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最简单增高鞋垫:崔永元对话李承鹏

崔永元对话李承鹏

崔永元对话李承鹏
   

    北京磨铁图书的朋友寄来李承鹏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李可乐抗拆记》，同时发来李承鹏与崔永元的对话实录及现场图片。在此贴出与大家分享。
    曾经到过《小崔说事》节目的录制现场，也与崔永元有过交往，知道与他对话肯定很有意思。此次崔李谈话虽然比较长篇，但还是非常值得一读。

主题：大时代里的小对话
时间：2011年1月8日14：00
地点：北京字里行间书店
嘉宾：李承鹏、崔永元、陈岚

    
      陈岚：大家好，所有朋友跟我一样已经期待很久了，在好几天之前听说有这么一场谈话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我也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传媒人，我叫陈岚。听说今天将会有这样一场对话，我期待很久，这场盛世的促成者给我们机会参与这场会话。我准备很多问题，有些是代表观众读者来问，有些是代表我自己来问的。我想知道在现场的是多少是为了李承鹏而来的？有多少是为了崔永元老师来的？之前我听到有人开玩笑说崔老师的粉丝大概60%以上都是李承鹏的粉丝，李承鹏的粉丝80%都是崔老师的粉丝，为什么会有20%的差异？原来20%的人不喜欢看足球，所以他们的粉丝吻合度非常高，因为他们两位都是非常真诚、非常实在的人，可能是这个社会时代当中最缺少的元素。如果现场朋友有想向两位老师提问的举手，我非常愿意把话筒交给你们。
    在我们今天的对话开始之前，首先让我们感谢资深的出版人沈浩波先生，有请沈浩波先生。
    沈浩波：先跟大家简单交待一下《李可乐抗拆记》出版缘起，相信大家对这个话题也有兴趣。我大概在一年多以前，我跟李承鹏在北京有一次见面，知道他想写一个拆迁的题材，当时我听了非常兴奋，因为对于像李承鹏这样一个作家来讲，他对于社会现实，在他的博客文章里有天然的关注，他那种小人物的命运，社会底层命运。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所能读到的中国文学作品里，其实近20年来几乎看不到有真正直接面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你们所知道的所有著名作家、文学家，包括各种奖，鲁迅奖、茅盾奖，基本都看不到反映当下现实直面社会的文学作品，这是从来看不到的。所以当李承鹏跟我说他想写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本长篇小说很有可能填补中国当代文学空白的作品，这是我当时比较兴奋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因为李承鹏的风格在中国小说也是非常稀缺的，我们对他语言的风格也是从他博客文章里，黑色幽默，这样的语言风格如果和当下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以一种黑色幽默的风格来写当下的社会现实，对这两方面都能填补空白，我们对作家这种鲜活版从王朔之后很少能见到。李承鹏愿意写这样一个文学作品的时候让我们非常振奋。这一年李承鹏确实写的非常辛苦，大纲写了7万字，不断的打电话骚扰所有他的朋友给大家讲他构思的故事，他最早写的6万字全部推翻重新写，他真正写起来很快，打了7万字提纲，后来两个半月时间，我作为出版方非常感动，两个多月几乎每天晚上睡三四个小时，用一种非常强悍的爆发力把《李可乐抗拆记》这部作品写出来，我个人评价它是填补中国文学空白的作品，也是让中国当代文学从现在开始有了一种真正的能够关注当下社会现实的力量。
    陈岚：我们都知道出版现实题材的作品，有时候会会风险，你作为出版方为什么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沈浩波：商业是一方面目的，但是对于出版来讲，每个出版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出版人的理想一定是通过作家的价值感来实现的，我们因为有了李承鹏这样的作家，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实现这样的出版理想，所以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愿意做一切的努力。
    陈岚：接下来有请期待已久的崔永元老师和李承鹏老师。承鹏，我想先关心一下，您为什么选择写《李可乐抗拆记》这么一本很扎手的书？
    李承鹏：其实生活永远比小说更精彩，特别是在中国。我不敢说自己是作家，一个作者要用普通的文体来表达描述当下社会，你不能回避当下社会。

   
    崔永元：我们开篇谈拆迁，而且刚才一上来就问他小说扎手不扎手，我觉得一点不扎手，拆迁都不扎手，写个小说怎么会扎手呢？而且现在都没有“拆迁”这个词了，现在都是“强制拆迁”。拆迁有的商量。强拆没的商量。李承鹏写这个题材的小说我认为他肯定是没的写的。
    李承鹏：其实没有拆迁只有强拆，这也过时了，现在叫城乡一体化，我下面要写城乡一体化的小说。
    陈岚：说了这么多强拆，有网友说两位对于网络上进行的舆论的强拆怎么看？
    崔永元：我没有感受到，我对网络接触不多，目前为止就开了一个微博，还是一个手指头发。没人拆过我那个微博，可能我写的太温和吧。
    陈岚：现在微博也好，各大电视评论节目也好，大家都在努力的从各个渠道寻求一个话语的释放，两位怎么看这个潮流，大家都想说话，知识分子想说话，老百姓也想说话。
    李承鹏：在人没有释放之前话语也不好释放。知识分子总是想把简单的事情表达的特别文艺话语权的释放，其实要我来说，文学不是什么话语权的释放，写作也不是话语权的释放，人没有释放的前提下怎么话语权释放？文学就是个屁，放出来真给力。
    陈岚：可是如果房子还要再拆的话，回到这本书当中，李可乐开头的第一句话说“自从得了精神病之后我的精神好多了”。
    崔永元：就是因为看到这里我就不想看了。
    李承鹏：给他寄那本书之前我想用土涂改液把第一句话涂了，但是邮递员跑的太快。
    崔永元：好多朋友给我发短信，说2010年最给力的十句话，第一句就是这句话，我心里特别堵，我不知道这个出处在哪。
    李承鹏：我在2006年房地产专栏中写过“自从得了神经病我的精神好多了”，但是不知道是哪的出处。有一天我写了“马屁精能把受宠若惊变成宠若受惊”。
    崔永元：今天让我来参加这个对话，就是因为我们两人有惊人的相似，我们两人都是得了这种病。
    李承鹏：最近吃几次药？
    崔永元：我是三次和一次，晚上一块吃。
    陈岚：一般人说同类病症的话，我们会喜欢自己同类型的书。
    崔永元：我特别喜欢他是因为我觉得这人是二愣子，比如他做足球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人不错，有点像中央电视台的黄健翔，有激情，有个性，什么都敢说。
    李承鹏：我情商比黄健翔高，智商比他略高。
    崔永元：综合一下两人差不多的。
    李承鹏：情商像水龙头一拧就开，智商像便秘。
  
    陈岚：接下来请崔老师谈谈拆迁。
    崔永元：拆迁当然为了社会进步和繁荣，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国家擅长的是用好的出发点干坏事，在历史上无数次被证明。拆迁目的是什么？为了让我们的房子和城市长的一样，现在我们国家有200多个城市长的一模一样，这事有多恐怖？好象一个女的肚子大了，她要生孩子，传说要生多胞胎，最后生了200多，长的都一样，再天大的喜事也不觉得它是好事了。我们有机会自费去国外旅游，看到很多我们很羡慕的城市，比如东京、纽约这样的城市，经常能看到违章建筑，高大的楼前面有一个很小的小房子，那个就是拆不掉的，因为没有办法拆掉。那时候我们才会觉得城市的美就美在这个地方，刚才我来到这怕堵车，走的是长安街，在长安街就有这么一个地方，有一个小建筑拆不掉，可能有什么背景就是拆不掉。但是因为有了前面的小房子，后面的大楼才显得有特点。如果把小房子拆掉，我会觉得那个大楼特别丑陋。因为它牵扯到权利。这个社会没有任何人被赋予可以干涉别人的权利，我们的每一个权利都是宪法保障的，建议大家待会从书店每人拿一本《宪法》回家。
    李承鹏：宪法是什么法？
    崔永元：宪法就是禁止强烈拆迁的。什么时候我们想法里把这一条写进去，私有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一定要写“神圣不可侵犯”。强拆现在还真没招，因为那房子根本不是你的，你买的是一个居住权不是产权。其实我们买房子应该从天到地都是我们的。
    李承鹏：英国就是这样的，一块地你的领空权有多少。
    陈岚：崔永元看了很多拆迁个案，知道很多抗拆的故事，你觉得承鹏写的那本拆迁的故事和您看到的有差异吗？
    崔永元：大家看上去可能是好玩的小说，我倒觉得从李承鹏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他真的在表现他的无奈。说句心里话，每天我们上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地方强拆，一个人被捻死了，这真是天大的事，而且它会让国家的面子不好看、形象不好看。如果我们生活在朝鲜，朝鲜电视台天天播这种新闻，谁会觉得这个国家很好呢？
    陈岚：但是这样能报出来的事件已经很少数，而且最后基本都消失，你怎么看待这个消失？
    崔永元：我觉得这已经太多了，这种精神状况都无法承受，何况正常人？经常能看到，甚至大家都会觉得有点麻木了，好象三天看不到强拆的新闻都有点想了。
 
    陈岚：刚才承鹏说到公共汽车，他在书里写了公共汽车女司机90后菜刀妹，据说很多男人看了以后把菜刀妹当成自己的心中偶像？
    你为什么写这样一个彪悍人生的人物？
李承鹏：我不是喜欢脂粉气很重的女孩，我喜欢女人欺负男人的感觉，我不
喜欢那种特别画浓妆，天天拿美甲刀美甲的那种，拿美甲刀的不如拿菜刀的。
    陈岚：读者最关心的除了关心自己喜欢作家的作品之外，还关心自己喜欢作家的取向问题、喜好问题。
    李承鹏：这个我证明，我跟永元都没问题。
    崔永元：起码用大问题掩盖了很多小问题。
    陈岚：两位老师都是60后男人。
    李承鹏：我是70前，我从小看着《实话实说》长大的。
    陈岚：难怪上次有记者采访承鹏说你像80后，承鹏有半天时间脸上只剩下微笑。同样作为60后两位男人，到了这个年龄不可避免的成为家庭的、社会的，甚至在公众期待当中成为时代的脊梁，你们觉得责任很重吗？愿意接受这样的责任吗？
    崔永元：我从来不对公众的期望接招，谁让我干什么，我才不干那傻事，我有时间一定要忙活自己的事。像我们这个年龄的男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生长的环境造成的，现在泵说强制拆迁，美国打伊拉克我也不同意的，美国、韩国、日本在海上演习我也持反对态度。我也稍话过去了，虽然作用不太大，而且每年我也会因为这个事去朝鲜，连续两都年去了，希望他们能合作起来，对立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好象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关心世界像关心自己的家人一样，是条件反射。其实我觉得强拆且拆不到我们家，完全没有必要为这个事愤怒，但是每次看到新闻的时候，真的比拆自己家还愤怒，特别愤怒。从古人就开始讲安居乐业，那时候讲茅屋，从古就讲这个道理，一直讲到今天，人们都明白这个道理。而且我们没必要在这个场合去泄私愤。我觉得最恐怖的是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当你手里拥有权利的时候，谁能保证自己不强拆？当你有了这个权利，你负责这件事的时候，你能保证不强拆？可怕就可怕在这。真的有一天把这个权利给我的时候，我会不会强拆也得画个问号。因为对方给你画的是另一幅美妙的图案，是这个城市一年间或者两年间翻天覆地，可能三年就可以超过最发达的国家，可能我们会超过英国的钢铁，我们就会有一个航空母舰的舰队，所有的都跟这些能联系在一起，还有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这些东西都在起作用。包括我们这开一个会、那开一个会，大型的会议，一花几百亿的会，真的那么有价值吗？开完以后我都表示不赞成开这样的会，但是开之前我不敢说，因为你到上海，到北京，会议期间你说一句试试？出租司机都会把你掐死。就是那种从内心渴望自己强大，不择手段的强大，不论方式的强大，这会让很多人有莫名的冲动。
    陈岚：集权一般都会有宏大的主题来煽诱每个个体，每个个体都忘记了每个个体的时候这个主题是正确的。
    李承鹏：这和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性确实有关系。什么叫信仰？信仰不是所有人一定要去干成某件事。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我们一定要干什么事，城市被强拆因为我们地方官、市长、区长、镇长都想把自己建成纽约。刚才小崔问大家有权利的时候谁敢不强拆。我想可以换一种方式，在中国几千年来，我描述当下的时候偶尔也会把历史捋一下，几千年也都是这样的，你不干坏事就长不了权，只有干坏事以后才有权，然后再干更大的坏事。不要轻易对你喜欢的人举手，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关于土地的问题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造物主造了万物，人是其中一物，人是天和地种下的庄稼，我们是碳水化合物，离不开土地。我们用世界上最高的房价租了最贵的房子，我们的租期是像香港特区学的，而且好的不学，总学租期最短、房价最贵的，这个不合理。
    陈岚：这种社会现在的状况是不是跟你们从小到大作为一个60后，从小建筑的社会预期相距很大？
    崔永元：说实在话，应该比我们小时候想象的美好。我们小时候一直是受的教育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考试都考共产主义。我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比如今天到书店，带着书包来，喜欢哪些书就往书包里装，扭头就走不用结帐。共产主义就是各取所需嘛。所以我一直受这个教育长大的。等到我二三十岁的时候忽然醒了，发现没有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有这样的社会，这时候开始重新判断，我们理想中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到这时候开始糊涂了，这时候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生活模式，比如有中国式，有朝鲜式，有美国式，也有老挝式、缅甸式、越南式，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糊涂了。
 
    陈岚：我们大家都是被制造出来，本来要求按一个面孔、一个人生生活的，作为一个读者我特别关注您二位，你们总是在做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说真话。我特别想知道，永元为说真话受到一些处方，为什么还在坚守？
    崔永元：这个不是什么美德，说真话是家教，我们家是军人家庭出身，从小不让说假话。我从小说瞎话就会挨打，我妈打起来没有什么技巧，有多大劲使多大劲，所以打怕了，现在成习惯了，见到什么就说，张口就说，也经常惹祸，也经常说错，我不敢保证说的都是真话，但是我确实是那么想的。
    陈岚：至少不说假话？
    崔永元：也不一定，可能无意识中说了假话，在别人指点和纠正下才说了假话。
    陈岚：承鹏是特别敢说真话的媒体人，后来为什么选择离开这个圈子？
    李承鹏：其实很有意思的，去年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包括一些报道，比如说我如何造谣，说写上一本书为了炒作。我不可能提前一个半月知道南勇被抓进去，我也不是公安部卧底。崔永元刚才说家教的词跟我昨天说的一样的，说真话应该成为一种本能，我们这里是比较大的“精神病院”，你要说假话好象大家觉得能保护自己，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你要天天说真话是最好的保护。我悟出一个道理，你见谁都说真话，只要某一两句话真话别说就行了。说真话成为一种本能。
    陈岚：说真话之外很多媒体人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不说话。但是你们两位仍然在说话。
    崔永元：我觉得不说话和说真话一样值得称赞，那也是非常大的美德，我也很佩服不说话的人，我最恨的是乱说话的人和故意说假话的人。我觉得说真话和沉默同样都是正确的。
    李承鹏：我也同意小崔的说法，恶毒者的嚣张是因为善意者的，但是不能随时说真话，我们也不可能随时说真话，人生要像足球一样，最好的是防守反击，如果天天说真话真的成疯子了，你得大部分时候沉默。
    陈岚：你们在公共事件上的态度总能感觉出来有些话不能说但是也说。
    崔永元：在我们看到没有不能说的，什么都可以说，关键是你选择怎么说。我有一个微博，在公共事件上表态还是挺慎重的，如果看我的微博，我会反映慢半拍。我就是在确定有没有这件事，说李承鹏被打了，我第一时间表示高兴，过两天人家辟谣说没被打。我得先打电话被打了，严重不严重，然后才能表示特别高兴。它是有步骤的。
  
    陈岚：承鹏有没有想过非常好的作品，但是就是没有非常好的平台给你出版、传播给公众,你当时有这个压力吗？
    李承鹏：为什么写拆迁，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就像问小崔为什么拍抗战，有的时候说不清楚。但是一个事情我总是想把它弄的很明白，我上大学四年，工作十一年，我总觉得很多事情到我成年以后都是假的，我一定要把这事弄明白，我花了很多年时间在想，为什么房价这么贵，土地买来才4万块钱一亩，能住100多户人家，怎么那么贵？如果一个作家没有钱，文人没有钱可以成为文奸的，你得需要一个出版集团对你的支撑，写完以后才出一身冷汗，因为一直在审查，生孩子容易，准生证办不来。审到最后，把电子版挂到墙上一句一句看，国家是不能用的，战斗这个词不能用，警察也不能写，也不能说城管这个词。我书中有一个情景，李可乐为什么知道那有拆迁呢？是因为城管大哥。城管大哥说账篷也是违章建筑，因为拿出城市管理条例有顶、有梁。这种情况下不让写城管大哥改成拆迁队。还有一个查身份证。警察后面不能跟逃跑的字眼，只能跟撤退。而且李可乐说“我要活的有尊严”，前面不能加谁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古怪，我就很愤怒，就天天吵，反正我会四川话、北方话，基本都说完了，最后一句话是，老子不出行了吗。后来有人说写的挺好玩，挺精彩的。关键是后面有一个很光明的尾巴，我专门加了书记、正书记那是好的，市长、副市长可能有一些问题。结局是光明的，结局确实没有任何压力。很多记者问我文学可以改变社会吗？我说文学改变不了社会，但是文学可以改变深情，可以用光明的尾巴温暖，让大家觉得活着还挺有意义的。
    陈岚：永元做这么多年的传媒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格式化，前景一定是灿烂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崔永元：我敢肯定说没有。其实两件事，一是相关部门不断打招呼在收拾你，在整理你，把你整理明白。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件事在这个行当中占多大位置。我觉得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更大的情况在于从业者本身，是他们自己收拾自己，不是婆婆的问题，是媳妇的问题。在96年我们开始做实话实说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大概做了两年“郑永书”，他说节目组左顾右盼，经常婆婆没枪毙，媳妇就把自己枪毙了。当时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还很诧异，我们觉得一直在坚持。但是这些年我终于把这个道理悟出来，我们不说上面有多大的威风，大多数问题是下面没积累，像我们做媒体的，做主持人的，做首席记者的，我们这些人没脊梁，我们自己把自己吓住了，我们自己想象领导会怎么审查、口径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主动的去规范自己按照那个口径去做，观众和读者不满意，我们再往上面推，这是两重不负责任。我不是说上面有多宽松，但是中间的问题最大。像做我们这个行当，做主持人，做记者，包括做编辑，有脊梁骨的不多。
    陈岚：大家多少都想长点脊梁骨，但是亲眼看到有脊梁骨被打断之后。
    李承鹏：我觉得是自己吓自己，有时候没有那么严重，自己先把自己脊梁骨抽了，成了软体动物没有办法。
    崔永元：我现在发微博没有人管，开一遍觉得有点可笑就发出去了，只要跟实事有点关系的，我自己要审查好几遍，我自己要用中心主任的眼光审查一遍，还要用台长的眼光审查一遍，还要用纪检委、中宣部的眼光审查一遍，最后再用张朝阳无力的眼光审查一遍，然后才点击。
    陈岚：承鹏也说到自己写完《李可乐抗拆记》之后，我都很严格的自宫一次。
    崔永元：他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李承鹏：我在体制内的媒体里面，我受有关部门教育这么多年，已经成为一种生理现象，不通过大脑，直接就会自我审查。我觉得很安全，不会出问题。我们不是那么爱国，我们也不至于叛国，我们有些愤怒，但是我们也不是愤青。有时候我们比来审查的人更有水准，从检查、审查的技术方面更有水准，怎么表达更适合我们。
    崔永元：自我审查是最可怕的，因为是你写的，你知道你的字里行间藏着什么，所以自己审查自己真能把自己吓死。
    李承鹏：基本写完书以后就等于练完一遍葵花宝典。
    陈岚：我知道永元《实话实说》真话的技巧怎么练出来的，既要说真话，还要想想这个表达方式。
    崔永元：这个是条件反射。我们在节目中都是即兴反映，一秒钟就会想出来，部主任、中心主任、台领导。
    李承鹏：那时候是政工体系的组织路线图。
    陈岚：就算你们两个这么专业的过滤自己，听说还是惹了不少麻烦。
    崔永元：我还好吧，没惹什么事。说真话惹事是很正常的，但是你说了真话，惹了大事也不要怕，男人就得硬。要是说了假话，或者失了分寸的话惹祸，那第一时间道歉。所以我们有这个原则在手里就不太顾及，经常是今天承认错误，明天又犯错误。
  
    陈岚：永元一直做公益，我知道有崔永元公益基金，是关于我们国家非物质遗产贸易保护的。李大眼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知道你们都不是富人，但是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崔永元：这个也是家教，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大概到高中的时候还见不到我父亲，我父亲每年就能见一两个月，他长期在国外，在国内的时候也是一两个月才能见一次。我印象中没有我父亲抱着我、拉着我，他是政委，他一回来就给我们开会，一回家给我们哥几个开会，每个人汇报自己最近的思想情况、情绪波动，要学习成绩单，惹了什么祸。当时没有人管我，就是叔叔、阿姨，到处吃。我跟赵本山演小品叫大叔、大妈，有很多网友说这两个人都不是一家子。我真不知道，因为在部队大院就叫叔叔、阿姨，没有第三个称呼，我是发自内心叫的大叔、大妈。现在帮助别人就是小时候训练出来的，有时候抗不住，看到一个悲惨的事抗不住，就想帮人家。
    陈岚：上次承鹏看到一个女孩，脑瘫，没人要。
    李承鹏：平时我捐钱都是不让你们看到的。因为我小时候非常穷，连学费都交不起，小崔还有百家饭可吃，我生在新疆，新疆地广人稀，我要吃百家饭的话能把自己走死。我生在新疆，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孩子，小时候被人欺负看不起，后来到了成都，别人说我是西北幔子也欺负我，我是到了40岁忽然智力得到一些提高的。刚才有记者问你是不是开宝马，给我吓一跳，因为我觉得开宝马的不一定是好人，但是也不一定是坏人。有一次做保健的人启发我，我说写专栏、做节目挣了点钱，后来填了几万块钱买了一手的宝马。我上岸了，我觉得上岸的人对水里的人是一种缅怀，我们不敢说高尚，有时候还是一种本能，和说真话一样。我小时候有一次重感冒，发烧，说胡话，我妈真是没钱，把自己的棉袄拿去卖了，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身体在发育，有面包厂，一毛钱奶油面包，同学都去买，但是我没有钱。但是又特别好面子，上午人家吃奶油面包的，我说吃不惯奶油面包，我到隔壁下馆子去，其实是去那里溜达一圈再出来。当我情况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是对过去的缅怀，因为我是坏孩子，干点好事相当于赎罪。我一直到现在做什么事都有作贼心虚的状态。
    陈岚：两位60后的人，虽然出身和经历不同，但是在自己40岁的时候都成为真男人的个性，特别想听你们当面说一下，永元怎么评价承鹏。
    崔永元：我觉得40岁才得到真男人的称呼真的没什么用了。因为真男人这个称呼最需要18-29岁，那个时候他可以赢得美满的家庭，赢得一份心理最钟情的青睐。40岁就是一个标语了，“真男人”贴在家里。
    李承鹏：我是说我40岁以后智力才得到极大的提高，不是说身体，你可以侮辱我的智力，一定不要侮辱我的身体。
    陈岚：崔老师的粉丝都非常期待这次的对话，但是在这次对外之外我们非常希望看到两位大侠其他的经典合作，比如崔老师会不会有一天拍一部《我的抗拆》？
    崔永元：我自己心理想过，没跟承鹏商量过，我现在挺看中网络视频，就像我小时候饿的不行，父母不在家，有人给我一块饼和一块咸菜，我直到今天都没有忘记。在《我的抗战》八年，最难的时候网络视频支持了我们，我特别想跟承鹏合作一个网络视频的东西，最好每周或者每天都出来，我想做成那种。
    李承鹏：我非常高兴的接受崔永元的邀请，我认为这是我40岁以后又一次智力上的极大提高。自然跟他合作生意上又是一次下降。
    陈岚：接下来时间把话语权交给观众。
   
    提问：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前，沈浩波说您在写这部小说之前写了7万字的提纲，您是写每部小说之前都要打提纲吗？
    李承鹏：对。这本写了86000字的提纲，这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有时候提纲做的细，它和写剧本一样，比如李可乐标准题材是什么，希望每个人不同的语言，在一个世界里面每个人说话方式是不一样的，有崔永元这种方式的，有李承鹏这种方式的，人说的话不一样是可以刻画出一个人的，这是纯技术上的问题。另外写小说，很多老派的作家，作协的同志们，他们写着写着容易写变味、写跑了，虽然我也马上要步入老人的行列，但是我尽量让自己更规范一些，做的越细想的越深。因为我一直觉得作家就像服务员一样，写小说和做包子没有什么区别，你把褶子弄的好看一些，馅大一些，皮薄一些。我写的时候会很快，真正到写就两个月，大纲时间长。文学可以允许有多种多样的形态，但是玩哪一种，一定要那一种玩像了、玩好看了。
    提问：崔老师您的“病情”等于是一个大家关心的新闻，您现在能睡着觉了吗？
    崔永元：我干吗非要睡觉，我睁着眼睛不是挺好吗，可以参加任何事。我12点可以看书，我不知道你12点在干什么。我2点钟可以发微博，3点钟可以打游戏，5点多钟是你们最沮丧的时候，因为你们要起床上班，但是我高高兴兴吹着口哨睡觉了。我微博基本都是后半夜写的。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我选择的就是不睡觉。
   
    提问：李承鹏您好，我是先看了博客之后才看到这本书，我看到您关注很多乐清的事情，谢谢您说了真话。您在说真话的时候，我在您身上看到社会公益感，我学习到这些也看到这些。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句话“我今天在说昨天的时候，我的明天已经被抓起来了”，想问问老师怎么看昨天、今天和明天。我上学的时候认为昨天花10块钱买一袋苹果，今天花10块钱买两个苹果，明天是不是就只买半个苹果，干吗非得吃苹果呢？
    崔永元：我觉得你看他说话的状态，他就是在说真话。有时候看人的表情可以看出来，越说真话的人越不自然，越说假话的人越沉着。肯定是越来越好，因为随着长大，你会发现苹果对我们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可能到时候会担心的不是有没有苹果，而是担心在地球上这个苹果会不会消失，到那个时候就能找到幸福感。你现在刚毕业可能就想着怎么用便宜的钱买更多的苹果。
   
    提问：李承鹏你好，你在唐福珍事件的时候，您更新了一篇博客，讲了关于怎么对抗拆迁的办法，这是本书中提到的抗拆秘籍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个抗拆秘籍是什么？
    李承鹏：帮助这条街的人民战胜开发商的不是毛选，我一直在纠结在这种会上能不能说。有一个记者问我，你知道这个点子为什么不早在博客里写出来，非要写在小说里。我说那个点子是从某个著名城市一条街读到的，但是有一个漏洞，在收工的时候才把那个漏洞补上，而且你要提前把这个点子说出来以后，这本书可能也出不来。这点子很好，我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但我们没有身份，我们都是有房产证的人但是我们没有房产。我们都有青春期但是我们没有青春。苹果的问题我想回答一下，如果说昨天、今天和明天，这是一个时空的距离感，我有一个好朋友侯亮很年轻，22岁，他是大学生，他我昨天刚学抽烟，他经常发一些好玩的段子。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出门买四袋苹果，你去买苹果四袋。我相信个人奋斗，我不相信社会能把我拯救。凡事告诉你用《论语》在教你，等于把你送上的不是论语而是轮椅，一定要个人奋斗。
   
    提问：崔老师你好，我刚看了一个新闻，说您和冯小刚导演握手言和，当初您因为什么电影跟冯小刚有一些矛盾，在握手言和之后，您是否认为当初对《手机》这部电影的评价还是当初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崔永元：肯定不会改变，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把这件事描述的非常清楚。当我们40多岁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有很多问题可以用其他方式解决，比如当我们有一件事情说不清楚，当我们观点达不成一致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挂在墙上，哪天想明白再重新去探讨、重新去接受，不要因为有一个灯或者有一幅画就把你的视线遮挡不能再往前行。我觉得我和冯导可能采取的都是这种方式，现在我们除了这件事，其他的事都谈，只有这件事不谈，我想放一放，等两人都想明白了再谈。
    李承鹏：我年轻时候特别楞，我和一个人有一个梁子没解开，我随时都不会解开，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这样会让我活的寸步难行。我们俩之间可能确实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两个很难受的事，但不是绕不开的事，这样会让自己的路特别宽，你看美帝国主义多么坏，但是我还是要跟它做生意，日本人欺负过咱们，但是咱们用的日本家用电器不少，生活中也是这样的，你不要因为不喜欢这个人就不跟他打交道，很多事情现在说不清楚，未来换其他方式能说清楚的。
    提问：李承鹏老师，这部书的介绍您之前写过的书，有一个《寻人启事》和《李可乐寻人记》，好象没有《李可乐寻人记》这本书？
    李承鹏：《寻人启事》就是《李可乐寻人记》，以前《寻人启事》是我前任老板出的，后来我们觉得李可乐这个形象不仅是搞笑的人物，也有当下很多年轻人的代表性，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系列的，所以把《寻人启事》作为开篇第一部叫《李可乐寻人记》，第二部是《李可乐抗拆记》。
    提问：您原来写过很多中国足协的负面新闻，后来被风沙过，但是有一次被封杀的时候还请足协领导吃饭？
    李承鹏：因为要认错和检讨，认错检讨一个必须的内容是请吃饭。你认错不是在会议室认错，而是在饭场里认错。
    提问：这个可以理解，其实心里很不乐意，但是心理必须去，不知道你面对这个时候心理是不是很纠结，包括怎么应付？
    李承鹏：第一要保证绝不自己买单，第二少说话，因为有领导跟着。第三，如果有一天敲门说你是李承鹏吗？我说我是啊。跟我走一趟。我进去以后一定态度特别好，虚心认错，坚决不改。
    提问：我知道你这本书题材非常敏感，我估计审查的时候会有删节，删节之后能剩多少，如果是原稿的话能否在博客里推出？
    李承鹏：字数倒不是很多，几千字。我们社会在进步，一百年前我们还有皇帝，八十年前还有张麻子，五十年我们还不能拥有自己的房子，三十年前做生意投机倒把要被抓起来，很多进步。中国的宪政是一边在进步一边在犯错，我们不能成为拆迁队先把这个国家给拆了，我们是想让国家更好更稳定是我们写作和说话的目的，让大家更幸福。只不过现在幸福的分配有点不太平均，不能天天我开宝马你开宝莱，我用苹果四袋你用四袋苹果砸我。
   
    提问：请问你们认为对方是自己什么样的？
    崔永元：酒肉朋友。
    李承鹏：现在不能当酒肉朋友了，因为肉涨价了，只能当普通朋友了。我们面对面就见过两次，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中国电视台只能选一个真正的主持人的话就是崔永元，其他可以说是新闻记者。我个人觉得他不应该把自己当成电视人，当一个拍抗战纪录片的人调查那么多80多岁的老人，他已经不再仅仅是电视人。我们俩有很多不同，比如他比我长的高，嘴更歪一些，我眼睛比他大，他小时候成绩特别好，我小时候特别调皮，但是我们刚刚才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点，想明白，一件事总想搞的特别明白。
    崔永元：我前两天与作家萨苏在一起吃饭，他在日本时间长，他说了一句话，现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在日本全都发生过，你随便告诉我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它发生在日本的哪一年、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新鲜事，我同意李承鹏的说法，真的是社会在进步，但是这些问题真的在出现。我们跟萨苏探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比日本幸运，所有的灾难和不好的事情都是他们先发生我们后发生，为什么我们不能绕开？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它裂度降低，为什么不能让它不出现这样的事？所有发达国家都走过这条路，都是先拆后盖，先污染后治理，先上GDP后和谐发展，所有人都用这个做借口干那些不该干的事，如果我们真的要理智起来的话，我想应该像萨苏这样想问题，我们多用自己的脑子独立思考，多看看书，看看人家当时遇到困难怎么解决的，是因为什么遇到的困难，我们能躲开才能把路走的更好一点。我希望这本书可以热卖，我希望在每一个强拆的房子里都堆着一堆这样的书。
    李承鹏：我觉得小崔才是作家，我不是。现在我们看电影，包括一些导演我们也比较熟悉，他们在讨论站着挣钱还是坐着挣钱还是躺着挣钱，有时候我们应该趴着挣钱，实在一些。崔永元先生《小崔说事》新版了，领导总让他站起来又蹦又跳，大喊大叫，其实我是反对的，有时候我特别希望做一些语速稍慢一点的好好说话，说人话、说正常话，我很希望能看到崔永元按自己的方法做自己的节目，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崔永元实话实说，希望是坐着说。
   
 
   
    提问：我也经常上网，我觉得有三种态度，一种是李敖那种，社会在进步，政府太庞大，你们也不要做什么事。还有一种是自我审查，自我阉割。还有一种是那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在里面出不来。这三种态度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崔永元：我只说我们的态度，我们不管别人的态度。你不要理解成我们怕惹事。其实中国人差就差在老在乎别人的态度，我们以为一片叫好叫随波逐流，一起怒骂也叫随波逐流，别人干什么我干什么这就是随波逐流，凡事要经过自己脑子过一过、想一想，你自己先觉得对不对。就像我们平时做电视节目，我们评价节目第一要素是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都觉得这个节目不行，观众再喜欢、领导再喜欢没意义，因为我们觉得对不起职业良心，对不起职业操守，对不起职业工资，我们一直这样想的。所以当我面对世界上诸多问题的时候，面对我每天生活工作中各种难题的时候，我更在意的是我自己的态度。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态度，他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你自己都不是独立的人，你还关心别人的独立那非常可笑。
    李承鹏：我知道你想得到什么答案，前几天有一个论坛里面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政治倾向的人，以后也不是，但是我有生活主张，我只关心我父母的身体，我尽量关心别人父母的身体，健康的心情。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可以让很多人得到公平，我改变不了社会，但是我会改变他的心情。有时候我们都容易犯一种自大狂，认为自己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其实不会的。世界上对我重要的分别是家庭、父母、孩子、女人，第二是我自己，然后才是社会。你们以为我会跑透露撒热血，你们相信的话就是我演的太好了。我必须说真话，如果说杀我还是杀你，我肯定不会说杀我，我可能说不出口杀你，但是我肯定不会杀我。对我来讲生活比任何的敏感词都重要，我会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说两句。昨天有记者说我是铁肩担道义，大家别把我当大侠，那是给我挖一坑，我们不是霍元甲，我们是路人甲。
    崔永元：你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小时候受教育有很多误区，比如有一个词叫“自私”，这是不好的词，我上礼拜才弄明白这是特别好的词，我们想想，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能公平的做到每个人都很自私，这个社会一定是特别和谐的。比如我看美国的社区，他们连铁栅栏都没有，为什么？他就是自私，他非常自私，自私到什么程度？你都不可以进入他的草坪，你进入以后他会喝令你停止，你再不停止他就开枪，这是法律给他的权利。当每个人都自私的时候，我们换个角度看就是每个人都在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那么就没有人能随便侵犯你的权利，这个社会就是这么正常运转起来的。再比如小时候我会背《毛主席语录》，我觉得每句话都说的那么好，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后来终于读着读着发现问题，我记得说过那么一段话，它说“阶级社会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应该是一些阶级胜利，一些阶级失败了，它是胜利和失败对着的，但是毛泽东是胜利和消灭对着的，你败了你就没了，要是那样的话，比如像世界杯，只有冠军一只队可以凯旋，剩下都就地活埋，就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我们终于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脑子想，这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珍惜这个事。
    李承鹏：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从前天谈到昨天、明天，还有土地、房子、强拆、写作、抗战，我们自从得了“精神病”以后精神好多了。我小时候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非常反动的，后来我发现人不为己真的天会灭你。如果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很自私，为什么瑞士、德国，包括北欧高福利国家很太平、很和平，那些北欧海盗，他们都是狮子。比如我和崔永元，我们两个特别尊重对方。如果换一个狮子和一群绵羊在一起，狮子一定要吃你。社会要太平、要和谐就要让大家知道强者，强者知道会干什么，会立下游戏规则，这就是所谓的民主或者法制这样一个社会规则。有句话我特别想说，不要把所有过错归罪于现在的政府，其实我们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我们总说文化传承、中国人的人性是血液里传来的，我们把我们都变成绵羊，好方便狮子来吃我们。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动物实验，有群羊碰到两只狼，一是让两只狼随便吃，二是轮番着吃，都是动物弱肉强食，都是民主和法制社会怎么诞生的，这样就会有公平的规则。我很愿意从教育的角度来谈问题，人要自私，要强大，要个人奋斗，让别人知道你不好对付。每个人都不好对付怎么办？我不能拆你的房子，因为你可能要杀我，每个人都是强者就成了规则，圆桌会议，那就好了，这就是太平社会。我真的不愿意相信教育谁厚道。自私、强大，小河满了他河才能满，有了小家才有大家，每个人把自己家庭照顾好，这个国家无比强大。为什么美国大兵那么勇敢？他说你要欺负我就直接欺负到我家里。因此为什么保护我们的房子和土地，每个人都有时候自己的房子和土地所有权，我们还怕小日本吗？因为我们保护国家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家。要自私，这是一种美德。
   
    陈岚：非常感谢崔永元和李承鹏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