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膝关节软骨磨损的症状:中国在梁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0:59:42
建昆婶：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1）
中国在梁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调查 中国农民生存状况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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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23日，县公安局到镇上高中把正在上课的王家少年带走了。就是他，杀害并强奸了村里八十二岁的刘老太。此时，距刘老太被害已经将近两年，距公安局驻村调查案件也已经有九个月。那九个月，村里的气氛紧张、恐怖，其中几个重点排查对象，包括村里的老单身汉钱家豁子、梁家光义因反复被查问而吓得神经错乱，疯掉了。王家少年，依然每天早晨从家里去上学，晚上回来睡觉，没有任何异常举动。据当时上课的老师讲，被抓的时候，王家少年非常平静，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还把桌子上的文具、书收拾整齐，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天似的。
得知这个消息后，梁庄的人们都震惊了，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咋可能是这个小鳖娃儿①？！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不多说话，看着挺面善的，也不像村庄其他孩子一样逃学、上网、打游戏。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大家都还想着，王家终于要出个大学生了。
王家，在梁庄第一次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而这一案件的曲折判案过程和之后被卷入的其他人更是在梁庄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2004年4月2日，梁家建昆婶像往常一样，早晨六点多起来做饭，和两个孙子吃完后，把剩下的饭焐在炉子上，骑三轮车送孙子到镇上小学上学，然后到镇上的女儿家站一会儿。回到村里，去叫老母亲吃饭。建昆婶是从另一个县嫁过来的，她的母亲刘老太就她一个女儿，老了，成了五保户，女儿就把母亲接过来，住在梁庄。老太太极其要强，不愿意住在女儿家里面，说是怕外孙媳妇嫌弃，怕闺女夹在中间难受，就一个人住在路边一个小屋里，那是建昆婶看菜园时建的一个小屋。
建昆婶急匆匆地骑着三轮车，想着饭还在锅上热着，怕糊了，到路口就喊着：“妈，妈，吃饭了。”没人应，她想着是不是老太太一个人先回去了，就回到家里，家里门也锁着。建昆婶又回到小屋，门锁着，但感觉有些不对头，鸡还在屋里叫，人要是出去了，鸡肯定会放出来的。建昆婶赶紧找人撞门。门一打开，人们被屋里的景象吓呆了：老太太身子朝着门的方向斜躺在床上，脚耷拉在地上，下身赤裸着，地上、床上、身上，到处都是血，头旁边有个砖头，再一看，头上被砸了一个大窟窿，鸡还在旁边啄来啄去地觅食。
公安局来调查之后，确定为强奸案件，在老太太身上提取了精液，在房间里还发现了带血的锄头、碎了的骨头渣子等等。梁庄村像炸开了锅，人人都义愤填膺，人人都想抓住那个伤天害理的强奸犯。
不久，公安局宣布这是一起偶发性案件，应该是过路人所为。但是，乡村临着公路，又是夜晚作案，怎么能查出是谁路过村庄？最后，案件成了无头案，不了了之。建昆婶到镇上派出所告状，到县公安局告状，公安局也不说不管，只是证据不足，难以破案。2005年，省公安厅要求“命案必破”，建昆婶又一次去告状，很快，县公安局派驻了几个人过来，住在村长家里，并把调查重点集中到村里。
梁庄村的男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起初，重点排查对象是村里的几个老单身汉，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常有不轨行为，站在公路边向过往的女子调笑、骚扰、裸露生殖器等等。他们一遍遍被传唤，不久，钱家豁子、梁家光义就神经了，一个光着屁股在村里、镇上到处跑，一个把自己关在家里，看见人就吓得浑身发抖。
后来，警方把调查范围扩大，开始排查所有十六岁以上的男子，每个人都抽血、做DNA检验，看与从刘老太身上提取出来的精液是否相配。直到王家一个老人的DNA验出来，公安局才把目光集中到了王家人身上。在调查村庄里的人时，刚开始几乎没有人把王家人列入嫌疑对象，他们在村庄里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王家少年被抓了，他的供词也很快传到了村庄里。那天晚上，从学校上完夜自习回来，王家少年打开电视机和DVD机，从哥哥的抽屉里翻出了一个黄碟看。哥哥在家买了许多影碟，他知道其中有一些是黄色的影碟，看完之后他就睡觉了。半夜一点钟起床小便后，他到刘老太所住的小屋，先用砖头、锄头将其杀害，然后，实施强奸。
我回到村庄的时候，案件已经进行了几个来回，王家少年还被关押在看守所。法院一审已经判王家少年为死刑，王家哥哥和父母回来上诉，认为王家少年在实施犯罪行为时还未满十八岁，不应当被判为死刑。他们找了钱家人、周家人和张家接生婆作证。于是，案件重审，又在村庄调查取证，遂判王家少年为死缓。建昆婶认为王家哥哥是在花钱疏通关系，而那些证人做的都是伪证，于是，重又上诉。
而王家少年本人，却似乎被人们遗忘了。王家少年在我心中成了一个很大的谜。我很好奇，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少年去做如此残忍的事情？如此安静，如此淡然，难道真的是本性如此？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去王家，找了王家少年的一个本家婶婶了解情况。王家和梁家就隔着一条公路，每次下地干活我们都会经过王家，然而，我们对王家却非常陌生，即使小时候玩耍，也很少跟他们的小孩在一起玩。我不知道小孩是如何有这种区分的，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接受与认同。
王家婶一听我是来问王家少年的事，非常警惕，显然，王家婶不愿意讲这件事情。我们坐下来拉家常，问王家人的生活状况，原先曾经二十几户的王家人，经过二十几年的变迁，现在只剩下十来户，搬走的搬走，绝户的绝户。王家少年的事一出，王家稍微大一点的男丁就都出门打工了，哪怕出去搬砖块，他们也不愿意待在村里，怕被人看不起。
下一建昆婶：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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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了好长时间，王家婶才开口，要说这娃，很早就有毛病，从不说话，就是一个闷葫芦。从童年时代起，王家少年几乎就是一个人生活。1993年，王家少年还只是四五岁的时候，父母到新疆种地，兄弟俩跟着奶奶生活。1995年，奶奶去世了，他们又被托付到了婶婶家。哥哥初中辍学后一直在外面跑，据说加入了黑社会，中间几次回村都是因为逃避抓捕。后来，在外地做网吧生意，生意还不错。
王家少年性格内向，从不和同龄人玩。学习倒是一直不错，考上了吴镇第一中学。上了初中后，王家少年就一个人生活，在学校食堂吃饭，晚上回来住哥哥家。2000年哥哥回村结婚，自己盖了新房，还有全套家具家电。他被抓时，已经上高三了，是学校培养的尖子生。安静，沉稳，从来没有惹是生非的倾向。
从王家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莫名的心痛，从王家婶的言谈中，从和王家少年高中老师的交谈中，看不出王家少年有任何犯罪的兆头。相反，这是一个略微内向、温文有礼、有上进心的孩子。说实在的，起初听到这一事件时，我本能地对王家孩子有一种同情的心态，那么年轻，正值青春，这样的事情又是在怎样压抑和冲动的情况下所做的呀。但又的确是他，以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一位古稀老人。我在村庄里转悠，那一座座崭新的房子、巨大的废墟、肮脏的坑塘，还有水里的鸭子、飘浮的垃圾，组合成了一幅怪异的景象，让人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找到建昆婶时，天已经微暗了。她正朝小学方向去，一看见我们，就踅回来，让我们到她家里坐，说：“我正说过完年就上北京找你去，我要到北京告状，我不信我告不赢。”
建昆婶，皮肤微黑，生有三男一女，我小时候就对她有莫名的亲切感。她每次看到我，都会充满情感地瞅着我，感叹，要是她那个闺女活着，就像我这么大了。她年轻时候，和我母亲极好，我母亲生我之后一个月，她也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在五岁的时候那孩子拉肚子死掉了。
建昆婶现在住在大儿子万中家里，带俩孙子上学，万中一家在深圳打工。万中家的新房就盖在打麦场上，非常气派，一个严严实实的大铁门，两层高的楼房。然而进到屋里却是另一番光景：墙壁刷的石灰大块地脱落，就像一个个大疮疤。屋里空荡荡的，一个长椅，上面放着几个破布套，一个落地扇，落满灰尘，好像从来都没有用过。左边里屋是一张大床，放着几床被子，这是建昆婶平时睡觉的地方。右边是一个楼梯，通向二楼。坐在屋里，有一种莫名的凄凉。建昆婶倒上茶，又拿出几个已经发皱的小橘子，热切地叫我们吃。然后，她坐下来，给我们讲她的事儿。
这个事没有了结，我死都不瞑目。我给那个检察长说，你要是胡判，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我都六十五岁了，我还往哪儿活，我也活够了。我死在这儿，你这检察院也不会安生。
你知道你大外婆死得多惨，谁见谁都哭，骂是谁恁狠心。这个案子拖了一年多，一直查不出来。后来，还是查那个啥DNA才查出来。
街上来人给我说，是王家娃。当时，我听了心一凉，恁小个娃儿，平时也不说话，咋会去害贱人。你说，他是不是害贱人？多毒，多狠哪。梁庄村那几个月都不安生，村里人都吓得颠三倒四，这小鳖娃儿像没事人一样，每天还去上学。
刚开始他妈在村里找许多假证，找当年的接生婆，又找自家门上人，合伙证明说小鳖娃儿当时不满十八岁。还找到周家国胜，让他做假证。开完庭出来，我把国胜挤在墙角，我骂他：“周国胜，你鳖娃儿背良心，你孙儿儿媳妇都叫车撞死了，你还背良心，你不得好死。你们得人家啥东西了，去做这背良心的假证。”后来听说王家娃他妈送了他们两条烟、一条裤子。
后来在街上碰到国胜老婆，我拦住她，又骂她，你们要做假证，你们开车出门车翻，娃儿叫车撞死。我连说带骂，说她一个多小时。村里人都背地里骂他们。都说前几年孙儿儿媳妇叫车撞死是活该。人心不正，就是这结果。
我和王双天老婆又吵一架，他们也做假证。按他们王家排行，算一下就知道小鳖娃儿杀我妈那天已经满十八岁。我说，你们闺女在北京无缘无故死了，连尸体都找不着，你还在做假证，你是王家人，你不知道小鳖娃儿排行老几，多大岁数。你们瞪两眼说瞎话，会遭雷劈。
2007年11月27日已经宣判了，12月还不让拿判决书。我去了地区检察院，我打电话给那个检察长，他不接，我打手机，也不接，我在检察院门口一直等到十一点多，他才接电话，进去，他有点生气的样子，把判决书盖个章，然后我又按手印。我不识字，我让他帮我念念。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个法官以私人身份给我打电话，说：“你看，这是个小鳖娃儿，我妈信佛，我受她影响，得饶人处且饶人，你非要让他死，多可惜。”我说：“你心真软，你可不能坐这个位子，他年轻该活，我妈八十岁了就该死？”
我知道，这些人，都是收王家钱了。出事之前王家大娃儿在外地开网吧，赚大钱了。王家大娃儿在家也是光偷人家，那年判十个月，一出来就出去打工了。在外地，也是在派出所几出几进。一家根都不正。
法院开庭五次，王家娃儿见我就下跪，想让我同情他。我看都不看他。
我就不信没处说理。邪不压正，要是判不下来，我就在法院跳楼叫他们看。
说到要跳楼，建昆婶非常冷静，一直颤抖的声音也坚定起来。她又进屋拿来判决书让我看。我翻了翻，看到里面有王家少年的一段供词：
今年春上的一天晚上，我在学校上罢晚自习回家睡觉，睡前看了黄色录像。不知道睡到啥时间，我起来跑到刘老婆儿睡的那个屋里，从东边把门弄开进到屋里，摸到一把锄头，听到老婆儿的呼吸声，我就用锄头砸了好几下，怕老婆儿不死，就跑到外边鸡笼边拿一块石头，进屋照老婆儿头那个位置砸有四五下，然后把老婆儿穿的衣服全都脱掉，用手把老婆儿的脖子掐掐，我把裤子脱到腿窝处，爬到老婆儿身上，把我的生殖器插到老婆儿阴道里弄有一两分钟，射精了。把门安上时，我摸到门后挂的锁，又把门锁上。
如此冰冷，又如此残忍。我不知道这是法院的转述，还是王家少年本人的陈述，但这冰冷的描述恰恰把一些情感因素剥离开来，譬如王家少年在实施杀人过程中的害怕、软弱、慌乱等等。从本质上讲，这就是一起毫无人性的杀人案。我无话可说。我自己也很迷惑，我不知道我是抱着什么目的来调查这件事情。
在村庄的这些天里，只要说起王家少年杀刘老太的事情，大家都激动无比，对王家人花钱跑关系改年龄也异常愤怒。在问起五奶奶这件事时，五奶奶“呸”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说：“要是我是他妈，就直接让公安局把他枪毙了，要他干啥，太坏了，太残忍了。”言语非常激愤，和父亲、老支书的语气一模一样。这超出我的预想。我原想会有人同情这个十八岁的少年，虽然手段残忍，但他毕竟刚刚成年，也挺让人可惜。我很微弱地提及，他也挺可怜的，一个人在家，没人管，但是，话刚开头，就被五奶奶和父亲挡了回来，有那么多小孩都是这样，也没见出什么事！坏成这样的人，还不枪毙，这社会成啥样了？我才意识到，大家对这个少年的看法基本上都是以一种道德态度，道德败坏、手段恶劣，不可能让人原谅。
道德感在乡村深深地埋藏着，他们对王家少年的态度显示了乡村对原始古朴道德的尊重，因为这与他们善良的本性不相符合，与乡村基本的运行方式也不符合。因此，当我又试图说中国的死刑好像太多、太随意，而在国外有些地方并没有死刑，或有些国家已经废除时，他们都很惊异。在他们的观念里面，那么残忍的行为只有判死刑才能达到惩罚的目的。
没有人提到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的潜在影响，这些原因在乡村是极其幼稚且站不住脚的。而乡村，又有多少处于这种状态中的少年啊！谁能保证他们的心灵健康呢？
在言谈之中，建昆婶很容易就把角度转换到道德上。杀人偿命固然是法，但在深层思维里，人们对这件事的判断仍然是从道德的角度去审判。譬如在讲到做假证的几个人时，建昆婶很自然地讲述了这几家的其他遭遇，以此来印证道德败坏所带来的后果，是一种报应。另外，也作为支撑判断他们错误的理由。在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感觉，仿佛一种最古老的东西仍然存留在乡村的大地上，那就是原始正义。它隐藏在日常生活与所谓法律时事的背后，人们依据这些来进行基本的判断。好有好报，坏有坏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我不仅怀疑起我自己来，也许，只是因为王家少年杀害的是八十二岁的老太，她行将就木，不值得搭上一条年轻的生命，所以我才本能地产生同情。如果他杀害的是一个十几岁的青春少女，我的心态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在根本上，我也是轻视生命的。
通过重重关系，我终于获得见王家少年的机会。我很紧张，有很多的疑问想问他。铁栅门打开，一个少年从门里走出来，带着手铐，单薄，瘦弱，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面似乎没任何感情。他坐到对面的凳子上，又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又低下头去。那是怎样的眼神呢？害羞？寂寞？绝望？我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少年——或者，已经是青年了，却仍然是一张少年的脸，连胡髭都没有——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单纯、善良、内向的孩子。甚至，还有些教养。
我忽然无法张口，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回到村庄那么久，听了那么多悲痛的故事，我都没有哭出来，可是，在面对一个杀人犯时，我一下子崩溃了。看着他，一切的原因都不是原因，而所有不是原因的因素又导致了最终的悲剧。我无法想象他挥动着锄头、砖头杀人的场景，那样的残忍和眼前这个少年完全不符合。
我又能问些什么呢？一切的询问都是苍白的，谁能弄清楚，那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在少年心里郁结下怎样的阴暗？谁又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而又有谁去关注一个少年最初的性冲动？我该以什么样的情绪去面对他呢？我不清楚。我很迷惑。同情？愤怒？心痛？当面对这样一个罪犯时，这些都是太过简单的词语。
2009年4月，终审判决书下来：王家少年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做村会计的堂叔前几天就和父亲约好，今天到他家吃饭。到堂叔家，清道哥已经坐在那里，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堂叔也没有介绍。凉菜已经摆在桌上，另一边的牌桌已经支好。看来话是说不成了。果然，父亲刚刚进门，清道哥就大声叫道：“二叔，你咋恁晚，就几步路，还得请几次，快快，速战速决。”镇上有人开车把热菜往这里送（当然也是记账），堂叔给我解释说，平时他决不随便去食堂吃，也是偶尔才这样子。父亲和清道哥都不以为然的样子。清道哥不喝酒，说是昨晚喝多了，喝透墒了。父亲和堂叔都说，喝多了，才要再喝呢，喝一点透透。左劝右劝，清道哥的脸喝得红扑扑的。据父亲说，“村村通”公路的主路已经卖给河里挖沙的（是通往河的唯一大路），卖了十七万，已经快被新支书败光了。具体情况，会计应该是最清楚的。但是，堂叔说来说去，都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只是一直强调“都是这样子，也没什么好说的，花钱地方太多，要得多了，自己也忘了”等等之类的话。
吃过饭，牌局开始。我到院子里和堂叔的老婆芝婶闲谈。她的小孙子和我的儿子差不多一般大，两个小孩很快熟稔，在门口的沙堆上玩沙子。堂叔家的房子盖好不到两年，非常豪华。他们是把原来的坑塘给填平了，再在上面盖的房子。从外面看，房子因为地基垫得高而显得高大，其他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到房子后面就别有洞天了。后面也是正门，前面所看到的高高的地基其实是楼房的一层。院子里铺满水泥，非常干净。
堂叔家已经可以看到都市设施的影子。三间房子是请镇上专门做室内装修的人设计的，要知道，“室内装修”这个词语在前几年的农村是根本没有听说的，近两年刚刚兴起。房内有吊灯、立墙、电视柜、书柜，颇有点欧洲风格。但是，细看之下，装修所用的材质却是劣等材质，做工也较为粗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颇具现代感的房子里面，所装载的仍然是小凳子、破竹椅、十九寸的旧电视，还有这一群地道的仍然是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一切都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与房间中的某些过于精致的设计在一起，制造出了滑稽和错位的风格。
楼梯间的下面是卫生间，蹲式，有自来水可以冲洗，但是，里面却脏污不堪，白色的瓷砖和便池已经变成黑色。角落放着一个装废纸的便篓，纸早已溢满出来，扔在地上。洗手池也布满黑色的污垢，上面镜子的座架上还搭着一块毛巾，放着一块小香皂，毛巾的颜色已经分辨不出来了。卫生间的外观是城市化的，但是人们的使用思维却仍然是乡村式的。
芝婶说这座房子估计花了十几万，跟他们老两口没关系，都是儿子在外校油泵挣的钱。问起房子的设计和样式，芝婶有点轻蔑地微微笑了，说：“都是按照儿子、儿媳的眼光设计的，我就看不出什么好来。闲花钱，一点也不实用。二层的三间是大通间，将来儿子、儿媳回来看能做个什么生意。总不能一辈子在外面吧。”
芝婶，乡村里难得一见的面容光润、皮肤白皙的妇女，看起来很有富贵相，和堂叔一样，说话谨慎。她倚在大门口，盯着孙儿，一会儿呵斥他一声，一边跟我闲谈。经过好几次的交往，芝婶的戒心少了很多，也愿意和我多说话。我问孙子啥时候跟着她，儿子在哪儿打工？没想到却引来下面的一番话。
孙儿啥时候留在家？不到十个月的时候，儿子在新疆校油泵需要人，就把媳妇叫了去。我和他爷爷就一直带到现在，一年也就春节回来住十几天。有一年夏天，让我们去住，妈呀，那是啥地儿，热得人没处钻，地方又小，就那一大间房，根本没法住。娃儿也受不了，住了不到一个月回来了。今年又生了一个孙女，媳妇打的算盘可美，想把大的带走，小的再留给我，让我养，我说啥也不干。大的好不容易四岁了，都有感情了，现在你再把他带走，那不行。再说，我也老了，这两年腰疼，疼起来了，连腰都直不起来，还得到镇上去按摩，那十个月的小孩子可不是好带的。春节走时，媳妇是生着气走的。我也不管。后来，这孙娃儿想他妈了，我说把他送到新疆，又贵贱不去。说急了，说：“奶，你再说，我就跳坑。”他爹在电话一听，伤心了，说赶紧把娃儿送去，可是我不愿去，去了咋办？没地住，热得要死，还得伺候一家子人，我可是受不了。他爷老说我惯他，说就你有个孙儿，到哪儿领上。我知道娇惯的害处，但抑制不了。孙娃儿再也不提他爹妈，他爹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我知道，娃是伤心了。可这又有啥用，农村不都是这样？
咱们这村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全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的儿子、媳妇还不给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三个娃儿留六个孙儿，比着留，谁不留谁吃亏。有的家里，儿子也说，你别种这七八亩地，我给钱，这五六个娃儿都够你受了，俺们在外头挣钱容易，谁叫你弄这二亩地。可给钱时，谁都想少给。爹妈都不在家，不光是爷奶的负担，对娃们的学习影响那真是大得很。
那早晨，我刚起床，一个老太太过来，收拾得还怪干净，说是车胎没气了，想借气筒。问她为啥恁早，说是上姑娘那儿，叫闺女帮她收庄稼，娃儿们都出去打工了，屋里撇下五个孙娃。我说，都恁些小孩，你又老了，还种地干啥？她说，那不行啊，娃儿们从来没寄过钱。我说，像这种情况你还管他干啥，把娃儿给他们，自己过算了。说是这样说，谁也不会这样，你不养人家小孩子，将来老了谁管你？！
还有，老两口照顾四个孙娃，热天到河里洗澡，四个娃儿淹死了，全没了，老两口最后服毒死了。你说这社会，啥风气，到啥一步了？
现在的娃儿们也学坏了，精得不得了。科子家小孩儿老打游戏、上网，星期六、星期天在镇上租来动画片连续剧，在家能看一整天，连饭都不吃。奶奶说他，不听，告诉他爹妈，爹妈在电话里批评了儿子。你知道那娃儿有多坏，过几天，爹妈又打电话，他给爹妈告状，说奶奶不管他，出去“斗地主”，不给他做饭，还不给他钱。你看，孩子反过来告奶奶一状。奶奶气得在村里骂，说以后再也不管这小鳖娃儿。不是不管了，根本管不住。你说，六七十岁的老两口又当
爹，又当老师、校长，能当好吗？村里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没几个学习好的，在校不好好学，回家没人管，一放假就跑到爹妈打工的地方去，住到那儿，也是啥也不学，光看电视，爹妈光知道稀罕。
现在虽然出门打工致富，但是小孩教育成问题。农村的教育素质更低，年轻娃儿们都出门跑，不管自己娃们，爷奶只能管吃饱穿暖，不会教育，那数学题谁啥门儿①。
当芝婶说到自己五岁的孙子要“跳坑”的时候，我非常震惊。一个5岁的孩子，竟然以自杀的方式来拒绝心灵的疤痕被揭开，这里面该蕴藏多少痛苦呢？在这样一种矛盾、撕裂及缺失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怎么能健康、快乐、幸福呢？
芝婶提到“留守儿童”一词，我才知道，原来“留守”一词在乡村已经很流行、很普遍，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一个普通老人口中所使用的词语，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默认了这一历史存在和处境。芝婶始终一脸平静，甚至还带着一点嘲讽的意味，我问她有没有觉得心里难过。她说：“难过，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我反复启发父子分离、家庭割裂、情感伤害所带给孩子的那种痛苦和悲剧感（这一启发甚至有点卑鄙），芝婶总是重复一句话，那有啥门儿，大家都是这样子。很显然，芝婶没有这种体会，因为这种处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何来悲剧之感？所谓的悲剧与痛苦只是我们这些“参观者”和“访问者”的感受。面对这种已经成为日常状态的分离，他们又该怎么办？天天痛哭、难过？那生活，又该如何度过？
但是，当看到芝婶注视孙子的眼神时，那疼惜、怜爱的眼神，你又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芝婶绝不是没有意识，她只是把这种疼痛、这种伤感深深埋藏起来。她没有抱住孙子整天哭，也没有对哭泣的儿子过分表示安慰，因为在乡村生活中，她们必须用坚强来对抗软弱。 沿着公路建房，几乎是所有村庄的特点。他们似乎试图希望就此找到某种商机，但暂时还没有，因为从现实情况看，并没有几家在做生意。有乡亲在门口坐着乘凉，看见父亲，都热情地打招呼；看见我，却仍然是一幅陌生而警惕的样子，其实，这也是一种乡村的矜持。对于他们来说，我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在地头蹲着的是光武叔家的儿子，比我大十几岁，相貌没变，但身体却萎缩了很多，神情有些漠然，是最典型的农民形象。义衡哥、几个本家哥、嫂、婶娘在家门口打牌，看见父亲都站起来打招呼，他们的变化似乎很大，岁月在他们的灵魂上慢慢刻下痕迹，然而脸上却是年复一年的神情。从院子里出来，看见我们又迅速进去的是周家媳妇，白净圆肥。丈夫坐了几年牢，出狱没多久就病死了，都以为她会改嫁，结果她却一直守着。听父亲说去年招了一个女婿，仍然占着路边的宅基地，村里人也没话说，因为人家守寡那么些年。
五奶奶，有着爽朗的笑声、肥胖、慈祥、“地母”一般的五奶奶，我好多年没见她。前些年，她一直住在河边的一个茅草屋。我曾经去找过她，但河边有许多孤独的茅草屋，有许多孤独的老人身影，就是没有看到五奶奶。父亲说，五奶奶已经搬回来了，住在小儿子光亮家里，就是光亮的儿子在河里淹死了。当时，光亮两口子在外打工，五奶奶在家照顾孩子。
他们家的新房子盖在路边。还没有进院门，就听到五奶奶爽朗的笑声。看见我，五奶奶很吃惊，直感叹，爷呀，这是清吗（我的小名）？咋变成这样了？我看见五奶奶，也吃了一惊，原想着，她肯定是白发苍苍、衰老悲伤的样子，没想到，五奶奶很精神，和我记忆中的印象一模一样，神情开朗，只是个头似乎矮了很多。
整个院子是四方形，前院是三间平房，中间的算是大门，通向院子和后面的正屋，院子里面是石灰地和混砖地，左侧是厨房，右侧垒了一个猪圈和小鸡窝。后面正屋还是旧房子。五奶奶说后面本来也是要建新房的，但是光亮叔没有那么多钱，光是盖前面的平房就花了七八万，还借了三四万。五奶奶从厨房拿出两个大碗倒茶，还找出一个小盒子，倒出来一些茶叶碎末。这还是二十年前的习惯，那时候，村庄的人们去小店称茶叶都是只称碎末，因为这样的茶叶便宜。
五奶奶，六十七岁。头发全白，一丝一缕服帖在头上，脸上皮肤呈紫黑色，但是很光滑，映衬着白发，反而显得更年轻。声音很大，爱笑，幽默，特别擅长于自我解嘲。她是农村里能干、又明事理的老人。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七八岁的孙女儿坐在旁边，一刻也不闲着，嘴里还说着什么，好像要极力吸引人注意到她。五奶奶制止了几次，没什么效果，就任由她去了。
你大叔一家都在北京打工，你大叔和黑娃在一个工地上，你大婶在那儿闲着，黑娃就是你大叔的老大，你大叔的女子在广州打工。啥叫行啥叫不行，只是混个吃喝。你大婶血压高，干不了活，才四十几岁，就不干活，还是人家会享福。你说，成天坐着血压能不高？干干活不就不高了。
家里房子盖得可好，出门左边，那个两层楼，就是你大叔盖的，一年也不回来一次。说是奥运不让干活，想回来，回来干啥？三个人来回路费快千把块钱，得多长时间挣？
你光亭二叔没出门，在咱河东那边烧砖窑，给人家干活，算是有点收入，你光亭二婶也闲着，就在村里打个小牌，人家闲着，都享福。他们娃儿二十岁了，前两天刚从青岛回来。
你光亮叔在青岛韩国人开的一个首饰厂打工，主要是镀金镀银，都是假的，在这里镀完，再拿回韩国卖，有的也在中国卖，价钱翻倍。全是糊弄人哩。管得严，回家、请假都要扣钱。你光亮叔去年回来盖房子请两个月假，一年的奖金都没了。有没有危险？啥危险也没听说，都在那儿干，也没见出啥事儿。你说有粉尘、金属毒，谁证明？小柱到死也没说明是啥原因。你光亮叔也是小柱介绍去的，干了八年，一直在那个厂里，才去的时候，钱少，天数多了，工龄长了，一个月一两千。
你光亮叔大娃儿，就是淹死那个，死了两年，你丽婶儿也不怀孕，就在别人家抱了这个女子（五奶奶指了指旁边的小女孩），费事得很。等了这些年，大前年，才又生了个双胞胎，高兴是高兴，可咋养？他们俩上班顾不了小孩子，双胞胎中那个男娃儿自己养着，你丽婶儿现在在那儿闲着，专门照顾那个小鳖娃，那个小闺女她姨先养着，估计马上就不给养了，人家自己也要有孙子了。我身边这个女子户口上在她二伯那儿，又给双胞胎上户口，办那个准生证也花了两千块。
这闺女是在青岛要的（小女孩在旁边骂了一句：要你个头不要），全是罪孽哩，一点点长大，都是我养的。唉啊，可麻烦死了。把屎把尿的苦就不说，上学更麻烦。咱们村里的小学早就没有了，还在镇上上学，来回接送。原来你桂平姑家住在街上，晌午女娃儿在那儿吃饭。你姑现在出门打工了，只剩下她老公公老两口，人家老两口一天两顿饭，咱咋好意思去吃。这9月份开学，晌午也得我接送。街上车来来往往，也不安全，不像原先一样，自己跑回来。早晨、晌午、晚上都得接送，来回六趟，一趟都有二里地。人都够死了，受不了，接送完了回来还得做饭，做完饭吃完送走，回来还没歇一会儿，就又得去。
现在看着是上学不交学费了，实际事也多死了。说是不交学费，学校生着法儿也没少要钱。
五奶奶：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2）
中国在梁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调查 中国农民生存状况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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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赡养费，啥赡养费，也没人去说，仨儿子，谁有了谁给一点。去年你光亮叔盖这房子，欠人家三四万。到今年一分钱都没给我，还替他养闺女，你找谁说去？都是你其他几个叔给一点。年下你姑给俩钱。你二叔给得多些，他就一个娃儿，也没啥负担。
一年说是不花钱，人情世故不说，春上，俺俩不美花了两百多块钱，身体一般也没事，说不美就不美了。我这个腿，老是麻、凉，六十七岁了，也不行了（小女孩在旁边跑来跳去，五奶奶有点受不了烦，嚷了她几句）。
你五爷到今年10月都死八年了，六十岁死的。喝酒胃喝坏了，胃都烂了。再说都不行，非喝。那时候，开菜园，去卖菜时喝，卖完了也喝，菜一下子全卖给人家也喝。为啥恁快死了，菜卖完了，不晌午，到茶馆喝茶，泡多浓的茶，茶叶都有半碗。出那个茶馆，走一路喝一路酒，在沿路代销点喝，那鳖娃儿散酒，都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净是把胃喝坏了。不是咋死恁快？发现两三月，就不行了。
就是在那个时间，你光亮叔们那个娃儿死了。死的时候，十一岁，要是活着，现在二十岁了。哎呀，那真算费手哩，猴头子日脑，管不住。娃儿死之后你丽婶儿回来也没找事，在外面人们也说过她，她知道她那娃儿费手，在家气得用三角带打，打的时候哭两腔，不打了又笑了。那天放学了，人家都回来了，他不回来。在哪儿呢？在张家顺着坑边走过来，找泥鳅、青蛙，就在坑边玩。
晚饭前，他跟清立的娃儿一块下河，我在屋里做饭。不一会儿，前面宝宝来说：“我哥掉河里没见了。”你二婶慌里慌张跑过来说：“离娃儿不远处还有人在挖沙，人家看见了。你二叔们、梁家人都已经去了。”我顺着砖瓦厂走下去，边走边哭，这咋给你丽婶儿交代呀，走的近路，全是斜坡、土坑，腿在野草棵里蹚过去，刺扎在身上一点都不知道疼，感觉浑身没一点劲，发软，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跑到河边，看见一群人在水里摸。后来，光秀用脚探住了，用劲挑起来，娃儿肚子里没一点水，脸上就沾一点黄泥，是在旋涡里激死了。我现在还记得他刚从河里捞出来的脸，煞白煞白，发青，眼闭着，可安静，好像在水里也没有挣过，肯定是一下子就死了。我一屁股坐在沙里，咋整也起不来。小鳖娃儿，说没就没了。抱着娃的身子，我哭啊，你说可咋办？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干啥？
从那以后，我就住到河里那个茅草庵里去了，累得很，心里难受，像空了一块，上不来气儿。我一天到晚地想，要是我早点做饭，他放学回来就能吃上，他就不会去河里了。怨我，非要在地里多干会儿活，结果耽误娃儿吃饭了。他是有些气我呢。小鳖娃儿，活着的时候费手，一天到晚不知道得打他几回，说他几回，不听话得很，真没了，又想得不行。那时候还不是怕你丽婶儿回来吵我，主要是没法给人家交代，孙儿给你了，你养的啥，人养没了。你光亮叔，别看他平时打那娃儿舍得下狠手，可稀罕得很。
说是挖沙引起的，也是，人们都挖细沙，沙底挖得很深，到处都是旋涡。这几年死了好多人。说是这样说，你找谁说理去？说了也没人管，谁能证明是人家挖出来的旋涡淹死你的娃儿？
你光亮叔还想着把小闺女抱回来让我养，我是不行，管不了了。才两周岁。光管这个大女子，我都累得浑身疼。根本不行。
家里一个个都是不省事。前几天黑娃突然回来了，说是看病。在外面打工，有病了都回来看，在北京，谁能看得起？就是晚上老出汗，小便勤，县里中医院说厉害得很，是淋病，还得手术。他一听，怕了。我也不知道他在那儿干啥了。后来，到你哥诊所，一看没事，输几瓶水好了。还是找自己人不表你。
五奶奶屋里人来人往，我们的谈话不断被打断。说到孙儿死的时候，五奶奶的神情变得有点飘忽，语气也开始低沉下去，她停顿了下来，似乎又想起当时的场景。我想象着五奶奶疯一样地往河里跑，她的腿发软，她浑身冒汗，她的手上、腿上都是刺，可还是跑不到，似乎永远也跑不过去。谁能知道，她有多恐惧、多害怕？她养了那么多年的孙子，可比养自己的儿子精心多了。她伶牙俐齿的儿媳妇，该会怎样数落她？她最宠爱的小儿子又该怎样伤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伤疤仍然没有愈合，唯有在这一点，五奶奶还不能用自嘲来使自己解脱。正在这时，隔壁的一个婶过来，说是丽婶儿的姨打来电话，要把光亮的小女儿送过来，人家马上要生孙子了，怕自己的儿媳妇不高兴。五奶奶听了，直叹气说，还是躲不过去，说是不给他养，可眼看他过不去，你能看着不管，好坏自己还能动弹。
顺着砖厂的路，我往河的方向慢慢走，这也是五奶奶当年往河边奔跑的路。这条路，她永远也走不完，那顿饭，她永远也没能做完，因为，她的孙子，那个十一岁的捣蛋大王再也不能捣蛋了。我忽然想起了童年时代的一首歌谣，我们经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唱：
小板凳歪歪，
我在地里割大麦。
刮个风，
好凉快，
下个雨，
跑回来，
奶奶，奶奶，门开开，
外头回来个小乖乖……老屋的门口，沿着昔日上学的老路，我又一次朝着梁庄小学走去。小学是围墙围起来的一个四方大院子，前面是操场，院子中间有一根旗杆，上小学时，我们每天早上都在院子里升旗，晚上再将旗降下来。院子后面那一排两层的红色砖楼房是学校的教学楼，上下各五间房。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早晨六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在黎明的晨曦中朝学校走去，开始一天的学校生活。我相信，大部分村民也是依着这铃声估算时间，安排一天的生活。
梁庄小学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院子里的空旷处早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旗杆只剩下一个水泥的底座，后面的楼房还矗立在那里。可能是听到我们说话，看门的兴哥从大门靠左的小院子里出来，一看到我们，他很高兴。他从里面把锁打开，一边嘟囔着说：“门可不敢开，常有牲口进来拱菜地。”
走近看才发现，教学楼其实已经破旧不堪了。教室的门几乎已经腐朽，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透过残缺的玻璃，可以看到教室里面更让人伤神的“风景”。楼下几间房间里堆着一些破旧的家具，床、沙发、木椅、小凳子、锅碗瓢盆，扔得到处都是，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这应该是老师的宿舍，也许想着还要回来，东西并没有收拾干净。房间里面还有一些残破的课桌椅，歪斜着倒在地面上。其中一间房屋里有一张床和一个煤炉，近期住过人的样子。兴哥说：“这是一个梁家婶子住的，和儿媳妇生气，没地方去，在这里住了半年。”
顺着已经没有扶栏的楼梯，我们上了二楼，一个个房间里面关着家兔、鸡等小家畜，这应该是兴哥养的，地上扔着啃烂的南瓜、脏的水盆、干草等。站在二楼的栏杆旁往村庄里面看，我发现学校居然是整个村庄里最高的地方，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村庄错落的房屋，能够看到黄昏里的炊烟。我想，当年学校选址的时候，也许就有统领村庄的意思吧。这所学校，经历过怎样的繁荣与兴盛，又是如何被抛出历史之外？我决定找当年曾在小学教书的万明哥谈谈。他是学校的元老，了解梁庄小学的全部历史。
梁万明，五十多岁，戴着一个老头帽，衣服仍是20世纪80年代的样式，灰蓝色，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了。天已经黑下来，万明嫂子打开灯，惨白色的灯光使得偌大的客厅显得更加阴冷。两岁左右的孙子门里门外地跑着，脸呈黑红色，似乎是在冬天冻肿了。女儿穿得相对时尚，一看就是长期在外打工。她一会儿去看看厨房，一会儿又坐下，有些害羞地不时望着我。毕竟曾经做过十几年的教师，万明哥说话咬文嚼字，非常慢，他有自己的看法，常常说出惊人之语。
咱们村那学校，当年发展可真不容易。1967年，刚开始是借个民房，开复式班，文教局派来的老师。梁庄有学校了。到第二年，生产队集体盖了两间土坯房，后来周祖太回来教学，加了一间，还有一个做饭的，就是祖太他妈。然后又在西边接了三间。一排房，梁庄小学的雏形完成了。“文革”的时候就一排房，我记得可清，大队部批斗你爹的时候就在那排房前面，领导训话，天天接最高指示，群众集会都在这儿。
我今年五十五岁，1978年我初中毕业，上了两年农业大学，就到学校教书。我去的时候学校已经有三排房，规模最大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有六七个公办老师，有两百多个学生。1981年我结婚，那时候国家开始补助，农村教育建房（校舍）补助，现在那座楼就是那年盖的。国家拨一点，村里筹一点儿，村民出资出人工。咱们梁庄小学是整个乡里第一个盖起来的，当时教育组还送个碑，上面写着：“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那时候全村建校可真是一条心，没有谁偷奸耍滑，在上学学文化这件事上，大家都不含糊。开春开始盖，家家都出工，天还冷得很，但都干得可得劲，大家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你们上学的时候是梁庄村最兴旺的时候。当时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百，那时候考试评比，吴镇中心小学第一，梁庄就是第二，光道、韩平战、韩立阁，老师有一二十个，哪个都是响当当的，在乡里都出名。
梁庄学风还是很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哪怕是个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把他叫到学校。咱们梁家来娃儿不上学，老师们到家里去叫几次。那时候咱们县是全国的状元县，高考全国第一。真是厉害。看看现在都成啥样了。
1992年我不教了，被清退了。那时候分计划内民办和计划外民办，说是给我补个指标，算计划内。谁知道教办室主任就是按送礼圈的，我被圈到外面了。1992年国家对民办老师收编，不再扩编了。我也没有机会了，只好不干了。
现在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了。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师了，学校也就散了。前几年，校长把旗杆都弄倒卖了，是个不锈钢的，估计能卖个一百多块钱。后来，校长干脆不来了，就你兴哥住在那儿看门。
学校倒闭从大道理上说是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综合造成的。真正来说，是村长、支书一伙儿把它弄倒了。上级派四个老师，老师来了，应该有补助，老师工资偏低，村里要给补助，再找一个做饭的，梁庄以前再穷，对老师的补助从来没有少过。现在，说是没这笔开支，村支书不给了。老师来干一年半年，都跑了。要是村里积极，去乡里交涉，到镇上说说，或者去教育局要老师，估计也行。老师嘛，到哪儿不是教书，咱梁庄也不是乡里最偏僻的地方。还有，就是说服家长让孩子回来上学，其实家长谁愿意让孩子跑恁远。村长根本不愿意操这心。当然，不去说有个好处，每年还有个教育统筹费，学校没有了，统筹费还有，钱就到他们自己口袋里了。
现在算算咱们村的学龄儿童，开个一二三年级，根本没问题。没人操这心。去年有村民把校舍承包了，养了一茬猪，白天在院里放着，晚上赶到教室里。不是那校门口墙上的标语咋变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这都是那坏娃们胡写的。后来，教育局说，不雅观，不让养了。
现在人们思想消极了，各吃各的，村里中青年都出去打工了，没有人管这些事了。学校旺的时候，咱们村里大学生是递增的，那时候梁庄多厉害，出了多少大学生。20世纪80年代，梁庄村的家长个个想让小孩上大学，梁庄上高等院校的人可不少。
现在小孩子上学，希望也不大。最近十来年，娃们明显对求学信心不足，这是国家大学生制度改革造成的，上大学光收费不分配，上完了也没地方去。原来小孩不去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几年大学至少得花四五万块，还不如去打工。就说考上学，也毕业了，谁还有十万块再去跑分配？
但是，说到底，家长还是有一种心思，只要小孩愿意上学，哪怕卖房卖血，总认为有文化有知识好，家长的第一愿望还是求知。你不敢想，算算现在的失学率比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要高得多。现代化是现代化了，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初中以后辍学率非常高，学生是百分百不想上，也上不进去，升学最大的障碍是网络游戏。家长在外打工，都是爷爷奶奶管，哪儿管得住？
唉，你说路过小学啥心情？心里都不美，就是没有小孩的单身汉看见心里都不美。再恢复恢复不了了，桌椅板凳被拿跑了，学校不像学校，家长也不会再愿意送回来了。现在，村里大人每天去镇上接送学生，人都快够死了，农民又不是上下班，正在锄地，锄扔了都得去接。梁庄估计有几十家子。六点起来做饭，七点多骑个三轮车或自行车送去上学，中午再接送，下午再接送。活都干不了。有钱人家送到封闭式学校。可那封闭学校是啥？我都打听过了，教学质量差得要不得，成绩都是瞎编的，到考试的时候，老师把题写到黑板上讲一遍，学生还不会做。
留守儿童的毛病在于隔代管教，溺爱多。随着生活的富有，孩儿父母都留有生活费，小花钱儿也把小学生的习惯弄坏。你义衡哥前几天回来了，专为儿子的事，儿子都上高中了，天天逃学，上网、打游戏，要么就是在家里看碟。爷爷奶奶气得浑身抖，他反过来骂爷爷奶奶。个个家里放有一二百张碟，大人要是不在家，小孩能看上一天碟。
即使是一个已经离职多年的小学民办老师，你也能感觉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最担心的不是小学本身的消亡，而是这个村庄文化氛围的消失，一种向上的精神的消失，虽然他并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也许村庄的真正破败并不在那些内部的废墟，而是这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觉到了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散。
我从来不知道梁庄小学有那样一个石碑，更不知道学校当初兴建时的盛况。重又回到学校，我让兴哥找找石碑在哪里。兴哥当即就说他知道。在猪槽的下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就是石碑。我们把上面的猪槽搬开，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一排竖体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下面的落款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想象着当年全村人在一块儿盖房的场景，人们都在说什么，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怎样的骄傲、怎样的希望，垒起那一砖一瓦？今天，这样集体的动力，这样一致的心态，还存在吗？
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人口减少、费用增多、家长嫌差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对于梁庄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人们心中。在许多时候，虽然它是无形的，但它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
如万明哥所讲，当初梁庄小学最兴旺时，全村村民都有一股子精神头儿，在地里干活心里也有劲，上学钟声一响，村民的一种敬仰、尊重之心油然而生。而现在，大家都各自奔自己的小日子去了。挣钱第一，虽然大人也为孩子的学习而生气、焦虑，但是，却不会产生根本的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没有昔日那种文化之乡的感觉。家长虽然还希望孩子上学，并且，人们出去打工除了想在家盖栋像样的房子之外，更主要的就是为了让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在经济观念、金钱意识的冲击下，在孩子缺失家长教育的情况下，孩子根本不愿意上学，就等着早早退学，然后出去打工。至于怎么打工，能打什么样的工，好像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更何况，现在上大学，并不能够保证将来就一定有出路。
光生叔的孩子秀清，考上了地区的大学，三本，学行政管理专业。大学四年，每年大概需要一万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光生叔和老婆，还有秀清的妹妹，一家人出去打工供他上学。但是，毕业之后，秀清却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考过几次公务员，都无疾而终。秀清，单薄的、戴着眼镜的、落落寡欢的秀清，在城里租房子住了几年，不愿意回村里。结果在今年，他也跟着村里的其他青年出去打工了。说起这件事，大家都摇头叹息，光生叔家现在还住着村里最破的房子，闺女也已经二十五岁，至今没说婆家。还有几个大专院校毕业的孩子，只有一个凭着自己的专业找到了工作，其他都只是在公司做低级员工。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农民？农民工？好像有点不太合适。说是城市工作人员？白领？又完全不对。他们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不愿意回农村，但城市又没有真正收容他们，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挣扎。
梁庄的初中适龄学生有极少数跟随父母在外地上学，父母给钱，在校吃住；还有一些住在老师办的学习班里，县城和镇上有许多这样的学习班，家长每学期交一千多块钱，除上课在学校外，孩子们吃住在老师家里或租的房子里，老师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辅导学生的学习。但是，这样的学习班效果并不好。我的外甥曾经住过这样的学习班，拿起课本问他问题，他全以“不知道”回答我。当问起哪家的孩子学习不错时，老人都是一声长叹，女孩子还算好，男孩子个个上网、打游戏、逃学，成绩从来都没有拿回来让家长看过。一般上到初二初三，就进城和父母一起打工了。
有三十几个小学生在镇上的小学里读书，学校没有食堂，中午短短的两个小时，家长还得去学校接回村里吃饭，吃完饭再回学校上课，晚上放学再回家。每天早晨六点多钟、正午十二点和下午四五点时，梁庄的一群老太太、老头就会骑着三轮车，急匆匆地往镇上小学赶。
更让人担忧的是，“读书无用论”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在我的少年时代，只有因为贫穷孩子才可能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让孩子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孩子上学的希望，在焦虑一阵之后，通常对孩子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也失去教学的动力。我有一个表嫂在学校教初中，当年她以教学有方而闻名全镇，家长千方百计地把孩子送到她的班里。现在，她却整天沉浸于打麻将的游戏中。她说，只有极少孩子是真正想上学的，逃学、旷课，都是家常便饭。老师也没有心思教学。很多家长也只是把学校当做临时托管所，孩子在学校待着，不到社会上惹事就行，等大一点，就出去打工了。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功利，孩子的无知、教师师德的下降，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也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邻村有人突发奇想，想租梁庄小学的地方办养猪场，没想到村支书也同意了。支书的意思是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创点收。于是，那人在学校院子里盖了几排猪圈，把一二层的空教室也作为猪圈。每天拉猪、放猪，来往的喧闹人声、猪的哼哼声、杀猪的嚎叫、赶猪的呵斥声，乱成一片。一时间，梁庄小学变得非常热闹。有好事者把学校大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中的“小学”抹掉，改为“猪场”，于是，梁庄小学大门口的标语变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黄昏中的梁庄是如此寂静。回首那已在薄暮中的学校，望着那八个朱红的大字，我有些走神。什么时候，“小学”沦为了“猪场”，育人变成了“养猪”？我可爱的家乡，我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难道只能在奔波中完成自己最初的教育？难道他们必须忍受与父母分离的痛苦，必须在爱的缺失中成长？难道他们命中注定只能成为漂泊在外的打工者？或者，如果一所小学的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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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调查 中国农民生存状况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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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23日，县公安局到镇上高中把正在上课的王家少年带走了。就是他，杀害并强奸了村里八十二岁的刘老太。此时，距刘老太被害已经将近两年，距公安局驻村调查案件也已经有九个月。那九个月，村里的气氛紧张、恐怖，其中几个重点排查对象，包括村里的老单身汉钱家豁子、梁家光义因反复被查问而吓得神经错乱，疯掉了。王家少年，依然每天早晨从家里去上学，晚上回来睡觉，没有任何异常举动。据当时上课的老师讲，被抓的时候，王家少年非常平静，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还把桌子上的文具、书收拾整齐，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天似的。
得知这个消息后，梁庄的人们都震惊了，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咋可能是这个小鳖娃儿①？！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不多说话，看着挺面善的，也不像村庄其他孩子一样逃学、上网、打游戏。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大家都还想着，王家终于要出个大学生了。
王家，在梁庄第一次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而这一案件的曲折判案过程和之后被卷入的其他人更是在梁庄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2004年4月2日，梁家建昆婶像往常一样，早晨六点多起来做饭，和两个孙子吃完后，把剩下的饭焐在炉子上，骑三轮车送孙子到镇上小学上学，然后到镇上的女儿家站一会儿。回到村里，去叫老母亲吃饭。建昆婶是从另一个县嫁过来的，她的母亲刘老太就她一个女儿，老了，成了五保户，女儿就把母亲接过来，住在梁庄。老太太极其要强，不愿意住在女儿家里面，说是怕外孙媳妇嫌弃，怕闺女夹在中间难受，就一个人住在路边一个小屋里，那是建昆婶看菜园时建的一个小屋。
建昆婶急匆匆地骑着三轮车，想着饭还在锅上热着，怕糊了，到路口就喊着：“妈，妈，吃饭了。”没人应，她想着是不是老太太一个人先回去了，就回到家里，家里门也锁着。建昆婶又回到小屋，门锁着，但感觉有些不对头，鸡还在屋里叫，人要是出去了，鸡肯定会放出来的。建昆婶赶紧找人撞门。门一打开，人们被屋里的景象吓呆了：老太太身子朝着门的方向斜躺在床上，脚耷拉在地上，下身赤裸着，地上、床上、身上，到处都是血，头旁边有个砖头，再一看，头上被砸了一个大窟窿，鸡还在旁边啄来啄去地觅食。
公安局来调查之后，确定为强奸案件，在老太太身上提取了精液，在房间里还发现了带血的锄头、碎了的骨头渣子等等。梁庄村像炸开了锅，人人都义愤填膺，人人都想抓住那个伤天害理的强奸犯。
不久，公安局宣布这是一起偶发性案件，应该是过路人所为。但是，乡村临着公路，又是夜晚作案，怎么能查出是谁路过村庄？最后，案件成了无头案，不了了之。建昆婶到镇上派出所告状，到县公安局告状，公安局也不说不管，只是证据不足，难以破案。2005年，省公安厅要求“命案必破”，建昆婶又一次去告状，很快，县公安局派驻了几个人过来，住在村长家里，并把调查重点集中到村里。
梁庄村的男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起初，重点排查对象是村里的几个老单身汉，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常有不轨行为，站在公路边向过往的女子调笑、骚扰、裸露生殖器等等。他们一遍遍被传唤，不久，钱家豁子、梁家光义就神经了，一个光着屁股在村里、镇上到处跑，一个把自己关在家里，看见人就吓得浑身发抖。
后来，警方把调查范围扩大，开始排查所有十六岁以上的男子，每个人都抽血、做DNA检验，看与从刘老太身上提取出来的精液是否相配。直到王家一个老人的DNA验出来，公安局才把目光集中到了王家人身上。在调查村庄里的人时，刚开始几乎没有人把王家人列入嫌疑对象，他们在村庄里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王家少年被抓了，他的供词也很快传到了村庄里。那天晚上，从学校上完夜自习回来，王家少年打开电视机和DVD机，从哥哥的抽屉里翻出了一个黄碟看。哥哥在家买了许多影碟，他知道其中有一些是黄色的影碟，看完之后他就睡觉了。半夜一点钟起床小便后，他到刘老太所住的小屋，先用砖头、锄头将其杀害，然后，实施强奸。
我回到村庄的时候，案件已经进行了几个来回，王家少年还被关押在看守所。法院一审已经判王家少年为死刑，王家哥哥和父母回来上诉，认为王家少年在实施犯罪行为时还未满十八岁，不应当被判为死刑。他们找了钱家人、周家人和张家接生婆作证。于是，案件重审，又在村庄调查取证，遂判王家少年为死缓。建昆婶认为王家哥哥是在花钱疏通关系，而那些证人做的都是伪证，于是，重又上诉。
而王家少年本人，却似乎被人们遗忘了。王家少年在我心中成了一个很大的谜。我很好奇，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少年去做如此残忍的事情？如此安静，如此淡然，难道真的是本性如此？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去王家，找了王家少年的一个本家婶婶了解情况。王家和梁家就隔着一条公路，每次下地干活我们都会经过王家，然而，我们对王家却非常陌生，即使小时候玩耍，也很少跟他们的小孩在一起玩。我不知道小孩是如何有这种区分的，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接受与认同。
王家婶一听我是来问王家少年的事，非常警惕，显然，王家婶不愿意讲这件事情。我们坐下来拉家常，问王家人的生活状况，原先曾经二十几户的王家人，经过二十几年的变迁，现在只剩下十来户，搬走的搬走，绝户的绝户。王家少年的事一出，王家稍微大一点的男丁就都出门打工了，哪怕出去搬砖块，他们也不愿意待在村里，怕被人看不起。
下一建昆婶：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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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了好长时间，王家婶才开口，要说这娃，很早就有毛病，从不说话，就是一个闷葫芦。从童年时代起，王家少年几乎就是一个人生活。1993年，王家少年还只是四五岁的时候，父母到新疆种地，兄弟俩跟着奶奶生活。1995年，奶奶去世了，他们又被托付到了婶婶家。哥哥初中辍学后一直在外面跑，据说加入了黑社会，中间几次回村都是因为逃避抓捕。后来，在外地做网吧生意，生意还不错。
王家少年性格内向，从不和同龄人玩。学习倒是一直不错，考上了吴镇第一中学。上了初中后，王家少年就一个人生活，在学校食堂吃饭，晚上回来住哥哥家。2000年哥哥回村结婚，自己盖了新房，还有全套家具家电。他被抓时，已经上高三了，是学校培养的尖子生。安静，沉稳，从来没有惹是生非的倾向。
从王家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莫名的心痛，从王家婶的言谈中，从和王家少年高中老师的交谈中，看不出王家少年有任何犯罪的兆头。相反，这是一个略微内向、温文有礼、有上进心的孩子。说实在的，起初听到这一事件时，我本能地对王家孩子有一种同情的心态，那么年轻，正值青春，这样的事情又是在怎样压抑和冲动的情况下所做的呀。但又的确是他，以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一位古稀老人。我在村庄里转悠，那一座座崭新的房子、巨大的废墟、肮脏的坑塘，还有水里的鸭子、飘浮的垃圾，组合成了一幅怪异的景象，让人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找到建昆婶时，天已经微暗了。她正朝小学方向去，一看见我们，就踅回来，让我们到她家里坐，说：“我正说过完年就上北京找你去，我要到北京告状，我不信我告不赢。”
建昆婶，皮肤微黑，生有三男一女，我小时候就对她有莫名的亲切感。她每次看到我，都会充满情感地瞅着我，感叹，要是她那个闺女活着，就像我这么大了。她年轻时候，和我母亲极好，我母亲生我之后一个月，她也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在五岁的时候那孩子拉肚子死掉了。
建昆婶现在住在大儿子万中家里，带俩孙子上学，万中一家在深圳打工。万中家的新房就盖在打麦场上，非常气派，一个严严实实的大铁门，两层高的楼房。然而进到屋里却是另一番光景：墙壁刷的石灰大块地脱落，就像一个个大疮疤。屋里空荡荡的，一个长椅，上面放着几个破布套，一个落地扇，落满灰尘，好像从来都没有用过。左边里屋是一张大床，放着几床被子，这是建昆婶平时睡觉的地方。右边是一个楼梯，通向二楼。坐在屋里，有一种莫名的凄凉。建昆婶倒上茶，又拿出几个已经发皱的小橘子，热切地叫我们吃。然后，她坐下来，给我们讲她的事儿。
这个事没有了结，我死都不瞑目。我给那个检察长说，你要是胡判，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我都六十五岁了，我还往哪儿活，我也活够了。我死在这儿，你这检察院也不会安生。
你知道你大外婆死得多惨，谁见谁都哭，骂是谁恁狠心。这个案子拖了一年多，一直查不出来。后来，还是查那个啥DNA才查出来。
街上来人给我说，是王家娃。当时，我听了心一凉，恁小个娃儿，平时也不说话，咋会去害贱人。你说，他是不是害贱人？多毒，多狠哪。梁庄村那几个月都不安生，村里人都吓得颠三倒四，这小鳖娃儿像没事人一样，每天还去上学。
刚开始他妈在村里找许多假证，找当年的接生婆，又找自家门上人，合伙证明说小鳖娃儿当时不满十八岁。还找到周家国胜，让他做假证。开完庭出来，我把国胜挤在墙角，我骂他：“周国胜，你鳖娃儿背良心，你孙儿儿媳妇都叫车撞死了，你还背良心，你不得好死。你们得人家啥东西了，去做这背良心的假证。”后来听说王家娃他妈送了他们两条烟、一条裤子。
后来在街上碰到国胜老婆，我拦住她，又骂她，你们要做假证，你们开车出门车翻，娃儿叫车撞死。我连说带骂，说她一个多小时。村里人都背地里骂他们。都说前几年孙儿儿媳妇叫车撞死是活该。人心不正，就是这结果。
我和王双天老婆又吵一架，他们也做假证。按他们王家排行，算一下就知道小鳖娃儿杀我妈那天已经满十八岁。我说，你们闺女在北京无缘无故死了，连尸体都找不着，你还在做假证，你是王家人，你不知道小鳖娃儿排行老几，多大岁数。你们瞪两眼说瞎话，会遭雷劈。
2007年11月27日已经宣判了，12月还不让拿判决书。我去了地区检察院，我打电话给那个检察长，他不接，我打手机，也不接，我在检察院门口一直等到十一点多，他才接电话，进去，他有点生气的样子，把判决书盖个章，然后我又按手印。我不识字，我让他帮我念念。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个法官以私人身份给我打电话，说：“你看，这是个小鳖娃儿，我妈信佛，我受她影响，得饶人处且饶人，你非要让他死，多可惜。”我说：“你心真软，你可不能坐这个位子，他年轻该活，我妈八十岁了就该死？”
我知道，这些人，都是收王家钱了。出事之前王家大娃儿在外地开网吧，赚大钱了。王家大娃儿在家也是光偷人家，那年判十个月，一出来就出去打工了。在外地，也是在派出所几出几进。一家根都不正。
法院开庭五次，王家娃儿见我就下跪，想让我同情他。我看都不看他。
我就不信没处说理。邪不压正，要是判不下来，我就在法院跳楼叫他们看。
说到要跳楼，建昆婶非常冷静，一直颤抖的声音也坚定起来。她又进屋拿来判决书让我看。我翻了翻，看到里面有王家少年的一段供词：
今年春上的一天晚上，我在学校上罢晚自习回家睡觉，睡前看了黄色录像。不知道睡到啥时间，我起来跑到刘老婆儿睡的那个屋里，从东边把门弄开进到屋里，摸到一把锄头，听到老婆儿的呼吸声，我就用锄头砸了好几下，怕老婆儿不死，就跑到外边鸡笼边拿一块石头，进屋照老婆儿头那个位置砸有四五下，然后把老婆儿穿的衣服全都脱掉，用手把老婆儿的脖子掐掐，我把裤子脱到腿窝处，爬到老婆儿身上，把我的生殖器插到老婆儿阴道里弄有一两分钟，射精了。把门安上时，我摸到门后挂的锁，又把门锁上。
如此冰冷，又如此残忍。我不知道这是法院的转述，还是王家少年本人的陈述，但这冰冷的描述恰恰把一些情感因素剥离开来，譬如王家少年在实施杀人过程中的害怕、软弱、慌乱等等。从本质上讲，这就是一起毫无人性的杀人案。我无话可说。我自己也很迷惑，我不知道我是抱着什么目的来调查这件事情。
在村庄的这些天里，只要说起王家少年杀刘老太的事情，大家都激动无比，对王家人花钱跑关系改年龄也异常愤怒。在问起五奶奶这件事时，五奶奶“呸”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说：“要是我是他妈，就直接让公安局把他枪毙了，要他干啥，太坏了，太残忍了。”言语非常激愤，和父亲、老支书的语气一模一样。这超出我的预想。我原想会有人同情这个十八岁的少年，虽然手段残忍，但他毕竟刚刚成年，也挺让人可惜。我很微弱地提及，他也挺可怜的，一个人在家，没人管，但是，话刚开头，就被五奶奶和父亲挡了回来，有那么多小孩都是这样，也没见出什么事！坏成这样的人，还不枪毙，这社会成啥样了？我才意识到，大家对这个少年的看法基本上都是以一种道德态度，道德败坏、手段恶劣，不可能让人原谅。
道德感在乡村深深地埋藏着，他们对王家少年的态度显示了乡村对原始古朴道德的尊重，因为这与他们善良的本性不相符合，与乡村基本的运行方式也不符合。因此，当我又试图说中国的死刑好像太多、太随意，而在国外有些地方并没有死刑，或有些国家已经废除时，他们都很惊异。在他们的观念里面，那么残忍的行为只有判死刑才能达到惩罚的目的。
没有人提到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的潜在影响，这些原因在乡村是极其幼稚且站不住脚的。而乡村，又有多少处于这种状态中的少年啊！谁能保证他们的心灵健康呢？
在言谈之中，建昆婶很容易就把角度转换到道德上。杀人偿命固然是法，但在深层思维里，人们对这件事的判断仍然是从道德的角度去审判。譬如在讲到做假证的几个人时，建昆婶很自然地讲述了这几家的其他遭遇，以此来印证道德败坏所带来的后果，是一种报应。另外，也作为支撑判断他们错误的理由。在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感觉，仿佛一种最古老的东西仍然存留在乡村的大地上，那就是原始正义。它隐藏在日常生活与所谓法律时事的背后，人们依据这些来进行基本的判断。好有好报，坏有坏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我不仅怀疑起我自己来，也许，只是因为王家少年杀害的是八十二岁的老太，她行将就木，不值得搭上一条年轻的生命，所以我才本能地产生同情。如果他杀害的是一个十几岁的青春少女，我的心态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在根本上，我也是轻视生命的。
通过重重关系，我终于获得见王家少年的机会。我很紧张，有很多的疑问想问他。铁栅门打开，一个少年从门里走出来，带着手铐，单薄，瘦弱，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面似乎没任何感情。他坐到对面的凳子上，又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又低下头去。那是怎样的眼神呢？害羞？寂寞？绝望？我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少年——或者，已经是青年了，却仍然是一张少年的脸，连胡髭都没有——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单纯、善良、内向的孩子。甚至，还有些教养。
我忽然无法张口，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回到村庄那么久，听了那么多悲痛的故事，我都没有哭出来，可是，在面对一个杀人犯时，我一下子崩溃了。看着他，一切的原因都不是原因，而所有不是原因的因素又导致了最终的悲剧。我无法想象他挥动着锄头、砖头杀人的场景，那样的残忍和眼前这个少年完全不符合。
我又能问些什么呢？一切的询问都是苍白的，谁能弄清楚，那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在少年心里郁结下怎样的阴暗？谁又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而又有谁去关注一个少年最初的性冲动？我该以什么样的情绪去面对他呢？我不清楚。我很迷惑。同情？愤怒？心痛？当面对这样一个罪犯时，这些都是太过简单的词语。
2009年4月，终审判决书下来：王家少年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做村会计的堂叔前几天就和父亲约好，今天到他家吃饭。到堂叔家，清道哥已经坐在那里，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堂叔也没有介绍。凉菜已经摆在桌上，另一边的牌桌已经支好。看来话是说不成了。果然，父亲刚刚进门，清道哥就大声叫道：“二叔，你咋恁晚，就几步路，还得请几次，快快，速战速决。”镇上有人开车把热菜往这里送（当然也是记账），堂叔给我解释说，平时他决不随便去食堂吃，也是偶尔才这样子。父亲和清道哥都不以为然的样子。清道哥不喝酒，说是昨晚喝多了，喝透墒了。父亲和堂叔都说，喝多了，才要再喝呢，喝一点透透。左劝右劝，清道哥的脸喝得红扑扑的。据父亲说，“村村通”公路的主路已经卖给河里挖沙的（是通往河的唯一大路），卖了十七万，已经快被新支书败光了。具体情况，会计应该是最清楚的。但是，堂叔说来说去，都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只是一直强调“都是这样子，也没什么好说的，花钱地方太多，要得多了，自己也忘了”等等之类的话。
吃过饭，牌局开始。我到院子里和堂叔的老婆芝婶闲谈。她的小孙子和我的儿子差不多一般大，两个小孩很快熟稔，在门口的沙堆上玩沙子。堂叔家的房子盖好不到两年，非常豪华。他们是把原来的坑塘给填平了，再在上面盖的房子。从外面看，房子因为地基垫得高而显得高大，其他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到房子后面就别有洞天了。后面也是正门，前面所看到的高高的地基其实是楼房的一层。院子里铺满水泥，非常干净。
堂叔家已经可以看到都市设施的影子。三间房子是请镇上专门做室内装修的人设计的，要知道，“室内装修”这个词语在前几年的农村是根本没有听说的，近两年刚刚兴起。房内有吊灯、立墙、电视柜、书柜，颇有点欧洲风格。但是，细看之下，装修所用的材质却是劣等材质，做工也较为粗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颇具现代感的房子里面，所装载的仍然是小凳子、破竹椅、十九寸的旧电视，还有这一群地道的仍然是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一切都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与房间中的某些过于精致的设计在一起，制造出了滑稽和错位的风格。
楼梯间的下面是卫生间，蹲式，有自来水可以冲洗，但是，里面却脏污不堪，白色的瓷砖和便池已经变成黑色。角落放着一个装废纸的便篓，纸早已溢满出来，扔在地上。洗手池也布满黑色的污垢，上面镜子的座架上还搭着一块毛巾，放着一块小香皂，毛巾的颜色已经分辨不出来了。卫生间的外观是城市化的，但是人们的使用思维却仍然是乡村式的。
芝婶说这座房子估计花了十几万，跟他们老两口没关系，都是儿子在外校油泵挣的钱。问起房子的设计和样式，芝婶有点轻蔑地微微笑了，说：“都是按照儿子、儿媳的眼光设计的，我就看不出什么好来。闲花钱，一点也不实用。二层的三间是大通间，将来儿子、儿媳回来看能做个什么生意。总不能一辈子在外面吧。”
芝婶，乡村里难得一见的面容光润、皮肤白皙的妇女，看起来很有富贵相，和堂叔一样，说话谨慎。她倚在大门口，盯着孙儿，一会儿呵斥他一声，一边跟我闲谈。经过好几次的交往，芝婶的戒心少了很多，也愿意和我多说话。我问孙子啥时候跟着她，儿子在哪儿打工？没想到却引来下面的一番话。
孙儿啥时候留在家？不到十个月的时候，儿子在新疆校油泵需要人，就把媳妇叫了去。我和他爷爷就一直带到现在，一年也就春节回来住十几天。有一年夏天，让我们去住，妈呀，那是啥地儿，热得人没处钻，地方又小，就那一大间房，根本没法住。娃儿也受不了，住了不到一个月回来了。今年又生了一个孙女，媳妇打的算盘可美，想把大的带走，小的再留给我，让我养，我说啥也不干。大的好不容易四岁了，都有感情了，现在你再把他带走，那不行。再说，我也老了，这两年腰疼，疼起来了，连腰都直不起来，还得到镇上去按摩，那十个月的小孩子可不是好带的。春节走时，媳妇是生着气走的。我也不管。后来，这孙娃儿想他妈了，我说把他送到新疆，又贵贱不去。说急了，说：“奶，你再说，我就跳坑。”他爹在电话一听，伤心了，说赶紧把娃儿送去，可是我不愿去，去了咋办？没地住，热得要死，还得伺候一家子人，我可是受不了。他爷老说我惯他，说就你有个孙儿，到哪儿领上。我知道娇惯的害处，但抑制不了。孙娃儿再也不提他爹妈，他爹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我知道，娃是伤心了。可这又有啥用，农村不都是这样？
咱们这村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全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的儿子、媳妇还不给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三个娃儿留六个孙儿，比着留，谁不留谁吃亏。有的家里，儿子也说，你别种这七八亩地，我给钱，这五六个娃儿都够你受了，俺们在外头挣钱容易，谁叫你弄这二亩地。可给钱时，谁都想少给。爹妈都不在家，不光是爷奶的负担，对娃们的学习影响那真是大得很。
那早晨，我刚起床，一个老太太过来，收拾得还怪干净，说是车胎没气了，想借气筒。问她为啥恁早，说是上姑娘那儿，叫闺女帮她收庄稼，娃儿们都出去打工了，屋里撇下五个孙娃。我说，都恁些小孩，你又老了，还种地干啥？她说，那不行啊，娃儿们从来没寄过钱。我说，像这种情况你还管他干啥，把娃儿给他们，自己过算了。说是这样说，谁也不会这样，你不养人家小孩子，将来老了谁管你？！
还有，老两口照顾四个孙娃，热天到河里洗澡，四个娃儿淹死了，全没了，老两口最后服毒死了。你说这社会，啥风气，到啥一步了？
现在的娃儿们也学坏了，精得不得了。科子家小孩儿老打游戏、上网，星期六、星期天在镇上租来动画片连续剧，在家能看一整天，连饭都不吃。奶奶说他，不听，告诉他爹妈，爹妈在电话里批评了儿子。你知道那娃儿有多坏，过几天，爹妈又打电话，他给爹妈告状，说奶奶不管他，出去“斗地主”，不给他做饭，还不给他钱。你看，孩子反过来告奶奶一状。奶奶气得在村里骂，说以后再也不管这小鳖娃儿。不是不管了，根本管不住。你说，六七十岁的老两口又当
爹，又当老师、校长，能当好吗？村里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没几个学习好的，在校不好好学，回家没人管，一放假就跑到爹妈打工的地方去，住到那儿，也是啥也不学，光看电视，爹妈光知道稀罕。
现在虽然出门打工致富，但是小孩教育成问题。农村的教育素质更低，年轻娃儿们都出门跑，不管自己娃们，爷奶只能管吃饱穿暖，不会教育，那数学题谁啥门儿①。
当芝婶说到自己五岁的孙子要“跳坑”的时候，我非常震惊。一个5岁的孩子，竟然以自杀的方式来拒绝心灵的疤痕被揭开，这里面该蕴藏多少痛苦呢？在这样一种矛盾、撕裂及缺失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怎么能健康、快乐、幸福呢？
芝婶提到“留守儿童”一词，我才知道，原来“留守”一词在乡村已经很流行、很普遍，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一个普通老人口中所使用的词语，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默认了这一历史存在和处境。芝婶始终一脸平静，甚至还带着一点嘲讽的意味，我问她有没有觉得心里难过。她说：“难过，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我反复启发父子分离、家庭割裂、情感伤害所带给孩子的那种痛苦和悲剧感（这一启发甚至有点卑鄙），芝婶总是重复一句话，那有啥门儿，大家都是这样子。很显然，芝婶没有这种体会，因为这种处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何来悲剧之感？所谓的悲剧与痛苦只是我们这些“参观者”和“访问者”的感受。面对这种已经成为日常状态的分离，他们又该怎么办？天天痛哭、难过？那生活，又该如何度过？
但是，当看到芝婶注视孙子的眼神时，那疼惜、怜爱的眼神，你又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芝婶绝不是没有意识，她只是把这种疼痛、这种伤感深深埋藏起来。她没有抱住孙子整天哭，也没有对哭泣的儿子过分表示安慰，因为在乡村生活中，她们必须用坚强来对抗软弱。 沿着公路建房，几乎是所有村庄的特点。他们似乎试图希望就此找到某种商机，但暂时还没有，因为从现实情况看，并没有几家在做生意。有乡亲在门口坐着乘凉，看见父亲，都热情地打招呼；看见我，却仍然是一幅陌生而警惕的样子，其实，这也是一种乡村的矜持。对于他们来说，我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在地头蹲着的是光武叔家的儿子，比我大十几岁，相貌没变，但身体却萎缩了很多，神情有些漠然，是最典型的农民形象。义衡哥、几个本家哥、嫂、婶娘在家门口打牌，看见父亲都站起来打招呼，他们的变化似乎很大，岁月在他们的灵魂上慢慢刻下痕迹，然而脸上却是年复一年的神情。从院子里出来，看见我们又迅速进去的是周家媳妇，白净圆肥。丈夫坐了几年牢，出狱没多久就病死了，都以为她会改嫁，结果她却一直守着。听父亲说去年招了一个女婿，仍然占着路边的宅基地，村里人也没话说，因为人家守寡那么些年。
五奶奶，有着爽朗的笑声、肥胖、慈祥、“地母”一般的五奶奶，我好多年没见她。前些年，她一直住在河边的一个茅草屋。我曾经去找过她，但河边有许多孤独的茅草屋，有许多孤独的老人身影，就是没有看到五奶奶。父亲说，五奶奶已经搬回来了，住在小儿子光亮家里，就是光亮的儿子在河里淹死了。当时，光亮两口子在外打工，五奶奶在家照顾孩子。
他们家的新房子盖在路边。还没有进院门，就听到五奶奶爽朗的笑声。看见我，五奶奶很吃惊，直感叹，爷呀，这是清吗（我的小名）？咋变成这样了？我看见五奶奶，也吃了一惊，原想着，她肯定是白发苍苍、衰老悲伤的样子，没想到，五奶奶很精神，和我记忆中的印象一模一样，神情开朗，只是个头似乎矮了很多。
整个院子是四方形，前院是三间平房，中间的算是大门，通向院子和后面的正屋，院子里面是石灰地和混砖地，左侧是厨房，右侧垒了一个猪圈和小鸡窝。后面正屋还是旧房子。五奶奶说后面本来也是要建新房的，但是光亮叔没有那么多钱，光是盖前面的平房就花了七八万，还借了三四万。五奶奶从厨房拿出两个大碗倒茶，还找出一个小盒子，倒出来一些茶叶碎末。这还是二十年前的习惯，那时候，村庄的人们去小店称茶叶都是只称碎末，因为这样的茶叶便宜。
五奶奶，六十七岁。头发全白，一丝一缕服帖在头上，脸上皮肤呈紫黑色，但是很光滑，映衬着白发，反而显得更年轻。声音很大，爱笑，幽默，特别擅长于自我解嘲。她是农村里能干、又明事理的老人。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七八岁的孙女儿坐在旁边，一刻也不闲着，嘴里还说着什么，好像要极力吸引人注意到她。五奶奶制止了几次，没什么效果，就任由她去了。
你大叔一家都在北京打工，你大叔和黑娃在一个工地上，你大婶在那儿闲着，黑娃就是你大叔的老大，你大叔的女子在广州打工。啥叫行啥叫不行，只是混个吃喝。你大婶血压高，干不了活，才四十几岁，就不干活，还是人家会享福。你说，成天坐着血压能不高？干干活不就不高了。
家里房子盖得可好，出门左边，那个两层楼，就是你大叔盖的，一年也不回来一次。说是奥运不让干活，想回来，回来干啥？三个人来回路费快千把块钱，得多长时间挣？
你光亭二叔没出门，在咱河东那边烧砖窑，给人家干活，算是有点收入，你光亭二婶也闲着，就在村里打个小牌，人家闲着，都享福。他们娃儿二十岁了，前两天刚从青岛回来。
你光亮叔在青岛韩国人开的一个首饰厂打工，主要是镀金镀银，都是假的，在这里镀完，再拿回韩国卖，有的也在中国卖，价钱翻倍。全是糊弄人哩。管得严，回家、请假都要扣钱。你光亮叔去年回来盖房子请两个月假，一年的奖金都没了。有没有危险？啥危险也没听说，都在那儿干，也没见出啥事儿。你说有粉尘、金属毒，谁证明？小柱到死也没说明是啥原因。你光亮叔也是小柱介绍去的，干了八年，一直在那个厂里，才去的时候，钱少，天数多了，工龄长了，一个月一两千。
你光亮叔大娃儿，就是淹死那个，死了两年，你丽婶儿也不怀孕，就在别人家抱了这个女子（五奶奶指了指旁边的小女孩），费事得很。等了这些年，大前年，才又生了个双胞胎，高兴是高兴，可咋养？他们俩上班顾不了小孩子，双胞胎中那个男娃儿自己养着，你丽婶儿现在在那儿闲着，专门照顾那个小鳖娃，那个小闺女她姨先养着，估计马上就不给养了，人家自己也要有孙子了。我身边这个女子户口上在她二伯那儿，又给双胞胎上户口，办那个准生证也花了两千块。
这闺女是在青岛要的（小女孩在旁边骂了一句：要你个头不要），全是罪孽哩，一点点长大，都是我养的。唉啊，可麻烦死了。把屎把尿的苦就不说，上学更麻烦。咱们村里的小学早就没有了，还在镇上上学，来回接送。原来你桂平姑家住在街上，晌午女娃儿在那儿吃饭。你姑现在出门打工了，只剩下她老公公老两口，人家老两口一天两顿饭，咱咋好意思去吃。这9月份开学，晌午也得我接送。街上车来来往往，也不安全，不像原先一样，自己跑回来。早晨、晌午、晚上都得接送，来回六趟，一趟都有二里地。人都够死了，受不了，接送完了回来还得做饭，做完饭吃完送走，回来还没歇一会儿，就又得去。
现在看着是上学不交学费了，实际事也多死了。说是不交学费，学校生着法儿也没少要钱。
五奶奶：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2）
中国在梁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调查 中国农民生存状况实录
字号
你说赡养费，啥赡养费，也没人去说，仨儿子，谁有了谁给一点。去年你光亮叔盖这房子，欠人家三四万。到今年一分钱都没给我，还替他养闺女，你找谁说去？都是你其他几个叔给一点。年下你姑给俩钱。你二叔给得多些，他就一个娃儿，也没啥负担。
一年说是不花钱，人情世故不说，春上，俺俩不美花了两百多块钱，身体一般也没事，说不美就不美了。我这个腿，老是麻、凉，六十七岁了，也不行了（小女孩在旁边跑来跳去，五奶奶有点受不了烦，嚷了她几句）。
你五爷到今年10月都死八年了，六十岁死的。喝酒胃喝坏了，胃都烂了。再说都不行，非喝。那时候，开菜园，去卖菜时喝，卖完了也喝，菜一下子全卖给人家也喝。为啥恁快死了，菜卖完了，不晌午，到茶馆喝茶，泡多浓的茶，茶叶都有半碗。出那个茶馆，走一路喝一路酒，在沿路代销点喝，那鳖娃儿散酒，都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净是把胃喝坏了。不是咋死恁快？发现两三月，就不行了。
就是在那个时间，你光亮叔们那个娃儿死了。死的时候，十一岁，要是活着，现在二十岁了。哎呀，那真算费手哩，猴头子日脑，管不住。娃儿死之后你丽婶儿回来也没找事，在外面人们也说过她，她知道她那娃儿费手，在家气得用三角带打，打的时候哭两腔，不打了又笑了。那天放学了，人家都回来了，他不回来。在哪儿呢？在张家顺着坑边走过来，找泥鳅、青蛙，就在坑边玩。
晚饭前，他跟清立的娃儿一块下河，我在屋里做饭。不一会儿，前面宝宝来说：“我哥掉河里没见了。”你二婶慌里慌张跑过来说：“离娃儿不远处还有人在挖沙，人家看见了。你二叔们、梁家人都已经去了。”我顺着砖瓦厂走下去，边走边哭，这咋给你丽婶儿交代呀，走的近路，全是斜坡、土坑，腿在野草棵里蹚过去，刺扎在身上一点都不知道疼，感觉浑身没一点劲，发软，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跑到河边，看见一群人在水里摸。后来，光秀用脚探住了，用劲挑起来，娃儿肚子里没一点水，脸上就沾一点黄泥，是在旋涡里激死了。我现在还记得他刚从河里捞出来的脸，煞白煞白，发青，眼闭着，可安静，好像在水里也没有挣过，肯定是一下子就死了。我一屁股坐在沙里，咋整也起不来。小鳖娃儿，说没就没了。抱着娃的身子，我哭啊，你说可咋办？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干啥？
从那以后，我就住到河里那个茅草庵里去了，累得很，心里难受，像空了一块，上不来气儿。我一天到晚地想，要是我早点做饭，他放学回来就能吃上，他就不会去河里了。怨我，非要在地里多干会儿活，结果耽误娃儿吃饭了。他是有些气我呢。小鳖娃儿，活着的时候费手，一天到晚不知道得打他几回，说他几回，不听话得很，真没了，又想得不行。那时候还不是怕你丽婶儿回来吵我，主要是没法给人家交代，孙儿给你了，你养的啥，人养没了。你光亮叔，别看他平时打那娃儿舍得下狠手，可稀罕得很。
说是挖沙引起的，也是，人们都挖细沙，沙底挖得很深，到处都是旋涡。这几年死了好多人。说是这样说，你找谁说理去？说了也没人管，谁能证明是人家挖出来的旋涡淹死你的娃儿？
你光亮叔还想着把小闺女抱回来让我养，我是不行，管不了了。才两周岁。光管这个大女子，我都累得浑身疼。根本不行。
家里一个个都是不省事。前几天黑娃突然回来了，说是看病。在外面打工，有病了都回来看，在北京，谁能看得起？就是晚上老出汗，小便勤，县里中医院说厉害得很，是淋病，还得手术。他一听，怕了。我也不知道他在那儿干啥了。后来，到你哥诊所，一看没事，输几瓶水好了。还是找自己人不表你。
五奶奶屋里人来人往，我们的谈话不断被打断。说到孙儿死的时候，五奶奶的神情变得有点飘忽，语气也开始低沉下去，她停顿了下来，似乎又想起当时的场景。我想象着五奶奶疯一样地往河里跑，她的腿发软，她浑身冒汗，她的手上、腿上都是刺，可还是跑不到，似乎永远也跑不过去。谁能知道，她有多恐惧、多害怕？她养了那么多年的孙子，可比养自己的儿子精心多了。她伶牙俐齿的儿媳妇，该会怎样数落她？她最宠爱的小儿子又该怎样伤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伤疤仍然没有愈合，唯有在这一点，五奶奶还不能用自嘲来使自己解脱。正在这时，隔壁的一个婶过来，说是丽婶儿的姨打来电话，要把光亮的小女儿送过来，人家马上要生孙子了，怕自己的儿媳妇不高兴。五奶奶听了，直叹气说，还是躲不过去，说是不给他养，可眼看他过不去，你能看着不管，好坏自己还能动弹。
顺着砖厂的路，我往河的方向慢慢走，这也是五奶奶当年往河边奔跑的路。这条路，她永远也走不完，那顿饭，她永远也没能做完，因为，她的孙子，那个十一岁的捣蛋大王再也不能捣蛋了。我忽然想起了童年时代的一首歌谣，我们经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唱：
小板凳歪歪，
我在地里割大麦。
刮个风，
好凉快，
下个雨，
跑回来，
奶奶，奶奶，门开开，
外头回来个小乖乖……老屋的门口，沿着昔日上学的老路，我又一次朝着梁庄小学走去。小学是围墙围起来的一个四方大院子，前面是操场，院子中间有一根旗杆，上小学时，我们每天早上都在院子里升旗，晚上再将旗降下来。院子后面那一排两层的红色砖楼房是学校的教学楼，上下各五间房。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早晨六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在黎明的晨曦中朝学校走去，开始一天的学校生活。我相信，大部分村民也是依着这铃声估算时间，安排一天的生活。
梁庄小学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院子里的空旷处早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旗杆只剩下一个水泥的底座，后面的楼房还矗立在那里。可能是听到我们说话，看门的兴哥从大门靠左的小院子里出来，一看到我们，他很高兴。他从里面把锁打开，一边嘟囔着说：“门可不敢开，常有牲口进来拱菜地。”
走近看才发现，教学楼其实已经破旧不堪了。教室的门几乎已经腐朽，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透过残缺的玻璃，可以看到教室里面更让人伤神的“风景”。楼下几间房间里堆着一些破旧的家具，床、沙发、木椅、小凳子、锅碗瓢盆，扔得到处都是，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这应该是老师的宿舍，也许想着还要回来，东西并没有收拾干净。房间里面还有一些残破的课桌椅，歪斜着倒在地面上。其中一间房屋里有一张床和一个煤炉，近期住过人的样子。兴哥说：“这是一个梁家婶子住的，和儿媳妇生气，没地方去，在这里住了半年。”
顺着已经没有扶栏的楼梯，我们上了二楼，一个个房间里面关着家兔、鸡等小家畜，这应该是兴哥养的，地上扔着啃烂的南瓜、脏的水盆、干草等。站在二楼的栏杆旁往村庄里面看，我发现学校居然是整个村庄里最高的地方，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村庄错落的房屋，能够看到黄昏里的炊烟。我想，当年学校选址的时候，也许就有统领村庄的意思吧。这所学校，经历过怎样的繁荣与兴盛，又是如何被抛出历史之外？我决定找当年曾在小学教书的万明哥谈谈。他是学校的元老，了解梁庄小学的全部历史。
梁万明，五十多岁，戴着一个老头帽，衣服仍是20世纪80年代的样式，灰蓝色，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了。天已经黑下来，万明嫂子打开灯，惨白色的灯光使得偌大的客厅显得更加阴冷。两岁左右的孙子门里门外地跑着，脸呈黑红色，似乎是在冬天冻肿了。女儿穿得相对时尚，一看就是长期在外打工。她一会儿去看看厨房，一会儿又坐下，有些害羞地不时望着我。毕竟曾经做过十几年的教师，万明哥说话咬文嚼字，非常慢，他有自己的看法，常常说出惊人之语。
咱们村那学校，当年发展可真不容易。1967年，刚开始是借个民房，开复式班，文教局派来的老师。梁庄有学校了。到第二年，生产队集体盖了两间土坯房，后来周祖太回来教学，加了一间，还有一个做饭的，就是祖太他妈。然后又在西边接了三间。一排房，梁庄小学的雏形完成了。“文革”的时候就一排房，我记得可清，大队部批斗你爹的时候就在那排房前面，领导训话，天天接最高指示，群众集会都在这儿。
我今年五十五岁，1978年我初中毕业，上了两年农业大学，就到学校教书。我去的时候学校已经有三排房，规模最大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有六七个公办老师，有两百多个学生。1981年我结婚，那时候国家开始补助，农村教育建房（校舍）补助，现在那座楼就是那年盖的。国家拨一点，村里筹一点儿，村民出资出人工。咱们梁庄小学是整个乡里第一个盖起来的，当时教育组还送个碑，上面写着：“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那时候全村建校可真是一条心，没有谁偷奸耍滑，在上学学文化这件事上，大家都不含糊。开春开始盖，家家都出工，天还冷得很，但都干得可得劲，大家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你们上学的时候是梁庄村最兴旺的时候。当时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百，那时候考试评比，吴镇中心小学第一，梁庄就是第二，光道、韩平战、韩立阁，老师有一二十个，哪个都是响当当的，在乡里都出名。
梁庄学风还是很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哪怕是个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把他叫到学校。咱们梁家来娃儿不上学，老师们到家里去叫几次。那时候咱们县是全国的状元县，高考全国第一。真是厉害。看看现在都成啥样了。
1992年我不教了，被清退了。那时候分计划内民办和计划外民办，说是给我补个指标，算计划内。谁知道教办室主任就是按送礼圈的，我被圈到外面了。1992年国家对民办老师收编，不再扩编了。我也没有机会了，只好不干了。
现在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了。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师了，学校也就散了。前几年，校长把旗杆都弄倒卖了，是个不锈钢的，估计能卖个一百多块钱。后来，校长干脆不来了，就你兴哥住在那儿看门。
学校倒闭从大道理上说是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综合造成的。真正来说，是村长、支书一伙儿把它弄倒了。上级派四个老师，老师来了，应该有补助，老师工资偏低，村里要给补助，再找一个做饭的，梁庄以前再穷，对老师的补助从来没有少过。现在，说是没这笔开支，村支书不给了。老师来干一年半年，都跑了。要是村里积极，去乡里交涉，到镇上说说，或者去教育局要老师，估计也行。老师嘛，到哪儿不是教书，咱梁庄也不是乡里最偏僻的地方。还有，就是说服家长让孩子回来上学，其实家长谁愿意让孩子跑恁远。村长根本不愿意操这心。当然，不去说有个好处，每年还有个教育统筹费，学校没有了，统筹费还有，钱就到他们自己口袋里了。
现在算算咱们村的学龄儿童，开个一二三年级，根本没问题。没人操这心。去年有村民把校舍承包了，养了一茬猪，白天在院里放着，晚上赶到教室里。不是那校门口墙上的标语咋变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这都是那坏娃们胡写的。后来，教育局说，不雅观，不让养了。
现在人们思想消极了，各吃各的，村里中青年都出去打工了，没有人管这些事了。学校旺的时候，咱们村里大学生是递增的，那时候梁庄多厉害，出了多少大学生。20世纪80年代，梁庄村的家长个个想让小孩上大学，梁庄上高等院校的人可不少。
现在小孩子上学，希望也不大。最近十来年，娃们明显对求学信心不足，这是国家大学生制度改革造成的，上大学光收费不分配，上完了也没地方去。原来小孩不去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几年大学至少得花四五万块，还不如去打工。就说考上学，也毕业了，谁还有十万块再去跑分配？
但是，说到底，家长还是有一种心思，只要小孩愿意上学，哪怕卖房卖血，总认为有文化有知识好，家长的第一愿望还是求知。你不敢想，算算现在的失学率比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要高得多。现代化是现代化了，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初中以后辍学率非常高，学生是百分百不想上，也上不进去，升学最大的障碍是网络游戏。家长在外打工，都是爷爷奶奶管，哪儿管得住？
唉，你说路过小学啥心情？心里都不美，就是没有小孩的单身汉看见心里都不美。再恢复恢复不了了，桌椅板凳被拿跑了，学校不像学校，家长也不会再愿意送回来了。现在，村里大人每天去镇上接送学生，人都快够死了，农民又不是上下班，正在锄地，锄扔了都得去接。梁庄估计有几十家子。六点起来做饭，七点多骑个三轮车或自行车送去上学，中午再接送，下午再接送。活都干不了。有钱人家送到封闭式学校。可那封闭学校是啥？我都打听过了，教学质量差得要不得，成绩都是瞎编的，到考试的时候，老师把题写到黑板上讲一遍，学生还不会做。
留守儿童的毛病在于隔代管教，溺爱多。随着生活的富有，孩儿父母都留有生活费，小花钱儿也把小学生的习惯弄坏。你义衡哥前几天回来了，专为儿子的事，儿子都上高中了，天天逃学，上网、打游戏，要么就是在家里看碟。爷爷奶奶气得浑身抖，他反过来骂爷爷奶奶。个个家里放有一二百张碟，大人要是不在家，小孩能看上一天碟。
即使是一个已经离职多年的小学民办老师，你也能感觉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最担心的不是小学本身的消亡，而是这个村庄文化氛围的消失，一种向上的精神的消失，虽然他并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也许村庄的真正破败并不在那些内部的废墟，而是这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觉到了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散。
我从来不知道梁庄小学有那样一个石碑，更不知道学校当初兴建时的盛况。重又回到学校，我让兴哥找找石碑在哪里。兴哥当即就说他知道。在猪槽的下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就是石碑。我们把上面的猪槽搬开，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一排竖体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下面的落款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想象着当年全村人在一块儿盖房的场景，人们都在说什么，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怎样的骄傲、怎样的希望，垒起那一砖一瓦？今天，这样集体的动力，这样一致的心态，还存在吗？
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人口减少、费用增多、家长嫌差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对于梁庄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人们心中。在许多时候，虽然它是无形的，但它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
如万明哥所讲，当初梁庄小学最兴旺时，全村村民都有一股子精神头儿，在地里干活心里也有劲，上学钟声一响，村民的一种敬仰、尊重之心油然而生。而现在，大家都各自奔自己的小日子去了。挣钱第一，虽然大人也为孩子的学习而生气、焦虑，但是，却不会产生根本的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没有昔日那种文化之乡的感觉。家长虽然还希望孩子上学，并且，人们出去打工除了想在家盖栋像样的房子之外，更主要的就是为了让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在经济观念、金钱意识的冲击下，在孩子缺失家长教育的情况下，孩子根本不愿意上学，就等着早早退学，然后出去打工。至于怎么打工，能打什么样的工，好像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更何况，现在上大学，并不能够保证将来就一定有出路。
光生叔的孩子秀清，考上了地区的大学，三本，学行政管理专业。大学四年，每年大概需要一万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光生叔和老婆，还有秀清的妹妹，一家人出去打工供他上学。但是，毕业之后，秀清却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考过几次公务员，都无疾而终。秀清，单薄的、戴着眼镜的、落落寡欢的秀清，在城里租房子住了几年，不愿意回村里。结果在今年，他也跟着村里的其他青年出去打工了。说起这件事，大家都摇头叹息，光生叔家现在还住着村里最破的房子，闺女也已经二十五岁，至今没说婆家。还有几个大专院校毕业的孩子，只有一个凭着自己的专业找到了工作，其他都只是在公司做低级员工。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农民？农民工？好像有点不太合适。说是城市工作人员？白领？又完全不对。他们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不愿意回农村，但城市又没有真正收容他们，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挣扎。
梁庄的初中适龄学生有极少数跟随父母在外地上学，父母给钱，在校吃住；还有一些住在老师办的学习班里，县城和镇上有许多这样的学习班，家长每学期交一千多块钱，除上课在学校外，孩子们吃住在老师家里或租的房子里，老师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辅导学生的学习。但是，这样的学习班效果并不好。我的外甥曾经住过这样的学习班，拿起课本问他问题，他全以“不知道”回答我。当问起哪家的孩子学习不错时，老人都是一声长叹，女孩子还算好，男孩子个个上网、打游戏、逃学，成绩从来都没有拿回来让家长看过。一般上到初二初三，就进城和父母一起打工了。
有三十几个小学生在镇上的小学里读书，学校没有食堂，中午短短的两个小时，家长还得去学校接回村里吃饭，吃完饭再回学校上课，晚上放学再回家。每天早晨六点多钟、正午十二点和下午四五点时，梁庄的一群老太太、老头就会骑着三轮车，急匆匆地往镇上小学赶。
更让人担忧的是，“读书无用论”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在我的少年时代，只有因为贫穷孩子才可能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让孩子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孩子上学的希望，在焦虑一阵之后，通常对孩子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也失去教学的动力。我有一个表嫂在学校教初中，当年她以教学有方而闻名全镇，家长千方百计地把孩子送到她的班里。现在，她却整天沉浸于打麻将的游戏中。她说，只有极少孩子是真正想上学的，逃学、旷课，都是家常便饭。老师也没有心思教学。很多家长也只是把学校当做临时托管所，孩子在学校待着，不到社会上惹事就行，等大一点，就出去打工了。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功利，孩子的无知、教师师德的下降，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也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邻村有人突发奇想，想租梁庄小学的地方办养猪场，没想到村支书也同意了。支书的意思是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创点收。于是，那人在学校院子里盖了几排猪圈，把一二层的空教室也作为猪圈。每天拉猪、放猪，来往的喧闹人声、猪的哼哼声、杀猪的嚎叫、赶猪的呵斥声，乱成一片。一时间，梁庄小学变得非常热闹。有好事者把学校大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中的“小学”抹掉，改为“猪场”，于是，梁庄小学大门口的标语变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黄昏中的梁庄是如此寂静。回首那已在薄暮中的学校，望着那八个朱红的大字，我有些走神。什么时候，“小学”沦为了“猪场”，育人变成了“养猪”？我可爱的家乡，我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难道只能在奔波中完成自己最初的教育？难道他们必须忍受与父母分离的痛苦，必须在爱的缺失中成长？难道他们命中注定只能成为漂泊在外的打工者？或者，如果一所小学的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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