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一个linux系统:丝绒革命：一部捷克摇滚音乐史（转）

“地下丝绒”乐队的娄·里德早在1968年不会意识到他们的音乐在捷克鼓舞了那么多铁蹄下的乐迷，并被捷克作家、持异见者瓦茨拉夫·哈维尔直接引用到由他发动的“丝绒革命”。

同样，“甲壳虫”在1968年发行的《白色专辑》和同年发生的“布拉格之春”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列侬在“甲壳虫”那首著名的“革命”一曲中的慷慨激昂的演唱，点燃了一度开禁的布拉格电台。而他后来的“和平主义”运动与冤死枪下事件，在布拉格演变为向往自由的纪念活动。

1968年——1988年，一支深受“地下丝绒”和Frank Zappa影响的捷克摇滚乐队“宇宙塑料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经历了从地上到地下的过程，不得不说，“宇宙塑料人”的传奇故事能令任何一支西方摇滚乐队黯然失色。

（一）

在著名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里，提到了前苏联占领布拉格后执掌政权的胡萨克，并直接抒发那几代捷克人的压抑：“人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显然，昆德拉的厚度不是医生托马斯和女画家萨宾娜的性爱关系，而是反映了整个民族与人民的叛逆心理。

《生活在别处》，这本将近20年前看的小说唯一还能留给我印象的是：凌驾于亲情与爱情之上的告密与背叛。大致而言，昆德拉在1965年写就的《玩笑》里描写了当年爵士摇摆的风气，而在1938年到1945年，纳粹禁止过布拉格的爵士音乐。但《玩笑》杀青前的爵士聚会已经是保守分子的暮气象征，真正的捷克进步音乐是在60年代中期蔓延开来的“车库”音乐，数以千计的车库乐队点缀了接下来的“布拉格之春”的革命天空。

1975年，米兰·昆德拉被驱逐出境，他在小说里将两个捷克人直接对比，而其中一个是1968年后的当权者：“如果说弗兰兹·卡夫卡是一个没有记忆的世界的预言家的话，那么古斯塔夫·胡萨克就是这个没有记忆的世界的创造者。”差不多在同时，“宇宙塑料人”的萨克斯手Vratislav Brabenec也被驱逐出境。

第一个让我知道伏尔塔瓦河的斯美塔纳给我留下了爱国者的形象，而第一个让我知道“布拉格之春”的昆德拉则是一个流亡者。因为后者，布拉格令我向往的是那种潮湿的诗意。也许，这种印象在我看到了“宇宙塑料人”的斗争史之后，变得不再坚固。Wencelas广场上先后出现过的嬉皮士、朋克青年与艺术家们不仅是在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还是一种民主意识的觉醒。这期间还包括1965年3月金斯伯格跑到布拉格上空投放迷幻药物，金斯伯格是因杰尔斯学院的学生邀请，才稀奇地到了布拉格。但他很快遭到搜查，并于同年5月7日被驱逐出境。

关于捷克1968年爆发的“布拉格之春”，有着不谋而和的国际大背景。那年前后，全世界的激进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先是在玻利维亚，格瓦拉和他的同志们的尸体在山谷里腐烂着；接着是美国马丁·路德·金的遇刺，宣告黑人民权运动非暴力方式的结束，而后是巴黎的“五月风暴”，学生和警察的街垒之战……但在布拉格，激进的革命浪潮正以全民的意志为中心而酝酿着一场变革。杜布契克被推选为捷克领导人，他好像事先没有什么准备，是党内的民意将这位历史阶梯式的改革派推到了前台。但他很快推出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方案，开放了出版与言论的自由。

很快，布拉格年青人能够在电台里公开听到来自西方的摇滚乐，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随之而起的是摇滚杂志和摇滚课程的出现，以及如雨后春笋般冒尖的摇滚乐队。有报道说，1968年的布拉格和旧金山没有区别。嬉皮士的盛景在东西方两大阵营里开着不同的花。一个是开放，一个是醉死，各自的起点不同决定了未来的命运不同。捷克摇滚乐的重大使命绝对是因为历任民主运动领导人都是忠实的摇滚乐迷，当美国“海滩男孩”在布拉格卢瑟纳音乐厅“冲浪”的时候，杜布契克在底下情绪激昂。而哈维尔更是捷克乃至东欧历史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宇宙塑料人”的死党。文人与艺术家从政，为地下文化的摇篮注入了不可分割的政治因素。

但摇滚乐的合法化很快迎来了乌云密布。前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齐赴捷苏边境，杜布契克等人和他们争论了四天。每天白天，在捷克边境小镇切尔纳碰头，晚上，勃列日涅夫非常礼节地将火车开回到苏联境内睡觉。但这张和善的脸在1968年8月21日凌晨被撕了下来，苏联出兵，坦克辗过布拉格的大街小巷。支持“布拉格之春”的作家、艺术家和摇滚人被关进了监狱。不久，“甲壳虫”和其他西方摇滚乐又被电台禁播。

后来的二十年里，名列走私“排行榜”前列的是摇滚乐唱片。对于捷克摇滚乐的自由精神末梢，他们接下来的发端人是更坚定的斗士。哈维尔，一个在50年代就从事戏剧创作的剧作家，在1968年后的20年里成为捷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直接支持了摇滚乐的地下斗争。

哈维尔对“布拉格之春”作过总结：“1968年8月不仅仅是一度解冻之后的通常又出现的冷冻，它还是另外一些东西，它是一个时代的终极；是一种精神和社会气氛的瓦解；是一种深刻的精神断层”。

“伏契克是我们大家的伏契克，我说，我们总也有权用我们的方式来歌唱他吧？”当米兰·昆德拉在小说里这样申述，我们能领会捷克人民心头的阴霾。我在十几年前读昆德拉以上这句话时，没有立刻反映到文字背后还有着尊严。当然，如果你了解到“宇宙塑料人”的顽强的生存方式，就会敏感到捷克人民的富有弹性的抗拒力。

（二）

这是一个曾经在几百年前被奥匈帝国侵占过的民族。难怪哈维尔在最艰难的时刻要说：“人们突然感到想要大喊大叫而不是大笑”。1969年1月19日，一名名叫Jan Palac哲学系的大学生为了抗议侵略，在布拉格Wencelas广场自焚。不到一个月内，第二个捷克年轻人Jan Zajic在同一个地方自焚。这两起极端反抗行为震惊了世界，二十年后人们给他们建了同一块墓碑。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但在一个同时被德沃夏克精神和“宇宙塑料人”精神所兼容的民族中，不屈不绕是一种保障。尤其当“宇宙塑料人”在一场漫长的秘密警察与自由艺术家的拉锯战中，完成了从城市到乡村，再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范围转移，民族精神便是一场燃烧着的地下摇滚音乐会。

“宇宙塑料人”的音乐最初受到了“地下丝绒”的鼓舞，这起源于哈维尔1968年从美国带回来的“地下丝绒”的专辑《白光/白日》，哈维尔刚下飞机，这些朋友就借去并很快组成乐队。在白色恐怖的开始，“宇宙塑料人”还翻唱了“大门”、Fugs、Captain Beefheart和Frank Zappa。其中，乐队名字就来自Frank Zappa的曲子“塑料人”。

“宇宙塑料人”是由贝司手Milan Hlavsa组建的，但真正掌控乐队的是他们的艺术指导和经纪人Ivan Jirous。这和安迪·沃霍尔在“地下丝绒”曾经担当的位置有点像，Ivan Jirous为了追求“地下丝绒”的音色效果，请来了他以前做过领队的乐队——The Primitives（曾是捷克第一支迷幻摇滚乐队）的中提琴手Jiri Kabes和吉他手Josef Janicek。“宇宙塑料人”人员最多时达到八九个人，他们很快找到属于自己的前卫极端风格，他们的现场是超越“地下丝绒”的。那是后者不曾有的压迫所造成的。

在很多场合里，Ivan Jirous，这个出色的艺术史家在“宇宙塑料人”正式演出前，播放关于安迪·沃霍尔的幻灯片，讲解安迪这个纽约地下文化领袖的作品。Ivan Jirous慢慢树立了在捷克地下摇滚圈的地位。这期间，他还介绍了两个重要人物进入乐队。一个是从牛津大学毕业的加拿大人Paul Wilson，他起初是为Ivan Jirous来翻译“地下丝绒”的歌词的，后来正式成为“宇宙塑料人”的主唱；另外一位是非常出色的自由爵士萨克斯手Vratislav Brabenec，他的到来使官方再也没有理由说“宇宙塑料人”技术业余了，一度吊销的演出执照被重新申请回来。但两个月后，有关部门以风格“病态”为理由，又撤回了演出执照。

“宇宙塑料人”是捷克那些年地下文化运动的中心，围绕着他们的是其他摇滚乐队、歌手、诗人和艺术家。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被视作持异见者。他们的地下演出活动很快被赶出布拉格，他们开始像游击战士一样地出没于波西米亚村落和农村。

乐队的第一张唱片的名字是仿照“甲壳虫”的《佩珀军士》的——《Egon Bondy’s Happy Hearts Club Banned》。Band一词被换成了Banned，意指布拉格的很多俱乐部被关闭了。Egon Bondy是“宇宙塑料人”圈子里的诗人朋友，这张专辑的歌词采用了Egon Bondy讽刺辛辣的诗歌。

斗争很快升级了，1974年3月，一千多名歌迷千里迢迢来到“宇宙塑料人”将要演出的小镇。但他们发现警察守侯在那里，他们被当作畜生一样地塞进破烂的开往布拉格的列车。回到布拉格，有6名学生被正式逮捕，十多名学生被驱逐出学校。这起事件被称为“Budovice大屠杀”。作为对这起事件的回应，Ivan Jirous在1974年9月组织了“第一届第二文化的音乐节”，所谓“第二文化”就是欲分隔于极权主义文化。这个音乐节又被称为“汉尼拔的婚礼”。1976年2月，“宇宙塑料人”再次举办了“第二届第二文化的音乐节”，这次取名为“疯子的婚礼”，疯子是Ivan Jirous的绰号。结果是27名音乐家和他们的艺术家朋友被逮捕，100多名学生被审讯。最后在国际舆论的干预下，留下了四个人等待宣判：Ivan Jirous、“宇宙塑料人”的萨克斯手Vratislav Brabenec、摇滚乐队——DG307的成员Pavel Zajicek、歌手Svatopluk Karasek。这四个人中，后来Vratislav Brabenec和Pavel Zajicek被驱逐出境，Pavel Zajicek在纽约成了雕塑家，Svatopluk Karasek在哈维尔内阁里做了议员，而Ivan Jirous和哈维尔坐牢时间差不多长。

这时，哈维尔进入了反抗力量的中心。他和很多捷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聚集在审判Ivan Jirous他们的法庭的走廊里，他们组成了“77宪章”。哈维尔说：“‘宇宙塑料人’有着辩护内在生命的愿望，他们的音乐是非常自由的表达”。结果是，哈维尔和他的“77宪章”战友们也被关进了监狱。

后来的局势演变得令人啼笑皆非，哈维尔的乡村农场提供给“宇宙塑料人”开音乐会。警察砍伐了农场周围的森林，作为报复。黑暗的七十年代很快就要过去，摇滚乐拯救着人们的意识，也迎接着一个松动的八十年代。列侬死后没几天，年轻人在布拉格辟出了一面“列侬和平墙”，他们涂鸦在墙上的口号在白天会被人用涂料刷干净，但晚上又会涂得更多。这里成了半公开的聚会场所，直到80年代末，哈维尔以非暴力的“丝绒革命”取得最终的胜利。

一般来说，“丝绒革命”只持续了6个星期。也有称其为“11月事件”的。在1990年，当选了总统的哈维尔在邀请娄·里德访问捷克时，道出了他的思想来自“丝绒”的灵感。这其实也昭示了那条以“宇宙塑料人”为主线的摇滚音乐史是“丝绒革命”的河床，滔滔革命的江水蜿蜒曲折地流向了布拉格的每一个角落。

哈维尔曾在给胡萨克的公开信中问道：“谁在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而加深我们的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危机，和无休止地损害人类的尊严？”

在长久的无权者的团结中，捷克摇滚乐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