穆斐文说：“现在在法律法规出台前，防止贪污处就会提出意见弥补漏洞，在大工程进行中也会派员进驻监督。”社区关系处负责教育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争取大众支持肃贪倡廉的工作。
32年见证香港反贪历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激增，经济起飞，但由于制度和监管未能适当配合，贪污普遍，政府部门内贪污问题严重。香港政府遂于1974年成立专责打击贪污的独立机构“廉政公署”。
1978年，23岁的穆斐文从香港浸会大学毕业，经过层层选拔加入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穆斐文说：“在大学中，我们同学之间就经常讨论反贪和廉政，这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而且廉署合同是2年半一签，如果我不满意还可以离开。”穆斐文进去后再没有想过离开，开始了与廉署的32年相伴，见证了香港廉政从被怀疑被谩骂到成功的道路。
开始家人曾有顾虑，担心一个女孩子从事这项工作会有危险，还会得罪朋友。她说：“现在廉署走到哪里都受欢迎，也很开放，但在当时人们心中廉署是一个很神秘的工作，当时的大案比现在多，报道也不像现在透明，总是给人很神秘的感觉，社会上甚至有进入廉署就是断了六亲的说法。”
刚到社区关系处时，穆斐文的一项工作就是挨家挨户地宣传廉政，当时许多居民看到廉署的人来了，会假装不在家，吃闭门羹是常事，甚至还会被骂。一次穆斐文和同事刚敲开一户人家，男户主便把他们强拉进门，锁上了门指着他们骂。她说：“他的亲属中有警务人员被廉署调查，所以他很气愤，当时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在，所以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而是反问他有没有想过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受害人的感受，他应该教孩子做怎么样的人，他答不上来，没有再说话，就开门让我们走了。”
穆斐文在对公务人员进行廉政教育时，曾收到过辱骂纸条，“纸条是课间时放到讲台上的，上面写着粗话，上课时我只看了看纸条，课后答疑时我对他们讲，如果你们觉得自己有道理就和我公平对话，这种做法只能表明心虚。”
做手术前给医生递上一个红包，为了孩子升学送老师礼物，这些看似平常的潜规则，在香港则属于违法行为。
穆斐文经常提到的一个案子就是邮政人员索贿案。一名邮政人员春节发放信件时，主动向家中佣人两次说起“恭喜发财”，并问佣人是否转达给主人，最后佣人向他送上了几块钱的红包，结果是这位邮政人员被控告收受利益罪成立。还有一名电话公司技术人员，在市民家维修电话时，主动要求60元茶钱，经市民举报，该技术人员被拘捕并被控告。
2009年，穆斐文开车时遇到了一件小事，让她对香港的廉政社会更加有信心。当时她看到一名交通警察处罚了两名违规司机，但还有两名违规司机因交警正在处罚没有拦下，后有多名看到的市民向廉署投诉，怀疑这名警察与被放过的违规司机认识。她说：“破获上千万上亿元的大案让人振奋，但是哪怕涉案金额只有几元十几元也不放过，香港正是对贪污‘零容忍’，才让全民有信心，每个人都可以是廉政监督员，建立了邪不压正的风气。”
1999年，在穆斐文和同事的建议下，香港廉政公署首次举办“开放日”，揭去神秘的面纱。
2009年廉署开放日原本计划4000人参观，结果拥进了七八千名市民，开放日廉政公署最有名气的8元一杯的“咖啡”也早早销售一空。最早的一位市民带着全家凌晨4时就来排队，“她家的楼房在打地基时存在贪污问题，导致质量不过关，廉署调查后，破获了这个案件，她可以住到安全的楼房里，我们的严格办案会换来全港市民的认可和以身作则。”
穆斐文介绍，廉署投资拍摄了13部电视剧，剧中案情全部改编自真实案情，2009年，最新的《廉政公署》电视剧还在中央电视台上映。
“香港经验”对内地是参考
记者：香港人举报时采取匿名举报还是实名举报？
穆斐文：廉署成立初期，收到的举报只有大概三成的投诉人愿意提供个人资料，但近年实名举报的比例已上升至超过七成。香港廉政经过多年建设，市民是不担心有报复行为的，所有的举报资料只会存放在机密档案内，只有获授权人士才可翻阅，如果需要，我们还会派出保护证人组。
记者：香港廉署如何处理匿名举报？
穆斐文：在约三成匿名举报中因为无法联络举报人，一般只有一成左右可以继续跟进，但其余的我们也会尝试透过不同途径寻找线索。廉署执行处的高层人员，会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举行会议，检视过去24小时内透过各种途径收到的举报，再决定每项举报应否展开调查，或是转入其他部门处理。廉署是没有权力放弃某个投诉的，要经过监察廉署的委员会批准。
记者：香港每年的举报是否已经比廉署成立之初大幅减少？
穆斐文：没有，廉署成立之初，每年平均举报为3000余起，最近两年廉署接到举报依然为3000余起，但构成情况和性质变了许多，现在跟政府有关的举报不超过30%，而在成立初期每年举报的90%以上都是针对公务人员，其中大部分是警务人员。
记者：此次讲课是否讲到高薪养廉和香港的公务员制度？
穆斐文：有的，但时间关系没有展开。香港廉署在成立的同时也进行了配套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大幅提高了公务员的收入。
记者：您在课上讲述香港廉政成功的元素是什么？
穆斐文：首先就是“三管齐下”策略。其次，廉署作为独立反贪的机构，并不隶属任何政府机关，其独立性受基本法保障，廉政专员为廉署之首，只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负责，不受其他人士干预。第三是独立的人事招聘权，不用通过公务员招聘机构统一招聘。第四是政府资源的配置，廉政公署每年的投入是8亿港元，还是非常贵的，但是这个投入是值得的。
记者：为什么要造就全民反贪？
穆斐文：让每个市民都有反贪意识，比办多少个大案更重要。这就像廉署的一则宣传片，饱满的苹果中有一条蛀虫，虽然外表光鲜，但是内部会被蛀虫侵蚀。
记者：香港经验能否在内地被复制和借鉴？
穆斐文：香港太小，只是一座城市，好管理；国家太大，从南到北的文化都不一样，从东到西的经济状况都不相同，香港廉政经验在国家的层面完全套用并不一定适合，法律法规也不一样，香港的成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摘自2010年7月24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