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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键问题是对人的教化
【原文】或曰：管仲所以见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竖刁、易牙者，以不爱其身，适君之欲也。曰：“不爱其身，安能爱君？”然则臣有尽死力以为其主者，管仲将弗用也。曰“不爱其死力，安能爱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爱其身度其不爱其君，是将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纠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设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庆赏信而刑罚必，故君举功于臣而奸不用于上，虽有竖刁，其奈君何？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君有道，则臣尽力而奸不生；无道，则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数于桓公也，使去竖刁，一竖刁又至，非绝奸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虫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实，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则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
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间，使善败不闻，祸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贱不待尊贵而进，大臣不因左右而见；百官修通，群臣辐凑；有赏者君见其功，有罚者君知其罪。见知不悖于前，赏罚不弊于后，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于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无度矣。
【译文】有人说：管仲用来告诉齐桓公的，并不是懂法度的人所说的话。之所以要去除竖刁、易牙，是因为他们不爱自身，而去迎合君主的欲望。管仲说：“不爱自身，怎么会爱君主呢？”然而有臣下为君主拼死卖力的人，管仲也就不会任用了。管仲说：“不爱自己的生命和力气，又怎么会爱君主呢？”这是要君主去除忠臣啊。况且用不爱自身来推断其不爱君主，这就是用管仲不能为公子纠死来推断他不能为齐桓公而死，那么管仲也是在被除掉的范围里了。明白的君主的道路不是这样，是设置臣民的欲望的满足来争取他们为自己立功，所以有爵位俸禄来勉励；是设置臣民所厌恶的来禁止他们为非作歹，所以建立了刑罚来威慑人民。奖赏遵守信用而刑罚一定执行，所以君主能在臣子中选举有功劳的人而奸邪的人不会占据高位，虽然有竖刁这样的人，又能把君主怎么样呢？况且臣子拼死出力来与君主换取爵位俸禄，君主陈列爵位俸禄与臣下换取智慧和力气。君臣之间，不是父子那样的骨肉亲情，而是互相计算利益为出发点的。君主如果掌握正确的道路，那么臣下就会尽力而奸邪不会产生；君主如果没有掌握正确的道路，那么臣下就会对上堵塞君主的明察而在下面成就自己的私有。管仲并不是向齐桓公讲明这种统治方法，而是让齐桓公去掉竖刁，去除一个竖刁另一个竖刁又会出现，这不是消灭奸邪的道路。况且齐桓公之所以死后尸体上的蛆虫爬出门来而得不到埋葬，是因为臣子权势太重。臣下权势太重的结果，就会控制君主。有了控制君主的臣子，那么君主的命令就不能向下贯彻到底，群臣的情况也不会通报到君主。
一个人的力量能够隔开君臣上下之间的联系，使君主听不到好坏，不知道祸福，所以君主才会有死了得不到安葬的祸患。明白的君主的道路是：一个人不兼任其它官职，一个官员不兼任其它事务；地位低下的人不必等待地位高贵的人来推荐，大臣不必依靠君主身边左右亲信来引见；百官整饬而互通，群臣就像车轮上的辐条聚集在车毂上那样归附君主；受到奖赏的人君主见得到他的功劳，受到惩罚的人君主知道他的罪过。见到知道不会违背于前者，奖赏惩罚不会蒙蔽于后者，怎么会有不被安葬的后患呢？管仲不是向齐桓公讲明这些道理，而是叫他去除这三人，所以说：管仲不懂得法度。
【说明】按韩非的意见，是管仲不懂得法度，如果依法办事，那么竖刁等人也就不会靠近齐桓公了；奸邪的人不能靠近君主，那么君主就不会受影响，从而就能治理国家了。事情真的会这样吗？显然不会！因为再怎么依法办事，还得有执法的人，再怎么选拔官员，也没有办法用法度来衡量人的素质高低、智愚善恶贤能与不肖。所以，依法，以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关键问题是对人的教化，提高人的素质，使人们都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都懂得“仁义礼智信”的道理，才能使人们减少奸邪而正直公正地做人。如果人们的文化素质低，都不懂得遵守社会行为规范、都不懂得选择最佳行为方式，那么奸邪的行为必然很多，社会也就永远得不到安宁。所以孔子认为人们富裕以后的首要之事就是“教之”(《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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